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疆大吏”知青情（上）
“封疆大吏”知青情（上）
云南知青 程约汉
历史上，省一级的行政长官地位较高，声势显赫。西周分封制，称之为“诸候”“大夫”。秦汉实施郡县制，为“郡守”、“太守”。到清代，称为“总督”、“巡抚”，兼称“封疆大吏”。一位位头上的冠缀青金石顶、水晶顶，腰间佩金园版带，出门旗幡灿烂，呜锣开道，里三层外三层。别说平头百姓，就说众地方长官难得一见，苦无机缘，偶有接见，无不诚惶诚恐。
到新中国，封建专制“官大压死人”的规则，发生顛覆性变化。
1964年9月前，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政委阎红彥，上将军衔，他得知昆明市200多品学皆优、放弃升学考知识青年带头下乡安宁县的情况，专门询问“青龙公社有没有分知青?”市委回答没有安排，他即刻要求分一部份到青龙公社。于是，昆十三中、昆十二中的黄世荣，曹自强、汪碧琴、戴琼芬等二三十位同学被分到青龙公社的两个大队。当地属革命游击区，那时是一种怎样的生存状态呢?民谚“干草铺穷禄脿，不穷不富青龙哨;上前甫下前甫，荞面粑粑充响午。”就是生活的真实写照。昆明知青大部份分到县城附近村子30多公里，青龙公社离县城又是30多公里，距昆明共60多公里，所以对分到青龙公社的二三十位知青来说离家更远更偏僻，将经受食贫茹苦的更大考验。难道阎红彥省委第一书记不知道这种情况吗?实际上，他是知道的。安宁县是云南省新建设重工业和盐磷化工基地，又是滇西干道，他来来往往不知多少次了。就在这批知青下乡前一个月，他陪同陈毅副总经到草铺公社大山沟里，视察涉外的五0一台。两年多前，他亲自到安宁县对粮食产量下降的原因进行调研。当时公社粮食分配方案，以人口分配为主，娃娃多的家庭粮食分得多，而劳动力多的家庭尽管劳动工分多，但分得的粮食较少，吃粮较紧，这就导致社员劳动积极性不高、粮食生产受到很大影响。经过他同县委书记张鼎、干部罗华普调查研究，拟定上报《安宁县连城公社罗白村粮食分配分户调查情况的报告》，省委汇同相关情况于作出决定修改粮食的分配的方案由，“由三分工分粮、七分基本口粮”比例改为“四分工分粮、六分基本口粮”。社员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初战告捷。青龙公社虽然地处偏僻，少雨干旱，但是双眉大队干部社员带头发扬愚公精神，苦战三年，终于打通173米穿山的隧洞，将大瓜箐的水引到了双眉村，增加灌 溉面积745亩，实现了人定胜天的梦想。下一步还将继续筑坝开渠，扩大到更多的村子。阎红彥希望昆明知青接上力，将各项工作搞得更好。知青们没有辜负期望和信任，对知青下农村所面临困难与考验，阎红彥当时怎么可能不知道，形势使然。在上山下乡问题上，共产党各级领导从来不隐瞒观点，农村与边疆的落后贫困和工作艰辛，从一开始都是原原本本说清楚。1965年9月10日，在全省贫下中农、农业生产先进单位代表会议期间，阎红彥专门同知识青年座谈，语重心长地谈了很多。他说：“从解放以后，特别是1958年以后，工业和农业比较来说，发展是快的，就在全国来说也不算慢。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云南基础差，文化教育同全国比就更差了。如生产上，现在还存在着刀耕火种的，不会使牛的，还有不施肥的。生活上不讲卫生、吃生东西。大部份地方只会煮吃，不会炒菜。发不理，脸也不洗，住房连窗户都没有。反映在意识形态上问题更多了”。
“今天你们来的都是知识青年。知识青年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每一次都起了带头作用。知识青年有各种不同的出身，也带有 各种不同的东西，参加当时的革命。在这个期间经过了革命的实践，有的坚定下来了，有的就淘汰了，历史教训是这样的。但是工人出身的，贫下中农出身的，坚定的比较就较多一些。”“我们那个时候闹红军、闹游击队，开始还是知识分子多，到搞得很艰苦时就跑的多。中国革命是一定要胜利的，但革命是长期的。很多人问革命究竟是到哪一天啊!很多人就动摇了，特别是知识青年动摇的多。这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中央总是讲知识青年要重在表现呢!
