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巨献 毛泽东大传 第四卷 风流人物 第32章

　　第32章

　　“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

　　话说1938年6月11日，晋西北120师抽调第715团、独立第4支队和骑兵营一部编成大青山支队，由李井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于9月间进人绥远(今内蒙古)大青山地区，开辟了绥南、绥西和绥中区。

　　6月15日，毛泽东复电给在武汉的周恩来等人。

　　此前，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说：日军主力进攻陇海、津浦，山西、平汉及津浦北段较为空虚，提议应抓紧有利时机扩大我军我党的政治影响，鼓励和坚定友军的抗战决心。周恩来在此电中婉转地提出了要八路军配合武汉会战的问题。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周电提议是正确的。”“我上月26日电已大略指出，敌之主要进攻方向在武汉，对华北、西北均暂时无法多顾及，给我们以放手发展游击战争并争取部分运动战的机会。目前为配合中央作战，为缩小华北敌之占领地，为发展并巩固华北根据地，都有大举袭敌之必要。”

　　就在6月15日这一天，王明等人在武汉发表长篇文章，主张与日军大战，以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的精神保卫武汉，片面强调保卫武汉的重大影响。与王明等人相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6月中旬制定的保卫武汉的作战方针是，要点不在于死守武汉，而在于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

　　6月27日，毛泽东第9次来到陕北公学讲学，专门将《论持久战》著作中的基本观点向学生们作了介绍。他还讲到了保卫武汉的问题。

　　初夏的一个夜晚，毛泽东参加了边区印刷厂工人文艺小组发起组织的文艺晚会。柯仲平在晚会上朗诵他创作于5月的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博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他朗诵了一半，感到下面还有很长，怕耽搁毛泽东的时间，就停下来问道：

　　“还要不要念?”

　　毛泽东听得正高兴，兴致勃勃地说：

　　“把它朗诵完吧!”

　　柯仲平又挥舞着手臂，大声朗诵起来。待柯仲平朗诵完了，毛泽东走到台边，与他亲切握手，赞扬他把工农兵大众作了诗的主人，赞扬他为民歌的吸收融化和形成诗的大众化风格所作的辛勤努力。

　　晚会结束后，毛泽东把柯仲平的诗稿带回去审阅，在个别地方作了修改，还写出了一个批语：“此诗很好，赶快发表。”

　　不久，中共中央理论刊物《解放》周刊便破例在第41期、第42期上连载了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

　　1938年7月1日，毛泽东撰写的《论持久战》在延安《解放》周刊第43期、44期(合刊)正式刊出。随后，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单行本，封面上有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书名和署名;扉页上有毛泽东的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此后，各抗日根据地印发了单行本。1938年7月25日，汉口新华日报馆出版了单行本，重庆、桂林、西安等地的新华日报馆也相继出版了铅印订正本，《论持久战》在国统区正式发行。

　　7月上旬，就在《解放》周刊刊登《论持久战》之后，中央致电长江局，让其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尽快刊登《论持久战》，王明却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中央又致电长江局，让其分期刊登，王明仍不予理睬。他反对毛泽东对抗日战争3阶段的科学分析。在这年夏天的一首诗中，他是这样写的：“四亿弗凭斗志衰，空谈持久力何来?一心坐待日苏战，阶段三分只遁牌。”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的心态。在晚年的回忆录中，王明也表露了他的心迹：“在延安发表该文后，毛泽东又将此文送往武汉，要求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该报编辑部在我的指导下进行工作)。我和秦邦宪(博古)、项英、凯丰及其他同志一致反对这篇文章，因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国的国际主义义务相矛盾。我的政策是，中国人民应当积极同日本侵略者作战，这一方面是为了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则借以阻止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反苏战争，所以，我们决定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一文。”

　　7月3日，中共中央接到八路军总部参谋长滕代远转来的彭雪枫、朱理治发自6月9日的报告。彭雪枫、朱理治在报告电文中写道：

　　“统战工作在豫省开展，程潜、李世璋、戴民权、孙殿英、何基沣及各区行政专员，均与我有联系。豫西之别廷芳在南阳、镇平、内乡、淅川(为我于陇海路断后入陕大道)有武装近10万，已派代表与之见面，别表示只有共产党不逃，将来只有共产党天下。”

　　毛泽东阅罢报告，即以他和张闻天(化名洛甫)、刘少奇(化名胡服)的名义，复电给彭雪枫、朱理治，全文如下：

　　雪枫、理治：

　　来电已收到。你们对游击战争的布置一般同意，但游击战争的发动一般不应过早，须在敌人后方比较空虚的地方发动。对于伏牛山脉须即去建立党与群众工作基础，干部准备在这期抗大毕业生中派400人到河南及安徽北部，惟有游击经验的干部甚少，现正物色中，可派数人来。苏鲁边区郭子化已与山东省委郭洪涛接上头。洪涛现在蒙山建立根据地。以后请将河南游击战争发展情况随时电告。

　　毛 洛 胡

　　7月4日，彭雪枫立即致电毛泽东，报告豫东及南阳的军事情况。他在电文中写道：

　　毛主席：

　　1、河南自开封失守之后，各县难民之较先进者，纷纷前来联络以图揭竿而起，甚至团、旅、师长，及今在乡村间之军人，亦前来求得联系，要求指导者甚多。2、宛西之别廷芳在镇平、内乡、淅川，为我陇海路断后入陕之大道，握有极大兵力，单武装即有8万之多。目前曾派人赴内乡与之联络，别认为：(1)、敌人一到，只有共产党不走。(2)、将来为我党天下。对保卫家乡及前途发展，愿与我们切取联络。又豫东之西华民众运动，做得极好，男女老幼均有组织，一声呼唤，即可集合武装力量之脱离生产者约计7000人，枪支弹药齐全，并在我党绝对领导控制之下。又如遂平三区一个学校武装数百人，均在我党领导之下;舞阳县青年救国会约3000人，南召武装3000人，杞县1000人，均在我党领导之下。另外各县之零碎武装以统一战线关系及同情于我之武装力量，均不在内。3、形势现已好转，惟所缺者军事政治干部，各地前来要干部者日内数起，无法应付。根据晋冀经验，各地武装之发展壮大为我党干部领导之力。我党对中原前途应加以重视，必须派来大批有经验之团营连各级军事政治干部，方能应付目前局面。4、抗大学生毕业来时，请另送一个保卫局干部，即来工作为要。

　　彭雪枫

　　7月4日这一天，柯仲平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筹建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正式成立。民众剧团是在延安师范学校“乡土剧团”和延安“群众业余剧团”基础上，经过调整、充实组建起来的，由柯仲平任团长，刘克礼任副团长，张季纯、马健翎任剧务主任，隶属于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剧团的团旗上绣着8个大字：“大众艺术野战兵团”。剧团团歌的歌词中有这样两句话：

