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巨献 毛泽东大传 第四卷 风流人物 第31章

　　第31章

　　“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彻底战胜日寇与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阶段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实现更进步的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话说1938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致电新四军军分会书记项英，指示新四军“主力开泾县、南陵一带，先派支队去溧水一带侦察。”支队的具体任务是：在政治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宣传持久战战略方针，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军事上，在新四军主力部队开进之前，先到江南侦察了解日军、伪军情况，特别是敌人的薄弱环节，了解江南平原的地形及风俗民情、群众生活条件，附带了解国民党军队的情况，为以后部队开进创造和准备条件。毛泽东在电报中还特别强调：

　　“须派电台及一有军事知识之人随去。”

　　项英等人决定，从第1支队、第2支队、第3支队抽调团以下干部及侦察员400余人，分为3个侦察连，组成先遣支队，东进江南敌后。由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任先遣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熊梦辉任参谋长(后因病未到职)，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

　　陈毅将身边的副官和测绘参谋也派到了先遣支队，粟裕感动地说：

　　“陈毅同志把能兵强将都调来给我了。”

　　4月28日，新四军先遣支队在皖南歙县潜口祠堂门前举行了誓师大会。揭开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序幕。陈毅在会上作了动员，他说：

　　“先遣支队的任务是深入江南做战略侦察，了解江南敌后情况，为主力部队挺进江南敌后确定战场位置，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而又非常光荣的。大家要发扬我军优良传统，机智灵活，勇敢顽强，遵守纪律，加强内外团结，依靠江南父老兄弟姊妹打击日军。”

　　此后，先遣支队抵达安徽南陵县，宿营在东门外。子夜时分，粟裕下令紧急集合，他说：

　　“群众所以欢迎我们，是因为我们不是从前线溃逃下来的，而是向敌人开进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必定受到了敌特、汉奸的监视。这里离敌控的芜湖很近，说不定我们的行踪已经被敌人发现了，敌人很可能对我们发动突袭。因此我们决不能高枕无忧，必须立即转移。”

　　天刚破晓，日军飞机果然来了，在东门外空中盘旋，狂轰滥炸，俯冲扫射。此时先遣支队早已安全转移到城外的山村了。

　　后来，先遣支队进入了南京地区，粟裕将司令部设在江苏省江宁县叶家庄，派出3个小组分头执行侦察任务。第1组由作战参谋张藩带领，到南京东南地区，对丹阳县、武进县一带进行侦察。第2组由侦察参谋张锤秀带领，到南京东北地区，对下蜀、龙潭一带进行侦察。第3组由宣传队长吴福海带领，到南京市以东地区，对镇江县一带进行侦察。其他侦察员的任务，主要是调查研究江南地理地形、社会历史、风俗民情、经济文化、各阶层思想动态。

　　4月28日这一天，毛泽东在给鲁迅艺术学院学员作报告时说：

　　“《红楼梦》这部书，现在许多人鄙视它，不愿意提到它，其实《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比如它描写柳湘莲痛打薛蟠以后，便‘牵马认镫去了’，没有实际生活经验是写不出‘认镫’二字的。事非经过不知难，每一件小事都有丰富的内容，要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才会知道。《红楼梦》里有个大观园，大观园里有个林黛玉、贾宝玉。你们‘鲁艺’是个小观园。你们也就是林黛玉、贾宝玉。但是，我们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会唱歌，会演戏，将来还要到前方打仗。

　　你们是青年艺术工作者，现在的大千世界都是属于你们的，都是你们活动的园地。你们的艺术作品要有充实的内容，便要到实际生活中去汲取养料。你们不能终身在这里学习，不久就要奔赴各地，到实际斗争中去，正如你们唱的《游击队员之歌》中所说的：‘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你们不但要在口里唱，而且要实际的去那样做。没有实际的生活经验，无从产生内容充实的艺术作品。”“文艺工作者要下去，要到人民生活中去。要把中国考察一番，单单采取新闻记者的方法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带有‘过路人’的特点。俗话说：‘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我希望你们都要下马看花。”

　　1938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南门外广场召集万人集会，庆祝“五一”劳动节。来延安参观学习的“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的工人代表，也参加了庆祝活动。一条上书“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的横幅，赫然插置台前。

　　就在这一天，“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第一战区铁道破坏第一总队”，在武汉大智路老通成侧面院内正式成立了，“代理总队长薛水秀，副总队长徐宽、萧汉庭，参谋主任魏遵轲，副官主任吕伯勋，军需主任周新起，秘书胡子超，民运组长李自然。”

　　原来这“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亦称“二七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简称“平汉铁路破坏队”，是一支活跃在平汉铁路线上的工人抗日武装。据“平汉铁路破坏队”老队员周毓松回忆说，1937年12月，“董必武、周恩来和项英召集平汉路共产党员刘文松(平汉铁路工会主任委员和国民党平汉铁路特别党部特派员——笔者注)等在八路军驻汉办事处开会，决定由刘文松出面组织抗日。刘文松根据董必武的指示，向蒋介石提出成立平汉铁路工人抗日组织的要求，可蒋介石只给了刘文松一个‘军事委员会特种工作团第二团长’的空头委任状。董必武就表态说：‘先把队伍拉起来，我们支持!’于是，刘文松开始筹备‘平汉铁路破坏队’”。1938年1月，刘文松利用“特种工作团”团长的名义，号召郑州、偃城、驻马店、信阳、江岸5大站的工会负责人发动各自辖区内的工人参加抗日斗争。从2月开始，刘文松召集铁路工人和少数工人子弟到信阳李家寨柴家湾，接受“平汉铁路工人抗日训练班”(也叫特种工作团爆破训练班)的短期训练。刘文松自任班主任，潘希贤任副主任，徐宽任教导主任，胡宗良、李自然、吕伯勋、魏遵轲、刘翰章任军事教官，李积甫、魏勇仁任正、副事务主任。一期、二期先后于3月中旬和4月下旬训练结业，共培训800余人。此后，刘文松根据董必武等人的建议，组织了一部分工人代表，在“五一”前来到延安参观学习。他们在延安先后参观了抗大、陕北公学和马列学院等。

　　5月1日晚，一弯新月如钩。从清凉山下一孔整洁的窑洞里传出了阵阵的笑声。鲁迅艺术学院秘书长朱光和新婚妻子余修的婚礼在隆重举行。毛泽东来了，陈云、罗瑞卿、凯丰也来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对大家说：

　　“告诉诸位，朱光、余修的婚事是经过我的审查后同意的，我的眼光不会看错，二位可谓天生的一对才子佳人。”

　　“莫夸口，莫夸口。富春同志，我这个判官倒要细细审来。”毛泽东笑嘻嘻地来到煤油灯前，对着煤油灯吸着了一支自产的烟卷，先注视了一下余修，又故意看看朱光，慢条斯理地说道：“朱光，你这个土包子是如何把这娇娃子从香港骗到此地的?定要从实招来!”