“我们云南要改变农村面貌，看起来，不把文化教育工作加快一些，加大一些，不把人们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一步，要发展生产就有问题了。现在文化水平底，有些东西改变的慢，就是因为在农村的青年知识分子少。他们多了就会形成力量，才能在三大运动中起带头作用”。“80%的人口还是农民，农村是个汪洋大海，我们改变社会面貌，基本上是个农村的问题，不是几个少数的城市问题嘛。农村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农村，那个社会主义就不行了。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农村，你们就起了这个带头作用，将来跟着你们去的不知道有多少。你们一定要有长期的准备，我看《人民日报》、青年团，都提出愚公移山的问题，要做社会主义的新愚公。在每次革命运动中间都会坚持下来一批，出一批坚强的干部、领导者，也要淘汰一批，这是个规律。
“希望你们将来提供意见，究竟农村怎样的改变……”。
在座的知青们听了，不但无恐惧反而感到重任在肩，热血沸腾。这次会议召开半个月，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周兴，省边委书记孙雨亭也接见到会的知青们。孙雨亭个子硕长，头发整齐梳脑后，穿着精干，他一面听知青发言，一面插话：“阎政委今天上午讲的这些话，告诉你们到农村进行艰巨的工作，是一个大革命，可以同我们二万五千里长征、内战时期打倒蒋介石的斗争相比拟，也不容易。你们看我们有些同志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也不一定完全是自觉革命的。所以要好好想想，怎么变自觉的。真正自觉了就感到愉快，感到农村大有作为，前途远大，可以发挥的作用很多。真正小材大用，而不是大材小用。”
又一段插话：“在农村要改造自己，同时也要改造农村，在改造农村中，不断改造自己。要向农民群众学习，又要同农民群众一块教育提高。你们下去，不单是自己锻炼锻炼，目的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要消灭三大差别。”
他还对在座的团省委、中共昆明市委的负责同志说：“有的青年人不愿意在农村，当然不完全怪他。若没有人引导，他在农村干来干去、干不出什么、干不出名堂就可能动摇，可能失去信心，坚持不下去。所以你们团省委、昆明市委要管好开会研究有关问题。阎政委，郭少川他们都带口信给我，要我讲这项工作有党领导，团领导。你们知青有困难就找他们，找党、找团，说‘我的困难怎么办?怎么解决?’，反正不能动摇。有人动摇不奇怪，总是多数不会动摇”。
安宁插队知青白智芳、张铸、纳运璇等也作为特邀代表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座谈会，矮矮胖胖的张铸汇报他们罗白八兄妹在农村养猪、种菜、团结互助的情况，孙雨亭书记听了很高兴，鼓励道：“我很关心你们到安宁知青想不到去一二年真的表现变了。……要搞科学试验，研究新品种，使农业增产，不能照过去简单方法生产。你们是知识青年，应该做出更多的成绩。”说到这里停下来，他专门关切地问：“你们现在存在些什么困难?”张铸眨巴眼想了一下，直言不讳：“我听到的，一是回族知青汉族知青混在一块，不好做饭。二是很想学习，关心国家大事，在农村看不到报刊杂志，三是知青户，有的太多，有的太少……
孙书记一面听一边点头，表示记住了：“下一步我们会协调解决。”
《云南日报》为这次盛会发表社论《发扬大寨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参加会议知青代表纳运旋，是昆一中高三(60)班毕业生，曾任校团委的组织委员，曾几次到云南冶炼厂附近村 “支农”，受该村青年人改造落后面貌事迹吸引与鼓舞。所以到学校动员上山下乡时就决心写申请书，同班的赵国华也写申请省教育局一位处长听到她放弃高考下乡，劝阻：“你必须去考试读书。”“你为什么不想中国卫星上天，也需要像你们这样的人去奋斗。建议你考不起再下乡!”当时，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招4个名额，看过档案已选中她。纳运璇听到这种情况，心里有点犹豫，就把想法告诉赵国华。当时赵国华没有吭声。第二天，纳运璇到学校，忽然见新出的一期校刊登了《革命的坚定性》的文章 ，落款赵国华。她未看其文内容，已明白内容的意思，脸上不禁一阵热辣辣的。
她到安宁县连城公社大屯村插队不久，省委四清工作队驻进村里，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彥同省公安厅干部就蹲点在这个村子。在几次发动社员的会上，每听一位社员发言，阎红彥轻声问坐在旁边的纳运璇：“叫什么名字?”发觉这个新来的女知青一个一个都说得出名和姓，感到很不错。纳运璇也有点诧异，这位身着普通兰色棉衣，脚穿一双剪口布鞋的工作组老同志为什么每一个发言的都要询问姓名。有一天她直来直去地反问：“您叫什么名字?”
