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珍珠，还是豌豆？ ——评《狼图腾》
在2004年的长篇小说中，《狼图腾》是一个响亮而风光的名字。成功的商业炒作不仅使这部平庸的作品行销数十万册，而且还使它成为热闹一时的新闻话题，成为巨大而虚假的文学奇观。在这部小说的封底，我们可以看到它光芒初照时的情景。它给渴望成功的商人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战法”;在“作家、评论家”周涛的眼里，它把五十五万个汉字变成“五十五万只狼”，不仅因此“显示了作家(的)阅历、智慧和勇气”，而且，“更显示了我们正视自身弱点的伟大精神”，从而最终将这部小说奇迹一般变成一部“奇书”;而在歌唱家腾格尔看来，此书则是“献给《天堂》里伟大母亲最美的情感、最柔弱的衷肠、最动人的恋曲”;孟繁华先生的评价也同样噫吁戏危乎高哉：“《狼图腾》在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是一个灿烂而奇异的存在：如果将它作为小说来读，它充满了历史和传说;如果将它当作一部文化人类学著作来读，它又充满了虚构和想象。作者将他的学识和文学能力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具体描述和人类学知识又相互渗透得如此出人意料、不可思议。显然，这是一部情理交织、力透纸背的大书。”
然而，我真的不幸得很：虽然我的阅读努力、认真而又充满热切的期待，但是，唉，乏味、沉闷甚至痛苦的阅读体验，除了带来劳而无功的失望和一无所得的懊恼，实在没有奖赏给我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从基本的精神姿态上看，《狼图腾》局量褊浅，规模卑狭：它固守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立场，缺乏广阔的人类意识和历史眼光;从伦理境界看，它崇尚凶暴无情的生存意志，缺乏温柔的人道情怀和诗意的伦理态度;从主题上讲，这部小说作品的思想是简单的、混乱的，甚至是荒谬的、有害的;从艺术上看，它虽有蔑视小说规范的勇气，但缺乏最基本的叙事耐心和叙事技巧：它的勇气更多的是蛮勇和鲁莽，是草率和任性。它把小说变成了装填破烂思想的垃圾袋。总之，我们不应该被《狼图腾》商业上的成功蒙蔽了双眼，而是要大胆地剥去它金光闪闪的华衮，彰显它内里的孱弱和贫困。
一个更为吊诡而应该警惕的现象是，由《狼图腾》引发的“狼”文化出版物，正汹涌而来，蔚为大观。据我的不完全统计，宣扬狼道主义的读物，至少已有六七种。其中有的书在对狼的赞美上已无耻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例如，网言无忌的《狼》(地质出版社，2004年8月)的“题辞”是：“一只有勇气、有理想的狼，它为所有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奋斗的生命提供了借鉴。”正文里的议论更是寡廉鲜耻：“生存是什么?生存就是不择手段地活着。你可以卑鄙，你可以无耻，你还可以下流。只要能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就好。理想是什么?理想是一种比生存更深层次的欲望”;“吃草的未必是仁慈，吃肉的未必是残忍。我是一只狼，注定了是一只狼，一只锋牙利爪的狼，鲜血与死亡是我生命的源泉。我只要活着就必须有什么东西去死。当所有的牛羊沐浴在阳光里自由自在地吃喝时，那就意味着我死了”。刘烨的《狼的故事》(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年10月)的“导读”文字，则这样拙劣地歌颂狼：“本书是一部关于狼的奇书，它能让读者从书中每个篇章、每个细节感受到呼之欲出的狼的气息，让身体的每一个毛细血管百倍扩张，让血液如潮般奔涌，让身上的每一根神经末梢紧张待命，让灵魂如风般涤荡。”章士法编译的《酷狼——美国西部拓荒传奇》(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10月)要宣达的主题是：“一种文明的创建通常以另一种文明的毁灭为代价。”还有一部是《像狼一样思考——神奇的商业法则》(贺华著，蓝天出版社，2004年10月)，光看书名，就知道作者的命意和立场。