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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新中国电影回顾之:大浪淘沙

2018-01-24 10:07:53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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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浪淘沙》是我最喜欢的新中国电影之一,也可以算是我的政治启蒙电影。

  自七十年代末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后,我就有点迷上了。但整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都没有再看过,直到新世纪初年,偶然淘到一张光碟,大喜过望,后来又看了很多次。

  

  为什么喜欢这部电影?主要是因为这部电影充满革命激情的特殊气质。

  《大浪淘沙》的故事跨越1925年至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第一次大革命,都发生在这个时期。

  大革命也被称为国民革命,非常微妙的有别于人民革命,主要因为是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国民革命的目标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到军阀,这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诉求,只有驱逐了帝国主义势力,消除了军阀割据的局面,才能形成国内统一的大市场,为民族资本预留发展空间。

  

  《大浪淘沙》的主角是四个山东青年学生,顾达明、靳恭绶、余宏奎和杨如宽。他们苦于在军阀统治下的黑暗中国没有出路,于是抱着追求真理的愿望踏上了前往济南的求学之路,为了相互照应,他们在船上义结金兰,誓言“今后定要情同手足,患难与共”。他们共同参加了1926年冬爆发的济南学生运动,后来又到了被北伐军占领的武昌,从此进入了大革命的洪流,经受了大浪淘沙般的洗礼。

  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大革命失败之后,顾达明、靳恭绶继续奋进,跟着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杨如宽意志消沉,脱离了革命队伍,回家乡当了一个小画家;余宏奎则叛变革命,成了国民党新军阀的鹰犬。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电影,主角通常都是工农兵,他们往往是不堪忍受剥削、压迫才走上革命道路,带有逼上梁山的味道。而《大浪淘沙》中的四个青年学生,则是主动思考时代和人生,自觉寻找光明,又恰逢风云激荡的大革命时代,所以就特别富有激情和感染力。

  

  在《大浪淘沙》中,当时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任教的共产党员赵锦章对靳恭绶的启蒙,特别令人印象深刻。

  靳恭绶考上一师之后,星期天在街上闲逛。看到乞丐和卖儿卖女的母亲,不禁恻隐之心大动,遂掏出为数不多的生活费一一施舍出去。这被赵锦章看在眼里,他把靳恭绶约到公园向他借钱:“我有一个妹妹,失学在家;我还有一个弟弟,失业了,生活很困难,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靳恭绶越听越气,蓦地站了起来,冷冷地说:“你在耍我!”

  赵锦章说:“不!我说的是事实,全国有四万万同胞,他们吃不饱,穿不暖,过着苦难的日子,你有多少钱?你能帮得了他们?”

  他们的对话到了这一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也就呼之欲出了。靳恭绶几乎是怀着一种久旱逢甘雨的心情,狂喜地接受赵锦章向他传授的革命理论,并成为四兄弟中最坚定的革命者。

  

  深深的佩服那一代的共产党人,他们能够用最深入浅出的方式,把复杂的革命道理讲的清清楚楚;也深深的佩服那一代的电影人,他们能够把这一切精彩地在银幕上再现出来。

  在《大浪淘沙》中,余宏奎的参加革命与叛变,也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余宏奎是“为了反抗父母包办婚姻,逃出封建家庭。”中途加入顾、靳、杨的。这说明他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追求个性解放,恋爱自由,有一点类似《青春之歌》的于永泽。如果他能够在革命队伍中坚持到解放,庶几应该成为李锐、杜导正【点击阅读】一类人物(当然资格要比他们老)。

  

  余宏奎在山东一师,和国民党员的教授薛建白关系密切。和赵锦章向靳恭绶、顾达明传授马列主义理论不同,薛建白向余宏奎传授的是“宁可闯过虎口成大器,绝不默默无闻混一生”的个人奋斗思想,反复提醒他的是“青年人最大的毛病是盲从,而感情冲动又是盲从的忠实伙伴”,等等。总之,希望他能够沉着冷静,心狠手辣,实现个人野心。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两个国民革命的目标,余宏奎是认同的(当然前提是风险不能太大),但等到大革命发展到两湖地区,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兴起之后,余宏奎就不能接受了。他认为“共产党在乡下搞的乱七八糟,简直糟透了。”

