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大受追捧的电视剧《觉醒年代》，最应垢病者，乃在以林纾为最反动之人物，这种对历史的歪曲，令人齿冷。
一
胡适吹嘘白话为“活文学”，诋毁文言为“死文学”，最终目标就是废除文言文。他在1918年4月15日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说：“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这都是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用了两个“都是”，两个“只有”，就蛮横地把文言划到“国语”范围之外了。
不仅如此，胡适还要否定中国传统文学形式。在谈到怎样实行“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时，他提出了“工具”、“方法”、“创造”三个步骤。关于第一步，胡适说：“我们的工具就是白话，我们有志做国语文学的人，应该赶紧筹备这个万不可少的工具。”他的预备方法有两种，一是“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二是“用白话作各种文学”。关于第二步，在拉拉杂杂说了一通“文学的方法”之后，强调要“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实际上又否定了“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的主张。他说：
第一，中国文学的方法实在不完备，不够作我们的模范。即以体裁而论，散文只有短篇，没有布置周密、论理精严、首尾不懈的长篇；韵文只有抒情诗，绝少纪事诗，长篇诗更不曾有过，戏本更在幼稚时代，但略能纪事掉文，全不懂结构；小说好的，只不过三四部，这三四部之中，还有许多疵病；至于最精采之“短篇小说”、“独幕戏”，更没有了。若从材料一方面看来，中国文学更没有做模范的价值。才子佳人、封王挂帅的小说，风花雪月、涂脂抹粉的诗；不能说理、不能言情的“古文”；学这个、学那个的一切文学，这些文字，简直无一毫材料可说。至于布局一方面，除了几首实在好的诗之外，几乎没有一篇东西当得“布局”两个字！——所以我说，从文学方法一方面看去，中国的文学实在不够给我们作模范。
第二，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即以散文而论，我们的古文家至多比得上英国的Bacon和法国的Montaiene，至于像Plato的“主客体”，Huxley等的科学文字，Boswell和Morley等的长篇传记，Min、Franklin、Giddon等的“自传”，Taine和Bukle等的史论，……都是中国从不曾梦见过的体裁。更以戏剧而论，二千五百年前的希腊戏曲，一切结构的功夫，描写的功夫，高出元曲何止十倍。近代的Shakespcare和Moliere，更不用说了，最近六十年来，欧洲的散文戏本，千变万化，远胜古代，体裁也更发达了，最重要的，如“问题戏”专研究社会的种种重要问题；“寄托戏”（Symbolio Drama）专以美术的手段作的“意在言外”的戏本，“心理戏”，专描写种种复杂的心境，作极精密的解剖；“讽刺戏”，用嬉笑怒骂的文章，达愤世救世的苦心……更以小说而论，那材料之精确，体裁之完备，命意之高超，描写之工切，心理解剖之细密，社会问题讨论之透彻……真是美不胜收。至于近百年新创的“短篇小说”，真如芥子里面藏着大千世界；真如百炼的精金，曲折委婉，无所不可；真可说是开千古未有的创局，掘百世不竭的宝藏。
关于第三步，胡适则轻描淡写地说：“至于创造新文学是怎样一回事，我可不配开口了。我以为现在的中国，还没有做到实行预备创造新文学的地步，原可不必谈创造的方法和创造的手段，我们现在且先努力做那第一、第二两步预备的功夫罢！”便匆匆结束全文，所以重点仍在“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上。
胡适企图借夸大西方文学的优势，以达到颠覆中国文学传统的目的。既然“中国文学的方法实在不完备”，中国小说“好的只不过三四部，这三四部之中还有许多疵病”，“才子佳人、封王挂帅的小说……简直无一毫材料可说”，加之又要“不讲对仗”，驯致被胡适奉为“正宗”的“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的章回小说，彻底没落了。章回体小说讲究回目对仗的工稳，还有那回前、回中、回后诗词骈俪的精工，这些都需要下功夫学习，当时的白话小说家做不来，只好向“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的“西洋的文学方法”讨生活，使被胡适难得颂扬的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炼生的章回小说，在“新文学家”手中都成了绝响。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是在军阀混战背景下发表的。满族皇帝虽被推翻，但实现民主的起点降得更低了，比皇帝臣工素质更差的大小军阀，开始追逐自己的皇帝梦。