　　“你们从哪搭来?从老百姓中来。你们又往哪搭去?到老百姓中去。”

　　剧团演出舞台两边的对联是：

　　中国气派，民族形式，工农大众，喜闻乐见;

　　明白世理，尽情尽理，有说有笑，红火热闹。

　　横批是：“团结抗战”

　　这个剧团仅仅是靠着几十元钱起家的。剧团成立后，没有汽灯、幕布，甚至没有必不可少的舞台道具。柯仲平为筹措经费，四处奔波。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纷纷相助，毛泽东拿出300元，买了毛驴、汽灯等;周恩来、博古从蒋管区回来，每人给剧团50元法币;陈云送了一台小电动机;贺龙从晋西北回来，不仅给了70元法币，还托刘白羽、林山从山西前线带回一批缴获日军的军用物品如钢盔、皮鞋、军刀、军大衣等等，赠给剧团做道具;张鼎丞也送了许多战利品。后来，民众剧团常年坚持在陕甘宁边区巡回演出，颇受陕北人民欢迎。

　　7月5日，中共中央长江局根据王明的意见，在机关报《新华日报》上发表了署名为毛泽东、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7名中共方面参政员的《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意见》中说：

　　“我们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参政会，诚恳地愿意在参政会内与国民党和其他各党派以及无党派关系的国民参政员同志们亲密地携手和共同的努力，以期能友好和睦地商讨和决定一切有利于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具体办法与实施方案，以便能够有效地打击与战胜日寇，并奠定使中华民国走向独立、自由、幸福的新国家的基础。”

　　《意见》中还说：国民参政会在产生方法和职权规定上还不是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但它的召开显示着，团结全国抗战力量和走向民主化初步开端的作用与意义。《意见》提出，在参政会内应讨论怎样“动员军力人力财力物力来保卫我们军事政治经济交通中心的大武汉”，并就如何保证最低限度的人民生活的改善，如何确保各党派和人民的合法权利，普遍组织民众、扩大民主和改革政治机构等问题提出了建议。

　　这一天，毛泽东在延安致电国民参政会，称因病不能到会，向国民参政会进3言：“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

　　7月6日，第一届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武汉开幕。

　　参加参政会第一次会议的全国知名人士有：张伯苓、王造时、黄炎培、史良、邹韬奋、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许德珩、杜重远、王云五、谭平山、梁漱溟等100余人。

　　中共方面参政员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了会议。

　　王明在会上领衔提出了《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号召全国军民积极帮助政府，为全部实现《抗战建国纲领》而努力奋斗。同时希望国民政府尽快根据该纲领制定具体详明的实施办法。全体参政员起立鼓掌，通过了这一提案。

　　7月7日上午，延安各界召开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暨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大会。毛泽东出席了大会，向抗日阵亡将士献的挽词是“抗战到底，浩气长存”8个大字。他在哀乐声中为死难者敬献了花圈，并在大雨中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

　　下午安排的是文艺演出，地点在延安钟楼东边原巡抚衙门旧址。

　　此前，延安组织“抗战戏剧节”。“鲁艺”一连排练了3个现代戏：新编京剧《松花江》、3幕话剧《流寇队长》、由丁里主演的3幕歌剧《农村曲》。据“鲁艺”戏剧系第一期学员张颖回忆说：排练《流寇队长》时，江青主动挑选一个绰号“大红鞋”的农村暗娼角色。《松花江》是根据传统京剧《打渔杀家》唱腔，填写现代生活内容的旧戏新唱，称得上是现代革命京剧的滥觞。江青扮演女主角桂英，阿甲扮演配角老父亲萧恩。彩排那天，康生来看戏，大加赞扬，并表示正式演出时，他要请毛泽东来看，江青十分高兴。

　　这天下午，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观看了演出。最后的压轴戏是江青主演的新编京剧《松花江》。

　　《松花江》成功地将抗战的时代内容与民族传统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穿着渔民、农民当时通常的服装来表现抗战生活，故事的结构和唱腔板式则套用《打渔杀家》的，内容和人物塑造及其身段动作尽可能求其比较合乎现实生活，而又保持京剧的特点。演出时，戏中所表现的群众遭受惨祸的情景以及人民的抗日情绪，把旧形式和新内容的矛盾冲淡了，获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参加演出的阿甲由此感叹，“想不到在‘五四’时期被否定了的京戏，竟在抗战的革命圣地延安复兴起来。”这次成功的艺术尝试，正暗合了毛泽东随后在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主张“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据翟林椿回忆说：“江青扮演的萧桂英一角，不论唱白，身段、台风、神韵，都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演出结束后，江青率先和众多演员拥到台口，向热烈鼓掌的领导们和广大观众致谢。之后，江青和演员们回到后台卸妆。临时化妆室是一间残破的小屋，点着一盏汽灯。毛泽东等首长步入临时化妆间，慰问演员。这时，我奉命提着铁皮水壶，为首长倒开水，所以也进入那临时化妆间，见到江青上前跟毛泽东握手，然后很亲切的谈着。”

　　马社香也记载说：“2002年我曾采访过一个警卫员赵登本，黄麻起义老红军。抗战初期他在中央警卫连工作，他清楚地记得延安纪念抗战一周年时召开过一次庆祝会，毛主席也来了。江青表演京剧折子戏后，拿出一个小本请毛主席签名题字。毛主席点点头，签了名。没感觉有什么亲密关系。”

　　此后，毛泽东在延安机关合作社宴请了参加演出的鲁艺师生。

　　7月中旬，王淑兰的养子毛华初和孙子文、毛泽普、沈宁、胡觉民及其6岁的女儿毛海英等人从韶山来到了延安。

　　此前，王淑兰把毛华初送到大路旁，对他说：见到毛泽东“要叫他大伯，要给他鞠躬。”毛华初他们通过八路军办事处，经长沙、武汉、西安，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毛华初非常渴望尽快见到伯伯毛泽东。

　　毛泽东居住的院子里整齐清洁，中间有几棵碗口粗的枣树，靠山是一排4孔石窑洞，他只住了两孔窑洞，外间是会客室，里间用一块蓝布帘从中间隔开，分别作为办公室和寝室。寝室里架了一张单人床，铺盖和战士们一样，是粗布被面。外边的办公室也十分简陋，谈不上有什么陈设，只在靠窗户的地方放了一张又长又宽的大桌子，上面堆满了公文和书信。靠蓝布帘的外端，摆了一张长凳做洗脸架，上面放着两个盆。

