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中央红军从福建的长汀和江西的瑞金、于都出发开始长征。在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后，12月9日从湘桂边境进入绥宁县。敌人判明红军将去湘西的意图，蒋介石加紧兵力部署，把防堵中央红军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调集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兵力部署在绥宁北部、城步、武冈、芷江、会同、靖州一带，企图全歼中央红军。12月11日，中央军委一(红星纵队，也是野战司令部)、二纵队(红章纵队)分别在绥宁西南部的流源、辰口宿营，12月12日，军委一、二纵队分别从绥宁西南部的流源、辰口出发，中央军委两个纵队中午一前一后进入芙蓉、金殿，当晚两纵队分别在此宿营。
长征时在中央军委和政府机关工作的陆定一、伍云甫、张南生十二日的长征大事记和长征日记为我们提供了佐证。长征上时任军委宣传部长陆定一在长征大事记上记录有： “十二日，晴，军委二纵队到芙蓉附近，野战司令部到芙蓉。”(以此证军委二纵队先到芙蓉，野战司令部后到达芙蓉)
掌握电台、负责军委与军团纵队的通讯联络，随一纵队行军的长征时任中央军委三局政委伍云甫，他的长征日记也是如此记录： “十二月十二日，晴，大队伍六出发，余守候一分队发 “5363”、“5413”、“5458” 等电台报，下午到达芙蓉宿营。”
长征时任国家政治保卫团政委，随二纵队行军的张南生，长征日记：“十二月十二日到金殿。”（金殿在芙蓉的西边，两地相距约两华里）
无独有偶，这三位跟随中央一、二纵队行军的历史见证人，所记载的十二日一、二纵队的宿营地点完全是一致的，这不仅他们互相之间作了印证，而且完全证实了十二月十二日中央军委一、二纵队继续西进的宿营地是芙蓉与金殿之间。
芙蓉地域由紧密相连的三村八寨组成，有四百多户人家，在离村不远处有一“独立”房子(军事顾问李德在回忆录中提到的)，叫木林庵，可容纳二百人，说明这里有开会的场所。
当天傍晚，中共中央军委领导负责人朱德、周恩来、博古、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以及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等在芙蓉古庙木林庵紧急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的提议，得到大多数同志的赞同，19时半，中央军委在芙蓉发出了西进贵州的 "万万火急" 电令，史称: "转兵会议" 。
中央军委三局政委伍云甫长征日记写到：十三日晴、自芙蓉出发，经芦[炉]溪进入播阳所(关键在这里，证明中央军委司令部电台没有去其它地方停留，直接从芙蓉去了播阳)。
还有红五军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将军率领的后卫军也通过芙蓉、金殿，陈伯钧将军长征日记里这样记录: (1934年)12月13日、晴，行军。由麻阳塘经黄家堡、马家坝、双江口[今通道县新县城]、罗屋[今通道县罗武村]、芙蓉到金殿，60里。
本来8时许即出发，后因友军阻滞，遂将主力停止在黄家堡之线，造饭休息。后卫团则在麻阳塘、长安堡一带占领阵地，掩护我主力前进。15时以后，敌人在长安堡与我后卫团接触。至20时许，我主力已通过双江口，进至罗屋附近，即闻从双江口附近传来枪声。是晚敌人一直尾追我至马家坝[离双江口5里]。次日2时许，抵达芙蓉[村]，先头走错了路[从芙蓉向左一江头一黄江一金殿]，又耽误了两三个钟头，拂哓后才到金殿。
《绥宁县志》中有明确记载红一军团1934年12月12日路过绥宁芙蓉古庙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张闻天、朱德、李德等开会决定放弃和红二、六军团会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这才有了后面影响巨大的遵义会议。所以我们可以说先有绥宁县芙蓉古庙的“转兵会议”才有后来的“遵义会议”。
1951年11月20日芙蓉划归通道，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版图上，就标明了芙蓉在通道县的区划图内，在人们形成的概念中，自然认为芙蓉就是通道了。
1954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撤销旧通道县，10月份正式成立通道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长征担任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翻译官伍修权回忆说： “过了湘江以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中央第二纵队，李德、博古、周恩来、朱德在中央第一纵队，进入通道也是这样。”长征时担任张闻天秘书黄经深回忆说：“过湘江至黎平这段时间，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是一伙单位，在一起行军。”
1955年5月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内部读本，这本书五八内部读物同样证实一方面军军委一二纵队十二月十二日在芙蓉金殿。该书中457页这样陈述: ...蒋介石匪帮极端害怕红军第一方面军与第二方面军会合，调派了五六倍于我军的兵力，集中在武冈、城步、绥宁、靖县、会同一线阻拦 ; 同时，命令广西军阀向西延、龙胜一带阻击，企图围歼我军。在毛泽东同志的坚决主张及大多数同志的赞助，红军第一方面军在十二月间占领湖南的通道县城以后，即改变进军方向，向敌人防御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一举攻克黎平...。(这本书上有"劉延"与"金點"这两个地名，就是今天的流源和金殿，都在芙蓉附近)
