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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疆大吏”知青情(下)

2016-04-12 12:01:02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程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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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任的云南省委领导、军区将领,都是仗剑从戎跟随毛泽东“转战三千里,曾当百万师”的优秀指挥员,他们从中国革命斗争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中,从自己成长的经历中感知新中国一代青年必须走上山下乡、同工农结合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接好革命事业的班,所以对已经响应员号召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很器重,无微不致,意至盹挚。

  昆十六中初46班的李兰仙,也是1964年昆明市踊现出来放弃考试的学生之一,被学校师生誉为上山下乡“十八勇士”。县农场解散后,她同尹秀珍分到连城公社连然大队洪源三队,时间1965年11月5日。当时省委“四清”工作队,住在连然村一排小楼里,看到进村两个稚气未脱的年轻姑娘,正值花间蛱蝶年华却每天早起贪黑出工,又忙烧火做饭,商量“叫两个小鬼同我们一块吃,她们也可多出工,苦点工分。”于是,建议她俩:“跟我们一块吃,大家轮流做饭一星期,你们收工就吃饭,可以多有点休息时间”。她俩听了见这些省委大官同普通人一样,没有一点威仪的官相,就将每月10元生活费交给工作队。从此,告别吃“解放菜”(没有菜)的艰苦日子,青菜豆腐顿顿有,还隔三岔五吃上肉。在这个特殊的大家庭里,有男,有女; 又有上年级的,有年轻的,每天说说笑笑比较开心。为节省开支,平时出工将遗留田里的玉米桩收集回家;到冬天上山,有时远走温泉公社白云缭绕的龙山,来回三十来里路爬坡过坎,你帮我我帮你,很团结。

  李兰仙和尹秀珍,知道工作队是省委来的,专门四清县社干部存在的问题,说一不二,一锤定音。可是在相处中,发现他们开会,研究村里问题也不回避她俩。其中一位身著中山服,操北方腔的,看样子是他们当中最大的官,但是“几品官”又说不准。工作队同志都叫他“高平”,听他的安排,还有一个叫“马明” 秘书的跟随。经常见一些其它工作队来请示汇报,起码也是个“工作大队长”。她俩懵懵懂懂称“高伯伯”。在研究村里工作时,高伯伯对她俩说:“你们刚跨进社会,要多听、多熟悉情况。”“既要加强斗争性,也要实事求是。”

  一天,村里发生大大小小鸡跑到大场上吃粮食的事情,社员反映强烈,工作队为此开会研究怎么处理。有的队员发言:“就是队干部某某,家住场边,又不关好鸡,经常让三五成群的鸡跑到场上吃一通,保管员赶都赶不赢”。有的队员气愤:“发生几次,社员们跟我们反映,应该叫他赔,赔多少,工作队应拿出主意,治治这股歪风!”。有些社员觉得吃亏也跟着放出一群群鸡,往场上跑。旁边的李兰仙、尹秀珍也主张赔偿意见,一位脑瓜灵的队员,很快一个方案脱口而出:“1只鸡1天吃1斤,365天吃365斤,放5只鸡合1825斤;放10只鸡,合3650斤……”高伯伯坐在旁边静静听着,此时他加入讨论:“听群众意见,心里要有底线。鸡吃粮食一月有30天,但一年365天的去加,不实事求是。粮食上场的时间,有季节性,不可能365天场上都有吃,再说每年分给社员的粮食才三五百斤,你一只鸡偷吃就罚赔几百上千斤,怎么能行呢?”这股不正之风得到实事求是的处理。

  当时生产队的会计是外村人兼职,经常不在,队上碰到急事就抓瞎,工作队决定尹秀珍来当。尹秀珍高中毕业,性格稳重,但担心挑不起这个担子。高伯伯鼓励:“你们在农村扎下根子,主要是改造农村落后面貌,也要锻炼自己。当上队干部,依靠贫下中农,带领青年好好干!”高伯伯的身份揭谜,是在1965年初安宁县召开一次干部大会上,当时传达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 “二十三条”)》主持人说请省委副书记、省委“四清”工作团团长薛涛传达中央文件,一个熟悉的身影起身时,尹秀珍才明白了。