  而他的“二哥”、亲手把他救上船的靳恭绶,则认为“农民起来推翻欺压他们的土豪劣绅,好得很!”他们在武昌的小旅馆里激烈争论,加上余宏奎又嫉妒他心仪的女同学谢辉站在靳恭绶一边,于是大打出手,终于决裂。

  

  农民运动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在1927年,当北伐军打到长江流域,开始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发生激烈碰撞的时候,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确实成为真假革命的试金石!

  为什么呢?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加上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参与,并不足以推翻帝国主义。要打到帝国主义,就必须动员占中国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而要动员农民,就必须把他们从土豪劣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毛主席在他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言简意赅地写道:“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当时有人以农民运动“过火”、“恐怖”来指责农民运动,这实际上是要取消农民运动。农民几千年一直饱受剥削压迫,他们没有条件受到良好教育,也没有机会养成优雅风度,这又如何呢?这就能够证明农民运动不合理?这就应该取消农民的革命许可证?

  

  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毛主席才是真正理解革命的旷世伟人。“不优雅”的革命拯救了中国,使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压迫,获得自由、解放与发展,结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有条件、有可能优雅了——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争论一直延续到了当代。杨奎松的一系列所谓“党史研究”不是继续在做翻案文章,重弹“糟得很”的老调吗?

  

  在2009年为国庆六十周年献礼的电视连续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则把湖南农民运动庸俗化为“把地主财产分给农民,农民就能富起来吗?”然后借黄埔军校学员之口质问共产党员教官瞿恩。瞿恩竟不敢正面回答,只能王顾左右而言他。这也算是报了《大浪淘沙》的一箭之仇吧!

  正是因为工农大众是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所以知识分子就必须与工农相结合,否则将一事无成。1939年“五四”运动20周年前夕,作为五四运动中产生的最杰出人物的毛泽东,发表了题为《五四运动》的纪念文章,以一种“过来人”的透彻与仁厚,谆谆告诫正从四面八方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大浪淘沙》贯穿了这一主题,也很好地表现了这一主题。

  

  余宏奎叛变革命,除了无法接受农民运动,还有两个原因:

  一是汉口各界群众收回英租界。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外交斗争历史上的一大胜利,但余宏奎却被这种“过激”行为和此前英国军舰炮击万县吓破了胆。他酒后吐真言:“外国人不是好惹的”,“英国人的军舰上有大炮”。

  

  二是余宏奎看到了飞黄腾达的机会。他的“人生导师”薛建白攀上35军军长何健,做了何健的参议,余宏奎则想借薛建白的关系实现自己的野心:“我见到薛建白先生了,他现在是35军的大官了!”“在军部工作嘛,气派大,知道的事情也多,要钱嘛有钱,要前程嘛有前程。”

  阶级立场,加上个人野心,最终害了余宏奎。在发生在1927年5月21日的长沙马日事变中,他在薛建白的指使下,暗杀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长沙分校教官,也曾经是他启蒙者的赵锦章,这也决定了他必死的命运。

  在武汉郊外最后的决斗中,余宏奎被他结拜兄弟,“大哥”顾达明、“二哥”靳恭绶亲手处决,为赵教官报了仇。靳恭绶并为他总结道:“你们背叛国民革命,暗杀赵教官,你们走的是一条死路啊!”

  

  究竟是革命立场高于兄弟情义,还是兄弟情义高于革命立场?这本来是在革命实践和文艺作品中都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但在今天的影视作品中,兄弟情义忽然具有了至高无上的价值,当代主流文化的堕落,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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