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钓后“祖国行”作品中的“新中国”形象与认同——以叶嘉莹、蒋彝、赵浩生、李蓝等为例

　　“祖国行”作品出现的背景及其特殊意义

　　由于冷战与内战造成的两岸对峙，1950年后全世界华人分处于基本隔绝的东、西方阵营。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是，有关中国大陆的信息，也许仅是报刊记者的胡编乱造、严重失实的“回忆录”，文学作品中天马行空的虚构，乃至某些人有意的扭曲造谣，都很容易被大陆之外的华人信以为真地加以接受，并很快地扩大化和固定化，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乃至某种“集体潜意识”。这种现象在台湾格外严重。这是由于1949年国民党退逃台湾后，笼罩着失败者前途迷茫的心理阴影，面临着解放军的强大军事压力，出于稳定军心和鼓动士气的需要，亟需将大陆、共产党妖魔化，构建起“反共意识形态”，于是“反共文艺”、“战斗诗”等应运而生。此后“反共”宣传历久不衰，甚至随着电视、网络的兴起，花样翻新，愈演愈烈，至今仍有不少台湾民众对大陆、共产党怀有恐惧、憎恨、排拒、敌对等情绪而欲离之而去。所谓“台独”的根源就在“反共意识形态”的说法，是符合事实的。

　　“反共意识形态”的构建在冷战时期形成一个在港、台地区以及美国之间反复循环回荡而不断放大的“怪圈”。赵浩生曾指出：在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之前，美国报刊有关中国大陆的新闻，多半出自其驻港记者之手。这些记者中文程度有限，只得雇人从香港中文报刊上翻译，而这些新闻多半来自偷渡客的述说或“反共权威人士”的揣测评论;翻译成英文，经过美国记者添油加醋后传回美国;登载后，在美的台湾“中央社”又添油加醋地发回台湾;台湾报刊以来自美国必然可靠的心情予以渲染发表，有时改头换面加以重写，发到香港让“反共”报纸登载;驻港美国记者看到后，又如获至宝添油加醋再发回美国，“这样一条消息有时会像回锅肉一样炒来炒去”，却都是“造”的、“栽”的、“抄”的新闻。即使在中美建交后，美国新闻机构在北京的特派员，虽然置身960万平方公里中国土地和十亿中国人民之中，但“他们一天到晚直盯着西单的那块不过几丈长的民主墙上找新闻，写出来的东西还是充满揣测夸张、危言耸听之词”。1

　　1971 年 5 月 21 日，台港留美爱国教授、学生在美国《纽约时报》刊登向尼克松总统的请愿信，要求承认中国对钓鱼岛列岛的主权

　　这种情况直到1970年代初发生保钓运动，才有所转折和突破，而这首先应归功于一批旅美华人重返祖国探亲观光后，将祖国的真切信息带到美国。受60年代后期世界性左翼运动(在美国是反越战、黑人民权运动以及学潮等)的影响，面对美、日政府企图私相授受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的严峻局面，港台留美学生在全美各地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保钓运动”。台湾当局不愿得罪作为政经靠山的美、日，因此对“钓运”加以渗透、分化和限制，反而促使“钓运”向“统运”方向发展。钓运人士受邀访问中国大陆，受到周恩来接见。另有一批1940年代后期因中国内战而赴美求学的科学家和学者，20多年来怀乡思亲却无法回国，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带来转机，经过努力得以返国，同样受到新中国总理的热情接见。他们亲眼目睹了当时中国大陆的情况，以撰文、演讲等多种形式，为其所见所闻留下记录和观感。有的还将当时大陆的一些电影以及自己拍摄的幻灯片带回美国，在广大旅美华人中展播、放映。这些作品呈现了与“反共”宣传截然相反的另一种“新中国”形象，在北美华人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甚至掀起了一股认同新中国的热潮，对于1979年后两岸关系从敌对走向交流，起了桥梁作用，其重要价值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今昔对比和中西对照视野中的“新中国”形象

　　1974年6月，香港出版了《留美中国学者访华观感集》，共收录30位旅美华人科学家、学者于1971-73年间，在去国别乡20多年后重访中国大陆的观感言论。作者中有台湾“中研院”院士10名以上，包括陈省身(1948)2、杨振宁(1958)、吴健雄(1958)、顾毓琇(1959)、袁家骝(1960)、任之恭(1962)、何炳棣(1966)、张捷迁(1966)、牛满江(1970)、易家训(1970)等。该书“出版者的话”写道：“由于这些学者的名望与识见，特别由于这些学者同中国的血缘、历史、乡土、人物的联系，他们的访华观感言论大都是有见地、有感情和有特色的。这些学者所看到的，是他们梦魂萦绕了二十多年的家乡;他们所谈到的，是他们心中思考了二十多年的问题;他们所要探讨的，是他们寻求了二十多年的答案。”3作者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对“新中国”加以赞扬并表达其认同感，除了这些海外游子的拳拳爱国之心，其实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就是他们往往具有纵、横两个对比的维度：纵向上，将他们离开时的旧中国与现在返乡时所看到的新中国加以对比;横向上，将他们多年来所经历的西方、台港社会，与当前中国大陆的社会加以比较。除了触目可及的建设成就等表面变化外，他们还经常关注人的精神面貌等更为深刻的领域。如数学家陈省身明确写道：“你必须考虑中国的过去，才能判断这个国家目前的进步”，过去农人遇到荒年就要卖掉子女的事情，“是绝不会再发生的了”。4传染病防治专家徐锡藩夫妇回国考察血吸虫病防治情况，在国际专业会议上作报告时说：“应该把1949年前的情形先行重温一下”，5造成疾病严重流行、几乎毁村的原因在于旧政府对此事缺乏重视和努力，这种情形到了新中国有了根本的改观，其成功乃因“该政府的诚挚的热心，及钢铁一样的决心”。6生物学家牛满江访问中科院后，在美国费城侨界“国是讨论会”上演讲并放映了“从北到南游历了半个中国”的幻灯片。在接受《费城保钓通讯》采访时，针对美国封锁新中国，他相信结果必然是适得其反，因为“你封锁他们……逼得他们自己做”，假以时日，“他们要追上你是很快的”。7证之后来——包括最近的华为——不能不赞叹其精准的观察和预见性。