1958年通道侗族自治县县人民政府机关部门由通道旧县城县溪迁至双江镇(今通道县城)。1959年刘伯承元帅在八一杂志发表《回顾长征》的文章中为依据，原文是：“红军在十二月占领湖南边境的通道城后，立即改向贵州前进的通道转兵，正是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的主张得到了大部分同志的赞同。面没讲会议，但是主席的提议，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赞同，必然有个会议讨论研究，这样就提出了通道会议，也就是说：1959年以后才出现 “通道会议” 的说法。
1971年7月7日下午16时30分至18时20分，邓颖超第三次来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参观审查，说上次你们提的问题，回去我问了恩来同志，在长征途中是否开过黎平会议和通道会议？恩来同志讲是有，当时是开过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
1978年县长调办深入芙蓉实地调查，证明芙蓉当年确实驻过有电台的通讯部队，其中有一部电台被当地不明真相的群众吴才念偷走，当红军发现后，才把被盗电台找了回来。从上述伍云甫的长征日记和实地调查都清楚地表明，当年备有电台并和中央纵队一起行军的红军通讯部队，十二月十二日在芙蓉宿营，因此可以肯定，十二月十二日十九时半的转兵电报是从芙蓉开会后发出的。在人们意识概念中自然认为芙蓉转兵会议就是通道转兵会议，简称 "通道会议"，或因地名而称 芙蓉会议，全名叫 "通道芙蓉转兵会议"。最终以事实承认芙蓉木林庵是通道转兵会址。
1981年7月份出版的《湖南人民革命史》中第十二章红军长征在湖南，第三节红一方面军长征在湖南430页指出: ......在这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和军委主要领导人于12月12日在芙蓉木林庵召开紧急会议(即通道会议)，讨论红军前进的战略方针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博古、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和军事领导成员以及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
1986年通道县委与怀化地委联合出版《红军长征过通道》，同年也向通道侗族自治县人民公开公布了芙蓉木林庵是通道转兵会址！
中央红军长征时担任红五军团39团二营书记员兼通信班长只有20岁的张宜步在1996年在家中为通道转兵会议写下了诗篇:“艰难气氛'飞行会’，'木林庵’会址万山中。通过弃北为西进，拔正航向毛泽东”。诗的下边特别注释说： 渡过湘江红一方面军损失惨重。1934年12月12日，在通道县菁芜洲乡(镇)芙蓉村半山腰上的“木林庵”内召开了“飞行会”。当年，当中央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按原计划北上与红二方面军汇合；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主张北上改为西进。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张，后人称为“通道转兵”。从此，红军处于机动灵活地位。这是张宜步将军是开国元勋中唯一为芙蓉木林庵转兵会议题诗的开国将军。
199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史部二处李绍群处长在回答通道县长征调查办同志的有关询问时说：“中央纵队是从通道以南路过的，有一警卫部队，从平等、芙蓉、播阳、洪州司过，十一日到平等，十二日到芙蓉，十三日到播阳，十四日到洪州，十五日到地青，十六日到中朝，十七日到黎平。”他还说：“这一警卫部队十二日从平等赶到到芙蓉（两地相距九十华里），是否为到芙蓉执行与会议有关的特别警卫任务呢？”他在介绍情况时，曾几次问到芙蓉的情况。
2005年10月28日，湖南省党史正本编写《中共湖南地方史》工作进展顺利，《中共湖南地方史》也采用了通道会议的会址在通道芙蓉木林庵的说法。
2016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的《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中有时任中央军委要职的陆定一、张南生、伍云甫外，彭绍辉、陈伯钧等通过芙蓉侗寨记录。
芙蓉转兵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只是行政县域变动而已，对此，用一句话可全概括表达出来，就是: 1934年12月12日起属绥宁芙蓉转兵会议，1951年11月20日以后芙蓉划入通道县就成了通道芙蓉转兵会议。
关于红色圣地通道会议会址除了芙蓉木林庵史证充足外，其余的会址论述在证据摆设和理论中含糊不清，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史实，是不能载入史册的。尊重历史事实而还原真相，坚决反驳长征研究中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
后语:
以时间查询考证，以行政规划变动去追根溯源。据史实说，依文献纪实。实事求是，理性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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