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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知识分子视域中的农民赞歌

2019-01-17 15:12:53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朱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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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祚禄的长篇小说《青弋江儿女》讲述了长江下游青弋江两岸陶柳两家三代人从抗战迄今几十年的生活图景与风云变幻。小说采用家族叙事,在日常生活的描绘中表现了近八十年间发生的重大事件。作品视野开阔、时间跨度长、情节性强、人物众多且性格鲜明、地域风情浓厚,具有鲜明的史诗风格。

  这是一部不同于一般知识分子写作的乡土题材小说,它没有站在庙堂或广场之上批判农民思想的愚昧与落后,没有单纯地描绘农民在土地上讨生存的艰辛与困苦,也没有把乡村描绘成一幅单纯的田园牧歌图,而是描写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几十年生存奋斗的历史,是一幅由乡村知识分子观察思考并绘制的农村历史画卷,带有江南水乡特有的荷花馨香与泥土气息。小说语言既质朴无华又充满激情、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一、   描摹农民及农民出身的英雄群像

  在《青弋江儿女》中,作者以陶柳两家三代人为主要描写对象,描绘了青弋江两岸的农民及农民出身的英雄群像。他们出身低微,祖祖辈辈在江南水乡生存繁衍。作者给他们取的名字也带有浓厚的水乡气息,男人不是“水”,就是“生”;女人不是“梅”,就是“红”。命名虽相似,面貌却各异,个性极鲜明。男人犹如青弋江中成长的黑鱼,既沉稳有力又乘风破浪;女人犹如夏日荷塘中的莲花,外表清新可人,内在泼辣爽直。这些人在青弋江两岸肥沃的圩田里种植稻米、莲藕,摸鱼捉虾,在长江、青弋江中乘风破浪,运黄沙跑运输。他们养育的儿女不是参军,为国捐躯,就是上大学学科技,支援祖国建设。“他们就是靠着勤劳的双手,面朝黄土背朝天,靠着刮地皮养活了我们的国家,支撑起了我们国家的建设。”[i]他们的名字就叫“青弋江儿女”,他们是勤劳朴实、踏实肯干、奉献自我的“中国农民”。

  在三代人物中,第二代人是作家描写的重点。金梅是作品的主人公,也是塑造得最成功的一位,是作家心目中理想的底层劳动妇女形象。金梅是柳树湾柳四宝的长女,自幼失去母亲,但她聪明能干,从小就是一个小大人,处理家事,照顾弟弟,家务农活,样样拿得起放得下。由于家庭贫困,十五岁时被父亲卖给地主婆陶寡妇作童养媳。她没有怨天尤人,而是理解父亲的苦衷。到了陶家后,受到婆婆的严苛要求,她没有怨声载道,而把这看成是婆婆对自己的高要求高标准,严格自律。她以德报怨,凭着自己的机智勇敢多次在危急关头拯救了婆婆及家人,成为家庭的主心骨。当爱情与婚姻发生矛盾时,她也曾以死反抗,但被救起后,她认识到爱情对穷人来说是奢侈品,于是从生存需要出发,将爱情压在心底,将双方家庭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她深明大义,有爱国情怀。抗战时期主动借给游击队一船稻谷,土改前后主动交出田产、房产,收养烈士遗孤,在建国初主动支持丈夫奔赴朝鲜战场,保家卫国。她求真务实,注重实践,反对浮夸。在大跃进中,她亲自去城里,将城里的大钢铁厂与农村的小土炉相对比,劝说弟弟金水不要盲目跟风。她尊重人才,重视教育。在陶校长被打成右派后,她以借右派来批斗的名义请陶校长创办小学,教育孩子,并为建校舍步行百里只身一人去泾县买木材。在知识青年插队柳树湾时,她主动接纳他们,以母亲的胸怀安抚他们的心灵。她爱憎分明,直爽泼辣。面对陶根子这样混进革命队伍的流氓小偷,她直指他们的小人之心,并坚决反抗。但当陶根子为救济灾民偷粮食时,她又宽容大度,原谅他曾经的过错。金梅是青弋江边成长起来的一位农村女性,又是长江流域一位大写的“母亲”,不论是为女、为妻还是为母,都具有传统女性的优秀品质。她犹如发源于黄山一路欢唱奔腾进长江的青弋江,用心灵的清澈净化浑浊,用全身的力量冲刷浮沫,用宽厚的心胸包容一切,犹如地母,厚德载物。尽管作者在塑造人物时没能深入人物心理,有些地方性格的发展不够自然,但金梅仍是该作塑造得最成功的农村妇女形象,是作家心目中理想的底层劳动妇女形象。

