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牛石：追忆彭老师

　　我的初中阶段和小学阶段一样，都在本大队上的。就是家乡那个房舍极其普通四面没有围墙的残破校园，一直把我从小学送到初中，又从初中送到高中。

　　我升入初中那年是一九七四年秋天。之前一年，由于进行学制改革，各个年级都延长一学期，因此我五年级的学习生活顺延了一学期。自那儿以后，每学年开学时间也由原来的春季改到了秋季。

　　学制改革之后，小学实行的是五年学制，初中实行的是两年学制。那时候，广为流传的毛主席关于学制改革的语录，我至今还能背诵：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也就是那个时候，学校里不太注重文化课学习了，学生们参加生产劳动的机会越来越多。五年级那年，北京出了个小造反英雄黄帅，她写的日记很快出现在我们的语文教科书里，黄帅反应的现象很对我们的口味，大家都喜欢她，甚至崇拜她。后来又出了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事件，那个因英语考试成绩差而在卷子上写了几句顺口溜以示对英语学科表示不满的学生张玉琴，因受到班主任老师批评自杀了。此事惊动了中央高层，中央专门成立调差组到马振扶公社进行调查，并对学校校长和批评张玉琴的班主任老师给予刑事处分。一时间，地方教育部门便错误解读形势，干脆不在初中开设英语课了，数理化课程也基本上不按部就班上了。这样，我的初中学习生活就严重的先天不足了。

　　我们那届初中毕业生，也成了最后一届可以经过推荐上高中的学生。由于初中阶段课程开设不齐全，老师也没有尽心传授知识，我的数理化成绩几乎等于空白，英语更是压根儿就不知道是啥回事儿。

　　初中两年里，富裕时间太多，我倒是趁机读了不少课外书籍，其中最多的当属小说。建国初期那十多年里出版的绝大多数小说，只要能够找到手的，我都会回如饥似渴地阅读。这类书由于阅读的人太多，致使不少书转到我手里时已经破烂不堪，既没了开头，也没了结尾，残缺不全的，可我照样读得津津有味。

　　《苦菜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旗谱》、《小城春秋》、《保卫延安》、《山村风云录》、《乡村复仇记》、《铜墙铁壁》、《暴风骤雨》、《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凡是能够借到手的，我都会迫不及待地阅读，并很快就被书中感人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的故事情节紧紧吸引住，如痴如醉，难以自拔。正是那时候读书特别专注，因此书中的主要人物与故事情节，许多至今仍依稀记得。

　　文革期间出版的许多小说，我也基本都阅读过。浩然的《金光大道》、《艳阳天》、《西沙儿女》等，我读过;《闪闪的红星》、《敌后武工队》、《连心锁》、《激战无名川》、《红旗插向大门岛》、《剑》、《大刀记》等，我都不止一次认真拜读过。

　　可能是读的书逐渐增多，我的写作能力也进一步得到提高，作文水平在班上远高于其他同学。我因此成了语文老师眼中最喜爱的学生。

　　在众多教我的语文教师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当属初中二年级时候的彭付泉老师。

　　彭老师那时候四十多岁，中上等身材，微胖，腹部微微隆起，面孔白皙，肤色柔和，一副慈眉善目模样，早晚见了谁都是笑眯眯的，和善得很。

　　彭老师上课的时候，音调不是很高，抑扬顿挫的，很有吸引力。他语速不疾不徐，脸上挂着惯常的微笑，温和的眼神隔着讲课桌均匀地布洒在教室里每一个人的身上，使你无论坐在教室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感到他时刻都在关注着你，慈祥的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你，进而使你在他的课堂上如何也不可能或者说不敢随便左顾右盼心有旁骛。