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蔡锷旋即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组织讨袁护国军，孙中山发表《讨袁檄文》；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撤消帝制，恢复民国，6月6日死于北京，黎元洪继任大总统；1917年5月，黎元洪的总统府与段祺瑞的国务院矛盾激化，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1917年6月12日，黎元洪解散国会，召张勋进京共商国事；7月1日，张勋、康有为等拥清废帝宣统复辟，段祺瑞组“讨逆军”驱逐张勋，复任国务总理，拒绝恢复《临时约法》；黎元洪通电去职，冯国璋代理大总统；孙中山由上海至广州，倡议召开国会，组织护法军政府：南北对峙的局面，业已形成。面对混乱已极的政治局面，全国上下的心态是普遍绝望的。赴美留学七年甫回祖国的胡适，除了发表这篇《文学改良刍议》，不闻有任何关于时局的评论。《文学改良刍议》说的“八事”多是故作惊人之笔，既与时局毫无关涉，亦与实现民主富强毫不相干。须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1901年1月29 日）的改革谕旨，尚且批评“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法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而富强耶？”（《光绪朝东华录》总4601－4602页）“学其皮毛而又不精”的胡适，其认识水准甚至连十五年前的慈禧都不如。
二
《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一个月后，比胡适年长三十九岁的林纾，便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论古文之不宜废》，迅速作出了回应。而胡适1917年4月7日日记也摘抄了林琴南《论古文之不宜废》，注：“此文见上海《民国日报》（六年二月八日）”，还加了三个“不通！”的夹批，末后又批：“此文中‘而方、姚卒不之踣’一句，‘之’字不通。”徐子明注意到这一点，说：“他明知‘踣’字上头的‘之’是印工误加，乃有意吹求好像他自己优于林氏。”（《胡祸丛谈》第18页）
其实这都是小节。作为晚清启蒙文学家，林纾此举不是偶然而发的。早在1904年，他就在《〈英国诗人吟边燕语〉序》中说过：“欧人之倾我也，必曰识见局，思想旧，好言神怪，因之日就沦弱，渐即颓运；而吾国少年强济之士，遂一力求新，丑诋其故老，放弃其前载，维新之从。”且举“英人固以新为政者也，而不废莎士之诗”为例，证明“政教两事，与文章无属”，实现现代化并不需要抛弃传统，这些见解完全适用于反驳十二年后胡适的高论。
文章题为“论古文之不宜废”，鲜明地亮出虽赞成白话，但不应以废古文为前提的观点。首句“文无所谓古也”，堪称深谙文学真谛之慧言。文无古今，唯有优劣，故“汉唐之《艺文志》及《崇文总目》中文家林立”，而“马、班、韩、柳独有”；优秀的古文，具有恒久的魅力。胡适之所谓“八事”，不构成文言必废的理由；用白话作文章，谁能保证篇篇“言之有物”、“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呢？
《文学改良刍议》在“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几发生于神州”一段，忽从中加了一条长注：
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得[Lutbe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英法诸国亦复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一六一一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
喝了洋墨水、好借西人说事的胡适，本意乃在宣扬拉丁是“死文学”、1611年后之俚语方为“活文学”的高论，以为废除文言文张目；有过外国小说翻译经验、了解西方文化史的林纾，则予以轻轻一拨：“呜呼，有清往矣，论文者独数方、姚，而攻掊之者麻起，而方、姚卒不之踣。或其文固有其是者存耶？方今新学始昌，即文如方、姚，亦复何济于用？然而天下讲艺术者仍留古文一门，凡所谓载道者皆属空言，亦特如欧人之不废腊丁耳。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尹雪曼《中国现代文学史话》评论道：“我们揣测林氏之意，乃说拉丁文虽然早已不再被普遍使用，但是，西洋人并没有把拉丁文完全废弃。既然西洋人尚且如此，我们中国人又怎能把古文完全丢掉呢？这两句话虽然说得十分有理，但因后边两句话说得太坦白了，结果被胡适与陈独秀抓住小辫子，就‘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大肆抨击，弄得林琴南颇有点招架不住。”（《国魂》1977年4月号。）“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不能从字面上理解。林纾也许是谦虚，也许是不想在短文中铺得太开，胡适回避其提出的关键，抓住一两句话嘲讽一通，便“得胜”而去了。