　　喜不自禁的朱光赶紧把毛泽东安排就座，接着招呼其他人坐下，又是端茶，又是斟酒，自己也抄起一碗土烧酒呷了一口，对着毛泽东躬身一揖，拉长声调念了一句白：

　　“判官大人莫急，且听小生慢慢道来。”

　　大家看着毛泽东正襟危坐，俨然一副判官的模样，又见朱光戏剧化的一番表演，无不哈哈大笑。

　　5月初的一天晚上，毛泽东会见了美国情报官埃立斯·福代斯·卡尔逊。

　　卡尔逊，1896年出生于美国纽约西德尼，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是一个职业军人。1927至1929年，他在驻中国的美国部队中服役，1935年7月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卫队营长，同罗斯福有十分密切的私人交往;1937年开始任中国军事观察员，在抗战初期就进入国民党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进行了考察。卡尔逊在访问陕甘宁边区前，曾与罗斯福约定，将以秘密通信的方式，把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直接通报给总统本人。卡尔逊到共产党地区的计划，得到了美国海军和蒋介石的批准;并通过斯诺取得了毛泽东的默许。于是，在林伯渠的安排下，卡尔逊造访延安，拜会了他心仪已久的毛泽东。这样，他就成为1944年7月美国观察团到延安前的第一个也是唯一访问过延安的美国官员。

　　这天晚上，毛泽东与卡尔逊在烛光中一边喝着茶，一边剥着花生，进行了彻夜长谈。谈话的内容从抗日战争、欧美政治局势，一直谈到古往今来的政治思想发展，乃至宗教对社会的影响等等。毛泽东说：

　　“只要人民有志气忍受困难，有愿望继续抵抗，中国就不会垮台。只有人民信任他们的领导人，只有他们有过好一点日子的希望，人民才会建立起并保持这种意识。我们努力争取具备这些条件，我们训练干部要生活简朴、秉公执政，诚心实意地帮助老百姓解决困难。我们相信好一点的生活来自发展民主、学会自己管理自己。我们认为，经济生活应以合作社为基础。共产主义并非眼前的目标，是要经过长期的发展才能达到的。在它之前必须有强大的民主，然后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毛泽东还说：

　　“中国像一个能盛一加仑的细颈瓶，而日本灌进了半品脱(一品脱等于八分之一加仑)水。它的部队进占一地，我们转向另一个地方;他们追击，我们就后退。日本兵力不足，无法占领全部中国。只要人民决心继续抵抗，他就无法用政治手段控制。”

　　卡尔逊问：

　　“对于战后，中国共产党有什么计划?”

　　毛泽东说：

　　“我们希望目前同国民党的协定能持续下去，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两党政府。我们认为，银行、矿山、交通应该国有。应发展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作社，我们赞成鼓励私有企业。最后，我们认为，中国应同一切愿意在平等基础上对待我们的国家建立和保持友好关系。”

　　关于欧洲局势，卡尔逊说，如果德国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就会参战。毛泽东说：

　　“不会。英国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作战。如果德国伸向西南，英国就会作战，但他不准备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的。”

　　这一不寻常的预言，竟然在第二年即1939年及1940年前半年得到了完面的验证。毛泽东的话题又回到了抗日问题上，他说：

　　“日本把我们包围在五台山，我们在这里受到包围。日本和中国都使用突出阵地战术，好像孙连仲在台儿庄所采用的一样。但我们有另外一种类型。以日本在太原府的驻军来说吧!”

　　他推出一只茶杯代表日本驻军的位置，以其它4件东西代表中国军队的位置，继续说：

　　“太原府东北五台山有聂荣臻指挥下的我军部队，西北有贺龙，西南有林彪，东南有朱德。日本人如果侵入山西，就会受到我们其中一支部队的打击。山西是华北的战略枢纽，五台山是山西的战略枢纽，只要我们占有五台山，日本就没法控制这个省份。”

　　毛泽东最后说：

　　“另外一种包围方式就是美国、苏联与中国联合起来包围日本，那是一种国际的包围。”

　　第二天，卡尔逊又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和他进行了第2次长谈。

　　卡尔逊曾经这样评价毛泽东：“这是一位谦虚、和善、寂寞的天才。在漆黑的深夜中在这里奋斗着，为他的人民寻求和平的生活和公正的生活而奋斗着。”

　　在延安考察10多天后，卡尔逊要再一次进入敌后各战区了，毛泽东便介绍以刘白羽为首的5位青年文艺工作者陪伴卡尔逊去敌后考察。为此，他专门约刘白羽等人谈了话，并亲自写了一封信，以他和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的名义，通令八路军所属各政治部说：

　　“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派去抗战文艺工作团一组计5人，由刘白羽率领，经榆林、晋西北，赴战区各地考察，搜集材料，建立通讯网。敬希接洽，并予以帮助。”

　　卡尔逊前后两次对中国战区的考察，总共历时约8个月，行程8000余里，足迹遍及延安和北方所有抗日根据地，会见了国共两党领导人和几十名高级将领，经历了许多场战斗，了解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证实了看来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事实”，“这就是：日军推进的速度很快，与此同时，红军也神速地深入敌占区开展消耗战，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使他“对中国问题的了解有了飞跃的变化”。他从游击战争的发展看到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前景，从共产党、八路军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对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考察的所见所闻，使卡尔逊激动万分，他除了向罗斯福总统报告外，还不顾自己是外交官的身份，在各种公开场合高度赞扬共产党的军事、政治、组织制度。当一位记者就他提供的关于红区的情况向他表示感谢，并保证不会在报纸上披露他的姓名时，卡尔逊说：

　　“你这么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给你们讲的一切都是真的，没有半点虚假，为什么非隐去我的姓名不可呢?”

　　卡尔逊的表现，受到上级的严厉指责，他不顾别人的劝阻，愤然辞去军职。他回到美国后，向公众发表演讲，为几家杂志社撰稿，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情况，还出版了《中国的军队》、《中国的双星》两本书。

　　《中国的双星》一书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有评论说，卡尔逊笔下的共产党人，似乎更像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民兵，是无私的爱国主义者和仁慈的民主主义者，而不是布尔什维克或纳粹极权主义者。

　　且说5月4日下午，抗日军政大学第4期1大队大队长苏振华、政委胡耀邦带着1大队要开到瓦窑堡去办学，毛泽东应邀来到城北门里的一个广场上给学员们讲话。他说：

　　“同志们，瓦窑堡那里还有国民党和它的政府，也有我们的党和政府，那里的老百姓，熟悉的是国民党，对共产党还不很了解。同志们去那里，老百姓就要通过你们来观察共产党。所以你们一定要把党的政策和作风带去，使得老百姓拥护我们。同志们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二万五千里，这很光荣。但是二万五千里也是一个包袱，可以使人骄傲。背上这个包袱，而骄傲起来，老百姓就不喜欢我们，我们就会脱离群众。”

　　关于学习问题，毛泽东说：

　　“你们学什么——我们的政治方向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等等，那是第一条;再有坐地下、吃小米、爬山等等便是实行，这是第二条。现在你们是政治队，两个月毕业，也可到军队中去，如果再加上战略战术，那是更好。我们抗大的学习有三：(1)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2)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3)灵活的战略战术。有了这3条就够了。

　　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他说：

　　“我们过去和国民党分了十几年，现在又合起来了。你们看过《三国演义》吗?那本书一开头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当然把这话拿到现在来说是不正确的，现在合起来不一定会再分。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两句话：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

　　关于张国焘叛逃的问题，毛泽东说：

　　“张国焘到延安后，中央多次开会批评他，他多次承认错误;但尾巴犹在，一反一复，两面派行为始终存在。他资格老，过去做过工人运动。我们讲仁义道德，还让他做边区副主席，希望他割掉尾巴。他说割掉了，实际上穿起长袍子，尾巴藏在里面。这次他借口到陕西中部祭黄帝陵，黄帝抓他到墓里去了，我们也只好开除他的党籍。”

