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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德文:“狂飙”年代的黑社会进化史

2023-02-06 11:04:35  来源: 南风窗   作者:吕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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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社会是一面镜子。正常社会是什么样子,黑社会就会呈现出相应的模样。

  熟悉、研究1990年代的人们,很容易在人生经验当中找到高启强等一批鲜明形象的原型。

  《狂飙》讲述的是2000年以来20年的黑社会进化史。作为“前史”,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形态,开启了21世纪初期的狂飙故事。

  “90年代”其实是一个极其标签化的时代,社会有活力,却又极为混乱。在城市,国企改革在释放市场活力的同时,却也衍生下岗等问题,催生了“旧厂街”这一社会意象。

  住在旧厂街的高启强

  在旧厂街,原属于同一单位,共同享受体制庇护的工厂弟子,分化为两个决然相对的群体。一部分“子弟”成了社会底层,在基层市场中刨食。年轻时的高启强便是这一群体的代表。他只想守住自己的鱼摊,有个小生意做,自食其力供弟弟妹妹上学。

  一部分“子弟”则成为改革的受益者,摇身一变成了企业家。他们“安置”了不少下岗工人,掌握着很多底层群体的活路。高启强面对市场管理员唐小龙、唐小虎兄弟们的敲诈勒索,不惜忍气吞声,源于农贸市场给的“活路”实在是太重要了。

  在90年代,市场经济在打开底层群体寻找活路大门的同时,也意味着它背后的一套规则,如竞争、弱肉强食,乃至于赤裸裸的等级秩序,嵌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我们承认或不承认,改革开放以后的黑社会其实是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来的。

  有一段时间,经济学界曾探讨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强调要规范政府的有形之手。但从实践中看,市场经济的野蛮,其实也包括市场主体之间的无底线竞争,黑社会野蛮的市场竞争。

  笔者在90年代中期上中学时,小镇上的厌学学生、不良青少年和社会闲散人员结成了团伙,社会秩序混乱,学校也很乱。我在初一的时候得罪了邻班一位同学,这位同学和校外的团伙组织有联系,一个号称“金刚队”的团伙头目,一只手残疾,人也不高大,但非常凶狠,气势汹汹地跑到我班上想找我麻烦,结果被我的班主任挡住了。但那家伙一只手揪着我老师衣领的情景,至今让我印象深刻。

  在《狂飙》中,徐江团伙具有典型意义。作为一个具有黑社会背景的企业家,或者说作为一个披着企业家外衣的黑社会,他还保留了太多的90年代色彩——野蛮、张扬,既无视作为监管者的政府,又无视既成秩序的代表泰叔,在市场竞争中,不择手段,主动触碰底线。

  某种意义上,90年代是一个粗糙的时代。在城市,下岗工人、上访、流动人口、社会治安问题层出不穷;在农村,农民负担重、干群关系紧张、基层政权膨胀等塑造了“三农”危机。这也就使得,基层治理变得极其艰难,大量依赖于非正式的,甚至是暴力的手段。

  同样,彼时的黑社会都极为粗糙。它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也有野蛮粗暴的一面。其理想主义在于,很多团伙其实是底层奋斗的结果,团伙成员之间讲究道义,这也是当年香港古惑仔电影所彰显的精神。其野蛮粗暴在于,那时的团伙对暴力还极端崇拜,有些成员纯粹是为了争勇斗狠而加入团伙。

  90年代粗陋的黑社会,算是时代的惊鸿一瞥。但它的精神,还在21世纪延续。

  《狂飙》这部剧,其实呈现了两种具有普遍性的黑社会类型。

  一是莽村。莽村的村主任李有田是一个村霸,他把持了基层组织,有正式权威,但其真正的权力来自于他在莽村这个血缘和地缘共同体中,获得了非正式权威。并且,他儿子的斗勇斗狠,又进一步强化了其权力。可以说,他就是莽村,莽村就是他,乃至于,在莽村开发过程中,他竟然可以和区委书记讨价还价。

