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看完了热播剧《狂飙》，感觉这部戏是对扫黑除恶常态化等政治宣言的文艺化表述。这种表述，比看文件要直观、深刻，更加容易理解，更加容易普及。这部戏，至少我感觉，对曾经被炒作的“企业家的市场主体地位”“能不立就不立、能不抓就不抓、能不判就不判”主流政治观点，是一次反击；对于“店小二”观念，也是一种反击。由中央电视台播出这部政治味道很强的戏，是很恰当的。
正如主创者徐纪周所说：不是单纯的警匪故事，而是从中勾勒时代。以前有很多部警匪故事剧，但是，仅仅是警匪故事，没有从经济体制变化的角度刻画警匪故事发生的根源，失之于肤浅。这部电影剧描述了自2000年前后，工人下岗失业，到2020年前后“扫黑除恶常态化”的社会历史演变，比较深刻地揭示了黑恶势力产生、发展、壮大的经济根源。
我感觉，中国出现黑社会，是中国公有制经济在农村和城镇集体经济组织瓦解的必然结果。公有制工厂、人民公社，不光是个经济组织，而且也是政权组织。这个组织内的工人、农民，有政治保障、经济保障、文化保障，医疗、教育、生活、养老等等生活问题，均不成问题。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各类组织所管理的人群，因为有公有制的保障，所以，也容易管理，不会产生大规模的、全面的、激烈的、社会性的矛盾。即使偶尔发生个体之间较激烈的矛盾，鉴于所有人的生活均要依靠党领导下的集体组织，党的各级各类组织也有足够的威望和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手段，来化解、处置这些矛盾。
公有制的瓦解，其实是切断了大多数工人、农民甚至是体制内的官员与政权、党组织的关系，工人农民甚至是体制内的官僚在丧失了集体的政治、经济、文化保障后，必须构建新的权力体系，来维护自己的生存、维护自己的利益。黑社会的那些成员，还有腐败官僚，其实就是在旧的权力体系瓦解，其生存遇到危机时，而不得不建立新的权力体系，以维护自己生存的必然表现。这个新的权力体系，体现在普通下岗工人和农民那里，就是“黑”社会，体现在组织体系内，就是腐败和利益勾结。作为下层工农组织的“黑”社会，时而和政权内部的官僚保持着密切的依附关系，时而又和官僚体系有尖锐的矛盾。具体是相互依附还是互相残杀，完全取决于各自的利益得失。如果依附能够确保自己的利益，那就相互依附；如果消灭对方才能够确保自己的利益，那就反击、消灭对方，不择手段。这样，官僚体系和“黑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既相互利用、又极不信任、随时可能发生激烈冲突的复杂关系。同样地，不同“黑社会”组织之间、不同官僚集团之间，也因为利益争夺，既斗争、又勾结，其相处之间充满尔虞我诈、阳奉阴违、刀光剑影、你死我活、不惜代价。官僚之间、黑社会之间、官僚和黑社会之间，基本上完全是这种关系。
同时，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在丧失了公有制之后，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政权，虽然也卸下了保障工人农民生活的政治、经济“负担”，但同时也丧失了在人民群众中间的威望和处置复杂矛盾的诸多行之有效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手段。“临渴拙井”，法治，便被临时用于调解和处置这复杂的矛盾。
显然，这部电视片也揭示了，一定程度上，光靠法制，其实并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复杂的矛盾。二十多年来，许多坚定的警察、体制内正直党员领导，都从法制的角度进行了努力，付出了沉重代价。但是，除了被相互勾结的腐败官员、黑社会消灭，或者被残酷现实逼成“老油条”之外，他们并没有收到期望的效果。
“解零还须系铃人”，产生于所有制关系颠覆的复杂矛盾，恐怕还要从所有制关系角度着手解决。