　　记忆最深的是他给我们讲鲁迅先生的《风波》。彭老师每讲新课的时候，有一个习惯。首先简介作者和课文大意，然后是朗读课文。按今天的要求，彭老师的普通话并不很标准，或者可能是鉴于当时的特殊时代环境，他不愿意用过于标准的普通话施教吧。那时候农村人很瞧不起说普通话的人，在外工作的人一旦回到家乡，谁要是有意无意间说了句普通话，就会招致人们的嘲讽与反感，大家背地里就会骂他是圣人蛋。

　　尽管彭老师不用普通话讲课，但他那富有磁性的语调和高超的节奏掌控能力，使得他的朗读别有一番魅力。每每此时，教室里只有他优美的朗读声，坐在下面的我们一个个微仰着头，出神地望着他，面部表情随着老师语调的高低轻重而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整篇课文读完了，彭老师意犹未尽似的对大家说：这篇课文好听吗?所有人猛的一愣神，刹那间回过神来，瞬间便七嘴八舌、语调不一地回答着老师的问话：好呀，好听!好听!

　　接着，彭老师便领着我们处理生字词。由于那时候学生都缺乏工具书，课文中的生字词除了课文下面有注释的外，仍有不少认读不出的字，理解不了的词，需要老师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扫除文字障碍后，彭老师便让我们自由地朗读课文。他常说，学好语文科，首先得熟悉课文内容，然后才能理解欣赏。大家一阵沸水开锅一样嗡嗡读过一阵后，彭老师一手拿着教科书，一手在教科书上轻轻敲打着，大声对着大家说道：停下来，停下来。

　　当大家的读书声渐渐平息下来后，彭老师便要点名起来读课文了。实话说，那时候大家的基础都比较差，能把课文在短时间内熟练读下来的还真不是太多。好像每次挑大家起来读课文的人中，总少不了我，我也总能顺利完成老师交给的任务。

　　进行课文分析的时候，彭老师循循善秀，声情并茂，还常常借助手势辅助教学。正是他特有的语调和手势，使我对文中的几个人物印象深刻，虽历经几十年时空隔离，而今仍记忆犹新。文中那个思想腐朽、装腔作势，腹中空空又道貌岸然的赵七爷，在闻听张勋复辟后，以为大清丢失的天下马上要失而复得了，于是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拄着拐杖，跨过小河，赶到七斤家门口众人聚集的场地上，耀武扬威地宣扬张勋如何了不得。尤其在人们问他张勋是何许人也的时候，他高扬着双手，大声呵斥道：张大帅?那可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手拿丈八蛇矛，有万夫不当之勇。为了恐吓众人，赵七爷故意举着双手，似端着丈八蛇矛，大声逼问大家：你等抵挡他吗?

　　彭老师讲到此处，也似身在境中，他模仿着赵七爷的样子，双手高高举起，含笑对着大家，一声高喊：你能抵挡他吗?然后缓缓放下双手，没待讲话，我们便大声哄笑起来。从此，赵七爷的形象便深深烙印在每一个人心中，成为不可磨灭的印记。

　　文中九斤老太絮絮叨叨的诉说以及她那句经典的一代不如一代的叫怨，七斤面对辫子被剪后的憨厚表现与无奈表情，七斤嫂因胆小怕事对丈夫一叠连声的斥责与埋怨，八一嫂借助孩子倒地后的哭叫打骂孩子来发泄心中的烦躁等，都在彭老师绘声绘色的讲解中深深钳印在我们心中，成为永远挥之不去的影像。

　　彭老师的时间感很强，他没有手表，上课也不带闹钟，对上课时间的把握全凭经验。正因为这一点，他从来没有拉过课，总是把时间掌控得恰到好处。每节课，他在完成当堂教学任务后，总要在即将下课的临界点上，走向讲台一边，微侧着身子，略微侧着头，微闭着双眼，右手在右鬓角前轻轻一晃，做出若有所思状，然后回身对着大家说道：好了，要下课了。就在他话音刚落的刹那间，下课的钟声真就神奇地响了。同学们都把敬佩的目光投向彭老师，忍不住啧啧赞叹：真神，跟钟表一样准。

