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黎：柔弱与刚强——白马啸西风

　　柔弱与刚强

　　——读《白马啸西风》

　　人民研究生     安黎

　　白马，在古诗里本是“饰金羁”“从骊驹”“迎诗客”的高贵之物，在作品中却沦落到“西风”残照的地步，这难免唤起读者心中柔弱的感情，或哀婉或惆怅;而白马的行为—“啸”却颇有虎啸猿啼的刚强。白马啸西风，从字面上看，正是柔弱与刚强的完美结合。

　　一切作家，首先是他故土灵魂的歌唱者。正如鲁迅小说常常以绍兴为背景，老舍作品处处飄漫着北京味道，金庸的作品即使以大漠为场景，它的神韵，依然不乏江南柔性。白马李三，李文秀，马家骏，这些来自中原的人，他们的感情一个比一个细腻。通人性的天灵鸟，总在李文季伤心的时候唱出甜美凄婉的歌。当作者以浓墨描写这些江南的符号时，西北大漠，早已成了一个相对艰苦而又与世隔绝的江南了。而作者自己，一个多愁善感而颇有些儒雅的文士形象，也从幕后浮起了。

　　在这位文士的倾诉中，我们找到了坚硬的无奈：别人以为好的，你偏不喜欢，你真正喜欢的，可怎么也得不到。个人的主观意愿与客观现状相违，人生的悲剧便由此而生了。这样的悲剧是具有普遍感染力的，可是作者并味借此发挥，一味挖掘某些细腻的伤痛，他探索了一个关于道德选择的问题，从而直指人性深处的文化精神。

　　得不到喜欢的东西，你会怎么做?瓦耳拉齐选择了刚强的做法—毁了她。缺少牛羊，爱情便遭受亵渎;苦心教徒，反倒收获“白首相知犹按剑”的教训，瓦耳拉齐何尝不是可怜人。只是他以强硬报复强硬，反倒使生命愈显得柔弱了。善良仁慈的李文秀则不同，她的命运诚然也很悲苦，但她却细心体察别人的苦痛，得不到喜爱的东西，也愿意舍了性命保护自己的所爱，李文秀柔弱的身体上闪耀的正是一种刚强的儒家精神。

　　每个的心中，都有各种难以言说的苦痛，这苦痛诚然值得呻吟。但若将对自身苦痛的抱怨转化为对"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甚至“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追求，苦痛的意义便发生了变化。李文秀自己虽然沉浸在柔软的痛苦中，她的隐忍精神和对其它生命的关怀乃至牺牲，在无声无息中诠释了：宽恕与兼爱，这看似柔弱的行为乃是世间最伟大的刚强之举。

　　忍受柔弱的重担，而将刚强融入与生命相联的整体中，人与人之间应该如此，民族与民族之间亦应如此。

　　民族的存在是以差别和矛盾为前提的，但若只有差别和矛盾，民族终将不存。我们这些生活在东亚的人，与亚欧大陆內部的游牧民族，在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方面差异巨大，数千年来，打打杀杀，终于在交流与融合中成为一家人。可是，这个“一家”的概念，须由符号构筑情感维系。作者立足于他的时代，提出了关于维系“一家”的看法。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也承认哈萨克人与汉人思维方式的差异，比如苏普看见李文秀放掉天灵鸟，于是“紧紧抓住镯子，生怕李文秀又向他要还”。汉人所谓高于物质的仁义礼智，似乎是这些仓廪不实的少数民族所无法理解的，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作者以浓墨表达是这些："哈萨克的男性的粗犷豪迈，和汉族的女性的温柔仁善，相处得很是和谐”，“他们虽然不喜欢汉人，却也少不得，只好用牛羊来换他又香又烈的美酒，请了他去给牲口治病。”汉人与少数民族共同生活，认同和融合的过程便蕴含其中了。

　　普通民众的生活交流，时长而效微，并不能引起许多关注，但宏观的民族政策，却万不可采略。中国的民族政策，自古及今，千差万别，有唐太宗对待高昌国那样刚强的政策—以武力强迫别人学习中原书籍礼仪。对此，作者借李文秀之口传达了他的讽刺“别人硬要给你的，这算好得不得了，我不喜欢，终究是不喜欢。”

　　不禁想起孔子教导冉有的话“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孔子与唐太宗都认为中原的“文德”天下独一，殊不知哈萨克人亦有自己的《可兰经》和文明。实践证明，远人非但不来，连武力也无法让他们屈从于“文德”。

　　于是，作者设想了更加新颖的融合方式。李文秀通过自己的行动改变了苏鲁克如此顽固的仇汉观念。真诚地对待少数民族，儒家精神也能在潜移默化中深入人心;《可兰经》有云：“你们之中最善良，便是你们之中最尊贵的”。不同文化间相似或可以趋似的成分是文化认同的基础。

　　这认同与默化，较之于“硬要给你”，正是柔弱而刚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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