　　此外，像易家训“无论到什么地方，自力更生，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都可以感觉出来”8着重于民众的价值观念，戴振铎“社会上饥饿之事完全没有了，但奢侈之事也已绝迹”9着眼于贫富差距缩小、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余元方“中国曾经积弱百多年，深受外国侵略者的欺侮，如今这现象一去不复返了”10的切中肯綮的观察，李振翩、汤汉志、顾毓琇、王圣光等在考察各自专业之后发出“翻天覆地”的巨变、“敢教日月换新天”等赞叹11，也都建立于今昔和中西的比较视野上。

　　以专书形式表达较为系统观感的赵浩生、蒋彝，同样采用了今昔对比和中西比较的视角，只是各有侧重而已。笔名“哑行者”的蒋彝，1933年离开中国后旅居英、美，直到1975年才得以返回祖国，因此他的访华观感主要是将42年前的旧中国与当时新中国作纵向、历史的对比。无论是其口述《哑行者访华归来话今昔》12，还是其遗著《重访中国》，开头都陈述了当年他离开祖国的原因：自幼即怀造福人民的救国之志，曾任芜湖、九江等县县长，但当时中国政局混乱，军阀当政鱼肉百姓，竟然命令其士兵公然抢劫良民。后来更因为取缔了一件美国公司买通中方人员占地建厂的弊案，受到军阀迫害，只好离开中国。在国外，蒋彝靠着努力成为国际著名画家和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他眼中新、旧中国的变化主要有：新中国科技进步、教育普及，充满了和平兴旺气氛，不像以往战乱不停。让蒋彝最为感动的是新中国解决了广大人民的吃饭问题，而意义最深刻的，则是中国人民精神状态的改变。他认为：“国民政府的失败，在于它从不关心人民。它不但不促进人民的幸福，反而处处加深他们的痛苦”13，从而失去了民心;对于新中国，他用“奇迹”两字来形容，并断定它将“愈变愈好”。证之40年后的今天，令人佩服其洞察未来的远见卓识。

　　1948年离开祖国，70年代才又返乡的赵浩生，同样惊叹、感动于新、旧中国的巨变，但他更多采用横向对比的角度，这应与他的工作性质有关。早年他担任《中央日报》记者，赴美后成为著名报纸专栏作家，并于耶鲁大学担任教授，在政、商、学界有广泛人脉，采访过周恩来等政要，并先后在台湾受到蒋介石和李登辉的接见。他发挥作为记者和专栏作家密切观察社会的长处，致力于向国人介绍美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并将之与新中国作对比。1980年代初，他出版了《漫话美国新闻事业》《漫话美国青年》等书。前者介绍了美国各大报和传媒巨头，指摘了美国广告泛滥成灾的弊端。他以亲身经历质疑美国的“新闻自由”，1973年他首次回国时曾应美国某报之约撰稿，稿件却被退回，理由是：“你这篇文章是新旧对比都说中国好，你要是能客观地骂骂中国，我们就可以用了。”赵浩生指出：由此事可知美国的新闻自由是有限制、有条件的，这里面有控制，有歧视，也有生意经。当他看到北京《人民日报》阅报栏前密密麻麻的读者，相信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报纸像中国这样深入民间、为人民服务并受到读者如此的欢迎。14

　　《漫谈美国青年》一书涉及美国人从孩提到大学各阶段所遇到的问题：今天美国青年不论处境如何，其自我中心、现实主义的人生哲学大致相同;表现在生活上是尽量赚钱，尽量享受，一切为自己。美国是一个物质泛滥的国家，到处充满诱惑，由此造成许多社会问题;而性泛滥也已冲破了种族、年龄、宗教、教育的一切堤防，淹没了整个社会。年轻人中色情代替了纯洁，乱交代替了爱情。过去有了苦闷可以向父母、教会寻求抚慰。如今家庭破裂了，宗教的吸引力没有了，只有物质享受可使人暂时忘却竞争、孤独、烦恼，于是酒和各种麻醉剂、迷幻药大肆流行。犯罪率逐年激增，在“无法无天”的校园中，一般师生所面对的已不是授受知识，而是生存自卫。15

　　尽管赵浩生与国民党渊源深厚，西方社会待他也不薄，他却极其坚定地将其认同放在新中国这一边。个中原因，他写道：“我和祖国的关系不只是血缘，而是生活、山河、岁月交织积累起来的全部人生”;“我所度过的悲惨岁月更造成了我与祖国患难与共的感情……使我与祖国永远保持着血肉相联的关系”。16这让人想起陈映真——他在阅读《阿Q正传》后才了解了“中国的贫穷、的愚昧、的落后”，并知道“应该全心去爱这样的中国——苦难的母亲”17，由此建立了任凭风吹雨打，却依旧坚如磐石的中国认同。赵浩生的情况与之十分相似。台湾当局“不择手段的对美国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府是洪水猛兽”，“把中国大陆说得像个人间地狱”，却反而被外国人看不起。这让作者感受到“一个没有强大祖国支持的华侨是多么屈辱，多么危险，多么孤零”!他用“神气”和“泄气”来说明他到大陆和台湾的不同感受：在大陆所有一切“都使你感到做中国人的骄傲，使你热切的希望着自己会成为这光荣人群中的一分子”;而在台湾，“一下飞机你就看到满目是殖民地经济、殖民地文化、殖民地思想意识。这里的一切就是学美国、谄日本”。赵浩生觉得，“文革”期间也是海外反共反华宣传最炽烈的时期，听到祖国的动乱报道，“像听到故乡的母亲在害重病，发高烧”，忧虑挂念。然而，这更让他深深地感到“海外的中国人与祖国的荣辱与共休戚相关”18。作者甚至将他们这一代与改革开放后的留学生做了对比：随着中国地位的上升，这些新来者以全新的精神面貌来到美国，再也没有海外孤儿的孤影自怜，更没有次殖民地和变相殖民地的自惭形秽。他们充满自信自尊，目标明确，即使出国前有点牢骚，但在外国人面前决不作践自己引起外人的轻视。如作者的一个年轻亲戚，原来对国内事情有些不满，但在美国听到别人对中国有不公平的批评，她总是挺身而出，反驳得比任何人都激昂慷慨，可见“在外国的生活感受是最现实、最生动的爱国教育”19。