作为对民族有责任心的老成人，林纾忧心忡忡地说：
民国新立，士皆剽窃新学，行文亦泽之以新名词。夫学不新，而唯词之新，匪特不得新，且举其故者而尽亡之，吾甚虞古系之绝也。向在杭州，日本斋藤少将谓余曰：“敝国非新，盖复古也。”时中国古籍如皕宋楼之藏书，日人则尽括而有之。呜呼，彼人求新而惟旧之宝，吾则不得新而先殒其旧。意者后此求文字之师，将以厚币聘东人乎？夫马、班、韩、柳之文虽不协于时用，固文字之祖也；嗜者学之，用其浅者以课人，转转相承，必有一二钜子出肩其统，则中国之元气尚有存者。若弃掷践唾而不之惜，吾恐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几何不为东人之所笑也。
《论古文之不宜废》发表时，将“意者后此求文字之师，将以厚币聘东人乎”与“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几何不为东人之所笑也”二句，用特大号字体排印，尤突现了林纾的殷忧（按，斋藤少将，时为日本公使武官）。日本的维新比中国早，却不一味图新而废旧，故斋藤有言：“敝国非新，盖复古也。”林纾发问道：“彼人求新而惟旧之宝，吾则不得新而先殒其旧”，岂不是太愚蠢了么？当时中国古籍如皕宋楼之藏书，为什么会为日人尽括而有之？恐与时人鼓吹尽废古书、尽废文言不无关系吧？“意者后此求文字之师，将以厚币聘东人乎？”后来的事实，皆不幸为林纾所言中。林纾还指出，“马、班、韩、柳之文虽不协于时用，固文字之祖也”，虽不一定要所有的人都去学习，但嗜者学之，转转相承，必有一二钜子出肩其统，则中国之元气尚有存者；相反，“若弃掷践唾而不之惜，吾恐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可谓语重而心长。
1919年4月，林纾又在《文艺丛报》创刊号发表《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进一步就“白话正宗”论与胡适商榷。文章说：“至白话一兴，则喧天之闹，人人争撤古文之席而代以白话，其但始行白话报。忆庚子客杭州，林万里、汪叔明创为《白话日报》，余为作《白话道情》，颇风行一时。已而予匆匆入都，此报遂停。沪上亦闻有为白话为诗，难者从未闻尽弃古文行以白话者。”又说：“近人创为白话一门，自衔其持见，不知林万里、汪叔明固已先汝而为矣。”庚子即1901年，林万里即林獬（1874－1926），其时主持《杭州白话报》笔政，作《论看报的好处》，并以“宣樊”、“宣樊子”笔名作白话文鼓吹新政；五十岁的林纾时客居杭州，为之撰《白话道情》，很受欢迎。行文本意十分清楚：即便是“倡导白话”的话题，“不知林万里、汪叔明固已先汝而为矣”，自己亦比胡适有更多的发言权。
在立定有足够资格议论白话的前提下，林纾以高明的古文家身分，畅论古文的性质和功用：它有时“似无关于政治，然有时国家之险夷系彼一言”；有时又似“无涉于伦纪，然有时足以动人忠孝之思”。他品隲唐文、宋文、元文、明文的优劣短长，洋洋洒洒，仿佛是信手拈来，挥斥皆成警句。其论明人之学汉，喻之为“《品花宝监》学《红楼梦》者也”：“《红楼梦》多贵族手笔，而曹雪芹又司江南织造，上用之物，靡不周悉。作《品花宝监》者，特一秀才，虽极写华公子之富，观其令厨娘煮粥，亲行命令如某某之粉宜多宜寡，斟酌久之，如在《红楼梦》中则一婢之口吻耳。”特意引白话小说为例以喻之，不惟十分得体，亦为题中应有之义。即便是《红楼梦》的赏鉴，早在1907年，林纾译《孝女耐儿传》即曰：“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其）用笔缜密，著色繁丽，制局精严，观止矣。”与三年之后撰《红楼梦考证》、言“红楼梦的真正价值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上面”的胡适相比，林纾此文谓“《红楼》一书，口吻之犀利，闻之俨然，而近人学之，所作之文字，乃又癯惙欲死，何也？须知贾母之言趣而得要，凤姊之言辣而有权，宝钗之言驯而含伪，黛玉之言酸而带刻，探春之言言简而理当，袭人之言贴而藏奸，晴雯之言憨而无理，赵姨娘之言言贱而多怨，唯宝玉所言，纯出天真。作者守住定盘针，四面八方眼力都到，才能随地熨贴。”无疑要内行老到多了。