　　毛华初由族兄毛慎仪领着，在会客室里见到了毛泽东。他打量着眼前这位从未见过面的伯父，只见他穿着一套和战士一样的灰色军装，戴着一顶已经摘去了五星的八角红军帽，身体显得很单薄，脸也有点黄，眼窝有些凹陷，但他的精神充沛，两眼炯炯有神。毛华初没想到伯伯当了这么大的官，住的穿的还是这么普普通通。他激动地站在伯伯面前，遵照妈妈的嘱咐，喊了一声：“伯伯”，又毕恭毕敬行了一个90度的鞠躬礼。毛泽东微笑着走过来，用手摸了摸侄儿的头，端详了一会儿，说：

　　“你这么小也来了。还是回去吧。”

　　毛华初听伯伯如此说，信以为真，顿时急了，说：

　　“妈妈说这里有书读，妈妈还要我问您好。”

　　毛泽东笑着说：

　　“这里是有书读，但敌人不让我们平平安安的读书。还要打仗，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随时可能来轰炸延安，要躲飞机，要跑路。这里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和窝窝头，还要背柴背米，又不发饷，你能吃得消吗?要做好思想准备啰。”

　　毛华初毫不犹豫地说：

　　“我不怕苦，我讨过米，跟妈妈坐过牢，又给地主放过牛，砍过柴，什么苦都吃过。这些苦我吃得消。”

　　毛泽东风趣地说：

　　“哟!原来你吃过苦，那就打收条吧。”

　　毛泽东见毛华初高兴了，又说道：

　　“不过，要记着，你过去吃的是旧社会的苦，地主压迫农民的苦，那是阶级苦。从今天起，你就要为革命吃苦了，为解放劳苦大众而吃苦了。你要知道，革命是一件艰难的苦差事，要经过艰苦奋斗，才能取得胜利。你今后学习也好，将来工作也好，都要吃苦在先。一个革命队伍的同志，能够做到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是一种美德，是共产主义的精神。你要学会为革命而吃苦。”

　　毛泽普说：

　　“湖南还有许多进步青年向往延安，想来投奔延安。”

　　毛泽普比毛泽东小26岁，是毛泽东堂伯父兼塾师毛麓钟的儿子。他在1岁时父亲就死了，是母亲把他拉扯大，又供他读完了中学，是韶山冲少有的知识分子。毛泽东见他这么说，便笑道：

　　“无湘不成军嘛!干革命要过两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些人经不起考验，就离开了革命队伍。”

　　他又兴致勃勃地问道：

　　“韶山到延安来的人不少，一共来了几批?”

　　“大概有3批。”胡觉民说：“不过，中间可能还有人来过延安。”

　　毛泽东说：

　　“你数给我听听，来了那些人?”

　　胡觉民掰着手指算道：

　　“第一批到延安的是远耀、远翥、泽全叔、泽青叔。第二批是远志、慎仪和章淼洪。第三批就是我和泽普叔、华初、沈宁。一共是11个人。另外，韶山还有一些人想要来。”

　　毛泽东笑着说：

　　“他们都来了，都是毛家人，那我来当这个族长吧。”

　　客人们见毛泽东还是这么风趣，都笑了起来。毛泽东又说：

　　“你们来了，我表示欢迎。不过，延安条件艰苦，一要吃小米，二要住窑洞，三要背柴背米，还没有薪水，没有官兵等级之分，上至总司令，下至伙夫，都是一样的待遇。到延安了，只有一心一意干革命，为人民服务。去年，谭天民烈士的父亲谭季余先生，搭宇居大哥的信，要来延安过年。我的表哥文运昌，又写信给我要到延安谋职。我都劝他们不要来，他们家累重，不能瞻顾，免得耽误他们。”

　　毛泽东又向胡觉民、毛泽普问起家乡的情况，询问了韶山第一个党支部成员毛福轩、毛新梅、庞叔侃烈士牺牲后其家属们的情况。当他得知家属们遭受迫害生活极为困难时，当即吩咐秘书给毛福轩的父亲毛俊明寄去400大洋。

　　后来，毛泽普、毛华初被编入抗大学员班学习。毛泽普后来转到马列学院学习。毛华初毕业后被分配到机要部门工作。

　　7月20日，白求恩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了在晋察冀的工作情况，提出了设立一个正规的后方医院的建议。毛泽东看了电文后，给聂荣臻发了一封电报，指示说：

　　“请每月付白求恩100元。白求恩报告称松岩口医院需款，请令照其计划执行。同意白求恩为军区卫生顾问，对其意见能力完全信任，一切请视伤员需要，斟酌办理。”

　　聂荣臻向白求恩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白求恩非常高兴地说：

　　“我感到无上的光荣。我现在的职务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

　　白求恩谢绝了每月给他100元的津贴费。聂荣臻劝他接受毛泽东的一片好意，他却说：

　　“我从延安来，知道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津贴都很少，八路军的官兵每天只有几分钱菜金。我愿意过中国革命队伍里普通士兵的生活。”

　　白求恩在给毛泽东的复电中说：

　　“尊敬的毛泽东主席，我谢绝每月100元生活补贴。军区已提供我衣食需要，我不需要钱。请将这笔钱用于前线更需要的地方。我本人若需少数款项，当随时向此间司令部支取。”

　　后来在8月21日，白求恩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我做了一整天手术，确实很累。共10例，其中5例很严重。”“我从早晨5点半直到晚上9点，每分钟都有重要工作。”“我确实累了，但我好长时间没有这样高兴了。我很满意，我正在做我想做的事。为什么不该高兴呢?”

　　且说7月28日，八路军总卫生部部长姜齐贤在与毛泽东、林伯渠等一起聊天时，倾吐心事说，今乃家母70大寿之日，当此国难当头之际，无法回家为老人家祝寿，深感内疚。

　　姜齐贤，字竹林，1905年出生在湖南省湘乡县神童镇，1925年夏毕业于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护士班，投奔湘军，被分配在第3师12团1营当军医，后投奔国民革命军，曾任第9师中校军医，1931年在江西被俘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任红一军团卫生部部长。

　　姜齐贤说，母亲姓刘，共生育了7个孩子，姜齐贤最小，7个孩子个个都是读书人。母亲教育后人说，对穷人要有仁爱之心。她从不嫌贫爱富，常常把拖儿带女讨饭的人请进家里，用煎鸡蛋炒饭给他们吃。姜母也很严厉，家里任何人都不允许打牌、赌博，如果有谁胆敢破例，就罚他跪在祖宗牌位前悔过认错。后来，姜齐贤和3个兄弟参加了革命。他参军后就一直没有与家人联系上。国共合作后，姜齐贤到武汉开会，照片登在报纸上被姜齐贤的五哥看到了，写信告诉老太太说：“老七没有死，他已经去了延安。”姜母让五哥写了一封信，叮嘱姜齐贤：“好好干革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毛泽东非常尊敬这位饱经风霜的革命母亲，便叫身边工作人员找来一块红绸布，托林伯渠代笔，在这块红绸上写了“国之贤母”4个颜体大字，然后自己亲笔在右上方书写：“姜母刘太夫人七十寿辰志庆”，在左下方署名：“毛泽东敬祝”。

　　1938年8月1日，毛泽东应邀参加了抗日军政大学举行的建军节纪念活动。会餐时，和他同席的有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还有徐懋庸。毛泽东问徐懋庸：

　　“你结婚了没有?”