中国历史上，依靠严型峻法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朝代，也有。明太祖洪武年间的法制，据说刑罚最为严酷。但是，依然没有阻挡权力体系的腐败，甚至也没有消灭黑社会。等明太祖去世后，明朝的法制体系，也基本上瓦解了。政权体系内，仍然是腐败横行。
这部电视剧在反映各黑社会组织、体制内不同官僚集团的内部和之间的矛盾斗争上，着墨很多，故事设计也很合理，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增加了观赏性，这是一部优秀的、为群众所接受的电视剧必不可少的一个特点。但是，对于普通观众来说，这种曲折、复杂的剧情，也会冲击影片所要揭露的社会矛盾关系产生的根源，让观众在记住曲折复杂情节的同时，淡忘了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源及应该采取的正确的、根除问题的办法。
如何弥补这种缺憾？通常的解决办法，就是由主要人物，在篇末讲一段话，来解决问题产生的根源，指出解决的办法。比如，老电影中通常说“阶级斗争更加复杂，需要我们高度警觉”之类，叫作“篇末点题”。这部电视剧，以把京海市全部的黑社会组织均破获、政法系统的腐败分子全部被清理为结尾，这样的结尾，当然很好地扣住了“扫黑除恶常态化”这个主题。但是，既然整部戏已经揭露了所有制变动是黑社会和官僚腐败的根源，但是，却又只给出了“扫黑除恶常态化”这么个从法制角度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和其揭露的问题产生的根源没有协调上。
我感觉，如果让主人公安欣或者被从市委书记位置上撤职、以一级主任科员退休的孟德海出来说几句话，指出黑社会产生及自己犯错的所有制根源，或者更好。另外，作为第一反面人物的高启强，就其人生来说，其实是个悲剧，他是个“可怜虫”。如果公有制经济还在，他或许是工厂里的一个优秀工人，他并不必然成为黑社会主要成员，其亲弟弟也不必然走上贩毒道路并死于非命。那么，作为生产关系变化、公有制社会保障体系瓦解的受害者，他的黑社会化的目的，其实和他做鱼贩子的目的，是完全相同的：生存。为了生存，他当了鱼贩子；为了能够长期稳定地当鱼贩子，他乞求黑社会。但这些都不能保证他的生存，他又借着和象征政治权力的安欣关系，抛弃了并不能保证其生存的鱼贩子生意，变成了黑社会；再然后，同样是为了生存，他一步步变成了京海市最大的黑社会头头。人要生存，这有错吗？既然政权——包括正义的安欣警官——不能为其提供生存空间，那么，为了生存，他做什么都有合理性了。
安欣警官一如既往地当遵纪守法的正义警察，他基本并不存在生存问题。但，其他同样优秀的警察，当遇到生存问题时，也会选择，有的会向腐败官僚和黑社会靠拢，有的会采取非常的办法。当安欣遇到生存问题时，他有些特别，他并没有向腐败官僚和黑社会靠拢，他也有逃避的方式：变成了老油条，他很孤立——其实也是一种腐败（通常称为不作为）。我觉得，现实中如安欣这样的警察，是很少的。
那么，当高启强在蝗到死刑的判决时，他应该对自己走过的路有一段痛苦地回顾总结，这个结论，就是公有制体系瓦解，必然让每个人的生存都成为一个问题。这时，每个社会成员——包括体制内的官员和体制外的工人农民——都有迫切的需求去建立或寻求新的权力关系，以解决生存问题。市长赵立冬、黑社会头头高启强，分别是体制内官员、体制外失业工人的行为轨迹的代表，是他们的犯罪行为，是整个社会两类不同人的人生缩影。
我相信，安欣也应该有这种心理自述。
公有制生产关系瓦解，既是黑社会产生的根源，也是腐败产生的根源。那么，解决腐败问题和解决黑社会问题的思路，应该完全是相同的：从所有制上寻找，不能光从法制上寻找。仅仅凭借“扫黑除恶常态化”，会不会只治标不治本？
这部电视剧虽然没有直接点出这个问题，但我能理解，但愿是时机不成熟。
【文/吴铭，红歌会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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