  水生与金水也是作者塑造得比较成功的底层农民形象。水生忠诚老实、勤劳能干、知恩图报、有主见、不轻信他人,保家卫国。金梅进门后,陶寡妇因为担心他爱上金梅,将他赶出家门,水生没有怀恨在心,而是理解孤儿寡母的难处,感激陶寡妇曾经的养育之恩,参加了游击队。当游击队准备歼灭“女汉奸”陶寡妇时,水生说明了真实情况,帮陶寡妇洗清了冤屈。当游击队需要粮食时,水生用打借条的形式在吝啬的陶寡妇家借来了一船稻谷,帮助了游击队,也间接帮助了陶寡妇。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为救庆生被抓了俘虏。回乡后,他忍辱负重,任劳任怨,为建小学烧窑制砖。后来,水生办窑厂,跑运输,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农民企业家。在个人情感上,他爱着金梅,但并不打扰已婚的金梅。他拒绝好心人的介绍,直到庆生去世,才主动与金梅结为夫妻。金水在任村支书期间,求真务实,不盲目跟风,顶着落后的帽子想办法避免浮夸风带来的损失。在洪水冲垮了集全村之力造起来的圩堤后,他吸取教训,凡事以百姓的利益为重,实行“生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利用洪水间隙在圩滩种蔬菜杂粮,保证了粮食产量,避免了饥荒的出现。在县里号召大炼钢铁大办食堂那一年,他从实践出发,听从金梅的劝阻,不盲目跟风。作品中的其他次要人物同样个性鲜明。如银水的为国捐躯,庆生的结巴胆小,方卫红的慷概激昂,新生的口讷内秀,金生的敢闯敢干,国红的快言快语,他们共同构成了《青弋江儿女》的农民群像。这些人物,尽管他们身上尚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作者对他们充满了爱,正是这些蝼蚁般的底层民众,他们辛勤劳作,保家为国,在平凡低微中创造了伟大。当然,在底层民众中,同样有陶根子这样的流氓小偷。他品行不端,图谋不轨,自私自利,借革命或集体的名义谋取个人利益。对这样的人,作者同样予以揭示与批判,但最后都写到他们的改邪归正。作者在认识到人性的幽暗之时,并不是单纯地批判人性之恶,而是用理想善良之光烛照黑暗,引向光明。

  二、   对地主与长工、婆婆与童养媳之间情感的书写

  在塑造农民群像,描绘农民日常生活时,由于作家采用乡村知识分子的平视视角,作品体现出不同于一般知识分子写作的特色,表现了最朴素的民间情感与价值判断。对地主与长工、婆婆与童养媳之间情感的书写是这种表现之一。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对地主与长工之间关系的描写,在八十年代以前的文学作品中,一直是处于较为尖锐的矛盾冲突中。这与时代及社会变革的需要密切相关。当矛盾尖锐到只有通过激烈的斗争才能得到解决时,文学必然会反应矛盾的尖锐对立;当矛盾已经解决,文学又会重新审视雇佣者与被雇佣者之间的关系。正如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化,资本与雇佣再次成为经济发展的常态,文学中有关地主与长工之间关系的描写趋向多样化、丰富性与复杂性。《白鹿原》中地主白嘉轩与长工鹿三之间亲如兄弟、形同手足,陈忠实写出了部分勤劳地主与长工同劳作共生息的一面;《生死疲劳》中地主西门闹与长工蓝脸之间是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莫言借此批判土改斗争中的过激行为;葛水平的《甩鞭》中土财主麻五哄骗长工铁孩,后被铁孩设计暗害,并连续杀人,目的只为拥有地主的小老婆王引兰,作者以此揭示人性的险恶与幽暗。许祚禄在《青弋江儿女》中以养育与报恩的方式处理地主陶寡妇与未成年的长工水生之间的关系,以养育之情与感恩之心淡化他们之间的剥削与压迫,赞颂水生的忠诚厚道,知恩图报。水生以写欠条的形式间接拯救了陶寡妇及其家人的性命,以引领庆生参军并在战场上帮助庆生的方式拯救了“地主的儿子”陶庆生。作者这样温情地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有意规避他们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而是弘扬知恩图报、有恩报恩的民间道德观,表现了作家心中朴素的道德理想主义。