　　由此可知，1970年代旅美华人的“新中国”认同，建立在新、旧中国的纵向对比和中国、西方社会的横向比较上，又都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因此这种认同是理性的、坚固的，并非仅是一种怀乡思亲的情感而已。像杨振宁、赵浩生、叶嘉莹等晚年都毅然回国定居，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精神面貌视角中的“新中国”形象与认同

　　与蒋彝的新、旧中国对比以及赵浩生的中、美社会比较略有不同，词学家叶嘉莹因其实际经历而增添了大陆与台湾的对照视角，而其更主要的特点，还在于从人的精神面貌的特殊视角，凸显新中国的成就并表达她对新中国的认同。叶嘉莹于1974年首次返国探亲观光，写下近300行的古体诗《祖国行长歌》，对于北京，不仅有“陶然亭畔泛轻舟，昆明湖上柳条柔”，“郊区厂屋如栉比，处处新猷风景异，蔽野葱茏黍稷多，公社良田美无际”的景观呈现，还有“天翻地覆歌慷慨，重睹家人感倍亲。两弟夫妻四教师，侄男侄女多英姿，喜见吾家佳子弟，辉光仿佛生庭墀。大侄劳动称模范，二侄先进增生产，阿权侄女曾下乡，各具豪情笑生脸”的人的精神面貌的描写，并得出了“千年帝制兴亡史，从此人民做主人”的结论。叶嘉莹还参观了大寨、西安、延安、桂林、上海、杭州、广州等地，在“黄浦江边忆旧游”时，看到“跑马前厅改医院，行乞街头不复见，列强租界早收回，工厂如林皆自建。市民处处做晨操，可见更新觉悟高，改尽奢靡当日习，百年国耻一时消”。20此外，在为数不少的回忆文字中，也经常有对旧中国情形的追述，如2017年出版的《沧海波澄：我的诗词与人生》就叙述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南京时，“为所欲为，无恶不作，劫财劫色，当时老百姓说那是‘劫收’”的贪腐情形，认为此乃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重要原因。21这些构成了新、旧中国之纵向对比。叶嘉莹又揭露了当代台湾的一些威权统治现象，由此构成了大陆和台湾社会的横向比较：“忆昔婚后甫经年，夫婿突遭囹圄系。台海当年兴狱烈，覆盆多少冤难雪，可怜独泣向深宵，怀中幼女才三月。苦心独力强支撑，阅尽炎凉世上情，三载夫还虽命在，刑余幽愤总难平。我依教学谋升斗，终日焦唇复瘏口，强笑谁知忍泪悲，纵博虚名亦何有。”所述乃到台湾一年后，其夫就因所谓思想问题被捕，造成家庭生活困境。在台湾苦度了15个春秋，“偶因异国书来聘，便尔移家海外浮。我夫第一愁眉展，祖国书刊恣意览，欣见中华果自强，辟地开天功不浅”22，后更与家乡亲友联系上，得以返乡探亲。然而就是这首《祖国行长歌》，在台湾又遭“附匪”之责。《联合报》发表了题为《叶嘉莹，你在哪里?》23的长文，导致此后十多年台湾报刊不敢登载她的稿件。这种切身经历无疑更增加了叶嘉莹的“新中国”认同。

　　叶嘉莹试图从精神面貌的改变来呈现新中国之进步的特点，还表现在她对浩然小说的认真细读和评论上。通读数遍小说后撰写的《〈艳阳天〉中萧长春与焦淑红的爱情故事》一文，仍具有以台湾为参照对比的视角，并聚焦于性爱问题所体现出来的两岸不同的精神面貌。文中提到台湾《中外文学》刊载一文论及李昂《人间世》时，指出这些以性爱描写为主的台湾小说“呈现的是一个宛若来世的悲惨世界”，“身处于转型期社会的这一代人们……心灵的苦闷，自然成了一场疫病似的到处流行”;然而“真正的爱情是在荒僻的小乡镇旅馆的床上找不到的，生命的苦闷也不是在床上就能发挥殆尽的……任何一个误把性的解放，看做是今世救赎之道的人，因为没有那可以安身立命的健康的伦理能力，必然会是将被牺牲的刍狗”。叶嘉莹据此认为：李昂“写出这一系列的作品，并不是作者个人的道德堕落，而是一个病态社会所造成的必然产物”。可为其佐证的是台湾“巨人”版1975年现代文学年选中，收有比李昂更年轻、甚至在校学生的作品，其内容不少是写少男少女们调情、性爱、堕胎、吸食强力胶故事的;而“相形之下，《艳阳天》中所写的焦淑红与萧长春的爱情故事，就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明显地反映出两种不同的生活形态和意识形态”24。可以说，《艳阳天》乃因其表现出的健康的精神面貌，与台湾小说中的病态心理状态形成强烈反差，因而得到叶嘉莹的肯定。

　　这里有个问题值得注意。《祖国行长歌》在台湾受到抨击，而叶嘉莹对于《艳阳天》的肯定和赞赏，也受到大陆某些学者的非议。如曾有人将叶嘉莹肯定《艳阳天》等同于赞扬“文革”25。然而这种指责显然是片面的，并不了解叶嘉莹写作的真正原因和用意。对于外界批评，叶嘉莹并不为其所动，《祖国行长歌》和《〈艳阳天〉中萧长春与焦淑红的爱情故事》反复收入她的各种选集中，包括2013年出版的篇幅极其有限的“自选集”。《祖国行长歌》在“文革”后重新发表时，作者特地写了一段按语，既承认“不免因当时政治背景而有不尽真实之处”，更强调“见闻所及，皆令人兴奋不已”，“诗中所写皆为当日自己之真情实感”26。如果联系到“真情实感”乃叶嘉莹评文的一个重要标准，就可知作者对此诗的自许未曾稍减。尽管浩然在“文革”后颇受争议，但20年后的1994年，叶嘉莹为重版《艳阳天》写序时仍给予高度的肯定。很显然，叶嘉莹并不“悔其少作”，反而始终如一将它们视为自己的重要代表作。