　　那时候学校经常开批判大会，小学二、三年级以上都要选派学生代表发言，我每次都在其中。有时候，学校选出的代表，还要在大队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发言。

　　我喜欢看报纸，父亲那时是生产队长，每次去大队开会都要带回来积压几天的报纸，我总是一张不拉地一一阅读。每当遇到报纸上有好文章好词句的时候，也总喜欢随手摘抄下来，以备作文或写发言稿时使用。有一次，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里面有几个词语我觉得很新鲜很有劲，就抄了下来。并很快在一次批判大会上用到发言稿中。我们每次写的发言稿，都要交给彭老师修改。彭老师修改后再拿到班上逐一点评，然后定下参加学校批判大会的稿件。也就是那一次，彭老师特一说到了我。他对大家说：我发现某某某同学文章为啥写得好，就是他喜欢学习，善于运用。因为我在那篇批判稿中，把在报纸上新学到的几个词全部塞了进去。如写运动的气氛“如火如荼”、写满墙的大字报“喷火吐言”、写一阵阵口号声“似雷振天”等。

　　我的那些做法，今天看起来很有点卖弄。可彭老师却鼓励了我，使我更加信心十足。在后来写的作文和批判稿中，一直喜欢把所学的新词新句活学活用在作文实践中。

　　我那时候课余时间看的小说，大都是建国后前十七年出版的，多为繁体字。虽然不会写，却基本都能辨认得出，偶尔也喜欢捡一些熟悉好写的繁体字私下里练几下。有一次出班刊，负责抄写班刊的同学忽然家里有急事要请假，彭老师问他剩下的稿件由谁抄写时，他向彭老师推荐了我。说实话，我的字直到今天都拿不出手。可那个时候大家的字都害，比较起来我的字在班上还算过得去。当彭老师喊我到他办公室后，一说让我抄写班刊，我便有点紧张，连声说自己字害，抄不好。彭老师一听，温和地笑着，缓缓说道：就是字害，才应该多锻炼。抄写吧，不要再说啥了。无奈，我只好勉为其难，接下了任务。

　　一旦进入抄写状态，喜欢卖弄的心理不自觉就冒出来了。在写到保卫祖国的时候，不知咋的就将“卫”字写成了繁体“衛”。抄写完毕之后，自己很自鸣得意，彭老师看到后，笑了笑，对我说道：没想到你还能写繁体字?我不好意思笑笑，对彭老师说：胡写着玩哩。彭老师接着我的话说：繁体字私下里写写是可以的，出刊时这样写很多同学都认不得，那就不行了。我的脸忽的一热，立刻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赶忙说：不行的话，这一页重新抄写吧?彭老师听了，不以为意地说：已经写了，就当给大家出个考试题，看有几个能读得对。

　　一九七六年四月，影响中国现代史的天安门事件爆发。头天晚上我已在家里的广播上听到了这则新闻。第二天早上赶到学校，彭老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简单讲了北京发生的事件经过，说学校要开批判大会，中一、中二和五年级各派一名学生代表发言。说完，彭老师从办公桌上拿过几页写满了文字的稿纸递给我，然后说：时间紧，我怕你临时写来不及，就赶写了几页。你快点看看，一会儿到会上发言。我接过发言稿，站在原地飞快读了起来。读完，抬头对彭老师说：没事了，能读顺。彭老师笑着嘱咐道：一会儿会上读的时候，要有点气势，能震动人心。我很理解地点了点头，拿着稿件走进了教室。

　　那天早上，学校的大会开得很热烈。会议进行过程中，不断有老师起来领着大家高呼口号。会议时间虽然不长，可节奏感强，确实收到了振奋人心的效果。

　　第二天，彭老师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微笑着对我说：今天大队要召开群众大会，选派你代表学校在会上发言。我吃了一惊，虽然之前在群众大会上发过言，可这次来得突然，我心里有点犯怵。彭老师看出了我的心思，安慰我说：没啥，那样的会上即使有其他发言的，哪有咱们学校发言的水平高?昨天那个稿子我已经修改了，你只要熟悉一下就行了。