　　徐懋庸回答说：

　　“已经结婚了，还有了儿女呢。”

　　“你爱人现在哪里?”

　　“在浙江黄岩。”

　　“哦，”毛泽东笑着说：“牛郎织女嘛!那么最好把他们接到延安来。”

　　徐懋庸摇摇头，说：

　　“太不容易了。”

　　毛泽东对滕代远说：

　　“这件事，你想想办法吧。”

　　“可以办到。”滕代远说罢，转向徐懋庸，嘱咐他：“你开个地址，再给你爱人写封信，我们通过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办事处去接。”

　　过了两天，滕代远见徐懋庸还没有回音，就派通讯员去把地址和信要了来。

　　就在这8月间，徐懋庸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下，由艾思奇和张庚做为介绍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的妻子刘蕴文在内侄刘仁德陪同下，带着两个儿子执提、执模于10月间来到了延安。

　　8月6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在武汉的王明、周恩来等人，电文中写道：

　　“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因目前许多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如前，若再损失过大，将增加各将领对蒋之不满，投降派和割据派起而乘之，有影响蒋的地位及继续抗战之虞。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总方针。而军队力量之保存，是执行此方针之基础。请加注意为盼。”

　　8月9日晚，毛泽东在欧阳平送来的一张自己在抗大作报告时的照片背面，应欧阳平之请求，用毛笔写上了“奋斗到底”4个苍劲有力的字，落款署名：毛泽东，1938年8月9日。尔后，他让警卫员送回给欧阳平。

　　说起欧阳平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那还是在7、8月之交的时候。那时候，担任抗大6大队(又名八路军随营学校)政治教员的欧阳平，随队由洛川开到延安，参加抗大学生毕业典礼。到延安住下后，大队政治部主任张正光邀他一起去见毛泽东。欧阳平说：

　　“毛主席这么忙，会接见我们吗?”

　　张正光说：

　　“毛主席特别喜欢青年人到他那里去聊天，差不多每天都有人去他那里，不论是部队来的学员，还是国统区、沦陷区来的学生，只要通过报告，他都会让你进去。”

　　欧阳平闻听此言，满心欢喜，便随着张正光来到延安凤凰山下毛泽东住的窑洞前，经值班警卫员通报，果然得到应允，他们向毛泽东敬礼问好。毛泽东和大家一样穿着灰军装，和蔼可亲，招呼他们坐在板凳上，叫警卫员沏茶，又给每人递过一支烟，一一问过他们的姓名和职务，问他们伙食怎样，每人每天吃几钱油，能不能吃上肉，能不能吃饱饭。欧阳平告诉毛泽东，自己是兴国人。毛泽东兴奋地说：

　　“噢，你是兴国老表，兴国我去过好几次。你们那里的米粉鱼又辣又香呢，味道好极了。”

　　他又问欧阳平读过几年书，现在当政治教员讲些什么课。欧阳平不好意思地告诉毛泽东，因家里穷，自己只念过两年书，参加红军后，在红军学校读过书，拿到了毕业证，就留在红军学校当教员。现在在抗大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是现炒现卖。现在的学生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讲课比过去更难了。毛泽东鼓励他说：

　　“你敢给知识分子上课，你可算工农干部知识化了呀。你们都很年轻，要努力学习文化。要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学习文化知识，学习革命理论，学习军事知识，你们应该起模范作用。”

　　不知不觉间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欧阳平、张正光起身告辞。毛泽东把他们送到门口，亲切地嘱咐说：

　　“以后要来可以来，路远写信来也行。”

　　几天后，毛泽东在抗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讲到干部学习理论时，提出工农干部要知识化的号召。他还以欧阳平为例，说明工农干部知识化是能够做到的。

　　到了8月上旬，八路军总政治部有名会摄影的学员把毛泽东在抗大作报告时的一张照片赠给了欧阳平。欧阳平把这张照片送给毛泽东，请他题词。两天后欧阳平就收到了前边所说的毛泽东在8月9日送回给他的签名照片。

　　后来在1939年春，在晋东南抗大一分校工作的欧阳平，又托人捎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两个月后，八路军总兵站张令彬将毛泽东的亲笔回信转给欧阳平。毛泽东在信中除了勉励欧阳平安心工作外，还答应推荐他去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11月，欧阳平便接到了去延安马列主义学院读书的通知。12月，他到了延安，住在宝塔山下总后招待所，又写信给毛泽东请求接见。毛泽东接见了他并请他吃羊肉炖土豆、豆腐炒白菜，详细询问他所率领的战地工作团的工作情况。

　　且说8月间，徐海东在前线患肺病吐血。毛泽东电令他回延安疗养。徐海东回到延安见到毛泽东第一句话就说：

　　“主席，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毛泽东安慰道：

　　“你要好好养病，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养好病可以更好地参加抗战嘛!”

　　8月15日，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府为防止和惩治行政机关、武装部队和公营企业中的贪污现象，制定并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共9条：

　　第一条 边区所属之行政机关武装部队及公营企业之人员犯本条例之罪者，依本条例处断。凡群众组织及社会公益事务团体之人员犯本条例之罪，经所属团体控告者，亦依本条例处理。

　　第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以贪污论罪。

　　一、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缴纳之财物者;二、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者;三、盗窃侵吞公有财物者;四、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者;五、意在图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六、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七、违法收募税捐者;八、仿造或虚报收支账目者;九、勒索敲诈，收受贿赂者;十、为私人利益而浪费公有之财物者。

　　第三条 犯第二条之罪者，以其数目之多少，及发生影响之大小，依下列之规定惩治之：一、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5年以上之有期徒刑;二、贪污数目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3年以上5年以下之有期徒刑;三、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上至3年以下之有期徒刑;四、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苦役。

