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社会不平等的扩大，美国社会陷入一种分裂性、对抗化的社会发展危机之中。新冠肺炎疫情放大了美国社会潜藏已久的社会不平等危机。在美国社会两极对立格局下，不管拜登政府推出何种试图破解两极分化、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政策，都难以撼动美国已固化的不平等制度体系。垄断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理人试图缓和社会矛盾进行自救的做法，终究是徒劳的。所谓缓和社会矛盾的救济政策为高通胀埋下了伏笔，社会不平等进一步加剧，民众面临新的生存危机。事实表明，“东升西降”的趋势更加明显，“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对比更加鲜明。
【关键词】美国 社会不平等 社会发展危机 两极分化 “西方之乱”
作者简介：马峰（1982-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上海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北京 100732）。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化，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一些西方国家在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长期存在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美国社会发展呈现出一幅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图景，不但不平等问题十分突出，而且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泛滥，中产阶层塌陷是社会不平等在社会结构上的显著表现。事实上，从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到2020年出现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美国社会已陷入一种分裂性、对抗化的社会发展危机之中。不平等不仅存在于社会现实中，而且还通过一系列机制以“民主”程序的名义固化下来，成为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的合法存在。不平等形成一个巨大的“鸿沟”，分属于“鸿沟”两侧的人群从价值观、社会行为模式到政治态度都存在难以弥合的对抗性分歧，每个人、每个群体、每个集团都活在各自编织的价值观和话语体系中。
在不平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采取了“美国优先”“内病外治”的做法，拜登政府则延续了这一做法。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一方面，美国企业倒闭的速度和规模超乎想象，大量民众长期失业，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另一方面，2021年上半年美国人生活困难的情况依旧十分普遍，仍有2000万成年人所在的家庭没有足够食物，1140万成年租房者无法按时交纳房租，面临被赶出出租屋的风险。新冠肺炎疫情、三轮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等因素叠加导致美国港口拥堵和供应短缺，进而推升美国通货膨胀率，进一步加剧了困难群体的生存压力。新冠肺炎疫情愈演愈烈难以控制，在造成美国民众重大生命损失的同时，社会不平等进一步加剧。所谓缓和社会矛盾的救济政策为高通胀埋下了伏笔，进一步加剧了普通民众的生存危机，使得“美国之乱”成为世界发展不确定性的最大来源。本文试图分析美国的社会不平等现状，探究其发展趋势，吸取其发展教训。
一、美国社会不平等的现状
美国社会不平等现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今天美国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变化的趋势有关。1947—1973年是美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比较好的一个时期，即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时期。数据显示，这一时期美国经济普遍繁荣，各个人群的收入基本上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年均增速超过25%。1973—1979年，美国生产力增长乏力，再加上多次石油危机的爆发，美国经济受到沉重打击，从此美国人收入增长变慢且不平衡。1979年之后，美国人收入增长总体变慢，具体人群出现严重倾斜，高收入者收入增长幅度大大高于中等收入者，最穷的人收入下降。
美国总统拜登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发展脉络：1948—1977年，美国生产力增长了100%，工人的工资也增长了100%；自1979年以来，生产力的增长速度是工资增长速度的4倍。“以前，如果你努力工作并为企业的成功作出贡献，你就可以分享成功，就可以在中产阶层中占一席之地，但是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他的话从侧面说明，自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时期结束至今，美国社会不平等状况愈演愈烈，中产阶层的萎缩是其社会不平等扩大、两极分化社会格局形成的显著标志。这种趋势变化在图1和图2中得到体现。从1970—2019年美国收入不平等与财富不平等的变化趋势来看，前10%和前1%的人群拿走的收入和财富越来越多，美国社会整体财富向上倾斜的态势十分明显。这一变化的起始点是在1979年左右，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收入前10%和前1%的人群在危机中基本上没有什么损失，经济复苏的成果也被社会顶层的人群拿走，中间收入或低收入人群没有或者很少分享到经济复苏的成果，这在图1、图2显示的趋势中是十分明显的，无论是在收入占比方面，还是在财富占比方面。在华尔街制造的危机中，富人占有的财富越来越多，穷人或者中间阶层的生活却愈发困难。与2009年相比，2010年美国所创造的额外收入中的93%都被最上层1%的美国人所占有，而穷人和中产阶层的财富则因房价下跌而消失殆尽。到2010年，企业CEO与普通工人的年薪比率达到243∶1。2007年，大约57%的资本收入被最上层1%的群体所占有。最上层1%的群体大约得到了自1979年以来资本收入增长部分的7/8，而95%的底层人群得到的资本收入增长部分还不足3%。更多的钱和财富向上层流动，更多的人向社会底层滑落。
