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巨献 毛泽东大传 第三卷 战地黄花 第42章

　　第42章

　　“必须发动群众，彻底肃清封建半封建势力。把群众

　　组织起来，支援革命战争，做好各项工作。”

　　话说1933年2月11日，按照中共中央局的命令，红22军占领里塔圩，国民党守军退集南丰城;新丰街国民党守军因被红军截断归路，即退至南城。

　　2月12日晚，红3、红5军团各一部向南丰西北国民党军外围阵地发起进攻，战至次日晨，未能突破守军主阵地。

　　2月中旬，毛泽东在福音医院老古井休养所休养了4个月之后，返回了瑞金。不久，他派人到长汀接傅连璋和傅连璋的家人，连同医院一起搬到瑞金。傅连璋有病，身体不好，毛泽东就派中央政府的人用轿子抬着傅连璋和傅母走了40公里，进了瑞金城。

　　中央红军的第一所正式医院——中央红色医院，在瑞金杨岗一座祠堂里成立了，傅连璋为院长，同时兼做毛泽东的保健医生。

　　此时，毛泽东已被排除在党和军队的领导之外，只负责中央政府的工作，而中央政府的大权则被“左”倾的中共中央局控制着。“左”倾中共中央局运用他们的权力，责成毛泽东必须在苏维埃系统中以政权的力量开展查田运动。这个查田运动实际上就是一个反对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而又要毛泽东去参与领导的运动。按照组织原则，毛泽东必须执行。明明是针对自己的主张，而且已经被证明了是正确的主张，却又要自己去领导去纠正它，而且还要跟着博古一些人宣传他们的“口号”。毛泽东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原则，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以很大的精力投入了对查田运动的领导。不过，他在查田运动的实践中，在领导广大人民同封建势力进行激烈斗争的同时，又以高超的斗争艺术，努力纠正一些偏差，尽量把“左”倾冒险主义过“左”的土地政策的危害减少到最小程度。

　　2月15日，中共中央局为了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路线，消除毛泽东的影响，作出了《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宣布撤销罗明省委代理书记及驻上杭、永定、龙岩省委特派员职务。

　　罗明接到通知后先回到了省委，后又奉命到瑞金做检查，尔后被调到中央党校任教育处长。

　　2月20日，中共中央局又公布了《关于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决定》，称罗明路线是“反国际、反中央、反党的”，已公开走上取消党、取消群众团体的取消主义道路。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给省委的信，便是取消主义的政纲。

　　2月24日，中央派代表到长汀召开各种会议，把省委内对罗明斗争不坚决的刘晓等人，指责为对这场路线斗争的自由主义和调和主义;把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鼎丞等一大批有经验的老干部都撤换掉了。

　　罗明的两份报告是公开写给省委的，提出自已对工作的意见，在组织形式上是合法的，是党纪允许的;在意见内容上，也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正确的。但是“左”倾的中共中央局却抓住这两个报告不放，将罗明的意见说成是“机会主义路线”，并在全党上下和各根据地内开展了一场反对“罗明路线”的大斗争。罗明在工作中执行的是毛泽东的路线，由于毛泽东在苏区享有很高的威望，中共中央局不敢直接点名批判毛泽东，就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罗明等人，开展反“罗明路线”，以批判罗明路线为名来批判毛泽东路线。

　　在此次斗争中的某个受害者，50年后以同样的手段，又演出了一场指桑骂槐的闹剧，公然背叛了毛泽东。

　　这正是：政坛代有小丑出，阿物至今难绝嗣。谎言如雪满天飞，只因未到天晴时。

　　关于罗明路线问题，罗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回忆当年的情况时说：

　　“王明一伙反所谓‘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江西也提反江西的‘罗明路线’”，“他们不敢公开反对毛主席，因为毛主席的威望高，就拿我开刀，说我犯了惊慌失措、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领导开展这场反“罗明路线”的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后来在中国共产党“七大”上的发言中检讨说：

　　“苏区中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更沉痛的是由于路线的‘左’倾错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再加上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得许多同志在这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诬陷了，牺牲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

　　再说2月22日，前线的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在奉命进攻南丰受挫后，大胆地做出了违背中共中央局命令的决定，以红11军伪装成红1方面军主力，东渡抚河向黎川运动，将国民党军第2、第3纵队引向黎川方向，掩护红1方面军主力实行战略退却。