若木、郑中的《狼魂——强者的经营法则》(时事出版社，2005年1月)就更是推波助澜，过为已甚：它在拙劣的《前言》里一边煽风点火地说，“旷世奇书《狼图腾》和《狼道》横空出世，目前正在市场上热销”，一边贩卖自己的狼道主义生存哲学：“狼的智慧和谋略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从狼的一系列行动中，我们看到的是强者与智者的完美结合。学学狼的这些谋略，能使我们在市场竞争中获益匪浅”;那么，不学狼不行吗?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在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中，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市场角逐中，如果心存善良，对竞争对手一味地心慈手软，那么就会被对方毫不留情地吃掉，这已经被无数事实所证明，而且还将不断被新的事实证明”。
如果说《狼图腾》的作者确乎有“危惧惕厉”的忧患意识，只是思想贫乏，力不从心，终致为好成歉，那么，那些赤裸裸地宣扬野蛮的狼道主义生存哲学的人，就更是等而下之，故意甚至恶意地在进行文化犯罪了。但无论如何，从根本上说，“莫谓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狼图腾》这个始作俑者，是脱不了遗患速祸的干系的，因此，很有必要进行尖锐的质疑和认真的剖析，看看它究竟是一串价值连城的珍珠，还是一堆发霉腐烂的豌豆。
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现状，《狼图腾》的作者有着焦灼的忧患。在他看来，我们这个有着严重的心灵创伤和沉重的历史重负的民族，已经丧失了积健为雄、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而中华民族的落后，中国人性格的孱弱，皆起因于我们身上的“羊性”，因此，要想走出被动的生存困境，我们就必须进行国民性格的改造，必须克服自己身上的“羊性”，转而培养被“儒家文化”斫丧的“狼性”，或者爽性说，必须将狼当作我们的精神图腾。
《狼图腾》的作者极其荒谬地将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对立起来，将游牧生活方式与农耕生活方式对立起来，赋予前者以想象出来的具有永恒意义和普遍意义的先进性，又将这种先进性“使情成体”地具象化到狼的身上。作者自认为寻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答案，参透了历史背后的玄机。他在小说最后的乏味、冗长的“理性探掘”中说：“我总算用游牧民族狼图腾这把梳子，把中国史家用儒家精神故意弄乱的历史重新梳通了。”( 第396页)他把影响历史发展的复杂因素简化为“狼图腾”和“羊图腾”的简单对立。他通过假想和猜测，将狼神化为草原民族的精神图腾，进而将它当作全人类都应该崇奉的精神图腾：“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从未中断，这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世界文明历史中的奇迹，而奇迹背后的奇迹却是历史更久远、而又从未中断的狼图腾文化。狼图腾之所以成为西北和蒙古草原上无数游牧民族的民族图腾，全在于草原狼的那种让人不得不崇拜的、不可抗拒的魅力和强悍智慧的精神征服力量。这种伟大强悍的狼图腾精神就是中华游牧精神的精髓，它深刻地影响了西北游牧民族的精神和性格，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也深刻影响了全世界。”(第377页)
