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批冯导的第二篇文章，我好像跟小钢炮钢上了，其实我真没这个想法。这次说《1942》，该片是冯小刚的呕心沥血之作，惜乎叫好不叫座，未得到市场的认可。推想起来，可能是冯导卖私货的名声过于响亮。虽然观众看不清冯导的套路，但对冯导倾注全部心血塑造的主角——东家大善人，本能地缺少一丢丢共情。
《1942》这样一部时代悲剧，难道也有私货吗？片中张国立出演的东家本是大地主，“地主”一词似乎是原罪，但冯导用尽春秋笔法，电影中东家先是因为穷人抢粮而致贫，不得不逃难，然后在逃难过程中被乱兵抢走了大车牲口和粮食，儿媳和老婆相继饿死，唯一的十七岁学生女儿为了让他活命而卖了自己，走到最后，孤家寡人的东家捡了一个小女孩，与之相依为命，迎来新生。先不说其中有卖惨的嫌疑（举例说，地主从不乏看家护院，对付抢粮的灾民，至少有九种办法），冯导一系列微操，成功地让观众得出一个结论：“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但冯导志不仅于此，东家最后说了这么一句话点明了中心：“别看我现在什么都没了，我知道如何从一个穷人变成财主，跟着我，十年后你还得管我叫东家。”
这话怎么看呢？意思是不管民众多坏，时代多惨，国家的前途，还是系于东家这样的善人身上。冯导理虽糙，却也算言必有中，不信看看今日乡里，发家致富的，有头有脸的，一翻家谱，七十年前多半是黑五类子弟（《平凡的世界》中先富起来的人多为前地主金姓，孙少安只是异数）。
先不讨论那么多政治不正确，其实我最想知道的是，变成财主的秘密是什么？电影中东家吹牛说自己照样当东家，他跟前的长工像条狗似的附和着说，自己还给他当长工。时代毕竟不一样了，民众层次也高了，看客是否也常常睡不着觉，想着我们这样普通打工的，只知道给人打工挣点辛苦钱，如何是个了局？有人归因于所谓“富人思维”，说富人之所以是富人，首先是在观念上他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要成为穷人，而只是考虑怎么去做来成为物质富有的人。这是屁话，这种唯心主义的“富人思维”是最不值钱的，陈大师的成功学的课程上大把有得出卖。
真正的原因，从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文章《高利贷下的闽粤农民》中可见一斑。文中详述农村高利贷，年利率最低的百分之二百，最高的达百分之四千，例如广东梅县松源乡乡人王焕章，十年前向同宗王筱舟借款十二元，规定每年需纳息谷四斗，就一直纳了十年，合共四石。以现在谷价计值八千元，十二元的本，十年积累息金至八千元，这是今天农民生活的真实缩影。借款时，通常要押田地，农民还不起利息时，就只好把田地低价变卖抵债了。因此，农民破产、土地兼并，到处不绝。农民生活绝顶痛苦，不难想象。闽粤省县和军事当局，对这种危机也颁布种种法令，然而法令要从上到下，必然通过保甲长，可是这些先生们要么自己就是高利贷主人，要么与高利贷主狼狈为奸、上下其手。读者要问，这些农民既然渴求资金，为什么不去向政府银行借贷，偏要和高利贷打交道呢？确实，发展农贷是舒畅农村金融的有效途径，但实际上，却不是如此简单。这里，只说一句：大多数老百姓根本不知道有政府农贷这么一回事，因为农贷资金大多数成为高利贷主人的“准备金”了。
好一派民国范儿！《1942》的善人们，正是民国之“美政良俗的基础”——“地方绅士”阶级，是国家在基层农村征收“皇粮国税”的工具，是国家财政金融的依赖对象和运作基础，想不发财都难。
善人们掌握“银根”的历史，起码要追溯到明代张居正“一条鞭法”的推行，地方豪绅一方面成为国税征收的组织者，同时，国家也将白银铸币权下放到了“民间”，白银就是这样被垄断到基层豪绅手中的。鸦片战争之后，善人们在帝国主义冲击下的乡土中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随着1840年后一轮接一轮军事战败，清政府面临着巨额赔款的压力，向地方和基层征要的任务空前加剧了，随之而来的是，作为“包税人”的善人们的权力空前加强了。国家分配的征税任务被士绅转移给处境更差的农人，从而使得村庄内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农民缴纳不起，就只有向士绅地主借贷，于是，高利贷取代了地租，成为地主阶级的主要获利手段，而一种以放债为业的“资本家化的地主”，即“金融地主”便在基层壮大起来了。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地方团练成为清王朝维护自身统治的强有力的武器。通过举办团练，掌握着银根的地方士绅有了自己的武装。有钱又有枪，基层豪绅地主阶级，就是这样成为近代中国最强大的社会势力，而各路军阀的总根子也就是基层的豪绅地主。这些成功人士经常说一句话：危机危机，有危就有机。1942这样的大灾年（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就是一个大大的良机，一张大饼甚至可以换个大姑娘（见《淮海战役》），买百亩良田也许花不了平日的十分之一。
重要的是，要致富（成为资本家），不能只掌握生活资料（工资再高也是不成的），还要掌握生产资料（土地，厂房，机器，活劳动等）。
不信请看我等干饭人在工厂里996，牺牲了大部份生命，到头来有几人能够成为资本家（不要相信马爸爸的神话，人家九几年就能够出国了）？甚至一个工人勤勉地储蓄，一辈子辛苦也不用指望买到在这个城市定居的房子，更不可能成为资本家。
其实马克思早就说了，在理想的市场经济中，即使经济秩序是公正的，是法制的，充分体现“自由、民主”的原则，其结果也必然是不公正的。马克思说，这是由于市场出现了一种特殊商品，即体力和脑力相结合的劳动力。这种活劳动力具有创生新价值的无限能力。但资本家在购买这种劳动力时，所付出的市场价格，是社会平均工资（即劳力自然生产与再生产的生理消耗补偿物）的价格。资本家在购买有创新功能的劳动力时违背了等价交换的原则，用低谦的工资购买了具有无限创造潜力的活劳动能力。在极少数人支配生产资料的前提下，工人拿到的报酬只够让他补充每天工作的全部消耗、全部能力。差额进了资本家的口袋。马克思称之为“剩余价值”——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善人们发家致富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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