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摩：从韩春山小说《承诺》谈底层小说的“呈示”

（读与评1-5）

老摩：从韩春山小说《承诺》谈底层小说的“呈示”

小说地址：http://article.hongxiu.com/a/2015-9-11/5232150.shtml

我们群今年要加强我们的文艺创作，但目前就我们比较积极参与写作的群员，多数还并没有写过小说，所以首先就面临创作当中的一些基础性问题，比如创作思路的问题。这在我们针对广大群众自发创作的评论当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但目前还缺乏思考的问题。我们提出我们要作自觉的读者，就是要通过对当前底层群众在网络上发表的文艺作品认真的思考，从哪怕很简单的小说来思考我们新左翼小说应该怎么去写。就目前我们创作的情况看，我们的创作还有才明显的不符合底层群众欣赏习惯的倾向性问题。

这次文艺评论，我还是在网络上随机选读了若干短篇小说。其中韩春山的小说《承诺》，虽然写的事情仍然非常小，表达的主题思想也比较浅显，但还是一篇严肃的关心底层群众的小说，基本上符合我们选取评论对象的要求。写这个文章，我也有些关于新左翼文艺创作思路的零星思考。虽说是针对这个小说在写评论，但文章所谈的，不一定都跟这个小说有关。提出这些思考，也为跟关心这个事情的朋友一起来稍作探讨，因此也欢迎读者批评。

小说讲这么一个故事：一个丧偶的村民张东，请同村的乡亲采用联保的方式帮助他贷款十万元，还把自己的孩子红红托付给同村的宝林老人照看，然后就跟人一起出门做一桩贩运粮食的生意。但没想到生意没做成，赔了钱，他没脸回村来，结果在外面折腾五年。这五年当中，同村参与联保的乡亲各自的存款被银行划走，遭受不小损失。大家渐渐对他埋怨开了，骂他是骗子。宝林老人因为张东的事情，自己损失两万块钱，还得替张东照看孩子。有人就劝他把红红送人算了。红红一个远房的姑姑也上门想带走红红，给宝林减轻一点负担。但老人跟红红有了感情，没答应让她离开。哪怕自家再苦，宝林也尽量把红红带得好好的，其他孩子有什么，他就一定给红红买什么。等了五年，张东终于有了音信，然后他带着一个珠光宝器的女人回到村子，在众乡亲的责备声中给大家道歉，然后偿还了自己欠大家的钱，打算把孩子带走。但红红不干了，她舍不得离开宝林爷爷。就在张东带着她走向大门的时候，她一下扑到老人怀里说：“爷爷，我哪儿也不去，这辈子就跟着你。”

小说讲了一件不算特别的故事，表达了对底层普通老百姓重情重义，信守诺言等美好品质的赞扬。就我个人阅读网络小说的经验看来，这样描写底层普通群众优秀品质的小说确实不算多，因此这个小说非常值得肯定。但如果把这个小说主题的浅显跟当前农村社会生活正在发生的深层次变化联系起来看，就可以稍作深入一点的思考。如果仅仅是一篇小说，这个当然没有问题，但底层描写当前普通群众的小说要兴旺起来，还是一个需要努力的事情，假如我们关心这个事情的作者创作思路没有更新，就很难担负起这个责任。从《承诺》的构思来看，作者以张东做生意惨败，后来又找到富有的女伴衣锦还乡等情节作背景，而选取张东把自己孩子托付给一个乡亲的故事来写，这种对小说情节主线和暗线的设置，也说明作者选材可能有的倾向性。说这个选材的倾向性，当然跟作者素材积累和小说立意有关，无可责备。但如果我们底层的正面写作要发展，《承诺》还是存在对题材提炼不够的问题，最终导致小说讲的道理略显浅白，不易引发读者进一步的思考，这个，我觉得值得说一下。