　　5月4日晚，毛泽东给项英等人发了一封指示电，史称“五四指示”。

　　原来，粟裕率领的新四军先遣支队进入苏南后，国民党当局画地为牢，给先遣支队指定了一个南北只有五六十公里的活动区域。毛泽东在指示电中写道：

　　“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能够克服这些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5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

　　毛泽东还告诫项英等人说：

　　“蒋之命令是双关的，一面包含战略需要积极意义，一面又难免不包含恶意在内。须不断积极出击。惟具体作战须全依敌我当前条件而定，不因人家议论而自乱步骤。”

　　然而项英对这一正确方针理解不够，措施不力。在毛泽东多次催促和陈毅的劝说下，才命令陈毅、张鼎丞率领第1、第2支队相继东进江南;而把第3支队仍然留在皖南。

　　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日。由中共中央创办的以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为重点的干部学校——马克思列宁学院，简称“马列学院”，在这一天正式宣告成立。由张闻天兼任学院院长。

　　“马列学院”位于延安城北七八里的蓝家坪，土石山上的一排窑洞就是校舍，同杨家岭隔延河相望。学院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政治经济学、哲学、马列主义基本问题、党的建设、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西洋革命史等。毛泽东参加了马列学院成立庆典，张闻天当众向毛泽东介绍了他在苏联留学时期的老同学陈伯达。他说：

　　“这位是从北平来的陈伯达同志，他是北平‘新启蒙运动’的发起人。”

　　这是陈伯达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此前，陈伯达在北平担任过北方局宣传部长，担任过北平市委“三人委员会”成员;在1937年9月从北平来到延安，因他在北平中国大学国文系教过书，中共中央组织部就安排他在成仿吾任校长的陕北公学当一名教员。在筹备马列学院时，张闻天又把他调到马列学院任教员。

　　5月7日，毛泽东应邀来到陕北公学，以张国焘开小差为例，给即将毕业的第二期学生作了题为《坚定革命的旗帜》的报告。

　　这天下午，在山沟边的露天广场上，积聚着数千人。刚到延安不久的话剧艺术家欧阳山尊第一次看到了讲台上的毛泽东，只见他身材瘦长，唇边真的没有胡须，与自己早先听到的传说完全一样。毛泽东开始演讲了，他说起话来抑扬顿挫，使人听得非常清晰，声音洪亮，却不是声色俱厉。他那生动幽默的语言，娓娓道来，谈笑风生，显得特别平易近人。他说：

　　“张国焘自命是个革命的‘老资格’。他的资格究竟有多老呢?打个比方，譬如革命道路好比从延安到西安，有800里路，可是他只走到十里铺就开了小差。张国焘过去在政治上早已开过小差，现在又在组织上开小差了。此人一贯称自己是‘中国的列宁’，什么都要争第一，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十足的老机，在历史上不‘左’就右。党的‘三大’讨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开会十几天，他反对十几天。到了武汉，他又支持陈独秀的右倾。长征路上，他反对北上抗日，另立中央，以后又主张到新疆去建立根据地。到陕北以后，1936年10月，他反对党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信，反对第二次国共合作，说什么党中央的信是‘韩文公祭鳄鱼文，与国民党合作是幻想’。党中央进入延安后，张国焘说：‘延安是一块鸡骨头，吃之无油，弃之有味’，这是曹操主义，结果味也没有了，开了小差，一直逃到汉口。延安有自由，有民主，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好的工作作风，但是张国焘没有看到。他开小差以后做什么呢?你们不是看过演剧队演的那出《放下你的鞭子》吗?”

　　毛泽东一边说，一边做着手势：

　　“张国焘开小差是放下革命的旗帜，他放下革命的旗帜就拿起了鞭子。拿起鞭子干什么呢?拿起鞭子来打人民。他开小差以后，在报上发表声明，说我们破坏国共合作，破坏统一战线。可是，事实是怎么样的呢?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半夜敲了我的门，坚决主张对蒋介石处以极刑。”

　　说着，他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接着将头上的帽子摘下来放在桌子上，引得全场哈哈大笑，他自己也笑了。

　　“你们不要以为张国焘不在，我就随便乱说。有人可以作证，当夜‘独眼龙’就在场，张国焘要杀老蒋的话他全都听见了。”

　　毛泽东说着把脸转向主持大会的陕北公学生活指导主任周纯全：

　　“独眼龙，你说是不是?”

　　周纯全一只眼在作战中受过伤，大家都戏称他是“独眼龙”。现在毛泽东当众也叫起他的绰号来，喜得他咧开嘴巴笑着直点头。只听毛泽东接着说道：

　　“张国焘开小差对我们有什么损失吗?我看没有。他是个胖子，吃得很多，他开了小差，边区可以节省些小米，这倒是有好处的。”

　　他最后勉励学员们说：

　　“我今天讲的是坚定革命的旗帜，就作为对同志们远行的礼物。每个同志出去要记住，坚决奋斗，不怕困难、不开小差，不学张国焘。”

　　毛泽东的演讲给欧阳山尊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直到晚年，他仍然记得清清楚楚。

　　5月8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在延安参观学习的“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全体工人代表。

　　在接见之前，毛泽东先与领队刘文松进行了10分钟的谈话，询问了工人代表们的情况，然后和代表们见了面。他在讲话中说：

　　“此次你们由山西、河北到这里来，是为了抗日。抗日是中国的大事情，这事办不好，一切人都没有好的生活，工农的生活自然不用谈了!所以现在要全国团结起来一致抗日，而工农便是其中的大多数，艰苦的工作也由他们担负，没有他们就根本不行，他们在抗日运动中的责任非常之大。现在的缺点是工农还没有普遍组织起来，对自己的使命认识不够。要提倡团体，言论出版结社有自由，可以组织各种抗日团体。我希望同志们回去通通到铁路上组织工会去，工人要在抗日中做先锋。”

　　毛泽东还说：

　　“这次你们真是‘不远千里’越过黄河而来，我们能见面也是因为国共两党合作的缘故。过去我们在‘山上’只看见手工业工人，大城市才有产业工人。我这次见到诸位，是十多年第一次看见铁路工人哩!十多年来我没有坐火车，因为人家说‘不能坐’，我只好上山打游击去。现在事情是弄好了，所以能大打胜仗。”

　　毛泽东最后说：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他一心一意为无产阶级而奋斗，从不违背无产阶级的利益。今天因为抗日，所以对资本家和地主让一点步，否则，日本帝国主义打不倒。我们要对工人同志讲清楚为什么要停止苏维埃和土地革命。工人的生活问题，农民的土地问题，我们一定要解决，但不用以前的方法，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希望同志们了解这些，经过同志们出去宣传鼓动，一道儿把这个事情干好。”

　　此后，毛泽东又先后给工人代表们讲了5次课。到5月中旬，刘文松和代表们在八路军和群众的热烈欢送中，乘汽车离开延安，在西安改乘火车返回战斗岗位。8月初，由刘文松接任了“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第一战区铁道破坏第一总队”的总队长。