　　第四条 前第三条之未遂罪罚之。

　　第五条 犯本条例之罪，除依照第三条之规定处罚外，应追缴其贪污所得之财物，如属于私人者，视其性质，分别发还受害人全部或一部分，无法追缴时,没收犯罪人财产抵偿。

　　第六条 犯本条例之罪，于发觉前自首者，除依第五条之规定令其缴出所得财物外，得减轻或免除其处罚。

　　第七条 犯本条例之罪者，由地方法庭审判，呈边区高等法院核准后执行之。

　　第八条 本条例解释之权属于边区政府。

　　第九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施行。

　　8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了非常精彩的演讲，全文如下，以飨读者：

　　同志们，说了很久要来讲话，但回回没有来得成，很对不住。今天讲3个问题。第一，当学生;第二，当先生;第三，当战争领导者。

　　同志们现在都是学生，又何必来讲当学生呢?况且有一部分同志快毕业了，毕了业就不是学生，其他的同志也等不了多久就毕业，为什么还要说当学生呢?岂是学生要永远当下去吗? 我说对的，学生要当一百年。什么道理呢?又是怎样讲呢?因为同志们快毕业了，其他的几个月以后也要毕业了，所以来对这个问题贡献点意见。

　　党校是学校，住在这里就是当学生。出了党校门是否学生就当完了呢?有人说是的，毕业了。我反对，我说不毕业，但文凭还是赞成发，毕业典礼也赞成举行，这是毕业又不毕业。毕业告一段落，毕业后还要大学特学。无论进了党校、抗大、陕公，外面的中学、大学，都是一个人，尤其是革命的人、一个共产党员的开门。学校生活是一种开门性质，把门打开是想进房子去。进了房子，事情就多得很，在里面吃饭、睡觉、做工作，可以住上十年、几十年。外面的大学三四年，此地的学校几个月，都是开门。真正要研究东西，不是在学校，学校只算一张门，房子是中华民国，那里头才有多一点、深一点的学问供你研究。

　　现在讲门与房子的关系，不开门就不能进房子，叫做关门主义。强盗进房子，不得其门而入就要窬墙，小偷就打一个洞开扇小门，总而言之要开门。学校虽只几个月，但学了一个方法，除了方法以外，还有什么没有?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党校所学的是马列主义的方法、革命的方法、群众工作的方法、党的工作方法。如同下河游泳，必须先学如何游法，但还不算大游泳家，必须要真的下河游一游。如果游到中间，掉下去了，就不算好角色，是进门就呜呼。我们学的方法是为了战争，就要到各个战场上去做工作，在工作中取得胜利，才算好角色，但这张门的打开是要紧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的第一。

　　第二，如果活一百岁，今年20岁，那还有80年学生可当。学校以外所学的比学校学的多得多。学校所学的只是两手的一个指头，校外学的却有几个指头。不但如此，孙中山先生是学生，学的是医;他学了三民主义没有?一点也没有学。他学了中国革命方针、方法、政策没有?一点也没有。但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领袖，他的一套不是从学校来的，而是在外面的大学校学的。小党校在这里，其余如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等等都是大党校。如果周游列国，到了英国、美国、法国，那里也成了大党校，大党校者地球也。假使说党校在延安东10里，这话对又不对。对的是小党校在此，的确在此;不对的是大党校在全地球，那里面的东西多得很，天文地理等等之类，学之不尽，取之不竭。学到100岁，人家替你做寿，你还是不可能说“我已学完了”。因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学一天，你死了，你还是没有学完，而由你的儿子、孙子、孙子的儿子、孙子的孙子再学下去。照这样说，人类已经学了多少年呢?据说是50万年，有文明史可考的只二三千年而已。以后还要学多少年呢?那可长哉长哉，不知有多少儿孙一代一代学下去。所以党校学生不可自称老爷，我们出去，要时常带着学习的态度。学校学习是第一章，以后要不断地学下去，活到老，学到老。每到一处，不要宣布自己是大老爷，要宣布自己是学生，老老实实问一问情形，地形路途，东南西北，苛捐杂税，贫农，富农，男男女女都查个清楚。从前怎样，某年怎样，如何发展，弄个明白。在党校就把党校弄个清楚，党校历史怎样等等;出去当县委区委，首先至少把一县一区查一查清楚。不要乱下命令，更不要你的命令别人做不到立即加以处罚，不弄清情形而乱下命令是要不得的。譬如开批评会开展斗争，说某人是机会主义，但如果不把他历史的、全面的弄个清楚，他不会接受你的批评。弄清楚了，才能对症下药。隔靴抓痒是没有用的，原因在于没有抓到痒处。解决问题也要抓住其要点才行，如说打日本如何打法，种种理论如亡国论、速胜论等都没有抓到痒处，持久战才多多少少抓住了一些。你们出去无论打游击，做党的工作，群众工作，不管对象是谁，都要找清他的底子。试问是否可以看看《列宁主义概论》?一面做工作，晚上看两页书，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书本以外的东西也要研究。所以书本上的与非书本上的都是可学的与应学的，而没写字的是大学校。在党校学了一个方法，出了学校还是学习，在实际斗争中，在工作中，尤其要老老实实当学生。

　　我们在学校学了马克思主义，已经比孙中山还强些。讲到马克思，他有没有在学校学了马克思主义呢?据我所知，他不但没有学，并且相反，他学了反马克思主义。他的先生黑格尔是唯心论，马克思是唯物论，他们两个不相同。马克思主义是在学校外面学的，是在德国、法国等处看书、看事而学的。所看的事，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打仗，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社革命和英国劳工运动，并且学了中国革命。后来写了许多书，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太上老君、开山老祖。他的法宝可使资产阶级头痛，法宝就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学校外面创造出来的。列宁也是在校外创造了列宁主义。中国也可以有列宁、马克思，党校七百人中间出一二十个马克思，并不稀奇。

　　你们在学校已经学了马克思主义，将来继续学习，向工人学，向农民学，向知识分子学。还要向资本家学，就是研究资本家如何剥削的一套;还要向土豪劣绅学习，他们的鬼鬼怪怪要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能富，为什么能讨小老婆;还要向日本帝国主义学，为什么他有强大的飞机大炮，他的战略战术如何，政治情况又如何等等，同时打仗一定要了解他的情况，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知己要向自己学，如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资本家等中国人，知彼就要知道帝国主义。我们要最后胜利，如不知己知彼，就不可能。知己知彼就得学习，随时随地当学生。很多好同志有学习的精神，不把自己作为了不起，没有说学了游击战、社会科学等等就满足，党校没有这样自大的作风。但也有少数人以为自己地下全知，天上一半，不肯老老实实了解客观情形，把这情形研究一下，再想个办法，施之于事，就是不肯采纳由外到里、由里到外打倒日本的办法。我所说的就是要学这个办法，这就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中国有些古人也讲这话，如孙武子。这是第一个问题，在学校学习等于开张门，出去后要大规模的学习，第二种学习就是大党校，你们能这样，我们就放心了，不会犯大错误了。如果不用这个办法，不先了解客观情况之后经过考虑再下命令，一定很危险，我想党校同志们是有这样的意识。