那么这个对小说题材提炼不够的问题是从何而来的呢，这个可以略作分析。

为什么我们底层小说当中一旦有正面歌颂广大群众优秀品质的写作，常常有把小说写成好人好事报道的问题？这样的小说有哪些值得肯定和不值得肯定的方面，分析这个问题，是我们新左翼的“新”之所在。就我们西南新左翼文艺群自身的创作来说，发掘生活当中的素材和提炼小说主题，固然是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而小说要按照什么要求来写，这个就更加需要思考。对此，我们首先应该看到当前中国广大农村和农民的生活观念也正在面临脱胎换骨的改变，因此农民生活呈现出一个异常复杂的局面。要在这个时期有效发现和把握这些大题材，对刚开始写小说的作者来说，确实是有困难的。但对这个深邃、复杂的现实没有起码的认识，底层群众自发的小说创作也很难走向成熟。也因为这个原因，新左翼文艺就根本无法脱出早已成为过去的那些针对当时的革命和建设形成的写作模式，比如激昂的批判色彩和由此而来的对具体人的关注粗浅等等问题。就我读过的网络上发表的底层群众的相关作品来看，目前这个问题还非常严重，他们常常看到的是革命者或者积极分子，而对一般群众有严重的忽略倾向。这个创作思路，在今天很容易导致我们创作思维的简单化。

当前的底层民间写作，比较于官方作家和底层非左翼写作，两者在创作质量上差异还很大。后两者的创作在思想理论上的优势和经历几十年技巧的探索取得非凡的进展，让它们构成了当今的主流文艺。对于刚刚兴起的底层工农及普通群众的创作来说，是否只能以对这两者构成的主流文学的模仿为当然路径，这个探索依据的原则是否合适，我认为还是一个问题。目前在我们可以看到的网络写作当中——甚至包括部分工农诗人的写作当中，能够跟上时代的创作，确实还比较少。这个在短篇小说创作当中体现得比较多。不少这样的小说已经有了底层意识，但具体创作手法还有明显的对主流写作的模仿痕迹。出现大量带有宣教色彩的写法和过度自我迷醉以及纵情猎奇的倾向性。我认为这些写作倾向，总的来自目前底层写作者自身的创作思想的不成熟，因此对当前主流原则不得不采取盲目追随的态度。

这个态度，对于新左翼写作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在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已经取得实质性进步，互联网已经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文艺要以人为本，以群众为主体，已成为当前文艺发展的指导性原则的时期，底层写作建立自己的创作原则，也具备了相应的思想前提和社会条件。底层群众的文艺谋求独立发展的时机已经到来。就笔者个人的认识，新左翼文艺要立足底层群众，鼓励群众积极开始参与文艺创作。就这个目标来说，目前我们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争取脱出立足宣教的官方文艺的模式，拓宽和加深我们对底层丰富、复杂现实的认识，创新思路，开拓新的创作方向；二是要尽量从普通群众的实际审美趣味和欣赏水平来考虑我们的写作技巧。我把这个创作思想理解为诚实、深入、勇敢的呈现我们自己的生活事实，深刻的表达我们的各种意愿，可以简称为“呈示”性创作。它应该是区别于官方文艺和底层非左翼写作的一个创作思路。就这个思考，这里就借对韩春山的小说《承诺》的分析，来简单作一个阐释。

作为小说来说，韩春山的写作路子很正。对底层普通群众优秀品质的歌颂，是一切社会主义文艺当然的责任，这个值得肯定。但我们作者不能寓于对一个题材的“教育意义”的限制，这个问题是一直以来写劳动人民正面品质的小说常常简单化，带有明显说教痕迹，不能进一步给读者提供有价值的思考的原因之一。我们在选材上应该深入发掘那些看似平凡的新题材，借以深入到人的本质里去。对当前处于剧变当中复杂的农村现实来说，如果我们作者对这个现实既因个人处境的限制不能作到关注的广泛，同时又因为创作思路对过去官方文艺的模仿，而不能深入理解我们自身琐细生活是本质，那么我们的取材就难免受到限制。这个也在《承诺》的选材上有所反映。作者不以张东传奇为主线，对宝林老人和红红在小说里的描写也比较苍白，就有对历来农村风俗文化当中道德教化传统的不自觉恪守，使小说流露出一种保守的说教意味，而没有赋予形象令人思考的活力。这对于初学写作的人当然不算什么，但要希望写出深刻、成熟的作品，这个题材发掘则是必须突破的一道关。今天的底层写作如果不能突破传统的宣教模式，就必然让我们对人的塑造继续过度的简单。这样好人好事报道似的小说，对于身处复杂现实当中的读者，正如九九表，它确实是真理，只是它太平凡，不足以给当前面临复杂现实的读者提供有效的感染力，因此很难打动人心。