　　据郑州市政协编辑的《平汉路工人破坏队队史》中说：“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是一支组织严密、有9个分队、最盛时有2000余人的队伍。从1938年到1945年的抗战期间，他们活跃在道清、平汉、同蒲、津浦、陇海、汴新、淮南等7条铁路线上，不断在‘皇军护路队’的封锁圈内炸毁日军铁路和列车，使日军视若‘神经系’的交通线时常中断，运输给养根本无法完成。”

　　在春夏之交的一个晚上，延安干部子弟学校学生在党校的礼堂里正在上演话剧《弃儿》。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坐在群众中观看演出。当剧中演到一对革命者被国民党军警逮捕时，剧情达到了高潮：寒风中，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女孩，在惨淡昏暗的街头奔跑哭喊：“妈妈，妈妈!”小演员演得感情真挚，催人泪下。在场的中央领导和观众都被深深地打动了。撕心裂肺地哭叫着：“妈妈!妈妈!妈妈——”

　　毛泽东看着舞台上的小女孩，想起自己的3个儿子在杨开慧牺牲后流浪上海，无人照料，也都沦为了弃儿，触景生情，眼窝里溢满了泪花。戏演完了，大幕徐徐落下，剧场里没有一点声音。突然，毛泽东从座位上站起来，冲着台上喊道：

　　“把后面的那一幕，再演一遍!”

　　剧场里立时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于是，《弃儿》的最后两幕戏又破例重演了一遍。大幕再一次落下，观众以雷鸣般的掌声祝贺演出成功。毛泽东派人把那位小演员叫到身边，抚着她的头，亲切地问：

　　“你叫什么名字呀?你的爸爸妈妈是谁呀?”

　　“我叫刘思齐。”小女孩说着，高兴地朝人群中一指：“那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毛泽东回头望了望，张文秋和陈振亚赶紧走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便问陈振亚：

　　“这是你的孩子吗?”

　　“报告主席，这是烈士刘谦初和张一平的女儿，我只是她的继父。”

　　当毛泽东知道这个小女孩就是老战友刘谦初的遗腹子时，心情无比激动。他神情异常严肃，指着思奇叮嘱陈振亚：

　　“刘谦初同志我是认识的，他是一个好同志，可惜牺牲得太早了。这是烈士的后代，我们有责任好好地教养她。”

　　说到这里，毛泽东弯下腰笑着对思齐说：

　　“小姑娘，我做你的干爸爸，你做我的干女儿，好不好啊?”

　　刘思齐看着眼前这位身材魁梧的人，向妈妈爸爸投去了征询的目光，张文秋和陈振亚朝她点了点头。于是，思齐羞羞答答地喊了一声“爸爸”。

　　毛泽东爽朗地放声大笑，兴致勃勃地说：

　　“既然是我的女儿了，你就跟我一道，到我家去玩玩，好不好?”

　　说罢，他牵着小思齐的手，朝杨家岭走去。

　　不久，张文秋在抗大毕业了，被分配到陈振亚所在的单位工作。此时陈振亚是八路军115师后方留守处政治部主任，张文秋则在政治部主编《生活星期刊》。1938年冬，张文秋生下了第二个女儿，并破例随母姓，叫张少华。

　　5月上旬，毛泽东鉴于“党内外都有很多人轻视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而只把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为了“批驳这种观点”(前面加双引号的文字是《毛泽东选集》中的注释语)，准备写两部论述抗日战争的军事著作。为此，他来到萧劲光的窑洞里，想借一些书籍作为参考资料。他笑眯眯地说：

　　“萧劲光，听说你这儿藏有宝贝，借给我看看如何?”

　　说罢，他的目光便停留在桌子上的一大摞书籍上。萧劲光见毛泽东要借书，就说：

　　“我这里只有几本旧书。以前是有几本好书，可惜长征时都丢了。”

　　毛泽东一边“嗯嗯”地应着，一边翻书。他拿起《战役问题》和《战斗条令》两本书，说：

　　“我想研究一下军事问题，这两本书我拿去看看。”

　　萧劲光没有吭声。毛泽东看了他一眼，笑着说：

　　“怎么?舍不得?好小气哟。”

　　萧劲光有些不好意思，说：

　　“是有些舍不得，我就这样两本军事书，部队教育还靠它们当拐棍哩。”

　　“噢，那就也给我当当拐棍吧。借你的，一定要还的，怎么样?”

　　“主席一定要借，那就借呗。”

　　毛泽东听出了萧劲光的意思，就笑了，说：

　　“放心，是借，不会不还的。”

　　此后，毛泽东就开始撰写《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军事著作，以此“指出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正确道路”(前边加双引号的文字系《毛泽东选集》中的注释语)。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全书共分9章：1、为什么提起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2、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3、抗日游击战争的六个具体战略问题;4、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5、和正规战争相配合;6、建立根据地;7、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8、向运动战发展;9、指挥关系。

　　5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就《大公报》上的两篇社论发表了重要意见。

　　早在4月25日，《大公报》发表的一篇社论就4、5月间进行的鲁南战役评论说：“现时的时局，就是抗战前途的重要关头，我们在这一战胜利了，其有形无形的影响，就可以得到准决胜的功效。”“全军将士注意!现在就是准决战。”4月26日《大公报》又发表社论说：“这一战当然不是最后决战，但不失为准决战。因为在日本军阀，这一战，就是他们最后的挣扎。”

　　毛泽东反对这种意见，他在常委会上说：

　　“现在蒋介石与我们的估计都认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近《大公报》两篇社论态度变化，认为鲁南战争(即徐州会战的第三阶段——笔者注)是准决战，否认中日战争是持久战。我们对于中日战争的估计，过去也有两种意见。我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因为中国是大国，日本不能完全吞并中国，同时中国又是弱国，须要持久战争才能取得胜利。”

　　5月11日下午6时，毛泽东接见了从武汉来到延安的施方白先生。

　　施方白，1887出生于江苏省启东县北新镇附近一个普通农家，23岁时在上海加入同盟会，参加陈其美为首的讨伐袁世凯活动，事败后流亡日本，进入孙中山创办的浩然军事学社学习，1914年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1919年赴南洋群岛槟榔屿主编《光华日报》，反对军阀政府;1921年回国。1926年经季方介绍，他在邓演达主持的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1927年曾资助共产党员胡若愚等人脱险，他本人因“跨党分子”罪名被捕，幸得友人救援获释。1929年初，施方白回到家乡担任启东县县长，因同情和支持工农革命而被迫辞职。1930年春，他与邓演达等人发起并正式创建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亦称“第三党”(农工民主党的前身)。1938年春，施方白在武汉经周恩来、董必武介绍，前来延安访问。与施方白一道来延安的还有一个比他年轻12岁的同乡沈维岳。

　　沈维岳青年时因家境清贫，在上海崇明师范只读了一年就辍学当了小学教师，1925年进入黄埔军校第4期学习，受周恩来、恽代英的影响，倾向中国共产党;1926年9月参加北伐，先后任政治宣传员，连指导员、营指导员等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启东。施方白任启东县长时，他担任公安队队长，因掩护共产党员顾南洲被革职。1930年春，沈维岳在上海参加邓演达、施方白组建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积极从事反帝反蒋活动。1931年8月，他被捕入狱3个月，后经宋庆龄营救出狱，不久到19路军工作，翌年参加了淞沪抗战，因蒋介石对19路军抗战不积极支持，使他加深了对蒋介石的认识，逐渐向共产党立场转变。抗战爆发后，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

　　关于这次会见，沈维岳在回忆录《幸福的接见》中是这样记载的：

　　“那是窑洞外面一所古老的北方式房子，毛主席经常在这儿接见中外来客。我们刚一坐下，警卫员就拿出大前门牌香烟招待我们，毛主席也拿了一支陪客。我们说：

　　‘到延安来观光，有很多问题要向您请教。’

　　毛主席笑笑说：

　　‘你们两位同志远道而来，我们很欢迎呀!你们要谈些什么问题?’