　　叶嘉莹，1960 年代

　　上述作品既植根于作者一生颠沛流离，亲身经历了1949年之前贫穷落后、政治黑暗的旧中国，50年代白色恐怖下的台湾，六七十年代北美资本主义社会，以及1974年开始返国探亲观光，1979年之后更长期定居祖国大陆而产生的对于国家、民族理性认同的深厚根基上，同时也产生在数十年来其思想、文学观念的巨大变化中。而这一变化的轨迹，在其对王国维的研究中，有着清晰的呈现。

　　首先，在思想、文学观念上，叶嘉莹从注重个人性、审美性，转向注重时代性、社会性。由于传统文化和家庭教育对于女孩子的约束，早年叶嘉莹除了读书外，“对于外在社会之种种现实生活，几乎一无所知，对于与官场政治有关之事务，则尤为厌恶”，然而身处民族危亡之乱世，举凡日寇对华北的步步紧逼、一二·九青年学生的抗日活动、卢沟桥事变及其后北平的沦陷、抗战胜利后“劫收”大员们“五子登科”的贪污搜刮行径，乃至到台湾后因“思想问题”而被捕等事件，历来“不问世事”的她也深感“世变之来，其及身切肤之痛则有不能逃避者在”。但直到1970年前后，她仍然以为“文学是超然的，只有艺术方面好坏的问题，没有政党和阶级之分”。然而，这时她受到保钓人士的鼓励，开始阅读中国大陆书籍，“凡有关中国近百年来革命和蜕变之过程的任何记述，都开始有了阅读兴趣”。她读了左、右各派各类著作，“而看来看去我对于共产党的救民的理想和艰苦卓绝的经历，竟然越来越加感动和敬佩起来”;同时也认识到自己过去“惟知‘独善其身’而以‘清者’自命的想法和生活，是一种怯懦和狭隘的弱者的道德观;文学和艺术的创作，也决不能脱离历史和环境的局限而超然自存”。27因此也就从早期的“以主观感受为主之诗歌评赏”，转而注意“以客观之历史角度来分析诗歌演进之过程及现象”。28

　　这种文学观念投射于具体评论上，叶嘉莹看到《艳阳天》具有一种与中国古典诗词所共有的特质，那便是“一种深厚博大的感发的生命”。稍早她就曾对中国历代诗论做过一番通观考察，发现：“在中国诗歌之评赏中，有一种重视兴发感动之作用的悠久的传统。”而这种“感发的生命”之获得，缘于作者“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正的诚挚的感动”，“对于宇宙万物和人世诸象的一种深切的关怀”。或者说，《艳阳天》与中国古典作品的相似之处，除了包含“作者内心中一份真正感动的情意”，更写出了“对社会大我的一种关怀和理想”。29

　　其次，在人生态度上，叶嘉莹从悲观绝望、孤苦寂寞和认命退缩，转向对于乐观向上、积极奋斗精神的彰扬。也许因为生于乱世且经历坎坷，年轻时叶嘉莹的心态偏于悲观，这甚至是她与静安词最初接触便产生共鸣，并将《人间词话》作为自己初踏学界的主要研究对象的原因。然而随着1970年代形势的变化特别是1974年她重返祖国，这种悲观情绪逐渐得到纾解。研究并总结王国维悲剧产生的主要原因，其中包括他“原具有悲观之天性”，“缺乏乐观进取的信心”，因此在时代激变中，“不能真正从事任何革命的行动，而但能为洁身自保之计”，而这又与“穷则独善其身”的旧道德观念有关。30这一认知，竟然是叶嘉莹改变自身人生观的触发点。她对照原有的“旧我的悲观消极的性格，和独善其身的作风”，欣喜道：“我不得不说自己是确实改变了”。31

　　叶嘉莹人生态度的这种转变，与其阅读、研究《艳阳天》以及目睹新中国民众精神面貌的转变也有密切的关系。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往往基于理想信念的追求。叶嘉莹赞赏《艳阳天》中人物的爱情描写，就是因为西方作家常写谈情、接吻、拥抱、终于上床的过程，而浩然写的却是男女主角基于共同的热爱、理想和信念而产生的爱情。32后来叶嘉莹又读了浩然的自传体小说，越发明白了《艳阳天》之所以写得成功，就因为作者所写的人物和情事，“既有着他真正的生活的体验，也有着他真挚的感情的投注，而他在小说中所表现的理想，也正是他当时所正在衷心信仰和追求着的理想”。优秀作品容不得一点虚伪造作乃至一丝功利的观念，“《艳阳天》之所以战胜了我当年的抗拒心态，乃是因为这部小说充满了一种由热情与理想所凝结兴发感动的力量，而凡是具有这种品质的作品，都必然可以超越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的环境，而可以恒久地唤起人们的一种感发和共鸣”33。由此可见叶嘉莹将具有“热情与理想所凝结兴发感动的力量”作为评文的标准。

　　对于新中国人民精神状态的转变，《祖国行长歌》中就有所着墨。在“文革”结束，改革开放起步的历史转折时期，叶嘉莹对此有更为深切的观察和体会。1977年夏她再次回国探亲，被童怀周所编《天安门革命诗抄》感动得落泪，她觉得，中国传统士大夫品行虽有不同，其感情心态却同样“局限于悲观哀感的困窘之中”;而这些诗歌“有力地证明了中国人的心态确实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变”。该书作者包括了各行各业人士，当时正处身于“四人帮”压迫之下，然而他们却“不再是贾宝玉式的悬崖撒手，也不再是陶渊明式的退隐或王国维式的自杀”，而是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尽管写作技巧不够成熟完美，但是他们的血泪、勇气、愤怒和斗争精神，却明白地表现出来，这是中华民族从历史久远的封建腐化心态下，“有了彻底转变和觉悟的一种新生”;而“这种心态的转变，才是中国革命所获得的最大的成功，也是中国未来的最大希望。”34此后她在不同场合都喜欢谈到这种心态的转变，这不仅因为自己受到极大的感动，“更因为连我们海内外的华人，也受到了此一伟大时代的影响，而纷纷在转变之中……我的心态既然有了这种与昔日之我极为不同的转变，因此就颇不愿在这时再回到我从前所曾耽溺和喜爱过的静安先生之诗词等作品的悲观绝望之心境中去”。35由此可知，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由悲观绝望、懦弱畏葸向乐观勇敢、积极进取的转变，被叶嘉莹视为新中国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由此可知，那些所谓叶嘉莹赞扬“文革”或“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到什么山唱什么调，缺少知识分子的独立性”36等说法，已经不攻自破了。持这种论调的人显然不了解叶嘉莹写作《祖国行长歌》和《艳阳天》评论的原因和用意，却轻率地给她戴帽子、贴标签，这并不可取。叶嘉莹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就写道：“四人帮”虽被打倒，然而其留下的余毒，仍有待于彻底地清除，其中最严重的一点，是“四人帮”时代在舆论控制中，所造成的不顾是非而盲目跟风的恶习，驱使着全国人民都要做“相率而为伪”的应声虫，“今日……在文艺和舆论界，仍不免有跟风的现象……如果不能以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评定是非功过，只是把所有‘四人帮’时代的人、事、物，全部打倒，这样岂不就又恰好犯上了与‘四人帮’时代相同的错误……学术研究原当以追求真理为主要之目的，文艺创作亦当以忠实于自己的思想感受为根本之基础……天下很少有什么绝对好和绝对坏的人或事，而惟有真诚的态度才是能使得真理日明的根本条件。”37诚哉斯言!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是辩证唯物论者所应时刻注意的。