  她俩将原来在县农场学过育树苗的技术,用到洪源三队,挖园圃,育树苗,还在小鬼坡种苹果树,在观音寺栽竹子。青年突击队组织起来后,率领着改大寨式梯地,有时为完成任务夜战,借明亮月光干。五月春耕大忙,村里用机泵抽水灌田,就参加夜间值班确保按时灌田。农忙过去,她俩利用晚上,或者假日,组织文艺活动,男女青年像鸟鸣般欢乐起来。谷场田坝,红歌飘荡。李兰仙明如春星的眼睛、娇秀的歌喉和身段的美没有一点说的。

  不知什么原因,两个姑娘患风湿病,白天强撑着,回到家里才哼出声。工作队发现后,很关心。省农业厅干部老杨说:“你们年轻,要趁轻医治!”叮嘱她俩上昆明就找他,“省中医学校杨老师是我的熟人,来了我写信你们带着去就行了。”

  一天,她俩痛得扛不住,下了上昆明的决心。第二天,天麻麻亮吃早饭,赶往昆明。先到省委副书记“四清”工作团团长薛涛家。薛副书记马上让司机陈师傅开小车,送到省中医学院,正值午休时间。正午觉的杨老师知道来了省委副书的贵客,即时起床接待,并一一为她俩把脉,开了药方。事毕,薛副书记不让走,留她俩吃晚饭,又住一夜。到第二天又送她俩到省军区医务室再诊查。省军区的老医生把脉后,又看看开出的处方,点点头说:“可以,先吃两付再说!”

  尹秀珍吃的方子,药力重,第一付下去眼前有数不清的小人人又跑又跳;第二付下去,疼痛就消失大半。后来,再也没有复发。李兰仙当时吃完感到身子燥热,后来效果不明显。

  1976年又有一次联系,县领导朱连荣邀约尹秀珍到薛副书记家,他看见尹秀珍马上想起来,高兴地对朱连荣说:“我晓得、晓得,连然村的知青,尹秀珍!”听到老领导一声叫出自己名字,她心头一阵发热,甚为感动。临别时,还塞一盒糖在尹秀珍她手里。在俩个知青心里,省委副书记始终是父亲一样的感觉。

  ※          ※          ※          ※

  昆明军区副政委陈鹤桥同连城公社大小桃花村知青,也有很深的交往。第一次打交道时,他取名陈会林,是女儿陈惠玲的变称,经常穿一件黑色便装,军衔中校。

  大小桃花村知青大多是昆明第一女子中学的,所带头申请放弃考试的时间和下乡人数仅仅次于“红旗中学”八中。她们下到村子,不但工作积极,你追我赶,收工后还帮助五保户或一些困难老人挑水,做一些家务事。见到知青们粗衣敝服平等可亲的行动,村里老人孩子喜欢到知青户玩,渐渐如一家人,农村的城市的分不清界限。

  

  陈鹤桥副政委进村长住五保户家,搭伙在6队知青户,有杨安娜、夏祥书等。了解到村里社员常年吃的是浑浊的沟水,他组织每人交5元购买水管,将附近法华寺的泉水引进村里。还组织社员改土,将胶泥田同河沙田相互混杂, 提高粮食产量。每月调昆明军区放映队下村子放映露天电影,如《槐树庄》、《地道战》等,到时间周围村子和厂矿的职工涌到小桃花土场上,就像过大节一样,兴高采烈。陈副政委在这些活动中,发觉这些女知青表现不错,虽然一个个绮年玉貌,父母的掌上明珠,却不爱红妆下到偏僻落后的农村当农民,舍得出力风来雨去,心头发热中更有许多惜爱之情愫。

