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哨：永恒的思念

　　在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母亲都很伟大。许许多多回忆母亲的文字，曾在我心中荡起无尽的涟漪，母亲的遗像就挂在我电脑的上方，为的是方便时时仰望。她那慈祥的目光和微笑的面容已经定格在那个黑色的像框中，永远深情地注视着我，凝固为永恒。然而，至今我还没有正式写过一篇回忆她的文章。这其中还有一个脆弱的理由：别人对母亲的回忆是墨水写岀来的，而我肯定得用泪水。趁着自己还思路清晰，就此提笔填补我心中的缺憾，也留给子孙后代瞻仰。

　　母亲是个政治底色很浓厚的人。即使在当下这个很讳言政治的社会，也断然绕不开这个话题。因为自从她被迫牵扯进这个话题，政治便毕生与她随影隨形。1946年，母亲27岁。父亲因参加共产党，领导土改，被地主还乡团杀害，尸骨无存。五个月后，母亲生下了我。正当她生我的时侯，刘邓大军就驻扎在北岭，准备解放安阳城。满街满院子住满了解放军。母亲从未见过那么纪律严明的军队:每天打扫院子，挑满水缸，看见我家屋门口挂着红布，知道有人坐月子，没有一个人大声喧哗，没有一个人上门借东西。这件事让母亲记了一辈子，也让她从这个平凡的视角认识了共产党的伟大。为了躲避还乡团的追杀，母亲挑着两个筐，一头装着姐姐，一头装着被褥和几个月的我，逃往县人民政府所在地——泉门。一路上母亲几次摔倒，把我姐弟抛到雪窝里，然后再从雪窝里把我们刨出来，拍掉身上的雪，再次装进筐里，继续艰难跋涉。在泉门住了一年，让她看到了希望的曙光。那时节，摆在母亲面前有两条路:改嫁或守寡。母亲毅然选择了后者，义无反顾地要为烈士继绝存亡。这种决绝的选择，背后有一种强大的信念支撑，就是对共产党领导革命事业的坚信不疑，这也是她活下去的信心。在她全部的生命历程中，只要谁说共产党、毛主席半个不好，她就跟人家黑脖子红脸辩论，甚至我因参加文革而坐牢，姐姐因参加文革撤职受处分，她都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念。她与我姐弟的心灵是息息相通的。由于她的坚持，我家六十余载始终挂着毛主席的像，即使毛主席被“三七开“后，那画像也仍然挂在墙上。在她看来，毛主席没有错，他是老百姓的救星。

　　母亲是个坚强的人。一个寡妇，在中国这个传统观念为主流的社会，要熬大两个孩子，谈何容易。但她从不在孩子面前掉眼泪。她不仅独撑稼穑，而且决计供我们读书，五岁便把我送进学堂，希望我姐弟长大成人报答人民的养育之恩。我常对子女说:我学习的动力来自于体量母亲的艰难，这是与生俱来动力和使命。政府对烈士家庭实行“代耕“制，但那只是春种秋收时节的帮扶，地里的细活儿还得自己干。譬如粪肥，还得自己积、自己运送。别人送粪肩挑车推，我家送粪全靠母亲揹，装一箩头粪用锨把扛到肩上，箩头压到背上。我村都是岗坡地，路途远，揹一箩头粪走三里地才能送到地头，遇到高点的岸边才能将箩头靠到岸头歇一歇，一个来回人就累得腰酸背疼，大汗淋漓，上气不接下气。又如烧煤，我家春夏秋三季靠拾柴烧火做饭，冬季烧煤靠母亲到煤窑揹。有一年初冬，母亲到岗子窑揹煤，装了50斤，揹到离家三里地的北坡上，再也挪不动脚步，将煤放地上歇歇脚吧，却再也扛不到肩上。夜幕笼罩着大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个女人在荒凉的山坡上，连一声虫鸣也听不到。那时侯坡上有狼，无名的恐惧从空旷与寂静中袭来。生性坚强的母亲，让生活之重压断了她那坚韧的感情锁链，悲痛冲决她生锈的心灵闸门，奔涌而出，独自坐地嚎淘大哭。她呼喊父亲的名字，她质问苍天，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回音。我姐弟二人久等母亲不归，便顺着山路去迎接母亲。当母亲听到我俩的呼喊声时，她的哭声却戛然而止。见到我俩，她只说些担心我们的话语，她不愿意让我俩分担星点的痛苦。我和姐将煤袋抬到母亲的肩上，才一步一挪回到家中。