　　“新中国”形象和认同的多元化和复杂化

　　与保钓后返回大陆参访探亲者几乎清一色的“新中国”认同有所不同，1980年代后的来访者显得较为复杂，其大陆观感往往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继续持肯定、认同态度并将认知深化的除了前述叶、赵等人之外，还有李黎、李蓝、於梨华、聂华苓等;持较多批评态度的如马森、庄因等;也有曲折变化者，如刘大任等。

　　第一类来访者，延续了1970年代保钓人士对于“新中国”的倾情认同，甚至有所拓展。原来的参访路线通常包括大寨、延安等，现在则多游览长江三峡并顺江而下，在船上可接触一般大陆民众，从而加深了对祖国的真切了解。原籍安徽，抗战时期在四川度过童年，在台湾接受教育后留学美国，担任纽约《北美日报》文艺版主编的李蓝，1983年在大陆出版《岁月与山河》一书，是她于改革开放之初前来探亲观光的记录。除了其家乡外，她还入川进京，沿途与工农兵学商各式人等结识交谈，因此此书并非单纯的山水游记，而是当时中国民间社会的真实呈现。

　　首先，作者将“河山”与“岁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正如书名所示，在中国，“河山”这一地理空间概念，正因为与“岁月”这一历史人文概念相交融，方显其特殊的意义。作者乘坐三峡客轮从重庆出川，饱览两岸山水和人家，想起一位朋友所说：“你多爱中国的文化，你就会多爱中国的山水，因为山水里有文化和生活、历史的影子。”38中国历代文学家都有诗词歌赋描述长江三峡的惊险与美丽。《三国演义》里的战争故事几乎都和长江及附近山岳有关。白帝城有刘备托孤以及杨家将传说;秭归则为屈原故乡。“文革”中一批知识分子下放到北大荒或山乡僻远地区，但他们时时念着的还是国家和整个民族的命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是逃避而是勇敢地面对屈辱和灾难，而两千多年前的屈原，早就为中国文化人竖立了典型与榜样。39在北京八达岭长城上作者感悟到：山岭延绵万里之外，“仿佛连着久远的亘古，成为一个整部的历史”;人无完人，必须在历史的长河中来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伟人的作用，特别是毛泽东、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结束内战，建设国家，使中国人民站起来，走向富强之路，这才是真正的历史。40李蓝从山岭长城的蜿蜒起伏感悟到历史后浪推前浪的必然趋势，也表达了对毛泽东等为民族的生存、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伟人的崇敬之心。这与部分海外华人游记中对毛泽东的贬损，形成巨大的反差。这显然是对待历史的更为正确的态度。

　　无独有偶，另一位由台湾到美国留学的旅美华人李黎，也有相似的看法。《大江流日夜》一文写作者从山水中感触到历史，并升腾起命运共同体的感觉：“走在三峡里就像走在历史里……也正因为这些共有的过去，中国人到了天涯海角也还认同着这条源流”;就这么一段江岸，宋玉、李白都写过，孔明的传说在绝壁上，屈原的故乡在北岸，连王昭君的故乡也在附近一条支流那儿;古与今、仙与凡，皆如绵绵流水般无以分割，“这正是中国几千年文化无与伦比的亲和力所在”。41这一看法与李蓝可说“英雄所见略同”。

　　然而，无论是李黎或是李蓝，都没有沉湎于历史中，她们更关心现当代的中国，这与保钓精神一脉相承。李黎称：“中国人的怀古并非全然的怀古，中国人最懂得历史的意义是写给活人看的”42。李蓝则具有纵、横两个维度的比较视野，并看到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的巨大改变。她以自己的所见所闻，认定内战失败后退居台湾的政权落后、专制、逆历史潮流而动，因此也是没有出路的。当年在台湾，往往身旁就有专打报告的人，一不留神，就会被记录在案，从此难以洗刷干净，影响升迁调任，其怨苦无法说出来，有人因此神经失常。更可怕的是白色恐怖，它“像盆地上弥漫的浓雾一样，随时慑迫着人心”，宣传中的“匪谍”异常可怕，许多大学生、教员、工人会无端地没了踪影，文艺作者因文字惹祸的更比比皆是。“人在这样的时候，当然学会了另一种生存的方法——醉生梦死”43。后来开放留学，台湾那块“腐水死地”中，忽然传进来一些消息：新中国国际地位提升，长江大桥建起来了，成昆铁路通了车，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尽管生活在“充满了反共标语”的环境中，“我们仍然无以名状地雀跃振奋”，因为一代代的中国人，不就苦苦地巴望着“有一天我们国家真正站起来了”?44作者写道：作为中国人的我，特别知道近代史上，我们国家遭逢的种种屈辱与不幸;也不过就30年光景，我们竟然变成别国如此瞩目的国家，“这种既兴奋又感激的心理，不由得都表现到脸上来了”。45