林纾也看到了古文与时代不相适应的一面。1913年春秋之交，作《送大学文科毕业诸学士序》，勉诸生云：“呜呼，古文之敝久矣。大老之自信而不惑者，立格树表，俾学者望表赴格，而求合其度，往往病拘挛而痿于盛年。其尚恢富者，则又矜多务博，舍意境，废义法，其去古乃愈远……意所谓中华数千年文字之光气，得不黯然而瓒者，所恃其在诸君子乎？世变日滋，文字固无济于实用。苟天心厌乱，终有清平之一日。则诸君力延古文之一线，使不至于颠坠，未始非吾华之幸也。”1915年，为国学扶轮社《文科大辞典》作序云：“综言之，新学即昌，旧学日就淹没，孰于故纸堆中觅取生活？让名为中国人，断无抛弃其国故而仍称国民者。仆承乏大学文科讲习，犹兢兢然日取左、国、庄、骚、史、汉八家之文，条分缕析，与同学言之。明知其不适于用，然亦所以存国故耳。”“世变日滋，文字固无济于实用”、“新学即昌，旧学日就淹没”，但为了使“中华数千年文字之光气，得不黯然而瓒”，“明知其不适于用，然亦所以存国故耳”，这些意见是十分通达的。《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亦坦然承认，随着时代的变迁，古文已退居次要之地位：“今官文书及往来函札，何尝尽用古文。一读古文，则人人瞠目，此古文一道已厉消烬灭之秋，何必再用革除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废除古文，甚至将古文斩尽杀绝，林纾深刻地指出：“其曰废古文用白话者，亦正不知所谓古文也。”这是为什么呢？林纾巧妙地借《水浒》艺术而言之曰：
白话至《水浒》、《红楼》二书，选者亦不为错。然其绘影绘声之笔，真得一肖字之诀。但以武松之鸳鸯楼言之，先置朴刀于厨次，此第一路安顿法也。其次登楼，所谓揸开五指，向前右手执刀，即防楼上知状将物下掷，揸指正所以备之也，此第二路之写真。登楼后见两三枝灯烛三数处月光，则窗开月入，人倦酒阑，专候二人之捷音，此三路写法也。既杀三人，洒血书壁，踩扁酒器，然后下楼，于帘影模糊中杀人，刀钝莫入，写向月而视，凛凛有鬼气，及疾趋厨次，取朴刃时，则倏忽骇怪，神态如生，此非《史记》而何？试问不读《史记》而作《水浒》，能状出尔许神情耶？《史记·窦皇后传》叙窦广国兄弟家常琐语，处处入情；而《隋书·独孤氏传》曰“苦桃姑”云云，何尝非欲跨过《史记》，然不类矣。故冬烘先生言字须有根柢，即谓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
“《史记·窦皇后传》叙窦广国兄弟家常琐语”，见《史记·外戚世家》：窦皇后弟窦广国，四五岁时为人略卖至宜阳，为其主入山作炭，闻窦皇后新立，上书自陈。窦皇后召见，复问何以为验？对曰：“姊去我西时，与我决于传舍中，丐沐沐我，请食饭我，乃去。”于是窦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横下，故曰“处处入情”。而“《隋书·独孤氏传》曰‘苦桃姑’云云”，见《隋书·外戚传》：高祖外家吕氏，其族盖微，平齐之后，求访不知所在。开皇初，有男子吕永吉，自称有姑字苦桃，为杨忠妻。勘验知是舅子，留在京师。永吉从父道贵，性尤顽騃，言词鄙陋。初自乡里征入长安，上见之悲泣。道贵略无戚容，但连呼高祖名，云：“种末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姊。”是后数犯忌讳，动致违忤，故曰“何尝非欲跨过《史记》，然不类矣”。林纾借此说明“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能读书阅世，方能为文，如以虚枵之身，不特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的道理，是令人信服的，也是符合文学演进规律的。胡适以“言文之背驰”与否，奉辽、金、元通俗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无疑是错误的。中国文化源头在先秦，没有证据表明其时一定“言文背驰”，而以《诗经》、楚辞为代表的先秦诗歌，以《春秋》、《左传》 、《国语》、《战国策》为代表的先秦史书，以《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莫不以其深厚的思想底蕴，成为后世取之不尽的思维源泉。胡适说“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表面上指“作文”，实际上是指“读文”，既不作矣，又何读焉？从而粗暴地切断中国文化的本源，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1919年3月18日，林纾在《公言报》发表《致蔡鹤卿书》，进一步申述他对“正宗”论的看法：“若《水浒》《红楼》，皆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不知《水浒》中辞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篇》，《红楼》亦不止为一人手笔，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若化古子之言为白话，演说亦未尝不是。按《说文》：演，长流也，亦有延之、广之之义，法当以短演长，不能以古子之长，演为白话之短。且使人读古子者，须读其原书耶？抑凭讲师之一二语，即算为古子？若读原书，则又不能全废古文矣。矧于古子之外，尚以《说文》讲授，《说文》之学，非俗书也。当参以古籀，证以钟鼎之文，试思用籀篆可化为白话耶？果以篆籀之文，杂之白话之中，是引汉唐之环燕与村妇谈心，陈商周之俎豆为野老聚饮，类乎不类？”讲得十分中肯，可谓语重心长。
“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数语，颇为时人与后人痛恨，以为是“对劳动人民的极大污蔑”。其实，林纾说的是由口语提炼为书面语言，属语言的继承和发展的范畴。“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实为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