　　第二个问题是当先生。当学生又当先生，岂不怪哉?一点也不怪，就是这样。当先生的除了学校教员外，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都有责任，在做事中间要当先生，也就是当学生同时当先生，每一个人有责任教育别人。我们中国人很多，四万万五千万，但这些人懂得不很多，什么团结抗日，什么民主政权，什么民生幸福，持久战，游击战，运动战，什么天地人和，一二三四，赵钱孙李，等等懂得很少。所以教识字的是先生，中学大学教书的是先生。我们还要放宽些，出去开学校，不用钱，房顶是天、房底是地，开露天大学，但这不是叫每个人都去当学校教员，而是说无论做支部书记、县委区委、青年救国会、自卫军、少先队、农民会、工会、妇女工作、游击队、新闻记者，你所知道的就当先生，不知道的就当学生，学了然后再去教育他们。马克思就是这样，从无产阶级学习了，又去教无产阶级。他的先生有几百万工人，工人觉得冷，觉得饿，都教育了他，工人打机器，也教育了他。后来工人懂得剥削者是谁而不打机器了，要怪机器所有者资本家了，于是工人打资本家，这些都教了马克思，造成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再去教工人。你们也如此，要从老百姓处学习，造成你们的东西，再去教老百姓，不断地教老百姓。团结干部也是如此，一定不怕麻烦地教他们。从前有个好教员孔夫子，他慢慢地来，弄清了学生脾气，使学生都喜欢，然后好好地教他们，所谓“循循善诱”。他又学而不厌，随时当学生。如果你们有人会学得厌，就不如他了。孔夫子还有一件事，当先生不打盹睡，所谓诲人不倦。你们出去无论做什么工作，也要不打盹睡，如果倦了，要用钻股法刺一下。总而言之，要好好地弄清楚，不要不耐烦。如果每人能诲人不倦，不倦地教育人家，团结干部，则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团结起来，提高政治文化水平，先提高了干部水平，继则人民水平都提高了。同志们要肯去讲，肯去说，有台就演讲，不要害羞，不会说就练习演说。有机会不演讲，有谈话机会不谈话，就不是共产党员。大家要有积极的教育人家的精神，就是当先生。

　　因为同志们不久要出去做各种工作，无论做城市工作、乡村工作、军事工作、政治工作、文化工作、教育工作，我都要同志们抱这样态度。但如果宣布“我做先生”，那就坏了，群众都会慢慢地脱离你，最后剩下你一个。这就是不要摆架子，先生架子摆不得，有点臭气，摆老资格是件坏事，“老子二万五千里”就是摆资格，使人讨厌。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我提倡当先生，但又反对当先生，所反对的是自称先生。同志们都不要摆臭架子，就是要恭恭敬敬，客客气气，才和人讲得通，你的心和人家的心相通起来。无论是群众、父母、朋友或最亲爱的，都要把心打通，不要架子。每人都要有教育人家的精神，都要有提高干部水平的责任，要说到舌子烂，喉子干，就是说要肯讲肯说，多讲多说，不倦地讲，不倦地说，有当先生的精神，但没有先生架子。

　　第三个问题是当战争领导者。也许有人说“要我去当排长，我尚未学会，我不去”。不是如此。党校同志大多数不去当排长或师长军长，但又不一定不当。我就当过师长，在井冈山当了一回。我既未进过党校，也未进过军校，逼上梁山，不得不当，何况你们进过党校，当过学生自卫军呢?如果一逼，还是不得不当。但党校毕业生还是不当师长的多，而要去做党的工作与群众工作。那么如何说战争领导者呢?现在战争参加者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如果共产党员不懂得战争的道理，不懂如何指挥，就当不成功战争的领导者，所以今天来讲一讲。

　　在中国今天干革命，离开了战争就不行。第一，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第二，这种国家的革命任务是要独立要自由。半殖民地是不独立、半不自由，半封建是不自由。中国既然是不独立不自由的国家，换句话说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所以就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换句话就是要独立要自由。第三，用什么方法来达到独立自由，完成这政治口号，做到对外独立、对内自由呢?方法多得很，党的工作、工会农会、组织政府、分配土地、办报纸、办学校，各种方法，各种方式，但战争是与敌人斗争的主要方式，也就是说战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以历史看，鸦片战争是战争，太平天国是战争，辛亥革命是战争，北伐是战争，10年苏维埃是战争，今天抗日又是战争。在中国谋独立和自由，废除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主要手段是战争。国民党一路干战争，共产党也干过战争3回，第一回北伐，第二回红军， 第三回抗日。因此不论做哪一项工作，都要管战争，要和战争配合。现在有一批同志到山东去干党的工作，他们除了和游击队配合以外，还有什么办法?不然只有走，或者坐监。在山东做党的工作，离不开游击队、抗日自卫队、少年先锋队。山东的梭镖很长，日本兵很怕，因为这也是武器，也是军事，也是战争。如果有步枪，那就更好，所以大家要研究战争。党校同志对战争是门外汉，这句话相当对，又不完全对。同志们未进过抗大，但可以进一进，如果不进，学学旧戏里进门的办法，两手一张，不消一个钟，也就进了去。这就是说只要有决心。研究书籍也好，到了泰山就向老百姓研究一下、调查一下，就会有办法，就会组织队伍。115师副师长聂荣臻同志从前是第1军团的政治委员，现在是五台山的军事总指挥，他就是用两手一张、一步进门的办法学了战争，陕北许多人民也都是这样来的。西班牙有许多军长、师长、团长也是如此，昨天在挖煤，帝国主义侵略来了，就爬出洞来去当兵，当兵有了经验，就升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到军长，这些人都未进过军事学校。中国的徐海东、贺龙也是好例子。军事不用学，将来都可当军长，只要你肯干。连这也是逼上梁山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离武汉不远，如果武汉一失，日本帝国主义的胃口不吃则已，一吃便想再吃，他还要西安、广州、南昌，中国只剩下峨眉山。如果大家到峨眉山去当和尚，我就不赞成，你们也不赞成。但那些日本占领了的地方，除了武装，除了战争，还有什么办法呢?不干战争，如何做工作，如何办农会工会，如何办学校呢?上海、平津等地的工作要做，但是第二位，只能偷偷摸摸，小声讲话。党的主要工作要放在战区，用战争方式来扩大游击区，来挤日本。朝东一挤，挤到平汉线; 朝西一挤，挤到同蒲路;南到正太，北到平绥，中间五台山就属于我。挤得日本兵怕八路军，只剩下平汉线一条。不但挤白天，而且挤晚上，铁路在晚上就归我。其次一挤，挤到北平城，弄得火也熄了，城门紧闭。用这方法挤日本，扩大抗日政权，消灭汉奸统治，扩大党，扩大党的威信，组织游击队、自卫军、工会、农会，再加上外国的援助，日本内部的反对，使帝国主义的路断了。马克思算得好，说帝国主义要死，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在中国抗日政权的建立、国际的援助中国和日本国内的叛乱之下而死的。于是中国的独立自由到手，开个庆祝会，党校学生散到全国各地，到那一天大家都庆祝。战争没有困难，想做就有。女同志又怎样呢，八路军不要就不干战争吗?也不!中国从前有穆桂英、樊梨花，将来中国还要产生许多女战士、抗日的女英雄。这是要讲的第三个问题。