　　李蓝在旅途中广泛接触了大陆各阶层人士，发现中国更巨大的力量，在其人民及文化之中，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显现出宽厚、从容、坚毅、乐天的性格，特别是一种超强的韧性，这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冲破艰难险阻不断向前的关键所在。作者长年漂泊在外，第一次回到合肥老家即发现：“中国的农村有一种淳厚的田园风味，那些农民也像自然和五谷菜蔬一样，在自然之中，和泥土结合了。他们那被太阳和风霜吹晒过的皮肤，是这样健康而具生命力。他们粗糙的手，是一种力的美。”46在中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农民与土地相依相存，“这些使我感动的成分是远远超过我登临高山，去朝拜大庙菩萨要深得多的一种情感”47。很显然，作者的“新中国”认同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中国最普通农民的这种认知上的。

　　另一使李蓝深为感动的是朴实、善良、热情、高尚的民情民风。当时百废待兴，但作者的观感是：我们不过是现代科技落后而已，“我们人民的本质和民风的善良、高尚，可不落后”。她难以忘怀一位为她安排旅程食宿的罗老师：他“使我严肃地认识到做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的真正形象，他们为人民服务到如此无私地不为自己保留一丝一毫”48。作者还感动于中国社会的平等，解放军的坚持“为人民服务”——帮助插秧收稻已成当然之事;火车上人多车脏，解放军往往脱下衣服帮助打扫，“我想世界上不会有任何国家的老百姓，会像中国人民那样喜欢和信赖他们的军队的了。”49

　　通过这些接触和观察，李蓝发现：从整个历史来看，中国从未像现在这样具有“整体性”和强烈的民族意识。尽管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它们“抵消不了这整个社会国家给你那种世界上任何国家也找不到的‘纯朴、真诚’的感觉”，越是走遍了五洲大洋的人，才越能分辨出她的与众不同的魅力50;而魅力形成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的这种社会力量不是来自宗教”，而是它乃“‘生活’本身，是‘人’原来的朴素本质”。51可以说，同样看到了一些缺点，部分人戴着有色眼镜，经常加以夸大和渲染，李蓝则看到了真正的中国。

　　李蓝、李黎等的纵、横比较和瞩目于人的精神状态的写作特征，与保钓运动后旅美华人的“祖国行”作品如出一辙，显然是保钓精神的传承延展。李蓝写道：钓鱼岛事件唤醒了岛上民众蛰伏的民族意识，“人们似乎已从半死的泥淖里活了过来”;钓鱼岛缩短了大陆与海岛的距离，仿佛是第一次，大家察觉到二者是不能分割的，“我们是生长在同一块土地上的炎黄子孙，那小小的钓鱼岛，是属于我的，也是属于你的——属于我们的中国。”52可见作者从70年代初的保钓运动中，体会到两岸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台湾只有和祖国融为一体，才有出路，也才能为民族做出应有的贡献。

　　不过，1980年代后来访者的大陆观感呈现多元化、复杂化景象，究其原因和具体表现，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与此前返回大陆者主要是保钓左派或1949年之前就出国留学的科学家、学者不同，此时的“大陆行”人员更多，其成分也更复杂，其中不乏长期受到“炒回锅肉”式虚假“反共”宣传影响者。如作家马森在大陆之行后，提出了他的四大“困惑”，宣称“这二十多年来，虽然身居海外，却心系中国，无时不对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加以注意与关怀……由于中国近三十年来天灾人祸踵接频仍，所读到听到的消息总是令人忧者多，而令人喜者少”53。然而问题也就出在这里。他自称其消息来源主要是中外报章杂志对中国的报导，以及由中国出来或访问中国归来者的述说。然而这些说法并非都是客观真实的，赵浩生就曾描述了无中生有炮制的“反共”新闻在香港、美国、台湾之间来回炒作、不断加码放大的情形。与其他人感动于中国从一个受帝国主义侵凌的贫弱之国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相反，马森以“专制和迷信”来定位大陆的社会制度并加以抨击。54显然，尽管马森认同于历史的、文化的中国，但受西方普世价值观和虚假新闻的影响，形成了对“新中国”的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乃至某种“反共意识形态”，等于戴着有色眼镜来观看80年代的中国大陆，产生了与叶嘉莹等截然不同的“新中国”认知。这让我们警觉到，认同“历史中国”和“文化中国”固然重要，但对于两岸统一的目标而言，清除“反共意识形态”，认同“现实中国”，具有更关键的意义。

　　其二，此时台湾文坛出现了又一波“反共文学”高潮。当然，比起五六十年代的第一波，其规模小得多，形式也有很大变化。如果说第一波高潮出于国民党败逃台湾时急需煽动仇恨、抬升士气的需要;那这一波则产生于1970年代台湾先后遭受被驱逐出联合国，中日、中美建交等一系列事件冲击的背景下。其具体表现，包括乡土文学论战中攻击陈映真等的作品是“工农兵文艺”等;而比较特别的是这时大陆出现的“伤痕文学”，被当作“反共文学”引入台湾。如1982年台湾官办刊物《文学思潮》第11期刊出以“伤痕文学”为主要内容的“大陆反共文学透视专辑”;《新文艺》月刊从1980年4月起，刊出以“伤痕文学”为主的《大陆小说选》，每期一篇，延续数年之久，其目的显然是以大陆自己的作品来“坐实”以往的“反共”宣传。其实“伤痕文学”针对的是极左思潮，带有拨乱反正、自我反思的性质，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与“反共”风马牛不相及，在台湾却被扭曲为“反共文学”，可见两岸语境的巨大差异。在大陆，拥护共产党是主流，即使出现一些怨言、不满，往往旨在改进工作，个别恶意攻击的，民众都能分辨，不会轻信;然而所有这一切，有些甚至只是牢骚、玩笑或段子，经过蓄意的包装和渲染，传到长期笼罩于“反共”宣传氛围下的台湾，马上被信以为真，固定化甚至扩大化，从而使弥漫台湾的“反共意识形态”得到进一步的强化。甚至陈映真也曾一度为此深感不安，当时他曾说：“我一贯不相信这些，总是打个五、六折去读”55，但终于半疑半信而陷入思想苦闷中。好在他有坚定的“中国”认同和左翼信念，在亲履大陆、了解实情后，对于“反共意识形态”的实质和危害，有了深刻的认识，这可从他批评龙应台等的文章中看出来。56

