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说起改革开放之前的合作化运动，大部分人想到的就是吃大锅饭和效率低下，主流经济学家也提出各种理论来证明合作化的不合理性。然而合作化真的像主流叙事说的一样，是一个固化的从上至下的结构吗？个体理性选择与集体公共利益一定是互相排斥的吗？农村结构与农业管理是否给合作化中的“搭便车”现象带来不同的可能性？
本文是食物天地人内部讨论的对话整理稿，讨论中涉及了这些重要争论，老田也对经济学家关于集体经济的理论提出了反证。
东格
老田，您怎么看待合作化？就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合作化运动？很多人都持批判态度，比如认为由于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农村所有制形式单一、公有化程度过高、农民的剩余索取权和自由退出权被剥夺、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受限，导致供给决定分配的局面，缺乏有效的农业资源配置的机制和劳动者的奖励机制等等。我很想反驳，但是又无从表达。想听听您的想法。
老田
合作化作为一种组织形式，跟农业发展的内在关系在于：家庭耕作与集体耕作在土地生产率的挖掘水平、耕作过程的规模效益（成本节约、分工效率、学习成本与投资上限）方面存在差异，这是根本性的方面；而为了实现对家庭规模耕作之上的潜在生产率挖掘，管理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中介要素。那么，在农民和农村传统中间，有效的管理结构如何确立和运作，是否如同主流经济学所言，有效的管理绝对不可能？
回答这个问题的第一个关键层次，是合作化能够挖掘多少家庭耕作难于实现的潜在生产率，第二个关键层次是实现潜在生产率的管理结构问题。
以前，社会学中间，经常争论行动者与结构关系问题，行动者——一个具有能动性的个体，他行为或者做选择的依据，出于自己的意志（偏好、利益或者其他），还是受到外在的结构制约？
后来安东尼·吉登斯做了个归纳，说一个人总是处于具体的结构约束之下，但或多或少会有一个自由选择或者偏离的空间，在大量行动者长期和系列的偏离选择之后，会对外在的结构（规章制度或者法律等）进行创造性修改。这样，行动者与结构的关系，就是一个能动的互动关系，个体不会被绝对约束住，虽则个体行动的空间总是在给定的结构约束之下，但结构本身并不完全固定。
对照这个认识，林毅夫等人设计的解释框架是一个绝对化的框架——似乎个体及其（有利的）行动结构是不变的，存在着某种不变的本质约束，无法超越。他这个解释框架设计合理的一面是：人不会被外在的结构彻底约束住，总是会寻找自利的机会主义空间。然后，林毅夫给出了一种固定的解释：干部会选择较低的监督水平而社员选择较低的劳动投入。这个解释框架的意涵是：最后被固定下来的行动结构仅仅是机会主义造就的，个体锁定于机会主义选择，而机会主义潮流本身会形成新的结构，这个新结构还是不变的和不可调节的。
相关的学术研究，集中于科层制领域对于机会主义行为的研究。美国学者安东尼·唐斯认为个体（包括管理者个体）与管理目标不一致，个体有可能追求规则内外的机会主义行动，以扩张自己的私利或者私人目标。例如在组织内部，在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方面，官员会倾向于放大（缩小）对自己有利（不利）的信息。而在政策与法令执行方面，官员一样会倾向于放大（缩小）于己有利（不利）的政令，从而在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和自上而下的政令执行方面，加入个体的私人偏好（或利益目标）。
在新制度经济学派威廉姆森等人看来，由于不确定性、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结合，不管是市场交易还是科层组织内部，都难于避免机会主义行为和风险；又由于监督机会主义行为的信息成本和执行成本不为零，因此，管理者或者被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不可能被全部而及时地发现和惩处。综合起来就是说，机会主义行为源于个体利益与组织利益（目标）的不一致，越是监督信息成本高企、惩处执行困难的领域，机会主义的空间就越大，在任何情况下机会主义都不为零。
以此而论，林毅夫假设机会主义永远不为零是对得上的。但是，这并非合作化（集体农业）的特殊问题，而是市场交易、管理与科层组织的一般问题，是到处都存在的取向。林毅夫等人的经济理论的盲区在于认为只有农村和农业中间，才存在管理过程中间的机会主义问题，而且机会主义行为不仅成为一般性的结构，还不可能被有效制约管理。
机会主义中的"搭便车”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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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机会主义及其制约，与信息透明程度或者获取信息的难度有关系。农村环境中间，信息相对透明同时人情面子网络发达，信息成本低而惩处难度大。此时，制约机会主义行为的难度，谈不上特别容易或者特别难，需要建设弘扬正气和打击歪风邪气——这有助于降低信息透明条件下的惩处难度，从而获得一个低成本执行路径。从这个角度看，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及其倡导正气，本身是一个在农村和农民传统中间，获得低成本治理机会主义的药方，这个药方在其他场景难以复制；所以，林毅夫等人第二欺骗性要点，并没有分析机会主义得到克服的条件和对照状况，农业和农村反而有着特定的优势——社员长期相处条件下的信息透明，并会由此形成稳定预期和自我约束的低成本执行路径。
由此，农业或者农村的管理结构，即便从主流经济学选择的克服机会主义行为这个狭隘视角出发，也需要一种干部及其管理行为，都全部内在于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过程的有机组织形态，实现政社合一，干群平等。农业生产与农村生活，都从属于熟人社会的信息透明网络本身，就是一个显著不同于陌生人社会的起点和要点，这个恰好也是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盲点或者刻意遮蔽的地方。
农村熟人社会可加强互相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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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说，主流经济学只是按照当时的政治需要——集体农业必须解散的政策——去设计有关的意识形态话术，并没有联系前人的学术积累和相应的经验事实，展开过认真的学术分析。这样，林毅夫等人的所谓研究成果，就是从机会主义不为零的前提假设出发，推导出一个“主体以其机会主义选择创新了结构约束条件”之后并永远地停留于机会主义潮流之中的结论。依据这个推论，个体完全自由且结构永远无效，机会主义最终将会主导和决定一切，从这个结论出发判定集体农业完全不可行。
如果这样的分析成立，实际上一切管理或者市场，都没有能力把机会主义行为空间压缩为零，必然地没有可行性，而结构则永远是由充满着机会主义意志的个体所决定。这样的主流学术，还长期霸占权威地位，会不会有点搞笑？
恰好，林毅夫推荐的退出权，并不足以惩罚机会主义。相反，重复博弈（不许退出合作社）才是从非合作博弈走向合作博弈的关键前提，而保留退出权恰好助长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对于这一点，美国学界已有人在早期指出林理论的缺陷。其中，董晓媛表示这个退出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说不通的地方。林本人应该同意这个批评意见的，他把董的文章译成中文收在自己的书里。虽然如此，国内主流对农村合作化的叙事还是建立在林的理论上。
【文/老田，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食物天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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