　　问题越讲越大，要当学生，当先生，当战争领导者，再有没有?没有了。如果再要有点，还是没有了。我还要到党校来，将来有机会可再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8月间的一天，毛泽东派江青代表他去医院看望陈士榘。这时，江青已经从鲁艺调到了中央军委办公室，担任军委主席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正式加入了军籍，成为人民军队中的一员。

　　陈士榘是在3月份的晋西午城井沟战役中身上9处负伤，左耳膜被震破，成了聋子，在8月份刚刚从前线回到延安拐峁野战军医院疗养。毛泽东让江青带去了一封慰问信和200元钱。

　　此时的江青在延安的女青年中还是比较出众的。她个子高挑，皮肤白皙，腰肢苗条，头发乌黑浓密。头上有时系一根发带，发带前蓬松着一抹刘海，有时让头发像瀑布一样披在肩上，有时梳着两条大辫子，戴上一顶薄薄的灰色军帽，帽顶推向后面，使不太高的前额全部显露出来。她眉毛如柳叶，不浓不淡，鼻子挺秀，抿着稍大的嘴巴，那一双大而有神的眼睛，时时流露出欣喜的光芒。

　　江青不但能写文章，字也写得好，特别是楷书写得好。她还会剪裁，自己动手做衣服，做出来的衣服很漂亮。她又会织毛衣，能织出各色各种花样的毛衣。江青还比较注意和群众的关系，她常常给工作人员剪剪头发，教教女青年针线活，给警卫员们讲一些科学文化知识。江青的另一面也与众不同，学会骑马以后，反而喜欢上了烈性马，马越凶她越爱骑。

　　1938年9月初的一天下午，何其芳与沙汀、卞之琳穿着新发的灰布制服，一起应毛泽东之邀，来到凤凰山下两间石头窑洞前。

　　何其芳，1912年2月5日出生于重庆万州，1929年到上海入中国公学预科学习，1931—1935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毕业后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山东莱阳乡村师范学校任教。他早期的作品有《汉园集》、《夜歌》、《预言》、《夜歌与白天的歌》等。抗战爆发后，何其芳回到老家万州任教，一面继续写作诗歌、散文、杂文等。1938年8月底，他与沙汀、卞之琳从成都到了延安，暂住在西北旅社。

　　且说毛泽东身着蓝布制服，正坐在一张质地粗糙且没有油漆过的小木桌前看书。警卫员将何其芳3人领进屋内，毛泽东放下手中的书，站起来和大家一一握手，微笑着说：

　　“欢迎你们到延安来!”

　　何其芳说：

　　“我们来是要写延安的。”

　　“延安有什么可写的呢?”毛泽东话语幽默：“延安只有3座山，西山，清凉山，宝塔山。”

　　他一边说一边举起右手，说一座山弯下一个手指头，环视了一下客人们，又爽朗地说道：

　　“当然，也有一点点可写的。”

　　毛泽东的神态和话语，一下子把客人和他的距离拉近了。

　　9月4日，毛泽东约了十来个人在他的窑洞里开了一个哲学座谈会，参加的人有许光达、陈伯钧、萧劲光、郭化若、萧克、莫文骅、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

　　据郭化若、莫文骅回忆：此后“采取的方式是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持续到深夜十一二点钟。每次讨论都是由哲学家艾思奇、和培元等先讲，然后讨论。毛泽东除了插话，都是在最后讲自己的看法。议论的中心围绕军事辩证法问题较多。实际上是对红军在10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理论上的探讨。”

　　何思敬懂德文，毛泽东就请他在哲学座谈会上讲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何思敬是照着本子一边翻译一边讲，讲得实在算不得高明。尤其是在他自己发挥的时候就常闹笑话。有一次他说：“一个指挥员，从战略上要考虑的事情实在太多，甚至战士在战场上拉屎拉尿的问题也要考虑到。”然而毛泽东却听得很认真。他一边听，一边用一支红铅笔在本子上做着记录，有时还要插话，说明自己的观点。

　　莫文骅还回忆了毛泽东“请客”的往事，他说：“l938年的一天晚上，我和几个人在毛主席住处与毛主席一起研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学习结束后，已经很晚了，毛主席诙谐地说：人说姓毛的一毛不拔，今天我要拔一毛，请你们吃夜餐。大家高兴极了，心想，毛主席要‘拔一毛’，准能解解馋了。谁知，毛主席只是请每人吃了一碗大米饭。这在当时虽属不易，但一碗大米饭在毛主席看来已经算是心疼地‘拔一毛’了，可见毛主席的生活是多么艰辛!”

　　9月上旬，傅连璋走进毛泽东的窑洞，例行为他做保健工作。毛泽东正在写东西，一见傅连璋来了，就放下手中的笔，招呼他坐下。

　　傅连璋自到延安后，一直担任着苏区医院院长，还负责毛泽东的保健工作，几乎天天都要到毛泽东这里来一趟，算是常客了。傅连璋拉了一把椅子坐下来，毛泽东看了他一眼，十分严肃和关切地说：

　　“傅连璋同志，我看你可以入党了。”

　　“入党?”傅连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可是他埋藏在心里十几年的愿望，一直没有说出来。他自从结识了毛泽东，就一直想着，既然自己了解了共产主义是伟大的事业，就要把全部的力量献给这个事业，才算没有白白活一生。他相信只要自己全心全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总有一天，党会把他吸收到她的行列中去。没想到这么多年期望的事儿，今天却由毛泽东首先说出来了。只听毛泽东又说：

　　“现在没有什么阻碍了，你的历史我可以证明，你去找陈云同志谈谈。”

　　傅连璋激动得眼眶热热的，呆呆地望着毛泽东，心里却在沸腾着，好一会儿才说：

　　“我就去。”