　　我们先后提了9个问题，都是关于国际形势和抗日救国前途的大题目。毛主席耐心细致地一一解答，分析得明快而精辟，使人万分信服。

　　接见中，毛主席一面谈话，一面抽烟，抽得很快，一会儿，烟头快烧到手指了。他扔掉烟头，右手伸进衣袋里拿出一支板烟筒来，左手伸到桌上拿着土烟罐头，把土烟装进板烟筒，又到口袋里摸出火柴来点着。警卫员向他送上第二支大前门香烟时，他没接受，只吸自己的板烟。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请毛主席批准我参加抗大学习，他笑笑说：

　　‘你在黄埔军校学过军事，也打过军阀。’

　　我说，我想学政治。主席回答：

　　‘当前最大的政治就是打日本帝国主义嘛!你们的家乡是苏北的大门，和上海一江之隔。你们应该回到家乡，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在敌后坚持抗日战争。我们抗大学生毕业后大都要走这一条路的。’‘共产党的大门是开着的，只要有条件的人都能进来的。你要参加共产党组织，先要准备自己的条件，到条件够了，共产党会派人来找你的。’

　　毛泽东微笑着为我指出了前进的方向，还指示我们，要组织游击队，配合主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正确道路。告别时，毛主席亲自送到门口，和我们一一握手。”

　　沈维岳所说的9个问题，是由施方白提出的：“第一点，现在国共合作抗日了，共产主义革命是否仍要进行?第二点，如果仍要进行的话，是否放弃没收资本，没收土地的政策?第三点，对于三民主义，是否仍按照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执行?还是要把三民主义作为共产党的最低纲领?第四点，抗日战争的前途如何?敌强我弱，打败日本的把握在哪里?第五点，战胜日本后，中国的建设道路是什么?第六点，蒋一向反复无常，这一次合作能够到底吗?其保证是什么?第七点，要是蒋介石再叛变，国共再分裂，共产党可以独立担当抗战吗?第八点，现在希特勒气势汹汹，英美一再退让，第二次世界大战会不会打得起来?第九点，如果第2次世界大战打起来，谁胜谁负，现在是否作个估计?”

　　毛泽东在回答问题时，关于第2次世界大战，他说：

　　“第2次世界大战事实上已经打起来了啊!”

　　关于蒋介石的问题，他说：

　　“蒋靠不住，他要叛变，这同革命的人士没有关系，对他是没有好处的，革命总是要走向胜利的。”

　　施方白听了毛泽东的谈话，备受鼓舞，当即拿出了早准备好的锦纸，请求题词。毛泽东谦让地说：

　　“让我想一想，就写几个字吧。”

　　谈话结束后，施方白非常认真地把毛泽东对他的9个问题的回答作了整理。

　　5月12日，毛泽东把题写的赠言和他的一张签名照片送给了施方白先生。他在赠言中阐明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他写的是：

　　“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彻底战胜日寇与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阶段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实现更进步的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完成这两个革命都要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只有好好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于统一战线里，才能达到目的。”

　　后来施方白曾在谈话记录的修正本中这样写道：“我于1938年5月11日18时见毛主席于延安城内，谈话一小时又十余分钟。上项九答记录，有关学术思想，为慎重起见，曾于翌日将原稿送请毛主席修正，此乃修正本也。”

　　修正后的谈话记录内容如下：

　　施方白问：抗日胜利的把握如何?假使胜利的话，政治路线有无突变的可能?

　　毛泽东回答：抗战的必胜，那是确有把握的。你所说的突变，如果指政治进步而言，那我可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后，中国的政治，当然会有很大的进步，但不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彻底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施方白问：中国是不是需要社会革命?假使需要的话，是不是要在资本主义发展以后?

　　毛泽东回答：中国将来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但不一定要经过如同西方各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也不一定需要如同十月革命那样的流血革命，中国可能和平地走到社会主义。

　　施方白问：是不是在抗战胜利后就可进行社会革命?

　　毛泽东回答：不是，条件还不具备，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政治当然会有很大的进步，但不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不久，毛泽东在第3次接见施方白和沈维岳时，关于施方白的工作问题，他提议说：

　　“工作地点可以不拘，但应该注意教育事业，尤其要与青年们联系，如遇优秀青年，可介绍到陕公或抗大学习。”

　　此后，施方白和沈维岳在延安先后听了毛泽东两次报告，还参观了延长煤油矿，两个区人民政府，延安高等法院，几个学校和托儿所及人民医院等。直到5月底，他们二人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延安。

　　沈维岳在回忆录中说：“在延安观光了10多天，亲耳听到毛主席的教导，亲眼看见边区人民团结抗日的景象，我从内心里感到，共产党是民族的救星和希望。我决心回家乡，组织队伍，在敌后展开游击队。”

　　后来，施方白介绍了不少进步青年去陕北，为革命输送人才。1946年，施方白转入农工民主党，曾任江苏省农工民主党副主任委员。1970年1月，施方白因病去世，终年84岁。沈维岳则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回到沦陷家乡启东，组织抗日游击队。1939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抗战支队第2总队副总队长。1940年新四军东进，他担任苏中第4军分区参谋长，苏中4分区抗日军政干校教育长，海、启、崇行署副主任兼启东县县长。日寇投降后，沈维岳任苏中9分区军政干校副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他任山东渤海公学教导主任，两广纵队教导总队军教主任，第3野战军训练1团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沈维岳先后在南京、上海、南通担任领导职务，1989年病逝于南通，享年91岁。

　　再说5月12日，毛泽东到鲁艺讲话，他说：

　　“我们两支文艺队伍，上海亭子间的队伍和山上的队伍，汇合到一起来了。这就有一个团结是问题。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要好好地团结起来，进行创作、演出。”

　　“文学艺术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的文学家、艺术家，提倡什么艺术至上，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眼里根本没有工人、农民。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工作者要到革命斗争中去，同时学习人民的语言。”

　　5月13日，毛泽东就《大公报》宣传的“准决战”问题，致电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说：

　　“《大公报》否认持久战，提倡准决战的论调，我们认为是不对的。徐州决战只应该是某种程度的战役决战，而决不应该看做战略决战，必须准备在徐州决战失败后，仍有充足力量为保卫武汉而战。”

　　5月15日，毛泽东为“对付蒋介石集团的破坏活动”和“打击”“党内一部分同志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对于蒋介石集团的阴谋活动所采取的机会主义立场”(引自《毛泽东选集》注释语)，以“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的名义，起草了一份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文采飞扬的《布告》。全文敬录如下：

