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赞同孙悟空作恶

　　《百问毛泽东》之二

　　吴承恩《西游记》第二十八回写孙悟空因三打白骨精被唐僧赶回花果山，见到猎人将他的猴子猴孙打杀大半，心中大怒，于是使一个神通：

　　手里捻诀，口内念念有词，往那巽地上吸了一口气，嘑的吹将去，便是一阵狂风将那碎石，乘风乱飞乱舞，可怜把那些千余人马，一个个尸骸轻粉卧山场人亡马死怎归家!大圣按下云头，鼓掌大笑道：“造化!造化!自从归顺唐僧，做了和尚，他每每劝我话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自有余。'真有此话!我跟着他，打杀几个妖精，他就怪我行凶;今日来家，却结果了这许多猎户。”

　　孙悟空虽是妖仙，但自来吸风饮露、以松果为食，形象还算不错，只有这一回却实在是血腥。而毛泽东读到这里的批语却大加赞赏：

　　“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74-75页)

　　毛泽东对孙悟空的“快活”之语所作的批语，反映了他的善恶观。毛泽东非常喜欢孙悟空这一形象。在讲话和文章中，经常引用。晚年，他还将各种版本的《西游记》找到一起，对照着读。这时在他的讲话里，孙悟空已经具有了正面意义，特别是反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勇敢造反的意义。1961年底，毛泽东又激情洋溢地“欢呼”着孙大圣，“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使其成为自己的反修诗作的主要英雄人物，渴望着“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那样的壮观激越的乐观景象。1964年9月7日在湖南的一次谈话中告诉人们：要斗争。无论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批评的对象已不仅仅是官僚主义的问题，“美猴王”的象征意义也不是泛泛而论的革命者了。1966年3月30日在上海西郊的一次谈话中反复提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要把十八层地狱统统打破。孙悟空闹天宫，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这里的孙悟空，直通通的成了坚持继续革命，敢于向党内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的基层群众，特别是造反派的代名词了。1966年7月给江青的著名的信中，毛泽东还说他的性格中“有些猴气”，不知道是不是从孙悟空性格中得到的启发。

　　唐僧师徒四人赴西天取经，目的是“劝人为善”，“消释灾愆”，获得佛门真谛。为善的宗旨是一致的。唐僧与悟空的分歧，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不同。作者一方面让孙悟空以自己的行动向唐僧佛门的善恶观挑战，一方面又让唐僧用“紧箍咒”(其实就是“善”)对孙悟空的行为严加约束。但小说情节给人具体的印象却是，唐僧以善求善，善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但却遇重重阻力，寸步难行。不仅不能劝人为善，反而三番五次地险些丢掉自己的性命。可见唐僧的训诫和主张在实践中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基于此，毛泽东把唐僧的思想行为概括为连孔子都极力反对的“乡愿”思想。《论语·阳货》：“乡愿，德之贼也。”乡愿，即不问是非的好好先生的处世哲学，这确实是对唐僧性格的独到之见。毛泽东反对“乡愿”哲学，就是因为它不仅不能鼓舞人们去战斗，而常常使“妖为鬼域必成灾”，等于是鼓励那些作恶不轨之徒。与此相反，孙悟空对妖魔主动出击，以除恶求善，且除恶务尽，不相信忍让和一味求善就能达到目的。事实上也正是因他的勇敢战斗，才使师徒四人不断向西天迈进，接近目的。这是毛泽东称道孙悟空的重要原因。他从孙悟空身上看到了对中庸的“乡愿”的做人道德的反叛，因为不破不立，破就是立。于是为这个“大圣”“欢呼”，把他的实践概括为行善即是除恶，除恶即是行善。这种行善除恶一体论，是毛泽东对善恶问题的本质的一种辩证认识。他说过：“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这样的话他多次说过。在晚年的毛泽东看来，官僚们已经结成了利益死党，建立了一个又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单纯靠少数人监管已经难以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文革，打倒大大小小新一代的“东霸天”、“南霸天”，除恶才是行善。

　　毛泽东还认为：现在我们把未来理想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会感到不满意，一万年以后社会上还有善恶，无恶即无善。有意思的是，《西游记》里正好提供了理想世界中善恶并存的一个细节。师徒四人好不容易来到极美极善庄严神圣的西天佛土，却意外地遇到佛祖手下两个大弟子阿傩、迦叶“要人事”(索贿赂)而故意刁难他们的场面。善恶并存的永恒性，自然推导出斗争的永恒性。从善恶观上也可印证毛泽东的看法，即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有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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