　　此后，经毛泽东和陈云介绍，傅连璋参加了中央党训班。

　　9月7日，毛泽东亲自为傅连璋的历史做了证明，傅连璋由一个基督教徒转变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他在入党申请书证明人一栏里，工工整整地写着“毛泽东”3个字。

　　9月11日下午2时，成仿吾、艾思奇、刘白羽、沙汀、卞之琳、陈学昭、丁玲、徐懋庸、何重芸、周扬、雪苇、沙可夫、田间、柯仲平、任白戈等延安文学界人士，在边区文协救亡室举行“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联合会”(简称“文联”)的成立仪式。

　　会场上挂着高尔基和鲁迅的画像。由边区文协主任艾思奇担任会议主席。

　　刘白羽首先汇报了“文联”的筹备经过。他还说：“文联”是为适应抗战对于文艺的重大要求而诞生的，它的任务是选拔文艺干部、提供文艺食粮、创造抗战中的文艺理论。

　　随后，与会的其他文学界人士及中央印刷工厂文艺小组的代表相继发言。会议决定：广泛建立文艺小组，动员文艺干部深入前线，出版文艺刊物，加强文艺理论建设等。

　　大会推举丁玲、林山、田间、成仿吾、任白戈、沙汀、周扬、柯仲平、雪苇、刘白羽等组成“文联”执委会。

　　仪式结束后，与会者举行了聚餐和别开生面的文艺表演，有柯仲平的诗朗诵，陈学昭的法文歌，丁玲的小调，沙可夫的俄文《游击队歌》等。

　　1938年秋，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在战斗和训练之余，通过创办合作社、种菜、开磨坊、养猪、打柴、做鞋缝衣等生产和经营活动，改善了部队生活。毛泽东对此作了高度评价，他说：

　　“把生产和战斗结合起来，把抗日部队改造成为工农商学兵集合的部队，我们就一定能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毛泽东还要求把这一经验推广到其他部队去。

　　9月中旬，王稼祥从苏联乘飞机经新疆回到了延安。

　　王稼祥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莫斯科疗伤和工作了一年多。任弼时到了苏联以后，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共内部近期的工作情况，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派王稼祥回国传达国际的新指示。在王稼祥动身前，季米特洛夫同他和任弼时谈了话，季米特洛夫说：

　　“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同志，不要再争了吧!”

　　斯大林也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这个时候开始，苏联每次举行阅兵式，在莫斯科红场上，都要悬挂毛泽东在保安照的那张头带红星帽、身穿黑蓝红军服的大幅照片。毛泽东终于十分巧妙地拆了王明的台。

　　此时国内局势的发展也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路线是正确的。随着抗日战争第一阶段的深入，毛泽东提出的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越来越显示出重大意义，华北根据地建立起来了，仗越打越精，人越打越多，根据地越打越大。而王明所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随着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不断溃败而逐步走向破产，两相比较，毛泽东无疑是正确的。处理王明宗派团伙的条件终于成熟了。

　　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王稼祥在会议上如实传达了共产国际及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他说：

　　“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政策。国际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在我临行时他(季米托洛夫——笔者注)特别嘱咐，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的团结。”

　　王稼祥还说，共产国际同意和支持中共中央开除张国焘的党籍;季米特洛夫指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再争了。”

　　会议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决定让王稼祥打电报通知在武汉的王明等人，要他们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王明接到通知后，马上给中共中央发了一份电报，提出要毛泽东等全体中央领导和中央委员到武汉或西安去，在那里召开六届六中全会。

　　为此，政治局会议不得不继续进行，后来一直开到27日才结束，实际上成了六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在这期间，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对王明目无纪律、目无领导、有意抬高自己的作法，都表示了强烈不满。毛泽东讽刺王明在国统区是自己涂了胭脂，抹了粉，送上门去的。他气愤地说：

　　“我们党的会议怎么能到国民党地区去召开?我就是不去。”

　　王明又提出要王稼祥到武汉单独向他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当即遭到王稼祥的严词拒绝。经毛泽东同意，王稼祥复电王明说：

　　“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概由你本人自负。”

　　至此，王明已经无计可施了，只好乖乖地按照中央的要求回到了延安。

　　9月17日，奚定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附一小张宣纸，请他给题一个报眉。

　　此前，奚定怀、柯仲平、刘白羽等人筹备出版边区第一个文学刊物《文艺突击》，现在已经将第一期稿件编齐了，奚定怀便按照大家的意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毛主席：

　　因为觉得延安文艺活动表现得很沉寂，而事实上又很有这种需要，所以我们发起由文化界救亡协会联合延安各学校团体爱好文艺的同志们，成立一个“文艺突击社”，并且初步工作是出版一个油印的纯文艺的旬刊，名字也就叫做《文艺突击》。这个旬刊第1号已经编好，决于20日以前出版。大家的意思要请你题一个报眉，大小是文艺突击。希望能马上替我们挥成。你近来很忙，如果有从前的文艺作品愿意给《文艺突击》，这将使我们如何兴奋!而且也将使不久以后的每一个读者如何兴奋!

　　此致挚爱的敬礼!

　　一个抗大工作者 奚定怀

　　这一天，毛泽东接到信后，立即在附来的宣纸上挥就了3幅“文艺突击”，并在原信右上端批复：

　　“写了几个字，不知可用否?”

　　后来《文艺突击》出了两期之后，受到了各方的好评，大家都希望将《文艺突击》的油印版改成铅印版。正当编辑部门为经费犯愁之时，毛泽东带头捐款二三百元，许多党政军领导人随即响应。不久，《文艺突击》在1938年10月16日改为铅印出版。

　　9月2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

　　“共产国际的指示是这次政治局会议成功的保证，同时又是六届六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导原则，指示的最主要点是强调党内团结。”

　　毛泽东分析了武汉即将失陷的形势，说明抗日战争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相持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还论证了统一战线中统一同斗争的辩证关系。他说：

　　“由于国共合作是对立阶级的政党的合作，所以斗争是严重的、不可避免的，具体表现是国民党顽固分子的磨擦和共产党的反磨擦。统一战线中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

　　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于29日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并确定其主要议程是：1、张闻天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辞;2、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3、毛泽东做政治报告。

　　毛泽东建议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一个中央工作规则。他还总结说：

　　“这次政治局会议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从而可以保证六届六中全会的成功。”

　　欲知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结果怎样，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我当时就料定王明斗不过毛泽东。”张国焘这段话尽管是“五十步笑百步”，他的结论尽管是“马后炮”，但他对王明的评价倒也说得上是入骨三分。王明的确是一个“嘴尖皮厚腹中空”的野心家。这样的人竟然在中国共产党内招摇数年之久，而且屡屡得逞，这中间除了共产国际的因素外，党内那些“墙头草”式的风派人物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革命的重大损失而言，他们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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