　　为布告事：自卢沟桥事变以来，我全国爱国同胞，坚决抗战。前线将士，牺牲流血。各党各派，精诚团结。各界人民，协力救亡。这是中华民族的光明大道，抗日胜利的坚强保障。凡属国人，必须循此前进。我陕甘宁边区军民，服从政府领导，努力救亡事业。凡所实施，光明正大。艰苦奋斗，不敢告劳。全国人民，交口称誉。本府本处，亦惟有激励全区民众，继续努力，以求贯彻。不许一人不尽其职，一事不利救亡。乃近查边区境内，竟有不顾大局之徒，利用各种方式，或强迫农民交还已经分得的土地房屋，或强迫欠户交还已经废除的债务。或强迫人民改变已经建立的民主制度，或破坏已经建立的军事、经济、文化和民众团体的组织。甚至充当暗探，联络土匪，煽动部队哗变，实行测绘地图，秘密调查情况，公开进行反对边区政府的宣传。上述种种行为，显系违反团结抗日的基本原则，违反边区人民的公意，企图制造内部纠纷，破坏统一战线，破坏人民利益，破坏边区政府的威信，增加抗日动员的困难。察其原因，不外有少数顽固分子，不顾民族国家利益，恣意妄为。甚有为日寇所利用，假借名义，作为掩护其阴谋活动的工具。数月以来，各县人民纷纷报告，请求制止，日必数起，应接不暇。本府本处，为增强抗日力量、巩固抗日后方、保护人民利益起见，对于上述行为，不得不实行取缔。合亟明白布告如次：

　　一、凡在国内和平开始时，属于边区管辖地域内，一切已经分配过的土地房屋和已经废除过的债务，本府本处当保护人民既得利益，不准擅自变更。

　　二、凡在国内和平开始时已经建立及在其后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实行改进和发展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组织及其它民众团体，本府本处当保护其活动，促进其发展，制止一切阴谋破坏之行为。

　　三、凡属有利抗日救国的事业，本府本处在坚决执行《抗战建国纲领》的原则下，无不乐于推行。对于善意协助的各界人士，一律表示欢迎。但是凡未经本府或本处同意并取得本府或本处的证明文件，而从外面进入边区境内停留活动之人，不论其活动的事务属于何项，一律禁止，以防假冒，而杜奸宄。

　　四、当此抗战紧张期间，凡在边区境内从事阴谋破坏，或肆意捣乱，或勾引煽惑，或暗探军情的分子，准许人民告发。证据确实者，准许就地逮捕。一经讯实，一律严惩不贷。

　　右列4条，全边区军民人等一律遵照，不得违背。倘有不法之徒，胆敢阴谋捣乱，本府本处言出法随，勿谓言之不预。切切。此布。

　　5月的一天，陈先瑞在抗大教室里听完课刚回到住室，就接到了毛泽东派人送来的一封信，只见信上写着：“你那个部队的政委李隆贵带着几百块大洋跑了，请你速回部队处理善后工作。行前来我这里一谈。”陈先瑞不敢怠慢，立刻向毛泽东的住所跑去。毛泽东见他来了，放下手中的文件说：

　　“别急，坐下来谈。”

　　他向陈先瑞了解了李隆贵的情况后，严肃地说：

　　“这个人思想品质不好，经不起历史的考验，迟早要跌跤子。”

　　他接着说：

　　“当前，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所以我们党要同国民党联合抗日。我们是真心同国民党合作的，因为我们要拯救中华民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在国共两党合作期间，国民党顽固派总是千方百计同我们争领导权，争地盘，限制我们的发展。过去那种真枪真炮、面对面地公开地武装斗争少了，他们用武力征服不了我们，就采取另外一种手段，利用吃吃喝喝、金钱美女来拉拢、腐蚀我们队伍中间的意志薄弱者。李隆贵就是被这种手段征服的。你回部队后，要向干部战士讲明当前我们党同国民党联合的目的和斗争的形式，使干部战士对新形势下的斗争的尖锐复杂性有个清醒的认识，千万不要上人家的当。”

　　说罢，他站起身，一边来回踱着步，一边嘱托道：

　　“你们要开一个干部大会，讲讲在统一战线中同敌人斗争的艺术。我们联蒋抗日，这是大局，在联合中有斗争，在斗争中求联合。同国民党斗争，要注意有理、有利、有节，在政治上一定要站住脚，不能失理。这样我们就会掌握主动，就会得到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的拥护和支持，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也就会充分暴露。”

　　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说：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名义上归蒋介石统一指挥，实际上还是党中央领导和指挥，这一条是不能变的。现在有那么一些人，国民党授予什么中校、上校，就神气起来了，有点忘乎所以，飘飘然了。这些人，如不及早给他敲警钟，就会犯错误，还会出李隆贵一类的事。红军改编，只是形式变了，我们这支军队的性质始终不会变，我们党的总目标也是不会改变的。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实际上也有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国民党利用统一战线，变换各种手法来溶共、反共，想慢慢地削弱我们的力量，进而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我们要与他们针锋相对，在统一战线中发展壮大自己，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发动群众，团结抗日，”

　　说到这，毛泽东用力地挥了一下手：

　　“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接下来，他又用很和缓的口气结束了这次谈话：

　　“我讲的这些道理，通过你要让广大干部战士都明白。这样，部队的工作就好做了。”

　　陈先瑞告别了毛泽东，马上赶回部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妥善地处理了李隆贵携款逃跑这件事，对干部战士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政治思想教育。

　　5月中旬，毛泽东继《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后，又开始忙里偷闲加紧撰写另一部重要军事著作《论持久战》。他一动笔就连续奋战了7天，每天都坐在窑洞里的书桌旁昼夜不停地写着，一天只休息5个小时左右。夜间，微弱的烛光照着他那苍白的脸，累得他不住地扭腰捶背。

　　这一天，他已经连续两天没有睡觉了，只吃了很少一点东西，还一个劲地伏在桌子上写，感觉热了，顾不得身上的汗水，只用毛巾擦把脸。笔记本旁边放着一块石头，他的手由于不停地写而酸痛，就握一握那块石头，使手指得到松弛。实在感觉太累太困的时候，他才叫值班卫士翟作军给他打盆水，洗洗脸，清醒清醒，到院子里转一转，要不就躺在椅子上闭目养一会儿神。天傍黑的时候，翟作军走进房间，照例给毛泽东点燃两支蜡烛，在桌子的两头各放1支。半夜时分，毛泽东该吃饭了，翟作军端来炊事员准备好的饭菜，说：

　　“主席，吃饭吧。你已经两天两夜没睡觉了，吃完饭，睡会儿吧。”

　　“你们先睡吧，我等一会儿再睡。工作没有搞完，睡不着啊。”

　　毛泽东说着，头也没有抬，手中的笔还在唰唰地写着。翟作军说：

　　“主席，你身体不大好，像这样熬夜怎么行啊?吃完饭，睡睡吧!”