三
纵观林纾“论文言不可废”诸文，说理辩难，皆是心平气和的。他最为史家诟病的是作了《荆生》、《妖梦》两篇小说，竟然诋毁新文化运动是“禽兽之言”。实际上，这原是钱玄同（1887－1939）、刘半农（1891－1934）演出的双簧激出来的。
胡适的“呐喊”，其时少人问津，赞同者既罕，反对者尤稀，于是便想到“制造”对立面：“王敬轩”的“双簧戏”，正反映了胡适受到的冷落，证明它压根儿够不上称做什么“运动”。
在那位由钱玄同扮演的子虚乌有的“王敬轩”身上，隐约有林纾的若干特征，故文史家说：“钱、刘的‘双簧’戏上演后不久，真正的新文化运动反对派确实跳了出来。他们因王敬轩被批驳而坐立不安，要为王敬轩鸣不平了。1919年春，赫赫有名的桐城派代表林琴南在上海《新申报》上的《蠡叟丛谈》中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影射攻击《新青年》的几个编辑，以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以狄莫影射胡适，以浙江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林琴南在小说里幻想出一个英雄‘荆生’，让这个伟丈夫寻衅闹事痛打田、狄、金三人，发泄他维护旧礼教、反对新文化的积怨，从精神上满足了卫道者们的私怨。”文史家指林琴南“使用卑劣手段”，采用的纯是双重标准。既然对方不按规矩出牌，以近乎无赖的手段“唐突前辈”，将可笑的油彩涂抹在对手鼻尖上，为人慷慨、个性倔强、素有剑侠气的林纾，自然忍不住站出来痛骂几声。
借小说以影射之事，史上早已有之。唐代李德裕与牛僧孺交恶，命其门人韦瓘以牛僧孺名义撰《周秦行记》以诬陷之，就是最著名的例子。小说叙牛僧孺贞元中落第，归途误宿古墓，会到了汉代的薄太后，又召请戚夫人、王昭君、潘淑妃、杨贵妃、绿珠等饮酒赋诗。薄太后问：“今天子为谁？”牛僧孺答云：“今皇帝先帝长子。”太真笑曰：“沈婆儿作天子也，大奇！”（按，“沈婆”指代宗的沈后，安史之乱两度被胡人掳去，“沈婆儿”则指当时的皇帝德宗）。李德裕又亲自作《〈周秦行记〉论》，攻击牛僧孺“以身与帝王后妃冥遇，欲证其身非人臣相也，将有意于狂颠；及至戏德宗为‘沈婆儿’，以代宗皇后为‘沈婆’，令人骨战，可谓无礼于其君甚矣！”张洎《贾氏谈录》云：“开成中，曾为宪司所劾，文宗览之，笑曰：‘此必假名，僧孺是贞元中进士，岂敢呼德宗为沈婆儿也。’事遂寝。”与李德裕之从政治上诬陷对手，欲置人于死地的鬼蜮伎俩相比，林纾所做不过是游戏文章，且堂堂正正地署上自己的大名，何“卑劣”之有？
《荆生》载1919年2月17－18日《新申报·蠡叟丛谈（十三—十四）》。小说勾画出林纾心目中“新文人”的尊容，言田其美（影射陈独秀）、金心异（影射钱玄同）、狄莫（影射胡适）“悉新归自美洲，能哲学，而田生尤颖异，能发人所不敢发之议论，金生则能《说文》”。一日，三人来至陶然亭，温酒陈肴，坐而笑语：
田生中坐，叹曰：“中国亡矣，误者均孔氏之学，何由坚言伦纪，且何谓伦纪者，外国且妻其从妹，何以能强？天下有人种，即有父母，父母于我又何恩者？”狄莫大笑曰：“惟文字误人，所以至此。”田生以手抵几曰：“死文字，安能生活学术，吾非去孔子灭伦常不可！”狄莫曰：“吾意宜先废文字，以白话行之，俾天下通晓，亦可使人人咸窥深奥之学术，不为艰深文字所梗。唯金君何以默守《说文》，良不可解。”金生笑曰：“君知吾何姓，吾姓金耳。姓金者性亦嗜金，吾性但欲得金，其讲《说文》者，愚不识字之人耳，正欲阐扬白话以佐君。”于是三人大欢，坚约为兄弟，力掊孔子。
虽是玩笑之作，却将三人之宗旨，概括得并不走样，颇有唐人小说之意趣。其后，忽有“伟丈夫”荆生破壁指三人曰：“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于是按田生首，以足践狄莫，取金生眼镜掷之，三人只得敛具下山，“回顾危阑之上，丈夫尚拊简而俯视，作狞笑也”。篇末蠡叟曰：“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小说因势阐释“孔子圣之时”论道：“孔子何以为圣之时？时乎春秋，即重俎豆；时乎今日，亦重科学。譬叔梁纥病笃于山东，孔子适在江南，闻耗，将以电报问疾，火车视疾耶？或仍以书附邮者，按站而行，抵山东且经月，俾不与死父相见，孔子肯如是耶？”该文驳斥时人对孔子的曲解，与《致蔡鹤卿书》中“时乎潜艇飞机，则孔子必能使潜艇飞机不妄杀人”是一致的，唯有浅薄之徒，方得视为“笑柄”耳。