  莽村团伙可能是历史最为悠久的黑社会组织。在乱世中,一个依靠血缘和地缘关系团结起来的村庄共同体,既可以是封建堡垒和土匪窝,也可以是一个礼治秩序下的世外桃源。所谓的士绅,可以是文明绅士,也可以是土豪劣绅,就看这个集团是为一己之私还是为了公共利益。李有田对莽村项目的开发,完全是假借民意为己谋私利,但他的确在为自己牟利的同时让部分村民获得更多利益,这也是村民愿意服从他的根本原因。

  进入21世纪以后,莽村这种极具封建色彩的团伙组织还能死灰复燃,源自于城市开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从组织特点上说,黑社会其实就是一个“有活力的社团组织”。城市开发会产生巨额利益,农民如何和高度组织的企业竞争?当然是得团结起来。但从笔者的调研经验看,绝大多数村庄在城市开发中,都很容易被其他利益主体分裂,被少数“钉子户”拖累,而恰恰是那种黑白通吃的“村霸”,反而容易将农民组织起来。

  在这个意义上,莽村团伙虽然落后,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却有其存在的理由。

  二是建工集团。建工集团已经是一个股份制企业,其业务主要涉及房地产和市政工程,组织架构上已经完全科层化了。剧中一直将泰叔当作“教父”角色来打造,但客观而言,泰叔的主要角色是董事长,他不愿触碰黑色产业,也不主张采用暴力手段,甚至还一度重用程程这个职业经理人,希望企业实现现代转型。

  但建工集团还保留了部分宗法制特点。泰叔没有儿女,就认干儿子、干女儿,并将他们当作企业的骨干。这个和传统帮会,如耳熟能详的上海滩的青帮类似。只不过,青帮没有现代企业的壳。实际上,比较接近建工集团的企业组织,是德云社等演艺企业。这些演艺企业,本质上是一个现代企业,师徒之间本质上也是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关系。

  从组织管理上说,通过拟血缘关系解决上下级之间的信任问题,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运用得当,当然有利于企业的扁平化管理,也可以增强企业活力;但运用不当,往往是组织危机的总爆发。德云社出过几起师徒反目的事,这和高启强与泰叔反目,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总体上,德云社的事件中,师傅赢了;但在建工集团,干爹输了。

  某种意义上,建工集团,或者说真正实现转型(或者说“洗白”)之后的建工集团,是所有黑社会组织不屑努力的方向。事实上,那些持续时间长、分布范围广的黑社会组织,都是因为采用了现代企业形式。

  这倒不一定说现代企业形式就一定比较有活力和效率,而仅仅在于,科层制是防范组织风险的最合适的制度选择。在传统的团伙组织中,夫妻反目、兄弟成仇,是不可避免的,很多团伙遭遇危机,并不是源自于外部压力,而是内部分裂。但企业化的黑社会组织,一般都有比较明确的职责边界和权利义务关系,虽然会影响运作效率,但稳定。

  说到底,黑社会的首要目标是活下去,而不是别的。

  “旧厂街”很可能是具有时代特色的团伙形式——哪怕是高启强后来夺取了建工集团的权,有了现代企业的形式,且还改造成了强盛集团,但以他为核心的团伙组织,始终还是没有摆脱“旧厂街”的色彩。

  它综合的元素非常多,比如有传统血缘地缘认同,遵从行规,也讲究兄弟义气,甚至也有现代的市场运作方式。但它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始终保留了一点“温情”。

  “旧厂街”其实是单位制和街居制共同塑造的一种社会形态,它所孕育出的黑社会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这种制度色彩。

  高启强、高启盛、唐小龙、唐小虎、老默,都是旧厂街最后一代国企“子弟”。他们的人生经历几乎一致,出生时都还受惠于单位制,童年时都遭遇国企改制和家庭变故。他们也有相似的人格特征,一开始都有老实本分走正道的正统意识,对街坊领居都还留存念想,念旧、懂得报恩。但正如高启强所说,一步错,步步错。他们走上歪道,是在那个上升通道极其有限的环境里,好不容易抓住了机会,实在难以割舍。

  某种程度上,高启强“软肋”太多,其实是不适合走上黑社会道路的。《狂飙》里的大嫂很让人惊艳,是因为大嫂代表牵绊。高启强老谋深算,也心狠手辣,但一开始走上歪道是为了弟弟妹妹,越陷越深也是深受弟弟连累,最后无法自拔,还是受妻儿的影响。高启强如此,旧厂街的其他子弟其实也是如此。这就是一代人的生存环境和时代际遇导致的结果。