　　毛泽东抬起头，看了翟作军一眼，微笑着说：

　　“好，等一会我就睡。”

　　约摸过了一顿饭功夫，翟作军回到窑洞收拾碗筷，见毛泽东还在那儿聚精会神地写着，放在桌子上的饭菜竟然动都没动，连一点热气都没有了。他只好把饭菜端回去，放到火上热了热，又送来。他说：

　　“主席，你吃饭吧，天冷，一会儿又凉了。”

　　“啊?我还没有吃饭?”毛泽东抬起头，看看眼前的饭菜，好像不大相信，又说：“好，就吃就吃。”

　　天快亮了，翟作军回到毛泽东屋里去看看，毛泽东还在那里写着呢，饭菜呢，依然是一动没动。

　　5天以后，密密麻麻地写着那些不受拘束的草体字的稿纸，已经积满了一书桌。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消瘦了许多，颧骨凸了出来，眼睛布满了血丝。在那几天里，每当他起身去吃已不止一次热过的晚饭时，工作人员便视为一个重大胜利。到了第6天，他突然感到头痛并有些晕厥，累得病倒了。医生赶来给他进行诊断，说没有别的病，是累坏了。开了点药，劝他好好休息。毛泽东吃了药，休息没多久就起来了，喝了一杯烧酒，然后坐下来一手托着头，继续写《论持久战》的结尾部分。到了第9天的半夜，他终于完成了这篇长达80个印刷页的论文。他把翟作军叫来，交给翟作军一卷用报纸卷好的卷卷，吩咐说要送到隔着延河的清凉山解放社去。

　　隔了两三天，解放社送来了校样，毛泽东又不分昼夜反反复复地修改。又过了些日子，解放社给毛泽东送来了一叠书，书皮上赫然印着《论持久战》，他捧着书，脸上露出了微笑。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也曾记述了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的一些情况，他是这样写的：“毛主席在1938年写的《论持久战》，保存有原始的清样稿。清样稿上除了有毛主席用毛笔改的字迹，还有许多地方是用钢笔书写的。在钢笔书写的字迹上，主席又用毛笔再作了些修改。我后来问田家英，主席不是很少用钢笔写字的么?田家英告诉我，那钢笔字是江青同志写的。多年后，我把这事当面向江青提起过。江青跟我说，那篇文章可是主席在抗日战争初期对抗日战争战略、策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认真研究的心血结晶啊。主席在那篇文章里所预见的事情后来都被历史证实了。这篇文章对整个的抗日战争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就是在国民党那里产生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主席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全神灌注，竭尽了全力的。那时主席很容易发脾气，你不能对他有任何干扰，稍微影响了他的思路，他就会骂你。而平时主席是从来不骂人的。为了集中力量写东西，他连吃饭都是食不知味的，有时刚吃了一口，想起什么来，就马上放下，又去写了。所以饭菜常常是冷了又热，热了又冷。你送东西给他吃的时候，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后来江青就想了个办法，把小米粥熬得很薄，把菜切得很碎，放在粥里，让他把饭菜放在嘴边就能喝下去。江青说，有时主席还叫她在办公室门口守着，不让人进来，一些高级干部来了都不见，人家还以为主席是生病了，江青在那里挡着，说主席在写东西，不让任何人打扰，有事找谁找谁去。有时可能是在写作的过程当中碰到了困难，主席就显得很烦躁，甚至会全身发热，冒汗。她就赶紧拿着毛巾给他擦拭。有时写着写着，手上也发热了，她就设法找来些恒温的凉石头，让他放在手上握着，用来降温。江青说，那时她守在主席边上根本都不敢说话，看到主席写好一段，就赶紧过去帮他抄写整理好，有的地方要按他的指点抄写清楚。”

　　那个时候，江青虽然还没有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但她常常到毛泽东那里去，本传前面已经讲到了。因此，她对戚本禹叙述的那种情形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戚本禹，山东威海人，1931年出生于上海，曾就读于上海浦东中学、中华理科、南洋模范中学;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1949年7月选入北京中央团校学习;1950年5月4日调入中南海，被安排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工作，任见习秘书;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8年，历任秘书、《毛泽东选集》编委会成员、信访科科长、《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1983年11月2日，他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刑满释放后，被安排到上海市图书馆收藏部当图书管理员，当局强行为他办理了一个“戚文”的身份证，那承想这易名竟成谶语，后来果然以“文”闻名于世。他与关锋商定在文化战线上继续革命，编著了近200个历史人物、计200余万字的《中国历史人物论集》，与关锋等人合作编撰了《中华易学大辞典》、《论语释说与孔子批判》，还出版了他撰写的、与人合作的十几本著作。2016年4月20日7时58分，戚本禹在上海病逝，享年85岁。就在他逝世前一小时，他曾花费了5年时间撰写并抱病审定的《戚本禹回忆录》，由香港友人出版了。

　　这正是：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清 龚自珍诗)

　　且说在5月20日，毛泽东看了徐懋庸写给他的一封，徐懋庸在信中说，请求毛泽东接见他。他想谈一谈发生在上海的“两个口号”之争的问题，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指示。

　　毛泽东复信给徐懋庸说，愿意同他一谈，但目前较忙，待过几天相约。不要急，问题总可以弄清楚，前途是光明的。

　　5月21日晚，毛泽东为抗大第4期学员开学题词，他写的是：

　　“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

　　5月22日，毛泽东派他的两个秘书培元、华民来找徐懋庸，了解了一下“左联”的情况。

　　5月23日下午3时许，徐懋庸随着华民来到延安北门内凤凰山麓毛泽东的窑洞里。毛泽东刚午睡起来，感觉比较凉，就披了一件旧棉袄，招呼徐懋庸在办公桌前和他面对面坐下，客气地让徐懋庸抽烟。徐懋庸说不会吸。毛泽东笑笑说：

　　“搞文艺的人不吸烟的可不多嘛。”

　　他自己点上了一支烟，吸了一口，又说：

　　“现在就谈谈吧。”

　　徐懋庸简单讲了自己的履历，讲了“左联”的情况，“左联”解散的过程，“两个口号”的争论，他写给鲁迅的信及鲁迅驳斥他的长文，还有事后上海的舆论包括周扬等人对他的态度等等。当徐懋庸说到“我后来基本上认为鲁迅是正确的”时候，毛泽东把“鲁迅”二字误听为“路线”，马上就问：

　　“路线?谁的路线是正确的?”

　　徐懋庸解释说：

　　“我说的是鲁迅，不是路线。”

　　毛泽东笑着“哦”了一声。徐懋庸接着表示，自己来延安就是要弄清是非的。他大概讲了一个半钟头，毛泽东非常认真地听着他反映的情况和意见。徐懋庸讲完了，毛泽东表态说：

　　“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我认为：一、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二、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三、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四、但是你们是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五、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怎么样?你对我的话有什么意见?”

　　徐懋庸说：

　　“今天我听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道理，非常激动，等回去好好想一想。”

　　毛泽东关切地问：

　　“你的工作分配了没有?”

　　徐懋庸说：

　　“还没有，在‘文艺界抗敌协会’只是暂住。”

　　“那么，你到鲁迅艺术学院去工作好么?我们正在叫周扬筹办这个学院。”

　　“我不想去。”

　　“你不是搞文艺的么，为什么不想到那里去?”

　　徐懋庸想了想，说：

　　“第一，刚才听了你的话，使我知道自己对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懂，过去自以为懂一点，不对了，因此我要去学习，到陕北公学。这是主要的。其次，根据上海的一段经验，我觉得搞文艺的人很多脾气很怪，鲁迅也认为是这样，我不愿意再同搞文艺的人在一起。”

　　毛泽东笑了笑说：

　　“你想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很好嘛!那么你到‘抗大’去教哲学好不好?现在抗大的学生很多，搞哲学的只有艾思奇、任白戈、何思敬等几个人，顾不过来，你去也好。”

　　徐懋庸坚持说：

　　“我是要到陕北公学重新学习嘛，怎么能去做教师?”

　　毛泽东说：

　　“像你这样，一面教一面学习就可以了，何必进陕公学习。就这样好么?”

