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tml" target="_blank">汉字不见得有碍“抽象思维”和“一神教”的发展》，脑海不时翻腾着这样一幅场景：
古代中国特别明清两朝，经常有中央政府向地方动兵动刀的事件，他不属于我们熟悉的周期性改朝换代乱局那种情况，而是全国基本稳态下发生的。动兵动刀是极端事件，非必须情况下不太会发生，而尽可能以其他手段，我想古人和我们今天想法是一样的。我分析了一下，大致三种情况各不相同的：
第一种情况：比如中央政府对准格尔部落动兵。准格尔部落对中央叛乱，事实上已经勾结外部势力，中央政府名义上是镇压叛乱，实质上是一场对外战争，是保卫国家和民族的战争。
第二种情况：比如中央政府对川西或云贵地区动兵。那许多地方大都少数民族地区，古代那时大都施行部落酋长或所谓土司管理，有点类似今天民族自治。那些地方其实很大，有许多部落，酋长或土司也是分片包干、传子传孙的；时间一久，必有某部落发展壮大，其他部落发展缓慢，这样就形成强大部落凌驾其他部落之上。土司或民族自治管理，其实一种手段，中央会扶植许多不同部落，施行相互牵制，如果一部落坐大凌驾其他，牵制失效，大者有可能威胁中央权威。我想古人和我们想法一样的，尽可能以其他部落牵制他，动兵动刀那是万不得已。这类情况不属于准格尔勾结外部那种，也无意挑战中央权威，本质上是地方治安，古代处置手段少，中央插手不得已而已。
第三种情况：中央政府向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发兵，干嘛？去捣毁当地望族的宗庙。这也犯得上动兵动刀？这些地方不是前两类少数民族地区，都是汉族，也无意反抗中央（满清时期也偶有“反清复明”，甚至有勾结倭寇作乱――这可以归类第一种情况，不属于我这里所说），为什么也会？
这种情况说来话长，这些地方属于传统郡县制体制，中央派驻官员管理，并且大都情况下是异地派驻。这些地方官员政绩突出，深得当地拥戴，久而久之必然建立庞大影响，势力盘根错节，包括政商系的、家族血缘的（虽说是重要官员异地做官，但任何事情必有例外，在当地留下血缘），甚至会染指军事。这些人死后影响也许会继续存在，要持久维持这种影响力而获取现实功利，通常的做法就是为其建立宗庙，而这必然与后任发生冲突。
这种冲突很容易和平化解，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有足够的文化资源去处置――比如没人不懂“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个道理，但在现实利益面前总有例外，发展到中央政府动兵动刀，那肯定是不得已。宗庙文化发端于北方黄河流域，然而真正作为一种文化发育完善的，却在长江以南，有人研究当下台湾的票决政治，认为最大的政治势力来自宗庙，任何政党都会最大资源投放在这儿。我是有点相信的，既使在大陆的这片区域，马克思主义如此腥风血雨疾风暴雨般的荡涤，也未能完全摧毁其，其他我不能乱说，至少海外统战工作，宗庙统战仍是重要一环。
这第三种情况，中央发兵捣毁宗庙就能消除心头之患？我在撰写《汉字不见得有碍“抽象思维”和“一神教”的发展》时，脑中始终闪现这个疑惑。
我们知道儒家倡导圣人应该做到“三不朽”，所谓“立功”、“立德”、“立言”。所谓“立功”和“立德”都是虚假的，可以后世造假，而唯“立言”凿凿，他必须有实在传承后世之作；比如曾国藩这个杀害南京人民的凶手，他就留下过《曾文公家训》，宗庙可以捣毁，他却可以凭借“立言”继续影响后世，甚至比宗庙的影响更大――我年轻时与企业家们交集颇广，我印象中企业家们似乎很推崇他似的，经常看见他们在书橱显眼地方摆放着他的“家书”、“家训”之类的。
中国文化中，当朝为前朝翻案――也即当朝皇帝为前朝蒙冤蒙屈官员昭雪平反；外国有没有，我不能说没有，只能说他是最最中国的特征文化，这其中宗庙和“立言”起到决定作用，宗庙可以捣毁，“立言”在，就有翻案的机会。
但是，这些匪徒外表看似“文化人”，但是以“一神教”宗教观点看，其实是恶魔附身，是恶魔的使者，别看他《曾文公家训》之类唬人文化，实质上清汤寡水，低浅词句，诸如“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所谓十六字箴言，所谓“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既往不恋，当下不杂，未来不迎”、“与多疑人共事事必不成，与好利人共事己必受累”之类佳句。我说他清汤寡水或低浅，毫无贬低之意，实际上包括黑格尔的看法可能才是切中恳綮，认为都是些“常识的堆砌”、“签语饼里的神秘格言”，他的流传并非中国文化必然，而是体制使然，这种体制要使外观上既有“文化”的假象，又要维系低智群奴实质，那就必然要以“金句”或“佳句”来包装这些“常识的堆砌”、“签语饼里的神秘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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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看法。今天有点不大对头，有点得罪人了！
写作《汉字不见得有碍“抽象思维”和“一神教”的发展》时时常冒出这些看法。这篇文章的写作，缘起网上一篇大作《汉语汉字的重大缺陷是不利于“抽象思维”》，网上搜一下，全是这类文章呀，搜狐百度搜一搜，下一页还有下一页呀。天下文章一大抄，你也抄出个名堂来，讲出几条理由和证据，哪怕形式上敷衍一下也行，连这你也懒得，倒是好意思戴这么大个帽子？网上文章大都立论于“文字”，这篇文章则将汉语也扯了进来，照例没有理由和证据。
写作时我想，“天下文章一大抄”如果将“中国乏于抽象思维”和“中国为何没有一神教”与更复杂的事物关联――比如刚才举例所说，中央政府到浙江、福建、江西等地捣毁宗庙，而非武断的推给“文字”甚至“语言”，我的写作心情也许更和善一点。
天下文章一大抄，我又联想起另一件事，虽然与我们没多少瓜葛。历史上反犹排犹最持续和严重的地区是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包括现在暴发战争的乌克兰，他存在必然的历史根由，而上世纪三十年代却发生在德意志地区，后人分析，这完全是政治家煽动挑起，并非来自必然根由；甚至某些西欧极西地区比如荷兰某些乡镇，历史上既没有犹太社区或犹太教堂，甚至也没听说过一个犹太人去过那儿，竟然也成了三十年代反犹最激烈的地区，仿佛犹太人对那儿有过伤天害理似的，原本反犹传统的东欧地区，倒是成了维护犹太人的地区――以至今天俄乌冲突，以色列对俄罗斯有着纠结心态。匪夷所思，这就是政治家和媒体舆论的杰作，天下事可以无中生有搞出一场“地震”。
天下文章一大抄，最初发出那篇文章的人，并不介意天下皆抄，他才求之不得呢，需要的正是那种效应，那种全场效应，那种“三人成虎”效应――无中生有、象煞有尬事的效应。
中国的意识形态不仅有“下文章一大抄”、“三人成虎”特色，还有着“极端化”和“反转迅速或频繁”的特色，比如有个时期“阶级论”就有极端化倾向，凡遇不能解释或过于复杂事物，全都往“阶级论”上推，又过了不久，也许上世纪九十年代吧，又全都往相反方向推――比如中国缺“一神教”全都往“文字”上推。其反转速度之快，真是匪夷所思，一个好的文化应该是意识形态稳定和厚重的，哪像十八岁女孩那般善变！
这也许是我写作时萌生的又一个看法吧！
【文/道一人，红歌会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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