　　彭老师修改后的稿子里，在结尾部分增加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有了那次特殊经历，毛主席的这段话，从此便留存在我的记忆里，直到今天依然能熟练说出。

　　那天上午的群众大会上，我的发言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语调铿锵，赢得了与会人员阵阵热烈的掌声。

　　初中毕业后，我就很少再去家乡的学校了。上高中的时候，两个弟弟还在本大队上小学初中。我常向他们打听彭老师的消息。弟弟们说，彭老师还在咱们大队学校里教学，还不止一次地向弟弟们打听过我。我听了很感激，可由于学习繁忙和一些说不出的原因，始终未能去母校看望过彭老师。

　　师范毕业后，我在公社直属小学任教。彭老师那时被抽到教办室做中小学语文教师培训工作。同在一个街上，见面机会相应就多一点。每次见了面，他都要鼓励我好好干，他常对我说：你基础好，只要努力，一定会成为好老师的。

　　说来也巧，我调到公社直属初中任教那年，彭老师的小儿子正好分在我班里。也许是家学渊源吧，彭老师的小儿子语文成绩特别好，尤其作文水平出类拔萃。彭老师对孩子的上学很关心，很希望他能学有所成。我也尽最大努力，对老师的孩子高标准严要求。初一那一年，彭老师的小儿子学习成绩很好。不过这个孩子有一个缺点，学习自觉性不是很高，很需要老师施以外力。

　　有一年夏天，彭老师的小儿子已经升入高一年级了，彭老师和教办室另一位老师一起来到我的办公室。刚好到了快吃饭时候，那时我还未成家，一直在老师灶上吃饭。没条件招待老师，我只好到灶上打了仅有的两样菜，又去学校门口买了几瓶啤酒，就在我住室的办公桌上临时设了个小饭局，和老师一起吃了一顿便饭。

　　吃饭的时候，彭老师看到我住室前墙上写的一条竖幅“奋斗，迎来柳暗花明”，笑着对我说：你一直都很努力，那副字很适合你。彭老师的话让我很感惭愧，我不好意思地对老师说：那是请别人写着玩的，我早就不思进取了。平日里贪玩的时候多。

　　彭老师叹了一口气说：你如今不要说没有多贪玩，就是偶尔贪玩下也是应该的。你的教学水平全乡公认一流，教学成绩也是全乡一流。应该算得上事业有成了。

　　那时候，公社已经改为乡镇了，我所在的初中也改为乡中了。

　　接着，彭老师的话题自然就转到他的小儿子身上，他似乎有点伤感地说：这孩子脑子好使，反映问题快，是块读书的料。可就是贪玩，学习自觉性差。

　　说着这话，彭老师对着我苦笑了一下，忽然抬高了声音，有点狠狠地说道：我这个娃子呀，他真要是荒废了自己，天理不容。

　　我和他一同来的那位老师一听，急忙劝他，说慢慢来，有那样优秀的个人条件，只要静下心来，学习一定会搞上去的。

　　后来，彭老师的小儿子上了高中，考上了一所一般大学。虽然不太理想，但总算没有辜负他父亲的一番苦心与期望。

　　大概是一九八七年左右吧，春节期间，我去一个亲戚家拜年。偶然遇到了彭老师的小儿子，彭老师那时候已经退休了，一直住在家里。我自然而然问起了他父亲的情况，谁知却意外得到了不幸的消息。他小儿子说：我爹得了胃癌，刚做完手术回到家里。我一时无语，心里很难过，但又不知说啥好。停了好大一会儿，我对彭老师小儿子说：回去对你爹说，我明天上午过去看看他。

　　第二天上午，我骑上自行车，赶去彭老师家里，彭老师早在院子门口等我。一见面，我实在不知道咋说第一句话。还是彭老师先开了腔：哎呀，大过年哩，恁些事儿要办，你还往我这儿跑?我一时语噻，从自行车上取下买的营养品，拎在手里，低声对彭老师说：我来看看你。