《妖梦》载1919年3月18－22日《新申报·蠡叟丛谈（四十四—四十六）》，荒唐色彩更为浓郁。小说叙郑思康梦中为长髯人所邀，往游阴曹，遂并辔至白话学堂，见门外大书一联云：“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甚么东西。”入第二门，见匾上大书“毙孔堂”，又一联云：“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闻校长元绪（影射蔡元培）、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影射胡适），皆鬼中之杰出者，入而面之。谈次问名未竟，二世曰：“足下思康，思郑康成耶？孔丘尚是废物，何况郑玄！”田恒曰：“郑玄作死文字，决不及活文字，非我辈出面提倡，则中华将被此腐儒弄坏矣。而五伦五常，尤属可恨，束缚至于无转旋地步。”结末谓罗睺罗阿修罗王至，直扑白话学堂，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积粪如丘，臭不可近。笔墨未免刻薄，非怪“新人”要勃然大怒了。话又要说回来，将对方说成妖魔，最先还是新派自己。陈独秀不是说他要“明目张胆地与十八妖魔（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宣战”，“愿拖着四十二生的大炮”，为“吾友胡适”之前驱吗？
撇开小说的诡诞色彩，对“正宗”论的批评同样深刻酣畅。结末蠡叟曰：“‘死文字’三字，非田恒独出之言也。英国大师迭更先生，已曾言之，指腊丁罗马希腊古文也。夫以迭更之才力，不能灭腊丁，讵一田恒之力，能灭古文耶？即彼所尊崇之《水浒》《红楼》，非从古书出耶？《水浒》中所用，多岳珂《金陀萃编》中之辞语，而《红楼》一书，尤经无数博雅名公，窜改而成。譬之珠宝肆中，陈设之物，欲得其物，须入其肆检之；若但取其商标，以为即珠宝也，人亦将许之乎？作白话须先读书明理，说得通透，方能动人。若但以白话教白话，不知理之所从出，则骡马市引东洋车之人亦知白话，何用教耶？此辈不能上人，特作反面文字，务以惊众，明理者初不为动。所患者后生小子，小学堂既无名师，而中学堂又寡书籍，一味枵腹，闻以白话提倡，乌能不喜。此风一扇，人人目不知书，又引掖以背叛伦常为自由，何人不逐流而逝，争趋禽兽一路。善乎西哲毕困腓士特之言曰，智者愚者俱无害，唯半智半愚之人最为危险。何者？谓彼为愚，则出洋留学，又稍知中国文字，不名为愚；若指为智，则哲学仅通皮毛，中文又仅知大略，便自以为中外兼通。说到快意，便骂詈孔孟，指斥韩欧，以为伦常文字，均足陷人，且害新学。须知古文无害于科学，科学亦不用乎古文，两不相涉，尽人知之。唯懒惰不学之少年，则适为称心之语可以欺瞒父母，靡不低首下拜其言。矧更有家庭革命之说，则无知者，欢声雷动矣。吾恨郑生之梦不实，若果有瞰月之罗睺罗王，吾将请其将此辈先尝一脔也。”讲这番话的时候，林纾心中在流血。
1919年4月5日《公言报》刊出林纾的《腐解》，袒露了自己“性既迂腐”的性格：“……予乞食长安，蛰伏二十年，而忍其饥寒，无孟韩之道力，而甘为其难。名曰卫道，若蚊蚋之负泰山，固知其事之不我干也，憾吾者将争起而吾弹也。然万户皆鼾，而吾独嘐嘐作晨鸡焉；万夫皆屏，吾独悠悠当虎蹊焉！七十之年，去死已近。为牛则羸，胡角之砺？为马则弩，胡蹄之铁？然而哀哀父母，吾不尝为之子耶？巍巍圣言，吾不尝为之徒耶？苟能俯而听之，存此一线伦纪于宇宙之间，吾甘断吾头，而付诸樊于期之函；裂吾胸，为安金藏之剖其心肝。黄天后土，是临是监！子之掖我，岂我之惭？”1924年，林纾逝世前一月为擅长古文辞的四子林琮所写的遗训曰：“琮子古文，万不可释手，将来必为世所宝。”其弥留之际，仍以手指在林琮手上写道：“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勿怠尔修。”当废文言文的潮流滚滚而来，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能挺立潮头，甘为其难，卫护中国传统文化之道，非林纾而谁何？
四
1923年，胡适在给韦莲司的信中说：“至于我作为成员之一的中国文学革命，我很欣慰地说，已经是大致大功告成了。我们在1917年开始推展这个运动的时候，大家预计需要十年的论辩、二十年的努力才能竟功。然而，拜这一千年来许许多多无名的白话作家的默默耕耘之赐，真可说是瓜熟蒂落！才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我们就把反对派打得溃不成军，五年不到，我们这个仗就大获全胜了。”（转引自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1917—1927），第209页））那么，这样的奇迹是如何创造的？看看1917—1919年的《申报》，就会明白“白话战胜文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
1917年1月1日，《申报》刊登“丁巳年正月初五，国文周刊出版”的广告；1917年1月3日，又刊登“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兼收学员，主任陈石遗”的广告。两年后的1919年5月1日，《申报》有《林纾主干函授部招生》的广告，内容包括组织介绍：本函授部为海内文人所组织创设，自民国四年，于今已有四载。宗旨：专门函授中国旧文学，旨在普及国文而维坠绪。分科：内部分文学选科、文科简易国文科；教员：林琴南、陈石遗、易实甫、天虚我生、王钝根、许指严、李涵秋、刘哲庐、李定夷、吴东园、潘兰史、蒋箸超诸先生；教法：讲义，改课，批答，观座等。
同日，又有《文艺丛报》的广告：
▲预约宽限半月
▲廉价赠品照旧
．▲反对文学革命者
▲不可不读
文学革命之声浪，喧传已非一日，至今益烈。本报旨在保存国粹，不能不竭力扶持，爰请文学名家林琴南先生及本报主任陈石遗先生，各著论说，以辟其谬。大凡事理，愈辩愈明，爱护国学者，诚不可不读本报，以明其旨也。