　　其三，部分台湾作家甚至将其大陆观感作为其投机转向的借口。典型的例子如王拓。1970年代的王拓属于左翼统一派作家，曾因高雄事件入狱，1988年初率团访问北京，却于1989年转向加入民进党。后来解释其原因，竟与初次访问大陆有关：他脚踩那块土地上，却没有丝毫预期的感动;登上长城，心里想的是其家乡基隆八斗子;因此民族主义无法感动他、说服他，他要与统派朋友们说“再见”57。可见，台湾人士的大陆行，绝非只是探亲访友，了却乡愁，或者游山玩水，观览大好河山，其实更关联着他们对于“现实中国”的认同态度。

　　1980年代台湾和海外作家大陆观感的复杂化乃至两极分化，其中“自由”、“民主”问题，成为议论的焦点之一。像叶嘉莹，理性、科学地将当代中国与西方的社会制度做了对比，从而避免了其他参访者常见的用西方所谓民主自由的标杆来衡量新中国而产生的种种偏颇。她指出：“学术的自由是无论在任何政治体制的社会中，都应该得到保障的;而个人的民主自由，则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社会结构以及教育水平和风俗习惯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在不同的社会体制，或者在准备条件不够充分的情形下，就盲目接受另一种社会的制度和文化，那便往往会造成未受其利而先蒙其害的后果。何况即使在资本主义的国家中，他们的民主自由也已经沦落到流弊滋生的地步……总之，民主虽是好事，但也有许多值得警惕之处，社会主义的中国，将如何达成民主集中制的又民主又集中的理想，还需要一段尝试实践的过程，而立足健全的法制，则当是目前首要之务。”58该文定稿于1978年12月20日，正是大陆启动“改革开放”之时，对照此后40年来的路程，更能凸显其意义。

　　“保钓大将”刘大任的思想曲折回旋过程，同样很能说明问题。早年的刘大任是与陈映真极为相似的左翼青年，后留学美国，积极投入保钓运动。1974年4月，他怀着“朝圣”心情回到大陆，但由于特殊原因，他是少数对当时大陆印象欠佳的旅美华人之一。他后来说那是一种不会说谎的“直觉”，但“直觉”意味着缺乏历史文化的深层观照。借用陈映真对于钟理和《夹竹桃》的批评，属于没有透过表面现象而看到中国的“正体”和“实相”。591980年代，其思想转向自由派。不过此后刘大任频繁返回大陆，“每次旅行后，便发现心目中的那个‘中国’形象，产生了或大或小的调整”。如1992年的三峡之旅让他从“看似矛盾的杂乱印象里”，“看到了中国人的希望”;2005年他目睹西部大开发正如火如荼展开，而中国下一代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60这一切都说明，当年的失望和幻灭感，确实是未曾看到中国的“正体”和“实相”所致。近年来刘大任继续显露其批判知识分子的锋芒，最精彩的是对美式“自由民主”的深刻观察和批判：美国向全世界大力推销一人一票普选式民主政治和放任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然而这二者都脱离现实，即使在美国也从未真正实现过;美国却将其以批发甚至战争手段推向落后国家和地区，要求它们一夜之间脱胎换骨，难怪世界到处发生“火灾”。他还认为：市场自由可以变质为权钱勾结，民主选举可以转化为民粹泛滥，当前台湾已到了非深切反省不可的时候了。61这与龙应台夸耀台湾的自由民主并以之睥睨大陆的论调，截然两样。刘大任堪称自我清理“反共意识形态”的范例，这一过程在保钓时已开始，后经回旋曲折，最终迈向正确的轨道。保钓运动的重大思想史意义，于焉彰显。

　　结语：“祖国行”作品的启示

　　1970年代保钓人士和旅美华人“祖国行”作品，无论对于台湾或是大陆，都有重要的启示。就台湾而言，“台独”思想的出现，归根结底是对“中国”的认同发生了问题。不过在1950年以来台湾的现实语境中，所谓“中国”认同呈现较为复杂的情况，至少包括了“历史中国”、“文化中国”、“现实中国”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层面。执政时期的国民党以“道统”的承续者自居，对于中国历史及其传统文化的教育不遗余力，因此在“文化台独”出现之前的较长时间内，对于“历史中国”和“文化中国”的认同并不成问题。然而仅停留于此远远不够，更关键的是要认同“现实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大陆，否则两岸的和平统一就无从谈起。但自1950年起，污名化、妖魔化中国大陆、对共产党的“反共”宣传在台湾经久不衰，“反共意识形态”——台湾民众对于大陆、共产党的根深蒂固的负面印象和排拒情绪——未得到有效清理而延续至今，并作为“台独”的思想根源，成为两岸统一的主要思想障碍。

　　这种情形曾因保钓运动而得到一次有效的突破。一方面，“保钓”得到大陆政府的有力支援，这说明了一个道理：两岸乃一命运共同体，两岸中国人其实是一家人，有着共同的利益、目标、理想甚至共同的“敌人”，由此开启了对于“现实中国”的认同运动。另一方面，保钓人士和旅美华人有机会返乡探亲，亲履祖国土地，在与大陆民众的直接接触中，真切了解到一个与“反共”宣传截然不同的真实的新中国。他们的“现实中国”认同并非仅出于怀乡爱国的朴素情感，而是建立在更坚实的理性基础上，既将新中国和旧中国作纵向比较，亦将大陆社会与西方、台港社会作横向对比，并瞩目于人民精神面貌的转变，从而彰显新中国的巨大成就和迈向未来的方向与潜力。

　　1980年代以来，台湾前来大陆的人数大幅增加，其大陆观感却呈现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状态。长期受“反共意识形态”熏染的一般台湾民众对于祖国大陆的认知，从最早的硬件落后(如城市破旧，农村只有粪坑而没有抽水马桶)，到后来的软件不足(如不排队、闯红灯、乱吐痰、大声喧闹等)，当这些都已不成问题时，主要就集中于所谓民主、自由的制度问题上，并成为当今部分台湾人拒绝统一的主要理由或借口。而保钓左派中的大部分，自始至终坚持对“新中国”的认同，无论在人员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成为当今台湾真正的统派(左翼统一派)的基础和中坚。62叶嘉莹、刘大任等对于美国推行的自由、民主，有着切中肯綮的分析;而近年来中国大陆成就斐然，越发证明其制度、体制上的优越性。