《狼图腾》的作者通过赋予狼以伟大的精神和高贵的品质，来完成自己的虚幻的文化乌托邦建构。这是一种具有侵略性质和法西斯主义倾向的文化情绪和价值主张：以狼为师，率兽食人，只求成功，不讲道义。它把强权和蛮勇当作文明进步的动力，但却忘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文明进步，必须符合人道原则，是有着可靠的价值指向和健全的道义尺度的。正像唐君毅先生所说的那样：“人类固然要求进步，但求进步，只依于我们觉到一理想为真正有价值，因而以之改变现实。进步而不根于理想，只是求变迁、务新奇、失本根、离故常，此并非真进步，因而并不表现真价值，而只是轻薄。现代自由世界之人，其最大的毛病，正在轻薄。” 但对狼来讲，弱肉强食从来就是天经地义的真理，而动物学意义上的生存则意味着一切;母亲的眼泪，爱人的忧伤，弱者的痛苦，无辜者的牺牲，都可以被当作手段服务于强者的生存这一至高无上的目的。《狼图腾》赞美的就是这种庸俗的生存哲学和“轻薄”的伪价值。它把野蛮当作文明，赞美那些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的强盗：“在狼旗下冲锋陷阵的草原骑兵，全身都一定奔腾着草原狼的血液，带着从狼那里学来的勇猛、凶悍和智慧征战世界。世界历史上，突厥兵又凶猛又智慧，西突厥被唐朝大军打出中国以后，就很快打出一块新地盘，并慢慢站稳脚跟，几百年后又突然崛起，一路势如破竹，攻下了连蒙古人也没攻下的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和古老埃及，统一中亚西亚，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奥斯曼大帝国，切断了东西方的贸易通道，垄断了东西方的商品交换，以强大的国立和武力压得西方百年抬不起头来。所有先进文明都是被逼出来的，西方森林狼被东方草原狼逼出了内海，逼下深海，逼进了大洋，变成了更加强悍的海浪。他们驾起西方古老的贸易船和海浪船，到外海大洋去寻找通往东方的贸易新通道，结果无意中因祸得福，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抢得了比西欧大好几倍的富饶土地，以及印加、印第安人的银矿金山，为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抢得了第一船原始积累。结果，西方海狼壮大成世界上的大狼巨狼，资本狼，工业狼，科技狼，文化狼，在反攻东方，捣毁了奥斯曼大帝国，最终击败了东方草原狼，而那些东方农耕羊就更不在话下了……”(第135页)
作者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历史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过程的描述，不仅是简单的，而且还是冷酷的，缺乏最起码的是非判断和道德考量。好像没有一个无辜的人在“凶猛又智慧”的突厥兵刀下流血、丧命，好像西方的“森林狼”在“抢得”“银矿金山”的过程中，不曾给当地的土著人带来苦难和血泪，好像东方的“农耕羊”活该“不在话下”地被“西方海狼”蹂躏和虐杀。作者的历史观和生存哲学是赤裸裸的“丛林原则”：强者即刀俎，弱者为鱼肉，弱肉强食就是人类社会的永恒原则。狼性十足的成吉思汗和他的野蛮的蒙古骑兵，在作者笔下，更是被描写成伟大的成功者和体现“狼图腾”精神的优秀分子。作者似乎根本不愿意正视一个基本的事实，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兵除了把恐怖和死亡带到世界各地，此外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丰功伟绩。日本作家井上靖在长篇小说《苍狼》中，就对成吉思汗的这种恶狼一样的残忍和野蛮，有生动的叙写和尖锐的批判。成吉思汗和合撒儿一起射杀了自己的兄弟别克惕儿。他的母亲诃额仑得知后“怒叱”道：“你们杀死了，杀死了一个难以替代的自家人。你们像乘风为害的饿狼，你们像逐其雏而食的鸳鸯，你们像动其卧穴而袭击的狼豺，你们像捕食无踌躇的猛虎，你们像横冲直撞的灵獒。” 当成吉思汗说自己的名字将“在历史上永存不泯”的时候，博学而正直的异族青年耶律楚材“毫无惧色地”回答他：“十分遗憾，我相信可汗的名字能在历史上保存下来，这是因为可汗让自己的部下肆无忌惮地尽情地杀戮。” 勒内·格鲁塞则在著名的《草原帝国》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成吉思汗被看成是人类的灾难之一。他是12个世纪中草原游牧民族对古代定居文明入侵的典型。确实，在他的祖先中不曾有人留下如此可怕的名声。他使恐怖成为一种政体，使屠杀成为一种蓄意的有条理的制度。” 难道面对这样的基本事实，我们还要闭上眼睛，无动于衷地宣扬“狼图腾”，热情洋溢地赞美灾难的制造者吗?