可见，林纾、陈衍等一直在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通过办丛报、开函授班的方式，团结了一批文人学者，获得社会相当程度的响应。然而，并无学理根据的胡适，最后竟然取得了胜利，其关键的因素，就是北洋政府的决策。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1919年5月4日，北洋政府残酷镇压了青年爱国运动，1920年1月2日却遵照“新文化运动旗手”胡适的意愿，颁布了废除文言文的法令：“定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4月再发通告，分批废止旧国文教科书，逐步采用经审定的语体文教科书，其他各科教科书也“参改语体文”，使白话文运动取得“迅速彻底的成功”。
耿云志在《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说：“在北洋军阀反动黑暗的统治下，白话文居然凯歌行进，无可抵御。这是因为它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有着深广的社会基础。”（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第5页）不知史家为何未曾想到，内外交困的北洋政府，为何竟会成了胡适的支持者，在他提出“废除文言文”仅仅三年之后，就急切地将它付诸实施？胡适于1920年5月17日不无得意地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它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20年。”（《〈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然而通过对文献作的梳理，我们便可窥见实际上这一切都是胡适操弄的结果。
胡适1920年5月的日记是表格式的，分预算与实行二项，其中：
20日，下午三点，预算：“国语会？”；实行：空白。
22日，下午三到四点，预算：国语；实行：只讲了一点，国语统一筹备会主席。
23日，上午九到十点，预算：国语；实行：√。下午三点，预算：空白；实行：国语统一筹备会主席。
25日，下午四到六点，通栏：国语统一筹备会主席。是日大会，前日之委员会议案都通过。大会闭会。共开了五天会。
国语统一筹备会是北洋政府教育部的附设机构，成立于1919年 4月21日。会长张一麐，1915年任教育总长，1916年因不满袁世凯称帝辞职南归，其时挂名而已。副会长袁希涛，1917年以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1919年代理教育总长，不久辞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出洋考察。真正理事的副会长是吴敬恒，会员有由教育部指派的黎锦熙、陈懋治、沈颐、李步青、陆基、朱文熊、钱稻孙等，还包括由部辖学校推选的胡适、钱玄同、刘复、周作人、马裕藻等，与胡适关系都不错，遂让他主宰了国语统一筹备会的会务。
1921年12月23日，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推举孟禄、梁启超、严修、张仲仁、李石曾为名誉董事，蔡元培、范源濂、郭秉文、黄炎培、汪精卫、熊希龄、张伯苓、李湘辰、袁希涛为董事，陶行知为总干事，主要成员包括胡适、陈鹤琴、张彭春等，主导权又落入胡适手中。1922年7月5日胡适日记：“二时，分组会议，内中一项是我修正的，文在下页。”编者注：
“手稿本”附有中华教育改进社汇编的该“议案”的剪报。“议案主文”原为：“现制高小国文科讲读作文均应以国语文为主；中等各校讲读应以文言文为主，作文仍应以国语文为主；新学制国文课程依此类推。”胡适修改为：“现制高小国文科讲读作文均应以国语文为主；当小学未能完全实行七年国语教育之时，中等各校国文科讲读作文亦应以国语文为主；要于国语文通畅之后，方可添授文言文；将来小学七年实行国语教育之后，中等各校虽应讲授文言文，但作文仍应以国语文为主。新学制国文课程依此类推。”
与此同时，胡适又把手伸到了出版界。科举废除之后的新型学校，本来就需要新的教材，国文课本最是厚利之源。商务印书馆出版教科书，得教育部批准，规定为各学校通用，就此大发其财。1917年的《申报》就登有此类似广告，如1月1日有商务印书馆“通俗教学用书”的广告；1月5日有中华书局沈恩孚“国文自修书辑要”的广告、商务印书馆“普及教育之利器，教育部审定单级教科授书”的广告；1月14日有中华书局“国文教授之革新”的广告……随着“新精神”的贯彻，出版界必定会调整对策，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也成了参与运动的积极分子。
胡适是最有商业头脑的。1921年11月14日，他参与了商务编译所政策的策划，日记中说：
