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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在《出师表》里的历史规律

2022-10-25 10:16:35  来源: 温伯陵的烟火人间   作者:温伯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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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227年,蜀汉丞相诸葛亮准备北伐曹魏,克定中原,恢复大汉江山。出师前,诸葛亮给刘禅上了一篇奏表——《出师表》。

  诸葛亮在《出师表》里开篇就写了三个重点:

  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

  解构归纳一下,诸葛亮的意思很明白,魏蜀吴三国争雄,而蜀汉的经济下行民生凋敝,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候。在这种关键时刻,皇宫和相府必须拧成一股绳,力出于一,避免内耗,才能保护蜀汉政权,进而图谋复兴汉室。

  诸葛亮说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教训,君权和相权之争,会造成无谓的内耗,削弱国力。

  现在要北伐了,君权和相权不要再争了,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不利于团结的事不要做,君相一体共创大业。

  自古以来,皇宫有最高领导权和军权,相府有行政权,相当于一个国家出现两个权力中心,各种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要想君相一体形成合力,要么是开国之君以军功威望压相府,搞强君贤相的模式,如秦始皇和李斯、刘邦和萧何,要么是强势丞相遇到弱势君主,搞弱君强相的模式。

  诸葛亮很幸运。

  公元221年刘备称帝,便任命诸葛亮为开府领政的丞相,刘备死前又将蜀汉托付给诸葛亮,而继位的刘禅不管事,尊诸葛亮为相父,于是诸葛亮用“弱君强相”的模式,整合蜀汉的君权和相权,这才有了“疲敝益州”发动的数次北伐。

  但诸葛亮又是特例。

  历史上,刘家父子和诸葛亮这种路线一致的贴心人,实在太少了,而大权在握的诸葛亮没有侵夺君权,更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特例。

  至于刘邦和萧何这种长期合作的开国君相,也太少了,少到一只手都能数的过来。

  于是呢,诸葛亮以“弱君强相”整合君相权,便成为绝唱,历史上更多的是君权不断削弱相权,最终达到整合君相权力、凝聚国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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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邦和萧何去世后,汉朝的“强君贤相”走到尽头,继任君相的刘盈和曹参,很快起了斗争。

  曹参在相府不理政务,每天饮酒度日,刘盈召曹参入宫问话:“丞相为什么不管事啊,难道是欺负朕年轻?”

  曹参劈里啪啦说了一大推,总的意思是,你的能力不如高帝,我的能力不如萧何,既然他们定下了规矩,我们就别管了,照办就是。

  这次君相的问对,表面上看留下“萧规曹随”的美谈,但实际上是刘盈的君权约束不了曹参的相权,只能对相府的做为听之任之。

  但问题是,西汉的皇帝不是刘禅,西汉的丞相不是诸葛亮,这两个权力中心怎么可能不斗争呢?

  斗争,就这样延续到汉武帝时期。

  汉武帝要对外讨伐匈奴、对内整顿诸侯王和豪强,事情多任务重,必须搬开所有的绊脚石,实现绝对的令行禁止,所以汉武帝受够了无效率的君相扯皮,决定兼并相权,毕其功于一役。

  于是汉武帝开内朝,选拔亲信的人,授予侍中、常侍、散骑之类的官职,让他们和朝廷的三公九卿博弈,由于有汉武帝的支持,朝堂博弈往往是内朝官获胜。

  长此以往,汉武帝和内朝官便得到行政权,相府沦为橡皮图章式的执行部门,真正实现了“宫中府中俱为一体。”

  结果我们都知道,汉武帝的功业,让汉朝的国号成为一个民族的名字。

  隋唐吸取以往丞相大权独揽的教训,用的是“群相制”,把曾经独属于丞相的行政权,分散到中书、门下、尚书这三个省,每个省的长官都是相,而且还独出心裁的创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得到这个头衔的人,也可以进入政事堂参与政务。

  群相制确实分散了丞相的行政权,但到了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群相制又会造成群相之间的扯皮,不利于君相一致形成合力。

  于是唐玄宗李隆基,走了和汉武帝相反的路,19年间独宠李林甫,无论大小事务都交给李林甫处理。

  虽然其他人也能做群相之一,但也只是签字盖章,没有丝毫的行政权。

  所以在唐朝中期,唐玄宗为了应付突厥、吐蕃、契丹崛起的军事外患,均田制、租庸调制崩溃造成的财政内忧,几乎废除了立国以来的群相制,采取了专宠李林甫的独相制。

  唐玄宗和李林甫,也达到“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目的。

  到了明朝初年,八百年前创立的三省群相制早已异化,门下省和尚书省被废除,只留下中书省一家独大,由左右丞相一起掌握行政权。

  隋唐的群相制,又回到汉初的独相制。

  白手起家的明太祖朱元璋雄才大略,又怎能忍受相权对君权的制约,于是借“胡惟庸案”废除中书省,朱元璋亲自处理六部和一十三省的政务。

  朱元璋在法律意义上,把相府搬到宫里,终结了千余年的君相之争,明朝初年的君权,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峰。

  其实不论是诸葛亮的“弱君强相”也好,汉武帝、唐玄宗、明太祖削弱相权也罢,本质上都是为了“宫中府中俱为一体”,打通治理国家的权力壁垒。

  只是诸葛亮和刘禅的组合绝无仅有,才让削弱相权成为主流。

  不过抓住“宫中府中俱为一体”这个主要矛盾,就抓住了中国历史的一条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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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君权削弱相权是历史主线,但真正能做到“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时期,其实也只有秦皇、汉武、蜀汉、唐宗、明祖这几个特殊时期。

  原因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

  其一是开国之君军功极大、威望极高,可以压制相府,搞强君贤相的模式,甚至直接废除相府,亲自处理行政事务。

  其二就是诸葛亮在《出师表》里说的,“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在内忧外患的危机下,朝野军民形成共识,倒逼君相一体团结一致。

  从本质上来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是一种特殊状态,要么是成功处理危机造成的结果,要么是为应对危机做的准备。

  等到开国之君故去,或者国家的危机解除,“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共识便会破灭,君权和相权博弈的戏码会再次上演。

  于是汉武帝身后,有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和汉昭帝、汉宣帝的斗争。

  晚唐有士庶的牛李党政和宰相(南衙)、宦官(北司)、藩镇的制衡。

  中晚明的君权分散在内阁和司礼监,不仅有大学士和宦官的斗争,更有严党、清流、阉党、东林党、楚党、浙党的斗争。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从历史经验上来看,“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合,能处理危机并做成很多事情,一旦分了,其实也未必是什么好事。

  不过合与分,都是客观历史规律,不是人力能改变的。我们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看事情,就能得出比较客观的答案。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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