　　走进屋里，我和彭老师对面坐下，他语调平和地向我叙说了他得病和做手术的经过。那天上午，我们谈了很久。我说到了他教我的时候许多往事，也说到了那年他在教办室我在小学时候发生的一件事。

　　那是我毕业的第二年，学校突然交给我一个任务，给学校所在大队写一份扫盲工作经验材料。一接到这个任务，我很焦心。从来没有写过这样的大材料，一时间真不知道从哪里写起。那两天，我采访了大队的几个主要干部、扫盲教师和教办室抓扫盲工作的老师，询问了有关情况，做了悉心梳理，然后花了一个整天写出了第一稿。接着又细心修改了两边，誊写后赶往教办室，请几位领导提修改意见。

　　记得是个下午，我带着十几页初稿来到教办室。一进门，看到彭老师也在，忐忑的心一下子平静了许多。我把稿子递给负责扫盲工作的老师，让他看后提出修改意见。负责扫盲的老师说：还是你读读吧。我们几个年纪大了，都眼色不好。我二话没说，就读了起来。

　　读完后，几位老师相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总的是基本看好，局部细节需要进一步完善。彭老师最后一个发言，他说：你上学的时候基础都好，这个材料整体写得不错。回去后，按照几个老师说的再作进一步修改，我看问题不大。

　　返回学校后，我一刻未停就按照老师们提的意见对原稿件进行了增删，又连夜誊好后才休息。第二天，我便起早赶往县教育局上报材料。临走前，校长对我说：不要着急，上报材料是个麻烦事，不改个三五稿一般是过不了关的。我一听，虽然心里感到沉重，可别无选择，只能前去。

　　当天下午，我赶到教育局，把材料交到成教科。成教科负责验收稿子的人对我说：你去局招待所登记一个房间，明天听侯通知，如不需要再修改，便可以回去了。

　　我在招待所住下后，既感到浑身轻松，又觉得压力很大。我担心稿子过不了关，改动太大，太费劲。第二天上午，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再次来到成教科，看到两个工作人员正在誊写材料。便问道：我是昨天送材料的，不知道需不需要修改?两人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其中一个低声说对我说道：我们正誊写你上交的材料，没事了，你可以回家了。

　　我一听，如蒙大赦，顿感浑身舒畅。急忙到招待所办理了退房手续，拿上行李就奔往车站。

　　回到家，首先赶到教办室给彭老师报了喜。他一听。高兴地说：行，说明你的材料达到了局里要求的水平。

　　彭老师虽然做了大手术，可精神状态一直很好。说话时的语调表情一如既往，一般陌生人一点也察觉不出他患有重症。我安慰了他几句，他说：医生也说了，得病后主要看心态。只要能啥事不计较，好听的话不好听的话，听了都能像没听一样，就等于病好了一半。我接过他的话说：彭老师，你一向乐观豁达，你刚才说的那些，你一定能做到。

　　彭老师听了我的话，又是微微一笑，略停了一会儿，才叹了口气，缓缓说道：其实人啊，啥事说着都很容易，正像人们啥道理似乎都很明白一样，可做起来就不容易了。这世上有几个人能有哪样的境界?真达到了那样的高度，那就真是圣人了。

　　那次见面是我和彭老师的最后一次见面。没隔多久，就传来他不幸去世的消息。我为此难过了很久。我深为自己一生中难得遇到的这位好老师的逝世，由衷地感到莫大的哀痛。

　　彭老师为人宽厚仁慈，对学生关爱有加。在他那一代人里，他的学识是一流的，他的教学水平是一流的，他为人处世的道德操守也是一流的。在老师辞世几十年后，我终于有时间写下上面的文字追忆他，悼念他，也算了结了我一直以来郁积于心的一个夙愿。

　　愿老师在别一世界里安好!

　　202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