　　2月23日，红1方面军主力陆续撤出战斗，秘密转移到以东韶为中心的南团、洛口、吴村地区隐蔽集结，待机歼敌。

　　2月26日，国民党军第1纵队第52、59师分左右两路从乐安分别经宜黄南部的太平圩、登龙桥、大龙坪、蛟湖、桥头和东坑岭、霍源，向黄陂前进，准备与从宜黄南下的第11师会合。

　　2月27日，红1方面军鉴于国民党军分散，态势孤立，即以红1、红3军团和红21军为左翼，以红5军团和红22军为右翼，以红12军为预备队，在黄陂地域的摩罗嶂山区设伏。

　　2月28日，国民党军第52师、第59师进入伏击圈，红军左右两翼在黄陂地区的登仙桥、蛟湖和霍源等地，将其分割包围，经过激战，52师、59师基本被消灭，师长李明、陈时骥13000余人被俘;红军缴获步枪10000余枝，迫击炮40余门，短枪500余支，轻重机枪300余挺，子弹数百万发，无线电1台。

　　黄陂战斗尚未结束，国民党军第2、第3纵队从南城、南丰地区增援第1纵队两个师，企图夹击红1方面军。

　　1933年3月2日，红1方面军主动向宁都县的小布、南团、东韶、水口地区集中，寻机歼敌。

　　3月上旬，蒋介石鉴于围剿中央根据地失利，将国民党军缩编为两个纵队，由“分进合击”战术改为梯队轮番推进。

　　3月15日，国民党军两个纵队从宜黄地区出发，南下广昌，寻求红军主力决战。

　　3月16日，国民党军前纵队进至新丰、侯坊、草台冈一带;后纵队位于东陂、黄陂、蛟湖等地。

　　这一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令红11军到广昌附近活动，吸引国民党军前纵队加速前进;令红1方面军主力向北移动，寻机侧击国民党军后纵队。

　　3月20日，国民党军前纵队进至广昌甘竹、罗坊、洽村一带;后纵队的第11师进至宜黄县草台冈、徐庄一线;第59师残部在后跟进;第9师进至宜黄县东陂附近。

　　红1方面军鉴于国民党军前后纵队相距50公里，后纵队力量又比较薄弱，遂决定以红1、红3军团和红21军、独立红5师为左翼;以红5军团和红12军、宜黄两个独立团为右翼;在草台冈、徐庄地域设伏，攻击国民党军后纵队。

　　3月21日拂晓，红1方面军各部趁着大雾弥漫，突然向国民党军后纵队发起攻击，经过一天激战，歼灭其第11师大部。陈诚靠它起家、自称没有打过败仗的第11师，只逃走了不过1个团的兵力。

　　陈诚在抚州听到第11师几乎全军覆没的报告，急得吐血，急令残部向宜黄撤退。

　　3月22日，红1方面军各部又在东陂等地歼灭第59师残部和第9师一部。

　　此役红1方面军俘敌6000余人，缴获枪支6000多，击毙了3个团长，击伤第11师师长萧乾和他的参谋长及32旅旅长，31旅旅长黄维也坐着担架逃出了根据地。至此，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的第4次“围剿”，基本上是在毛泽东早已预定好的乐安、宜黄一带战场上被打破了。

　　蒋介石在南京闻此噩耗，怒不可遏，大骂陈诚无能。他在写给陈诚的手谕中说：“此次损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后来在4月10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宣称：“抗日先‘剿匪’，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肃清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以最严厉处罚。”

　　他对在第4次“围剿”中失利的将领进行了严厉的惩处：陈诚降职1级，记大过1次;第5军军长罗卓英革职留任;第11师师长肖乾记大过1次。

　　红1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的第4次“围剿”后，中央苏区上上下下一片欢腾。

　　红4军政治宣传部的李卓然乘兴写了一出话剧，叫做《庐山雪》，描写红1军团打进了南昌，杀上了庐山。《庐山雪》寓意蒋介石的统治就像庐山上春天的残雪，很快就要消融了。罗瑞卿为了演好这个戏，在罗荣桓支持下，动员红1军团主要领导都上台参加演出。林彪听罗瑞卿说要他自己演自己——军团长，便说：

　　“好，演就演。但是有个条件。”

　　罗瑞卿问：

　　“什么条件?”