如果说游牧民族和西方“大狼巨狼”因为凶悍残忍而成功的话，那么，华夏农耕文明正是因为不够凶悍残忍，或者，形象地说，是因为“羊性”太多而落后。作者和作品中的人物都认为，“华夏文明的致命缺陷就在于，这种文明内部没有比阶级斗争更深层更广泛的残酷激烈的生存竞争”(第365页)。这种激烈的生存竞争，就是狼性化的生存方式。司马光说秦“以贪狼为俗”，本来并不是一句赞美的话。但在《狼图腾》的作者看来，这简直就是无以复加的赞美。秦始皇虽然是一个“狼性暴君”，但这未始不是一件好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可以造成“残酷激烈的生存竞争”。看么，秦朝虽然二世而亡，“但是，秦朝对中国历史影响极为深远，而游牧民族的狼性格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如果没有秦国君民狼性格的因素，中国历史决不会出现以后汉唐的辉煌上升时期”(第379页)。这实在是一个缺乏起码的历史感和事实感的虚妄判断。汉唐的盛世繁荣，恰恰是统治者“过秦”反思、力行仁政、轻赋少事、约法省刑、善制侵陵、与民休息的结果。而暴秦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狼性”太多，人性太少。贾谊在《过秦论》中总结秦败亡的原因是：“仁义不施”。司马迁则在伟大的《史记》中，借侯生和卢生的议论，表达了自己对暴秦的批判态度：“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又借樊哙之口道出了秦王的野蛮之本性与必亡之因由：“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秦朝因滥施暴力二世而终，项羽也是因为“欲以力征经营天下”，才兵败垓下的。在司马迁看来，暴虐寡恩，好勇斗狠，从来就是一种消极的道德和丑恶的激情。难道这些千百年来已经被人们广泛认同和接受的通识和常识，也是靠不住的吗?也要被结构、被颠覆，从而用完全相反的结论来取而代之吗?
事实上，《狼图腾》所宣达的简单而极端的价值观和生存哲学，一点儿也不新鲜。它与尼采的“权力意志”哲学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尼采将“超人”与“庸人”对立起来：“权力意志不承认任何‘被容许’的界限：对于它说来，一切来源于权力和提高权力的东西都是善，一切来源于虚弱和削弱权力的东西都是恶。” 然而，正像罗素指出的那样，尼采和他的哲学是令人厌恶的，“因为他把自负升格为一种义务，因为他最钦佩的一些人是征服者，这些人的光荣就是有叫人死掉的聪明。……尼采轻视普遍的爱，而我觉得普遍的爱是关于这个世界我所希冀的一切事物的原动力”。 在一个功利主义价值观极为流行的特殊的社会转型期，我们更应该强调“普遍的爱”，更应该看到并强调人的生存方式与动物的生存方式的本质区别，否则，我们的社会就会陷入巨大的混乱之中，人人都会陷入一种缺乏安全感的生存恐惧之中，其情形和后果，正像霍尔巴赫所说的那样，“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会互为仇敌。每个人都只为自己生活，很少顾及他人。每个人只受自己的欲望支配，只考虑与社会利益背道而驰的私人利益。正是到了那个人对人是豺狼的时候，作为那个社会成员的人有时比起生活在深山密林中的野人还要不幸”。 因此，虽然《狼图腾》迎合了这个功利主义时代的价值观，为人们满足攫取金钱和权力的欲望提供了精神支持，为人们释放自己的原始冲动提供了一种道德依据，但是并不能成为中华民族“性格”改造和实现“复兴”的可靠的信仰“资源”，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反人性、反文明的道德，除了制造“巨大的混乱”，除了让人们陷入一种缺乏安全感的生存恐惧之中，并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积极的、美好的东西。