  我调查过几个类似“旧厂街”的团伙组织,他们在外面再怎么争勇斗狠,对街坊领居却是保护有加。其中有一个团伙,主要业务其实就是一个刑满释放人员将街坊闲散人员组织起来,向沿街摆摊的外来小贩收保护费,但他们却对本村村民摆摊不收费,且还把最好的位置留给他们。

  向小贩收保护费,业务并不复杂,也不需要多大的组织力,简单的组织就可以实现。因此,这个团伙其实没有多大的牵绊。2018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启动后,团伙很快就中断了保护费业务,但仍在街上宣示“主权”,2019年经过形势判断,连上街巡查都不去了。

  一般的黑社会团伙都有保护伞,团伙越有活力,保护伞就越大。

  在实际生活中,保护伞做得最多的可能不是在团伙出现危机的时候,帮忙去化解危机,也不是采用非法的手段,去为黑社会团伙谋取利益,而是“指导”黑社会团伙的生存。这包括,团伙活动的界限在哪里,如何规避风险,以及尽可能地将灰色利益“洗白”。

  在《狂飙》中,无论是建工集团,还是强盛集团,都以房地产和建筑工程为主业。黑社会团伙去承建工程,开发房地产,不仅仅是因为这个行业有暴利,更是因为这个行业符合黑社会的生存法则。

  一个完全“规范”的房地产企业,很难去应对基层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争夺,如“钉子户”坚持不拆,小团伙阻扰施工,有些基层小贪官非要制造麻烦,这些矛盾按照“规范”不是解决不了,而是实在太耗时耗力,得不偿失。相反,如果有一个有地方背景的企业合作,这些企业很是了解基层的矛盾点,也有的是非正规的办法,就会方便很多。

  笔者在某城郊村调查时,有个在当地长期经营的房地产企业,已经驻扎了十年之久。该村早就列入了开发规划,但因政策变动,迟迟不得开始。该企业为了获得先机,就提前组建了一个项目组,驻扎在该村,帮村民交社保,甚至连村委会的开支也由公司承担。

  可以这么说,项目组对村庄每家每户的了解,甚至超过普通村干部。而到时一旦启动开发,哪怕其它企业中标,怕也是绕不开这个先期入驻的开发商。

  强盛集团不仅搞房地产开发,还染指黄和赌,以及高利贷,这可能和强盛集团选择的“靠山”不太牢靠,“指导”无方有关系。在莽村项目中,强盛集团的支持者是区委书记孟德海。而孟德海仅仅是从工作角度出发,觉得强盛集团“合适”,他并没有特别“保护”强盛集团。

  赵立冬具备保护伞的特质,但他与其说是保护伞,还不如说他自己就是黑恶势力——一个厅级干部,竟然为了自己的安全还指示他人去杀人。遇到他这样的保护伞,黑社会组织也倒霉。连高启强这样的人,也受不了他。

  高启强的悲剧,当然首先要归于他自己的错误,但他确实也有身不由己的地方。比如,组织大了,仅仅依靠传统意义上的信任关系,就解决不了管理和监控问题,他的弟弟涉毒,他知道这不能碰,但也无法控制。

  还有,他最信任的旧厂街兄弟,虽对他忠诚,却也各有打算,由此闯了不少祸,他也无可奈何。再加上,他并没有真正过硬的靠山,他的靠山不是帮他的企业发展,指导其企业转型,而是不断给他增加麻烦,让组织越来越黑。

  在实践中,自2018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很多黑社会组织要么被打掉了,要么就彻底转型,要么干脆解散了,绝对等不到2021年政法干部教育整顿来打击。并且,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进行过程中,就同时进行了“打伞破网”工作。

  笔者调研的西部某市,几个专案,就把几个县的公安局长给打进去了,也打击了一大批腐败干部。而强盛集团却还在这个节骨眼上,代替泰叔和建工集团,想让地下世界继续泛滥,保护伞还继续保护,这是在逆流而动。

  黑社会组织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就只有覆灭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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