　　“你们安排我这个军团长在台上同哪个打仗呢?”

　　“同王金钰。”

　　“他算老几?我不跟他打!”

　　王金钰不过是国民党军的1个军长，林彪嫌他太小，不住地摇着头。罗瑞卿就说：

　　“何应钦怎么样?改打何应钦!”

　　“何应钦?”

　　何应钦可是国民党的军政部长，还曾兼任过“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林彪沉思了一下，还是嫌小，但他没好意思说出口。聂荣臻深知林彪的脾气，就说：

　　“罗长子，你就干脆改成蒋介石得了，林军团长打败蒋介石!”

　　林彪连连点头，说：

　　“嗯，好!咱们跟蒋介石对仗要得!”

　　罗瑞卿刚要走，林彪又叫住他，问：

　　“罗局长，你打算叫哪个演蒋介石?”

　　罗瑞卿说打算让宣传队负责人潘振武来演。林彪对潘振武不中意，便说：

　　“还是你来演嘛!保卫局长演蒋介石，更能抓住敌人的本质特点。”

　　林彪不仅在戏台子上要和大人物对阵，而且要扮演这个大人物的演员也要像个样子，所以他要罗瑞卿演蒋介石。

　　罗瑞卿还别出心裁，要在戏中出一个女角宋美龄，活跃场子上的气氛。可是他找遍部队上所有的女孩子，没有一个合适的。没办法，只好抓了一个小秘书来男扮女装。这个小秘书叫童小明，在罗瑞卿手下干事，只有十七八岁，人不仅聪明，而且长得又白又漂亮。他穿上旗袍，包上花头巾，走起路来扭动几下腰肢，还真像那么回事。

　　林彪对演出投入了空前的热情。他以前没有演过戏，而且被公认是一个性格古怪的人。大家都担心他在台上过于拘谨、呆板，会出洋相。谁知林彪一上台，竟出人意料地抖出了一些令人叫绝的包袱。

　　《庐山雪》演出开始了。舞台上，红1军团已经打下了南昌，军团部就设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大楼。不过，舞台上摆放着的只是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和桌子上的一部电话，墙上挂有一张军用地图。林彪大模大样走上台，刚坐下，电话铃响了。他马上拿起话筒，拖着湖北腔说：

　　“喂，我是军团长，什么事?”

　　台下观众有的憋不住笑，用手捂住了嘴。只听电话里有人请示说：

　　“我们现在缴获了大量战利品，请示军团长，怎么处理?”

　　剧本原台词是：“统统收下!”可林彪临时改了词，他顺口说：

　　“用船装!”

　　对方一听不是原词，只好接下去说：

　　“船已经装满了。”

　　林彪一听有点不耐烦，就说：

　　“用汽车嘛!”

　　“报…报告军团长，”对方还在提醒他：“汽车也装不下了。”

　　“那……”

　　这一来反倒是林彪没词了。扮演蒋介石的罗瑞卿顿时急了，他怕万一林彪一生气，摔了电话机下场去，这戏可就演砸了。他捅捅在电话里说话的那位演员：

　　“你把那句话说了不就完了吗?”

　　没想到那个演员也紧张，错会了罗瑞卿的意思，急匆匆的点点头，张嘴就说：

　　“汽车也装不下了，怎么办?”

　　罗瑞卿是又急又气又无可奈何。没想到台下的观众看得十分投入，他们根本不知道幕后的人已经急得团团转。就在此时，编剧李卓然急中生智，代替电话里的演员说了句：

　　“报告军团长，我们都收下了。”

　　可林彪又来了一句：

　　“当然全部收下，还能给蒋介石留下吗?哎呀，这么多东西，怎么搞法吗?”

　　戏演到这份儿上，谁也不知道该怎么演下去了。林彪也知道自己说错了，但他看上去还很镇静，终于想起了下面的戏文，就说：

　　“你莫忙，莫忙，我们开会研究一下，马上告诉你。”

　　接着回头叫道：

　　“罗主任，罗主任!”

　　罗荣桓正坐在后台火盆边烤火，听到林彪叫他，只是坐在那里笑，不想出场。罗荣桓在青岛大学曾组织过戏剧演出，可他却从来没有登过台，现在又患疟疾，浑身无力，根本无心演出。林彪在台上喊了几声：

　　“罗主任呢?”