外人（如我们）对于商务的期望，是望商务能利用他的势力做社会先导，替社会开新路，引社会到新的兴趣、新的嗜好上去。替商务辩护的人对于这个冀望总是说，商务是一个营业机关，只能供现成的需求，也不能造新的需求。其实这两种说法，都只是片面的见解。天下没有完全天然现成的需求，也没有完全“无中生有”的新需求，天然的需求若没有人力去谋充分的满足，不久就会苟且敷衍的将就过去了。譬如行路的困难自然发生“引重致远”需求，但人们几千年来觉得轿子、帆船、小车、骡马等物已很可供应这个需求了；火车、电车、汽船、飞机等物的发明，表面上看来是供一种固有的需求，骨子里是同时造出许多新的需求。故我们可以说，供应固有的需求与创造新的需求，并不是两件不可并立的事，其实只是一件事。固有的需求如果他能继续存在，也可说是一种新需求，新的需求如果是可以提倡出来的，其实也是一个固有的需求，不过从前不大现罢了。故提倡白话并非完全造新的需求，只是供应一种显而未大现的旧需求。故市面上许多极不堪的小书——如男女合欢、新编牛皮大王趣史等——并非真能供应一种天然的需求，其实只可算是社会上本有一种看新书的新需求，而不幸遇着一种不满意的供应罢了。提倡新的需求（只要是真的需求）并不很难，也许极容易；供应固有的需求（若求供应的满意）并不容易，有时也许极易（难）做到。故提倡白话并不甚难，而编一部应用的字典反觉不易。
这番对于需求以及创造需求的剖析，比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经济学家还来得高明。在胡适看来，提倡白话本身，就是在创造对于教科书的需求。他还直截了当地说：
商务是一个营业公司，不应该牺牲营业的利益来应酬学者，学者也没有权利可以要求商务牺牲股东的资本来应酬他们。商务不印此书也罢，既印了一部书，就应该使这部书尽量畅销，使这部书尽量赚钱（即如我的《中国哲学史》，若每一版有一个引人注意的广告，决不止销售一万三千部）。故我以为编译所对于这一类书的政策应该是：凡认为值得提倡的书，应该用全力提倡，使他尽量销售，决不可错认准备为提倡。换一句话说：要拿营业的精神与手段来做提倡的事业。
胡适所提的最有创意的是设立教科书试验学校的建议，所提和方法又极为具体，如择定若干良好学校，小学中学皆有，不限于一地，但取成绩良好、有试验的精神与人才的（例如江苏第一师范的附小，如南京高师的附小），并捐助经费以为奖励，试验后再行推广之类。可见，掌握市场规律、运用商业手段来推行白话教科书，既为出版商觅到赚钱的新渠道，也为彻底废除文言文找到最有效的手段。1921年8月5日的日记，终于将他的战略目标挑明了：
国语文学的运动以前：皆以国语为他们小百姓的方便法门，但我们士大夫用不着的，至此始倡以国语作文学，打破他们与我们的区别。以前尚无人正式攻击古文，至此始明白宣言推翻古文。
在这新形势下，出版社纷纷跟进。1919年中，《申报》刊出了中华书局出版新教材《国语读本》的广告，打出了醒目的标题：“教科书大革新，又进步了”，广告词不啻一篇文章：
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是进步的，不是守旧的。自从有了中华书局以来，教科书的进步革新，和从前迥不相同。
国民学校国文科改为国语科，是我们向来主张的。教育部最近通令，从今年秋季始业起，第一二年一律改用语体文。
这部国语读本，是用最进步的方法编的。第一册开首是注音字母，编制的方法和次序，都是最合于教授的。注音字母完了，接着是极短的语体文。第二册到第四册，由篇短语体文慢慢的加长，第五册到第八册，由国语进步到国文，生字一律用注音字母注音，总期四年毕业，语体文可以看，可以写，普通的国文，也可以大略明白。
这部国语读本，还适合儿童心理的教材，适合现在世界和我国大势的教材，活泼有用的教材，切实有用的教材，总期儿童易于了解，四年上可以具完全做人做国民的知识。
这部书编订的人，有国语大家王朴先生，国语学大家黎锦熙先生，研究各省方言的陆费逵先生，研究语法的沈颐先生，和学识经验很丰富的黎均荃、陆衣言、张相、戴克敦、刘传厚几位先生。
这部书共八册，每册定价银一角，对折实售五分。第一二册已经出版，第三四册即可出版，全书于暑假中出全。
面对由官方与商界联合组成的攻势，林琴南、陈石遗辈即便是满腹经纶、笔生莲花，编再多的《文艺丛报》，办再多的函授讲习班，统统无济于事，只能让文言教育淹没在《国语读本》的汪洋大海之中。耿云志描绘其时形势道：“胡适等人登高一呼，奋力提倡，遂演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其势如暴风骤雨，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不但几个旧文人不能阻遏，就是军阀政府的当权者们也无可奈何。1925年，当上司法总长的章士钊，想利用权势来剿杀白话文运动。他点名嘲骂白话文的首倡者胡适。胡适则直指章士钊是‘反动激’，是‘落伍者的首领’。以致那时本已分裂的新文学各派人物一致对章实行反击。章士钊招架不住，失败而止。”（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第5页）章士钊根本没有想到，教育体制已经起了质的变化，木已成舟，生米早已做成熟饭，司法总长纵有三头六臂，管得了司法以外的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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