  夏祥书,就是其中的一员,在班上有“睡美人”之誉。父母亲过世得早,薄命在身跟大哥在昆明读书。大哥留学捷克斯洛伐克,从事翻译工作。谁知大哥被调往几百里外以礼河工作,几个小哥哥又远在成都,只有她孤身一人在昆。不过她性格坚强,学习刻苦,在班上当学习委员。毕业时,也许受出身成份影响,高考落榜。该校校长温智舟,对应届毕业儿子温克宽坚决放弃考试报名下乡毫无保留支持,在女中校园里产生很大影响,本班好几个女同学报名。当夏祥书的班主任、校党支部书记常佩玉动员下乡时,她表示下乡。家里的人闻讯,立即一封信劝阻,信封里夹有五十元路费。“你下乡了,子子孙孙就当农民了。即使当老农民,也要来成都当。”夏祥书已打定主意,无论怎么劝都听不进。从此,也不寄生活费,连城公社桃花村成了她真正的家。

  风来雨去的劳动,女儿身得到艰苦磨练,连穿的衣裳裤子逃不脱。夏祥书下乡带的衣服本来就少,很快打上补疤,俨然一个老实巴交的村姑。

  在一天社员大会,夏祥书没有在场,“中校”对社员们说:“今天补选生产队会计,提议夏祥书,高中毕业成绩好,工作表现也好,大家考虑行不行?”社员听了,纷纷表态“行”!有的学着川音:“这个么妹在村里做了不少好事呢。”“中校”看到会上反映较好,补充一句“你们选她也好,不然她就会被调走呢!”当时四清工作团正在从县农场、桃花大队抽调知青温凤琳、郑宝娣、周文森、刘玉模、陈燕、杨孝和等到连然大队各小队任会计。

  知青户里,有位女知青突然住到一个复员军人家里去了,户长夏祥书知道后即时找到问:“咋个随便住到人家家里嘛?”那个女知青为难地说:“对方非要我同他好,不然动刀子。”夏祥书看到情况严重,找到工作队反映。“没下乡几天,怎么能就谈婚论嫁?”“中校”听了赶忙商议,出面做工作,那位女知青平安回到知青户。

  “中校”经常跟夏祥书说:“新中国的建成是历史的潮流,家庭出身不能选择,但人生道路可以选择,重在表现。好好在农村干,有前途的!”夏祥书有信心点点头。当生产队会计,每月补贴工分50分,当时规定做账不能占用白天出工时间。实际上农村会计事务细碎烦琐,又记账,又统计社员工分,又分各户粮油,她几乎每晚有事干,有时忙乎到子夜。到街子天,不敢去休息赶街,或者同知青们去玩耍。只有例假来了休息半天,歇歇身子。虽然有些累,但心里高兴,由于没有家人的外援,日子过得比其它知青紧,身上的衣裤补疤,五颜六色的,六七处。盖的绸缎被子是母亲的遗物,也很快的打上补疤。“四清”工作队了解这个情况,一方面培养她,让她参加一些工作,参加武装民兵训练和打靶;一方面尽可能襄助。

  1965年初的一天早上,“中校”陈会林碰到夏祥书,叫她到工作队住的地方。当时,他经常穿件普通四口袋的绿色军服,夏祥书尊敬地称呼:“陈伯伯!”

  “不,就叫我老陈。”这位一方大员却笃实地说。

  “……这……”夏祥书嗫嚅,手不知放哪里好。

  “中校”爽快地说:“这样叫亲近些!走!”到了工作队的住地,说:“小夏,我要提前离开村子,这些生活用品你看上什么就拿!”

  夏祥书没有动,站着发楞。

  他又劝几句,口气很爽快。一方大员之情难却,夏祥书就要了一双水鞋,一个脸盆。当时,她最需要的就是这两件。

  在一个街子天,工作队的车子停在村里。一位工作队员叫夏祥书上车,她摇摇头:“不去了!”那位工作员说:“跟我们去温泉。”夏祥书听心里忽然涌起一种难舍之情,立马改变主意:“好!”车子其实坐满了,前排司机,坐一位女队员;后排已坐三位,硬将她挤在当中。到了温泉就去吃饭,工作组的副组长、省畜牧业厅一位领导让夏祥书坐到“中校”旁边。吃饭时,他们一个劲地往她碗里拣菜、拣肉,就像伺候一个特殊贵宾似的殷情。放下筷子时,夏祥书肚子真有点鼓鼓感觉。饭后到游泳池,女工作队员拉她在洗澡室,他们到大池里游泳。