不错，我们确实比任何时候都迫切地需要一种积极而伟大的精神图腾，以照亮我们幽暗的内心世界和暧昧的生活场景。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无论社会，还是个人，都强烈地体验着生存的焦虑和精神的重压，都陷入一种令人惶惑的拔根状态和无序状态。是的，我们的时代正面临着迫切而艰难的文化重建的任务。在这一点上，它同席勒生活的时代极为相似：“我们的时代实际上是在两条歧路上彷徨，一方面沦为粗野，另一方面沦为疲软和乖戾。我们的时代应通过美从这双重的混乱中恢复原状” ;而“在为数众多的下层阶级，我们看到的是粗野的，无法无天的冲动，在市民秩序约束解除之后这些冲动摆脱了羁绊，以无法控制的狂暴急于得到兽性的满足。” 在席勒看来，粗野的任性和放纵，并不是自由，丝毫无助于最终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时代的性格必须首先从它那深深的堕落中振兴起来，一方面使它脱离自然的盲目暴力，一方面又使它回到自然的单纯、真实和丰富——这是一项要用一个多世纪的任务”。
“脱离自然的盲目暴力”，建构一个“单纯、真实和丰富”的“时代的性格”，的确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因此，既不可急于求成，更不能简单地甚至不负责任地从“野兽的、丛林的真理”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可以说，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和目标，就是努力摆脱野兽的生存法则，并最终确立人性化的生活秩序和健全的价值理念。俄罗斯作家乌斯宾斯基在《土地的威力》中说，在野兽的世界，“这只狼也不去回想被它吃掉的羊，而且当然也没有罪过。这只猫头鹰吃了别的窝里的蛋，也只是舔舔嘴，赞美造物主。它们每分钟都在弱肉强食，每分钟又有新的生命诞生……在这种暴虐行径中也有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被吃掉的一定是弱者，并且不是无缘无故被吃掉的，而一定有许多无可辩驳的道理，吃了就吃了，谁都没有罪”。 但是，人不能“按照野兽习气”生活。一个真正的人应该感觉到别人的痛苦。他认为，尽管人们“在从土地、从大自然中接受道德指南时，有意无意地把过多的丛林倾向，过多的幼稚的丛林兽性，过多的幼稚的狼的贪婪带进了人类生活”，但知识分子即“人民知识分子”却不能把“动物界和丛林中信奉的真理”当作真理，而是要帮助、“而且总是以实际行动帮助人们抵抗动物界真理的过分凶残的进逼。他们不让这种动物界的真理有过多的施展余地，而是加以限制” 。不仅如此，真正的知识分子还应该像赫尔岑所说的那样，“竭力‘把人的利己之心变成广慈之心，用理智去联合这颗心，又用这颗心去唤醒理智’” 。在乌斯宾斯基看来，“这种人一向处于人民群众之中，在他们之间工作，不是为了野兽的、丛林的真理，而是为了崇高的、神圣的正义”。
是啊，人类也许永远无法彻底克服来自于大自然和人类社会自身的生存压力和生存焦虑，但是，如果我们不想让情况更加糟糕，不想让自己时时刻刻都提心吊胆地生活在恐惧和伤害中，我们就不仅必须在人的生存法则与狼的生存法则之间确立明晰的界限，而且还必须让具有神圣性质和普遍意义的爱的法则成为主宰性的法则。因为，只有渗透了爱意的宽容、怜悯和同情，才能带给我们真正意义上的进步，才能让我们既体验到宁静、和谐的安全感，又体验到美好、快乐的幸福感。
总之，偏执的主观性导致了《狼图腾》主题和价值观的混乱。作者一厢情愿地把自己和自己的想象当作一切，不仅让自己扮演“自己思想的发言人”，而且，还像米兰·昆德拉所批评过的那种小说那样，极其可怕地“使作品消失在作者的形象后面”。米兰·昆德拉认为，真正的小说都有它自己的智慧：“所有真正的小说家都倾听这种超个人的智慧，这说明伟大的小说是比它们的作者稍微聪明一些。比自己的作品聪明的小说家应当改换职业。” 《狼图腾》的作者显然因为忽略了小说自己的“智慧”和尊严，而为米兰·昆德拉的批评提供了消极意义上的支持，也把这部小说的写作和出版，变成价值观可疑、艺术性贫乏的失败的话语事件。因此，《狼图腾》是一堆干瘪、朽烂的豌豆，而不是一串晶莹、美丽的珍珠，——这是我们谈论这部小说时必须认清的事实和必须说出的真相。
2005年2月12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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