无论小说的选材还是主题提炼，在我看来不仅要确保小说构思的新颖独到，勇于深入呈现当前复杂的社会现实，要讲得通，还应该讲得透。小说创作要逐步跟上时代，必须考虑我们的读者是什么人。对这个传播效能等外在因素如果没有深入的认识，我们的文艺就难以在现实当中有效发挥自己的社会职能，从而把文艺变成个人的玩物。比较于革命时期和共和国开创初期，当前中国的社会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涉及的具体问题同样深刻而复杂，底层群众面对的实际生活常常交织这个时代各个方面的矛盾，关于中国道路、关于社会进步、关于劳动者地位等等争执，正呈现纷纭繁杂的局面。这种现实的复杂性，让一般读者对社会生活的认识需要空前提高，是当前底层文艺的一个主要指向。而由于思想的空前解放，信息的爆炸效应，使文艺的猎奇性和自我迷醉泛滥成底层写作的基调。这样的写作，实际上是把文艺变成了作者个人的玩物，对读者仅仅起到麻醉的作用。今天我们对人和社会的认识，已经有了飞跃性的发展。在这个时期，严肃的文艺作者应该更多考虑自己对社会进步的责任。把文化权利交给广大群众自己，帮助群众提高群众对人、对社会的认识，就需要我们承担起一个文艺作者的责任。底层各种生活当中的新左翼作者，应该避免对社会热门的追捧，盲目起哄似的写作，借似是而非的海外奇谈来展示自己所谓的想象力，不要把发挥想象力变成对自己大脑的肆意玩弄，而应该自觉把勇敢的呈现自己的真实生活——阅历——作为写作的起点，告诉读者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在怎样生活、有些什么样的愿望。

由于当前中国社会的分裂状态，我们对新左翼文艺创作思想和技巧，也应该从我们的读者来加以思考。在政治上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今天要在文化上站起来，就意味着我们要把文化的主导权交还给最广大的底层群众。因此对群众的主体性也是一个非常基础的认识。没有这个认识，我们很难真正接受实际当中的广大群众，更没有向群众学习的思想起点。由于文艺对人的重视，在探究人的本质上，它可以接近各个阶层和不同背景的所有人。这个认识的起点不仅赋予我们文艺提升社会共识的前提，也给我们相互理解提供了条件。对于思想理论天然受到限制的底层写作来说，简单模仿宣教而来的创作是不切实际的，底层作者不需要高高在上的宣传我们的“思想”，而应该诚实、勇敢的抒写我们更加基础的深邃“感觉”，要在我们没法回避的底层体验中，借我们真实的所思所感纵情吟唱。我认为这是底层新左翼文艺的一个起点，自觉超越过去既有的主流写作模式，把我们的视角转移到对我们自身生活的肯定，深入体察当前广泛、复杂、深邃的现实生活，发出我们真实的声音是一切理性认识的基础，没有这个声音，沿袭既往实际建立起来的理论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谈。这是新左翼底层写作的真正价值所在，也是它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否则，我们的写作就会变成新的毫无生气的陈腐教条。在我们自发吟唱的前期，由于具体从事写作的人群在这个过程当中固有的阶段性特征，底层创作必然要经历一段幼稚和嘈杂的局面。但不能因此根本否定底层的自发吟唱。随着我们底层作者写作经验和社会阅历的增加，我们的思想也会慢慢成熟起来。否则我们民众作为主体，直接参与新社会主义文艺的活力就无法被激活，因此也无法承担起促进新的社会主义的文艺发展兴旺的责任。

（2015-9-30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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