  《青弋江儿女》中对于婆婆陶寡妇与童养媳金梅之间关系的书写也有别于以前的文学创作。萧红在《呼兰河传》中写到婆婆为规训小团圆媳妇,遵从陈规陋习,以愚昧且残忍的方式活活折磨死了十二岁的小团圆媳妇,批判了陈规陋习与愚昧无知对童养媳及婆婆的双重戕害。沈从文在《萧萧》中写到公婆及族人以宽容的方式处理童养媳萧萧的意外怀孕,人性的善良战胜了礼教的危害;但萧萧在儿子七八岁时又以同样的方式迎娶童养媳,落后保守再次在湘西轮回。在《青弋江儿女》中,许祚禄写到陶寡妇以高出十倍的价格买来童养媳金梅,目的是辅助儿子保住家产并传宗接代,金梅刚进门时确实受到了陶寡妇的打骂与规训,但很快地,金梅以自己的机智能干多次拯救了婆婆一家,成为家庭的主心骨。尤其是土改时,当土改干部陶根子要批斗地主婆陶寡妇时,有意强调金梅的童养媳身份,强化她被压迫的事实,但金梅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中,体会到的是亲人间的感情,而不是阶级的对立。她挺身保护婆婆,宁愿与婆婆同台被批斗。这样的情节安排,与其说是作者漠视童养媳制度的弊病,表现金梅反抗意识的缺乏,不如说作者更重视人与人之间美好的情感,弘扬朴素的民间道德观念。另外,作家也借这种乡村常见的婆媳关系表现“棍棒底下出孝子”的传统教育理念,以及亲人之间 “打是亲,骂是爱”的朴素价值观念。在几千年家族文化的影响下,家族利益、亲人之间的情感远胜于意识形态上的阶级对立,大义不灭亲,更何况是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婆媳关系。作者这样写,既是表现金梅品质的优秀,也是弘扬民间朴素的道德观。

  三、乡村知识分子视域中的错误路线、右派与知青形象

  对于五十年代的大跃进运动,历史早有定论。违背客观自然规律、急于求成必然给农业生产带来危害。许祚禄站在农民的角度对曾经的错误表示理解,作者借县委书记陶大民的口进行自我反省:“我们心里着急呀。我们就是想能尽快地发展起来,报答你们,早日带领你们过上好日子,所以我才会犯下这么严重的急功近利的错误。”[ii]这样的反省不是居高临下的批判,而是出身农民的作者对党的爱与理解。与此同时,作者也写到基层干部的自我反省,肯定了以金水为代表的基层干部求真务实,注重实践,避免错误的做法。作家采用对比描写的手法,将金梅、金水的务实、尊重客观实际的做法与陶根子务虚、盲目跟风搞浮夸的做法进行对比,最终,柳树湾粮食的正常生产与陶辛圩农民饿死形成鲜明对比,赞扬了农民的求真务实与生存智慧。从表面看,作者对历史上所犯错误原因的分析并不深刻,但恰是农民的大白话揭示了农业生产及基础工业的根本特征,表现了基层百姓对党的理解与忠诚拥护。这种分析大跃进错误原因的叙事视角是典型的乡村知识分子视角,它没有高深的理论与思想,却以最朴实的语言表达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及人民对党的拥护与爱。

  在当代文学中,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文学中有大量关于右派知识分子的描写。不论写作者自身是曾经的“右派”,还是以旁观者的态度冷静客观地审视这场反右运动,都表现了鲜明的知识分子视角与思维。作家在作品中描写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的各种悲剧,由此思考造成知识分子人生悲剧及社会悲剧的深层原因,表现了鲜明的批判精神与反思特征。面对这些遭受人生悲剧的右派知识分子,《青弋江儿女》表现了右派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后,所受到的另一种待遇。作者借农民金梅的口表达了对陶校长最简单朴素却又最本质的判断:“不管你们封了他多少顶帽子,我听我婆婆一说,就觉得他是个好人。他一家人都在外国,就他一个人回来了,他图的是什么呢?他是个大学校长,一个人还能有那么多顶帽子,这么有学问有本事的人,到哪里去找?”[iii]当听说陶校长被下放到陶辛圩,金梅立即以借右派来批斗的名义将陶校长请回柳树湾,给他安排吃住,让他担任小学校长,与反动分子陶大民、俘虏水生等人一起共同承担创办柳树湾小学的重任。许祚禄写出了少数农村基层掌权者对右派的欺压,更写出了底层农民对知识与人才的欢迎与重视。柳金梅们在右派分子最落魄的时候爱护他们,尊重他们,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同时也对他们为乡村教育做出的贡献充满赞颂、感激与怀念。当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接受改造,落后的农村却因为知识与人才的匮乏而求“贤”若渴,委以重任。许祚禄以与张贤亮不同的乡村知识分子视角写出了另一种马缨花与张永璘的故事。