“张林”。
“在哪个单位工作?”纳运璇话出口，感到有点唐突。
“从部队刚转出下来的。”纳运璇点了点头，两只眼睛友好地瞅对方一眼。散会后，纳运璇回家准备洗嗽，知青马秉仁说：“今晚坐在你旁边的是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彥”。
“不是，我问他了，他叫张林。在这个偏僻普通的村子，省委第一书记怎么可能会来，还参加社员开会呢?再说神态哪有点身经百战运筹帷幄的官相?不，不可能”。在她心目中，应该是相貌堂堂、气宇不凡的形象。
马秉仁补一句：“你不信看看云南日报上的阎红彥照片，同他一模一样!”
纳运璇联想到平时见到这位，有时倚一根行杖、和颜悦色的老干部，总是有姓曹的秘书和两个省公安厅干部跟着，这阵势不寻常，嘴上就没有再说什么。
1964年12月，纳运璇同罗秉森、史坚耘等十多位知青出席昆明市农村科技工作会议。
对大屯村的知识青年，四青工作队比较信任，许多工作直接依靠他们，不时鼓励他们在四清运动中锻炼自己。1966年初，阎红彥当着纳运璇的面，对大屯大队支部书记杨兴说：“这样的学生不错，你们要好好培养。”不久大队党支部派人了解纳运璇的家庭情况。有一天纳运璇回昆明，父亲告诉她：“有人来了解我的情况。”她当时听了，还没有反应过来。后来听。大队支书说了缘由，才明白阎书记对自己的关心。
一天，纳运璇挑水准备浇菜地，正好阎书记一行5人迎面走来。她忙停下，把桶放在地上打招呼。阎红彥来了解村里缺水和粮作物情况。当知道附近许多村子也是缺水、农民靠天吃饭是全县四片旱区之一的情况，就加重语气说：“村里缺水问题，我们一定想法解决，不久工作团决定在村子建二级抽水站，将日夜奔流的螳螂川水引到大屯村子。后来很长时间，干部社员都叨唸工作队和阎红彥书记，感激他们的关心。
在二级抽水站竣工那天，阎红彥书记头戴呢子鸭舌帽，精神奕奕到大屯。大队支书，大队长过大节一般地跑前跑后，有说有笑。“娃娃要奶养，庄稼靠水长”，“小水凑大水，能养千张嘴”，村子从此有希望了!那天纳运璇也忙，穿一件大棉衣，手上正端一支大碗吃饭。忽见他们赶忙将碗藏到身后的棉衣下，一边同他讲话。虽有点尴尬，但她那天也很高兴，很快忘脑后了。
四清工作团1965年下半年撤走时，阎红彦特地安排秘书给纳运璇写信，嘱告她回昆明到家里玩，越过繁文缛节直接了解村里的生活与工作。“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邸宅，我一个普通知青怎么能随便说去就去呢?”后来，她一直没有去。但心目里，已经留下温馨的记忆，每当看到报纸上阎红彦照片，广播里听到阎红彦会声音感到亲切，叮嘱自己不能辜负党的期望，努力在村里搞好工作。
在青龙公社的知青，劳动一天的工分值一二角，半截腊肉骨头煮一月的汤，但没有辜负阎红彦书记的期望。曾经专门在双眉村穿山隧洞峻工时留影纪念的曹自强，在他当任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前后，同干部社员揣冷饭团开沟筑坝，扩大战果：引水山神坝400亩，小甸坝200亩，豹子窝100亩等，为农业大增产打下了基础。一大批知青，挑起工作重担，秦维琛、汪碧琴、黄世荣先后当任禄脿公社党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县长。
云南省老一辈革命家，位高权重，百务蝟集，但是对一个个同工农结合田亩搏战的普通知识青年，很关心，就像对自己的子女一样对待。这不是一般的忘年交，是建立在理想传承事业继续的基础之上，是一种高尚的革命情感和经久不变的血肉联系，在新中国建设与创业中，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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