　　母亲是个有骨气的人。她从来不为強势所屈服。1956年，县政府在全县统计烈士遗属优抚对象，让村里申报。支书想趁势夾带本家因私仇互害而亡的两户地主。母亲怒不可遏，誓不与其同伍，并说:如果将那两户地主也定为烈属，我宁愿不填表申报。那支书也太霸道，自此压下申报表，不予登计申报。母亲多次上县、区告状，带回了上级领导的催办信，却被村支书当面撕碎，抛到地上。母亲将碎纸片拾起包好，又一次上访。村支书在全县大会上被点名批评，才不得已免強办理。从此支书也与母亲结下仇冤。政府定向批下的烈属困难户救济款，他私赠亲友，在那个廉洁的时代，其胆量实属罕见。大跃进时，我家没有男劳力，村支书点名让我母亲上钢铁工地劳动。我姐上了初中，只有上小学的我留在家中，母亲不放心，找支书陈明困难。支书大发雷霆，声称要用绳子将她捆到工地。母亲拍案而起，大声抗争，要求支书夫人也上工地劳动。支书挾嫌报复的心机未能得逞。在日后的四清运动中，村支书被整下台，实为确当。母亲说:“他岳父是大地主，他儿媳家是地主还乡团，还有两个外甥由他作主与我村两户地主还乡团结亲。都说没有走资派，他就是我村地主还乡团的代理人!”

　　母亲是个宽宏大度的人，一生信守宽恕。村支书那样拿揑她，在我考上大学临行时，母亲让我到他家看望并道别。父亲牺牲后，伯父提出分家，因一块木板与母亲争吵，长期不说话。在我母子相依为命的困境中，伯父从未伸过援手。待我参加工作后，母亲劝我去看望伯父。伯父病重后，母亲多次买贵重药品去探视。伯父逝世后，母亲将伯父子女的家务、婚事全包了下来，帮他们成家立业，最后将老家的房产、家什全给了我叔伯兄妹，并时时接济钱物。

　　母亲是个知恩必报的人。我考上大学，乡亲们都看作是本村开天辟地的喜事。临行前，全村老少都送到村口，比送参军入伍的战士场面都壮观，花生、核桃、柿饼、毛票儿送了一大堆。这是多大的恩情啊!母亲站在人群中道谢，额上与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绽放岀灿烂的笑容。母亲常对我说:“到啥时候都不要忘记乡亲们的情谊。你读书都是老百姓用钱堆出来的，到啥时侯都要和穷苦百姓站到一条线上。”我参加工作后，她用我寄回的钱接济过许多乡亲。有一位街坊大伯身患严重胃溃疡，疼起来在床上翻滾。他曾经是我的业余珠算老师。母亲专门让姐给我写信，告我实情。我买了一大包维生素u寄回家，送给那位大伯。药未吃完，他的病居然痊愈。母亲不忘困境中接济过我们的姑姑。姑姑重病期间，她拖着重病的身子往返六七十里看望过十几次。

　　母亲将我姐弟俩视若自己的命根子。生活中她宁愿吃百倍的苦，也不愿让我们受半点委屈。为供我姐弟俩读书，她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纺花织布到深夜;她是村里针线活抜尖的，农闲时她走街串巷给人家做嫁妆，做送老衣裳;从上初中起，我离开家乡外岀求学，每当放学回家时间，母亲都几次到街口张望、等待;每次返校，母亲都数里相送，难舍难分。她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家庭的全部生活重担。家里偶而有点好吃的，总是留给我俩吃。我和姐过意不去，硬分点放到她嘴唇上，她都慌忙躲闪，犹遇蛇蝎。最难忘是她看我吃饭的神态。上初中后，每次返校前，她都要给我加一顿饭。其实午饭后才两小时，并不饿。我端起碗，她就立在旁边，两眼直瞪着我，那神情的专注就象等待一个婴儿降生。我咀嚼食物，她也努着嘴帮着使劲儿，我下嚥，她的喉头也蠕动。渐渐成为她习惯的这种动作，深深铭刻在我脑海中，一辈子不能忘记。

　　母亲终于被生活的重负压垮了，无奈的走了，默默的走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知道，曾经有这样一个女人来过。她没留下什么痕迹，却留下了儿孙享用不尽的精神遗产。她的人格和灵魂早已与我熔为一体，积淀为永恒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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