  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文学书写,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就已形成文学上的一股潮流“知青文学”。一些本身是知识青年的作家们在回城之后纷纷以个人经历或集体记忆为蓝本,抒写、重构并反思这场运动给知识青年、给国家、给社会造成的深远影响。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以梁晓声为代表的充满青春激情的理想之歌;以叶辛、王小波、老鬼为代表的控诉与反思之作;以史铁生为代表的温情回忆之作。许祚禄并没当过知青,但他是一位富有理想与激情的作家,早在《遥远的柳树湾》这篇小说中,就已抒发了知识青年的青春激情与理想情怀。在《青弋江儿女》中,许祚禄不再表达慷慨激昂的青春激情,而是以冷静客观的态度,质朴无华的语言,描绘知青的插队生活。对于知青们,不论他们是带着扎根乡村的饱满激情而来,还是被迫无奈而来,乡亲们都以像黑土地一样朴实宽容的胸怀接纳他们。金梅以一碗小刀面三个荷包蛋温暖了知青李学军的心,金生以爱心包容江梦云的娇气。当知青们来到农村,繁重的体力劳动让他们倍感艰辛,落后的农村立即发挥的长处,让他们当中小学老师,教授孩子们知识与文化。当政策变化知青们要回城时,乡亲们以宽容的态度对待离婚,且最终以包容与成功的姿态使曾经分裂的家庭再次完整。对于知青们来说,乡村是贫瘠的,落后的,也是温暖的;对于农民们来说,知青是有知识文化的,同时也需要关心与爱护。当江梦云要与金生离婚,骂出“我的青春都被你毁了,还不够啊?你还要毁了我的一生?”[iv]金生反问道:“你下来几年就毁掉了一生,那我们出生在农村的人,又被毁掉了几生呢?”[v]作家以这样的反问思考知青的悲剧,不是从知青的视角批判政策给知青造成的伤害,而是从乡村知识分子视角表现农民对知青的欢迎,肯定知青对农村基础教育所起的作用,赞扬以金梅、金生为代表的青弋江儿女们以宽广包容的心态承受一切,滋养一切,替一直沉默的乡村表达了最朴素最宽广的情怀。

  综上所述,农民出身的作家许祚禄以乡村知识分子视角,描绘陶柳两家八十年的家族故事,谱写了一曲农民赞歌。作家在叙写农民的日常生活时,跳出了旧的意识形态给人造成的窠臼,表现农民的爱国思想、奉献精神、朴素的情感与道德的力量,赞扬农民求真务实的智慧与精神。作品表现出与一般知识分子写作不同的特征。他没有站在庙堂之上俯视农民,而是以乡村知识分子平视的视角描绘农民们在战争年代、历次社会变革中生存的真实,歌颂了农民们在平凡低微中散发光芒的一生。犹如野花或小草,虽然渺小,但同样欣欣向荣。当然,在艺术上,《青弋江儿女》也如它的内容一样,质朴无华,没有新颖的叙事手法与结构艺术;描写人物的手法相对单一;对人物性格的塑造缺乏必要的过渡;一些情节的转折缺乏必要的交代。但人物语言是一个亮点,尤其是金梅与国红,个性化的语言将人物的性格展示得栩栩如生。而且,作品语言鲜明的地域特色,带有江南水乡特点的景物描写也增加了作品的文学审美性。应该说,《青弋江儿女》是许祚禄迄今为止最优秀的长篇小说。

  [i] 许祚禄,《青弋江儿女》,北京:现代出版社,2018年3月第1版,273页。

  [ii] 同上,第171页。

  [iii] 同上,第178页。

  [iv] 同上,302页。

  [v] 同上,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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