　　徐懋庸见毛泽东说得甚是有理，便高兴地答应了。毛泽东立即打电话给“抗大”副校长罗瑞卿，通知他徐懋庸去抗大工作的事。放下电话，他又问徐懋庸：

　　“你是不是党员?”

　　徐懋庸说：

　　“不是的。我在大革命时期就追求党，但‘四一二’政变后，失去机会。后来加入‘左联’，也就是为了想入党。我曾听说，上海‘左翼’组织的干部，本来是可以转党的，但是自从我写信给鲁迅遭到鲁迅公开驳斥以后，我知道的上海的党员也疏远我了。我觉得没有希望了。但是我是决心要跟着党走的，像鲁迅那样，虽不是党员，却是一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我要学习他。”

　　毛泽东说：

　　“既要革命，有条件还是入党的好，你也不是没有入党的可能的。这个问题，你可以在‘抗大’的工作中去解决。你还可以找中央组织部陈云同志去谈一谈。但入党要有了解你的党员做介绍人，你有这样的熟人吗?”

　　徐懋庸说：

　　“我只知道周扬是党员。”

　　毛泽东说：

　　“艾思奇你也是熟悉的嘛，他也是党员，可以去找他。”

　　5月26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各师负责人说：

　　“徐州失守(5月19日国民党军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中主动撤离徐州，向西向南突围。见上一章——笔者注)后，判断敌将以进攻武汉为作战计划之中心。河南将迅入敌手，武汉危急。以为敌置武汉抗日的中心于不顾，而将主力立即转向华北及西北打击游击队及切断中苏交通的估计，是不适当的。这一步骤的到来将在稍后。如果欧洲发生战争或重大危机，敌将迅速进攻广东。我们的口号是：保卫武汉，保卫广州，保卫西北，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在上述情况下，华北游击战争还是广泛开展的有利时机。目前应加重注意山东、热河及大青山脉。”

　　5月26日下午，毛泽东开始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演讲《论持久战》。他的开篇语讲的是“问题的提出”，他说：

　　“伟大抗日战争的一周年纪念，7月7日，快要到了。全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同敌人作英勇的战争，快一年了。这个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全世界人民都关心这个战争。身受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么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于是失败主义的亡国论者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会亡，最后胜利不是中国的。某些性急的朋友们也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很快就能战胜，无需乎费大气力。这些议论究竟对不对呢?我们一向都说：这些议论是不对的。可是我们说的，还没有为大多数人所了解。一半因为我们的宣传解释工作还不够，一半也因为客观事变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质，还没有将其面貌鲜明地摆在人们之前，使人们无从看出其整个的趋势和前途，因而无从决定自己的整套的方针和做法。现在好了，抗战10个月的经验，尽够击破毫无根据的亡国论，也尽够说服急性朋友们的速胜论了。在这种情形下，很多人要求做个总结性的解释。”“因此，我的讲演就来研究持久战。”

　　毛泽东的这个讲演一直持续到6月3日才全部结束。他全面、系统、深刻地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特殊时代以及战争双方的基本条件，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观点，揭示了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而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人民这一客观规律。

　　他在演讲中提出了抗战必将出现的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这一科学预见最终被历史事实所验证，是完全正确的。他在演讲中还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断，他说：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非烧死不可。”“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二战后，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在研究了《论持久战》之后，曾这样说：“我很佩服《论持久战》。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这样非常好的战略著作在日本是没有的。日本在物资方面和科学技术方面都优于中国，武器优越于中国，但没有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结果，日本被中国的持久战打败了。”

　　再说5月26日晚，毛泽东给堂兄也是他少年时的塾师毛宇居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毛泽东收到毛宇居的来信，信中叙说了家乡及亲友们的情况：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及其外婆周陈轩、舅父周颂年，已通过地下党组织安排回到韶山定居，但生活困苦;毛家亲戚谭季余想到延安找工作;还询问他的侄子毛远耀等在延安的情况。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宇居兄左右：

　　5月10日信收读。谭季余以不来为上。楚雄等已寄微款，而后可略接济一点，请督其刻苦节省。周先生移居韶山甚好，应看成一家人，不分彼此。远耀等在此甚好。此复。即颂时绥!

　　弟 毛泽东 5月26日

　　1938年6月2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说：

　　“地区扩大已不患无回旋余地。望根据战争的实际经验，凡敌后一切无友军地区，我军均可派队活动，不但太湖以北、吴淞口以西广大地区，即长江以北，到将来力能顾及时，亦应准备派出一小支队。”

　　6月初，日军进抵开封外围。国民党军队30万人稍作抵抗后，放弃开封，向西溃逃。

　　6月9日上午，蒋介石闻知开封失守，大吃一惊。这个早年曾4次东渡日本深造并先后毕业于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校的炮兵生、日本陆军第13师团第19联队的士官候补生，为阻止日军西进占领郑州，竟生出了一个馊主意，命令国民党部队在郑州以北花园口和中牟赵口炸开黄河河堤，水淹日军。这一炸可非同小可，瞬间便造成了一个骇人听闻的“黄泛区”：豫皖苏3省40余县700多万亩耕地被淹没，89万人民死亡，中原600多万人民挣扎在泽国汪洋之中。

　　这正是：倭寇铁蹄踏开封，吓煞当年日军士官生。

　　士官生，头发懵，脚底轻，兀自生出个“水淹七军”计，轰隆隆炸得黄河倾：

　　休怪俺不得已而为之，俺也是为抗日，为民生。

　　欲知蒋介石还有什么愚蠢之举?请看本传后面将要叙述的长沙大火满城遭焚之惨状。

　　东方翁曰：本章前面说到了毛泽东在1938年5月初会见美国情报官卡尔逊时谈到了欧洲局势。卡尔逊说，如果德国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就会参战。毛泽东则说：“不会。英国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作战。如果德国伸向西南，英国就会作战，但他不准备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的。”后来的情况果真如此吗?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吧。就在毛泽东发出这一预言之后不久，极力推行绥靖政策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在1938年9月同法、德、意首脑达拉第、希特勒、墨索里尼签订了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割给德国的“慕尼黑协定”，以此推动德国向苏联进攻，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慕尼黑阴谋”。此后，希特勒在1939年3月15日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9月1日又向波兰发起“闪电式进攻”。9月3日，英法被迫对德宣战，但并未组织进攻，出现了前线无战事的“奇怪战争”。1940年4月，德国军队绕过马其诺防线，攻占丹麦、挪威，5月10日至5月28日，攻占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其间在5月13日大举入侵法国，驻防法国的英军这才慌忙从敦刻尔克大撤退，损失惨重。你看，毛泽东不寻常的预言，不仅仅是结果，连方位都说对了。事情还远远不止于此，本传在第二卷中曾经说过，毛泽东早在1919年的《湘江评论》上发表的《高兴和沉痛》一文中，发出了一个惊人的预言，他说：“我们执因果而看历史，高兴和沉痛，常相关系，不可分开。一方的高兴到了极点，一方的沉痛也必到极点。”“克里孟梭高兴之极，即德国人沉痛之极。包管10年20年后，你们法国人，又有一番大大的头痛，愿你们记取此言。”说来真是太神奇了，就在1940年6月22日，也就是在巴黎和会上参与分赃活动20年之后，法国被迫在一战结束时德国向其签署投降书的贡比涅车站向德国签署了投降书。这岂止是大大的头痛，简直是亡国灭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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