  欢送一方大员时,夏祥书专门做一桌家乡腊八菜。当时只有豌豆、腊肉丁,同糯米煮在一块,他说很好吃。夏祥书有点遗憾说:“还差红萝卜丁一两个品种,不然更好吃!”到走那天,全村的群众和知青一直送到村口外的“大闸门”。那天让夏祥书有一点点意外,中校在人堆里看见她,就让司机叫:“小夏、小夏,上车!”她顿时红潮被颊。“那么多人咋个叫我一个嘛?”司机拉夏祥书的手上了车,车子开到安化岔路口才停下,前面就是滇缅公路。在车上的中校给了他的家庭住址和电话才告别。

  夏祥书一直没有同他打电话,总觉得不要添麻烦。

  后来,这个电话真解了知青户最困难的急事。一天傍晚,山上玫瑰色之光及水田之银色波影,都已消为乌有。正说说笑笑的万铮突然叫唤肚子绞疼,大家慌神了,不顾夜色浓郁护送她到离村1公里外的安宁化工厂医务室。本想这下可以放心了,谁知厂医务室的医生检查一会说:“赶紧送大医院,我们这里治不好!”神情紧张得连药都没敢开。夏祥书、杨安娜、胡毅都急得没有主意,大家从来没有经过这类事情,又怕出什么危险,无论到5公里外的安宁,还是到30公里外的昆明都得坐汽车,远郊荒野哪里找车呢?此刻,夏祥书忽然想起“中校”说“有什么事找我”,考虑一下只得拨打他家的电话。接通后,一个熟悉的声音传过来,她急忙说经过,陈副政委立马说:“不用担心,车子马上就来。你们现在在什么地点?”

  “安宁化工厂医务室。”

  “好!”

  果然没有等多长时间,小车就赶到了。万铮被送到昆明的医院,病没有几天就治好了。

  后来陈鹤桥副政委调北京前,让夏祥书到他家。他说:“你的绸子背面太烂了,挑两块绸缎,做补丁布。”夏祥书没说什么答应了,拣了两块同被面颜色相近的。陈政委的爱人在幼儿园上班,还从他的男军装中挑了两套,并开车陪她到街上一家裁缝店改成女式的,一套原来的草绿色,当时最时尚的女军衣;一套染成黑色,劳动时穿。这让夏祥书很感动,虽然自己没有父母亲了,甚至没有一个亲人,从陈政委俩老人身上感到人世间的亲情,这个社会的温暖!

  “文化革命”开始,许多知青出外串联,会计夏祥书,正值1966年年终结算,没有参加。坚持搞完村里粮食现金分配,她才急匆匆赶往北京。当时家里一个小哥哥在北京清华大学,一来可以见小哥哥,二来拜访久疏音问的陈伯伯,很想见见这位老革命。陈鹤桥副政委到北京前,也给她们几个知青电话、地址。清华大学小哥哥参加“井冈山”兵团,听说找陈鹤桥副政委,他忙说:“别去了!路上我见过大字报,有一副《群丑图》,就画有他呢!。”夏祥书当时不懂,就问:“啥子?”

  “我们这个时候去看不适当,我们的家庭出身不好,搞不好添陈副政委的麻烦。”听哥哥这么解释,夏祥书放弃想法。后来到公园玩玩、看看街上大字报返回昆明。

  后来陈副政委无事,恢复职务,夏祥书上北京见过一面。从此,同一方大员的友情,通过女儿陈惠玲,夏祥书、杨安娜几个知青一直保持现在。

  后来的年月,每提到“封疆大吏”,知青们记忆犹新,身上又流动起红色的血脉,热潮涟涟。(云南知青  程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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