　　保钓运动后“祖国行”作品对于大陆特别是其年轻一代，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如何评价和定位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和贡献?如何正确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来各个时期的探索历程和成就?这是关系着我们增强道路自信和发挥制度优势的重大问题。“祖国行”作品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参照，其纵、横比较视角和瞩目于精神面貌的特点，也堪称宝贵的经验：中、西对比可使我们在改革开放时避免照搬西方模式;注重精神可使我们免于陷入纯物质、纯消费主义。特别是将新中国与旧中国相比较的历史视角，是没有亲身经历过旧社会的我辈和更年轻世代所不可或缺的。只有具备这种历史对照视角，才能坚定信念，认准方向，并不断、永续地前行。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台湾左翼文学史论研究”[编号：15BZW173]成果之一)

　　1 赵浩生：《漫话美国新闻事业》，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124-125页。

　　2 括号中的年份为选上“中研院”院士的时间，下同。

　　3 何炳棣等：《留美中国学者访华观感集》，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74年，第2页。

　　4 陈省身：《见闻与感想》，同上书，第139页。

　　5 徐锡藩、李书颖：《中国防治血吸虫病实况》，同上书，第145页。

　　6 同上，第152页。

　　7 牛满江：《中国的生物研究和最新发展》，同上书，第250页。

　　8 易家训等：《观感小集》，同上书，第294页。

　　9 同上，第299页。

　　10 同上，第307页。

　　11 同上，第307-312页。

　　12 蒋彝口述、殷志鹏笔记：《哑行者访华归来话今昔》，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76年。

　　13 殷志鹏：《诗文书画融于一书(代序)》，蒋彝：《重访中国》，殷志鹏、廖慈节译，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0年，第Ⅲ页。

　　14 赵浩生：《漫话美国新闻事业》，第3-4页。

　　15赵浩生：《漫话美国青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16 赵浩生：《赵浩生新闻作品选》，河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315-316页。

　　17 陈映真：《鞭子和提灯——代序许南村〈知识人的偏执〉》，许南村：《知识人的偏执》，台北：远行出版社，1976年，第25-26页。

　　18 赵浩生：《赵浩生新闻作品选》，第3-4、28、319-320页。

　　19 赵浩生：《赵浩生新闻作品选》，第321页。

　　20 叶嘉莹：《祖国行长歌》，龚忠武等编：《春雷之后：保钓运动三十五周年文献选辑》第1卷，台北：人间出版社，2006年，第787-788页。

　　21 叶嘉莹：《沧海波澄：我的诗词与人生》，中华书局，2017年，第57-58页。

　　22 叶嘉莹：《祖国行长歌》，第787-788页。

　　23 趢耀东：《叶嘉莹，你在哪里?》，台湾《联合报》，1975年12月24日。

　　24 叶嘉莹：《〈艳阳天〉中萧长春与焦淑红的爱情故事》，《迦陵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7-108页。

　　25 王鹏程：《怕君着眼未分明——论叶嘉莹先生的〈艳阳天〉研究》，《粤海风》，2012年第2期。对于包括何炳棣、杨振宁等在内的“祖国行”作品持批评态度的，大陆有谢泳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感与事实判断———以何炳棣等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访华观感为例》(《开放时代》，2007年第6期)等，台湾有邵玉铭的《保钓风云录：一九七○年代保卫钓鱼台运动知识分子之激情、分裂、抉择》(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等。对其相关观点，笔者不能苟同。

　　26 熊烨编著：《千春犹待发华滋：叶嘉莹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5页。

　　27 叶嘉莹：《后叙》，《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80-482页。

　　28 叶嘉莹：《我的诗词道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4页。

　　29 叶嘉莹：《〈艳阳天〉重版感言》，《迦陵杂文集》，第110页。

　　30 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102-103页。

　　31 叶嘉莹：《后叙》，同上书，第490页。

　　32 叶嘉莹：《迦陵杂文集》，第96-97页。

　　33 叶嘉莹：《〈艳阳天〉重版感言》，《迦陵杂文集》，第117页。

　　34 叶嘉莹：《后叙》，《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484-485页。

　　35 同上，第486页。

　　36 王鹏程：《怕君着眼未分明——论叶嘉莹先生的〈艳阳天〉研究》。

　　37 叶嘉莹：《我的诗词道路》，第23-24页。

　　38 李蓝：《岁月与山河》，友谊出版公司，1983年，第45页。

　　39 同上，第152页。

　　40 同上，第180页。

　　41 李黎：《大江流日夜》，《上海文学》，1982年第10期，收入李黎：《大江流日夜》，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年，第85页。

　　42 同上。

　　43 李蓝：《岁月与山河》，第14页。

　　44 同上，第15页。

　　45 同上，第48页。

　　46 同上，第26页。

　　47 同上，第47页。

　　48 同上，第134页。

　　49 李蓝：《岁月与山河》，第139页。

　　50 同上，第139-140页。

　　51 同上，第148页。

　　52 同上，第16页。

　　53 马森：《大陆啊!我的困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8年，第170页。

　　54 同上，第171页。

　　55 陈映真：《答友人问》，台湾《中华杂志》第197期，1979年12月。

　　56 陈映真：《文明和野蛮的辩证——龙应台女士〈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的商榷》，台湾《联合报》，2006年2月19日，第E7版。

　　57 编辑部：《艰难的路，咱们一路走来》(座谈会①)，《清理与批判》(“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1998年冬季号)，第210页。

　　58 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489-490页。

　　59 陈映真：《原乡的失落》，台湾《现代文学》复刊第1期，1977年7月，第91页。

　　60 刘大任：《直观中国》，《晚晴》，台北：INK印刻出版，2007年，第218-223页。

　　61 刘大任：《世界火灾》，同上书，第229-230页。

　　62 陈映真及人间出版社策划出版了“春雷”系列4册;王晓波及海峡学术出版社策划出版了“峥嵘岁月，壮志未酬”系列2册和“寻找风雷”系列6册，成为台湾“统左派”的重要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