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白鹿原》太low，已经被时代所超越
曾被众多媒体誉为年度大戏的《白鹿原》，16日首播后即遭停播。
虽然事情有些诡异，不过就我个人来说，本来对这部剧也毫无期待，播也好，不播也好，意思都不大。
为什么呢?因为原著《白鹿原》本身也并非什么“史诗性”的作品，而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面对西方产生严重失败主义情绪的产物，是按照自由主义的“传统/现代”、“中国/西方”的叙事框架，对历史做了削足适履剪裁的作品。《白鹿原》这样的小说无助于读者正确认识中国近、现代史，读者也很难从中体会到令人振奋的民族精神，只能感受到灰暗、沮丧和挫败感。
陈忠实当时创作的时候可能意识到了这个缺陷，所以在其中增加了大量性描写，以此作为某种吸引读者的噱头。这些和性有关的章节，当时看起来十分夸张，今天读起来就非常无趣，而且在电视上也很难表现。失去了这些噱头，电视剧《白鹿原》就更没有什么值得期待的了。
当然，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反思文学”的通病，莫言、张贤亮、贾平凹等也都是这个路子，他们共同向西方展示了一个充满性压抑、不伦之恋和各种变态性行为的古老中国，这样的中国无疑需要西方文明的荡涤和拯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刚刚结束了一个漫长的革命/工业化时期，几代人流血牺牲以及高积累、低消费的艰苦奋斗，其实已经奠定了中国全面起飞的基础。但令人遗憾的是，当时中国主流知识精英没有达到这样的认识高度，他们被西方丰裕的消费社会吓得目瞪口呆，随即在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的失败主义情绪，不仅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搞错了，还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搞错了，走的最远的，甚至认为中国的文化乃至人种都不行。当时大多数人也没有想到，在解决了安全和工业化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并且打破了西方的封锁、围堵之后，提高消费水平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
知识分子震惊之余开始建立所谓新的历史叙述架构。“传统/现代”、“中国/西方”这样一种叙述框架出现了，其逻辑是：只有把中国描绘成传统的、前现代的，才能暗示西化，即现代化的正当性。
当然，还有更直接功利的考量：这样的写作、创作最容易在西方获奖，反过来可以奠定在中国的大师地位。张艺谋就是凭借改编莫言的《红高粱》获得1988年的第三十八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一直火到今天，莫言后来也得了诺贝尔奖。
《白鹿原》总的来说就是这种“主题先行”的作品。从思想水平的角度来看，《白鹿原》和《河殇》处于同一个档次。《河殇》是直抒胸臆的政论，直截了当的说中华文明不行了，全盘西化(当然没敢用这个词)才有出路;《白鹿原》则用文学的方式告诉读者，中国近代以来的所有革命，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包括土地改革，都是瞎耽误功夫，徒然造成了各种灾难和创伤，只有向西方学习才是人间正道。
当然，《白鹿原》也不是毫无贡献。叙事上的最大贡献是用横向的“家族斗争史”，取代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纵向的“阶级斗争史”。从此之后，这就成了讲述近代中国故事的主要方式。中国近代以来的大是大非问题，革命与反革命、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等等，在这种讲述方式中都消失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家族内部或两个家族之间的爱恨情仇，以及两个有世仇的家族之间，偏偏有两个青年男女相爱之类的小烦恼。更重要的是，中国近代以来所取得的历史进步，工人、农民阶级所获得的解放等，在这种讲述方式中都完全消失不见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变成了偷情、乱伦、仇杀以及毫无意义的动荡、混乱与“整人”的历史。
这样的讲述方式，当时觉得新鲜，但今天看来，由于不能解释中国革命对中国现代化的决定性作用，不能解释中国社会近百年来的巨大进步而显得捉襟见肘。《白鹿原》试图把中国革命、中国社会描绘成毫无希望的垃圾，但时代发展的太快，一不留神，《白鹿原》自身已成了垃圾。
不谈政治，单从文学的角度来说，真正传世的文学名著，都会努力挖掘本民族美好的东西，能够让读者的精神得到升华，产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自豪感。但《白鹿原》以及与之同时代齐名的一些“旷世名作”都不能让人看到任何光明和希望。现在是中国走向强盛的时代，80后90后的民族自信高涨，他们不会喜欢《白鹿原》的，《白鹿原》也不可能给他们带来有益的东西。
电视剧《白鹿原》应该是陈忠实这一代作家及其作品的挽歌，他们已经被时代所超越。新的时代需要新的作品，这是我们馨香祷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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