　　他见没人搭腔，灵机一动，马上又命令道：

　　“通信员，去把罗主任请来开会!”

　　几个小伙子应声而起，不由分说把罗荣桓推上台去，戏终于演下去了。最后，罗瑞卿扮演的“蒋介石”被押上台，接受审问。林彪说：

　　“你就是蒋光头吧!”

　　台下轰然大笑。罗瑞卿答道：

　　“是，是，在下就是。”

　　“你怎么叫我们抓住了?”

　　“我的飞机坏了。”

　　这些对话都是原台词。可林彪就不想受束缚，他要脱离剧本，随心所欲发挥，就说：

　　“你怎么长得这么瘦?像个骷髅。”

　　罗瑞卿一听林彪又跑了调，也只好随机应变了，便说：

　　“我整日挖空心思，算计怎么坑害人民，怎么卖国求荣，消耗太大。”

　　“怎么不吃补药?”

　　“吃了也没用。心肝坏了，肛肠不好，我吃红肉拉白屎，一肚子坏水。”

　　“你是浙江人，怎么满口四川话?”

　　罗瑞卿应付自如，顺口说道：

　　“我现在有奶便是娘，有房子便是家。为了打红军，我连家都不要了，祖宗也不要了。”

　　台下的哄笑声一阵接着一阵。林彪、罗瑞卿二人配合默契，大展风采。李卓然听到最后，暗自佩服。他觉得这出戏经林彪、罗瑞卿即兴改动，反而更加生动更有特色了。

　　这正是：几个正儿八经人，一出滑稽活报剧。

　　古有李亚子，今有大将军，本色实力演技!

　　直叫人捧腹喷饭，问后来名伶谁堪匹?

　　再说1933年初春，王观澜向毛泽东汇报了这样一个情况：他拿着草拟的《春耕运动指示》到了叶坪乡政府，满怀热情地找几个乡干部征求意见，以便补充修改。出乎意料的是，他连去几次，乡政府大门都紧锁着。有一次，他碰到了乡苏维埃主席，约好开会时间，可是到了时候谁也没来。王观澜怎么也想不通，叶坪是党中央、中央政府的所在地，这里农民群众的生产情绪为什么会这样低落?他就找乡苏维埃主席谈话，得到的回答也是吞吞吐吐，含含糊糊。王观澜便直接去访问贫雇农，终于听到了实际的反映：粮食不够吃，分田不公平;过去收租、放债、摆架子不干活的人，又钻进了农会，摇身一变都成了“贫苦工农”了。农会给逃亡地主还留着田，真正的贫雇农分到的田地又少又坏。

　　毛泽东听了汇报，告诉王观澜说：

　　“必须发动群众，彻底肃清封建半封建势力。把群众组织起来，支援革命战争，做好各项工作。”

　　3月间，毛泽东派王观澜带工作队到瑞金县叶坪乡，开展查田运动的试点工作，正式展开了中央根据地的查田运动。毛泽东的想法，是先通过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

　　一天夜里，贫农团准备开会，王观澜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

　　“好!好!把群众组织起来解决问题。走，我和你一起去看看。”

　　他们来到会场门外停下脚步静听，屋里正热烈地争论着。毛泽东一听，高兴地说：

　　“这就好了，群众发动起来了。这是斗争胜利的保证。”

　　叶坪试点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对划分剥削阶级的阶级成份，是在严格掌握剥削方式、剥削的时间和剥削的数量上，区分地主同富农的界限;对如何严格区分富农和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的界限等方面，也作了详尽的调查研究，取得了重要的经验。

　　王观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总结了叶坪乡查田的经验，起草了《怎样划分农村阶级的意见》。后来，毛泽东以此为基础，修改定名为《怎样分析阶级》。

　　也就在这3月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局发来一份指示电，其中关于毛泽东的问题，指示电中说：

　　“对毛泽东，必须持极其宽容的态度，并给以同志式的劝导，使之完全能够在中央委员会或中央局的领导下主持领导工作。”

　　由此，博古、张闻天等人不敢动毛泽东，就只好又开始对毛泽东的拥护者们下手了。

　　欲知此后毛泽东的处境能否改变，请看下一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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