第二，自1979年以来，美国已经形成一种政治不平等固化经济不平等、经济不平等反过来深化政治不平等的制度机制，导致社会不平等危机愈演愈烈。严重的不平等给美国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除了图1、图2的趋势变化之外，社会现实层面的损害更加直观。与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时期相比，今天美国因绝望而死的人的比例更高，占政治经济优势的白人群体也不例外。1990—2017年，45-54岁的白人中因绝望而死的人数增加了两倍。此外，自杀、药物、酒精的泛滥，特别是阿片类药物的滥用，投射出美国社会特别是底层社会因不平等所导致的严重的分化和痛苦。一项研究表明，1970年后出生、受教育程度低于学士学位的人，其自杀率明显高于1945年后出生的人，且高于1970年后出生、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位的人；在1945年之后出生的人群中，无论受教育程度高低，自杀率差异不大；在1970年之后出生的人群中，自杀率不但处于上升区间，而且2010年之后明显升高，且因受教育程度的高低而出现明显分化，自杀在没有学士学位的白人中正变得越来越普遍。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动荡导致其不能再为成员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彻底打乱了社会底层本就生存艰难的生活。近30年来黑人和拉丁裔因药物、酒精、自杀所致的死亡率低于白人的原因在于，早在20世纪早期他们就遭遇了今天白人群体受到的打击，他们的生活境遇早就因歧视、不平等的制度而处境艰难，而受教育程度低的白人今天遭受的打击只是比黑人和拉丁裔晚了几十年。
第三，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还体现在普通美国家庭的生活境遇上。生活标准的下降既体现在经济上，也体现在现实的社会模式中。在经济社会不平等的压力之下，美国年轻人也在“回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与父母住在一起，25—34岁的男性中大约有19%的人选择与父母住在一起，超过2005年的14%，同一年龄段选择与父母住在一起的女性也从8%增长到10%。这打破了我们对美国社会模式的传统认知，即孩子年满18周岁后离开家庭独立生活。此外，美国社会日渐分化出“穷忙族”与“富闲族”：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全职工作，甚至兼职从事很多工作，但收入仍然不足以让他们及其家人摆脱贫困；另一方面，富人阶层掌握大量财富，依靠继承和财富收益就可以轻松过上舒适、体面的生活。到2013年，美国“穷忙族”的人数增加到4700万，每7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穷忙族。1/4的美国人即使全年从事全职工作，他们的收入也不足以让一个四口之家的生活水平高于美国联邦政府规定的贫困线。而“富闲族”不事生产，却拥有巨额财富。美国即将经历规模巨大的代际财富转移，研究表明，到2061年，继承人继承的财富总和将达到36万亿美元。
第四，以所谓“最平等”的成功机会为代表的“美国梦”离现实越来越远。“父母比以前更辛苦了，但孩子的情况并未因此改善”。今天，美国青年在离开学校、踏入职场之际所负担的助学贷款债务，成为其生活难以为继的重要方面，更何况还有越来越多家庭的子女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早在20世纪80年代，父母的收入水平就已经成为子女能够进入名校的一个有效预测指标。1982—1992年的十年里，这一指标的重要性翻了一番，此后不断提高。美国顶尖学校带有阶层偏见的录取标准带来了更广泛的经济社会不平等，从学校到劳动力市场再到职场发展，形成了一个顶级工作、顶级薪水职位“双重过滤”的机制，求职者的初始经济社会地位，也就是“出身”，决定了他或她的未来走向。
二、美国社会不平等现状成因分析
在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时期，美国经济给美国人带来希望。人们努力工作就有回报，谁付出越多，得到的回报越多。大部分人努力工作，日子越来越好。游戏规则基本上也是公平的。美国实际工资水平前所未有地增长，使得高中学历户主的家庭能够搬到快速扩张的郊区生活，白领和蓝领成为不断扩大的中产阶层的主要来源。“‘二战’结束后的30年中，美国造就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产阶层。当时美国经济规模翻番，普通美国工人收入也随之翻番”。那时，美国寒门子弟成年时晋升为中产阶层的概率高于50%，而今天43%的寒门子弟将终生贫困潦倒。为什么美国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一个缔造大量中产阶层的时代？为什么美国又会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产生一个社会不平等日渐严重、中产阶层消逝的时代？其实这两个问题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第一，罗斯福新政推行的政策对战后美国中产阶层的壮大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时期，美国在短短数年里创造出中产阶层社会，除了战后重建和经济社会恢复性增长的客观原因外，实际上带有资本主义改良性质的罗斯福新政也发挥了重要的制度改革作用。美国经济史学家劳迪亚·戈尔丁和罗伯特·马戈最早对此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罗斯福新政创造的收入分配相对平等的状态持续了30多年。除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罗斯福新政最重要的内容在社会改革部分，包括《国家产业复兴法案》《国家劳资关系法案》《公平劳动标准法案》等。它确立了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和超过40小时要强制支付15倍工资的现代制度体系。《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为大量“二战”老兵提供了上大学的资助，使得1940年占美国12%的人口得以完成高等教育，为战后美国经济的恢复与腾飞储备了大量高素质人力资本。此外，罗斯福新政也制定了成立工会和工会加入自由选举的新规则。强大工会的存在极大地提高了劳工阶层的议价能力。工会参与选举的政策，使得工会发挥了巨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同时，民众也担心失去罗斯福新政赋予的各种权利，因此反对新政的人越来越难以赢得民众的支持。这使得罗斯福新政的政策在30多年的时间里基本得到维持，民主党和共和党也难得地实现了所谓“平等年代”的合作。
第二，新自由主义拆掉了罗斯福新政以来形成的政策体系，为“美国之乱”埋下了伏笔。新自由主义以一种全新的价值观面目出现，形成意识形态领域新的政治正确，借此否定罗斯福新政所代表的价值观，为取消罗斯福新政的政策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事实上，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工会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削弱，工会成员减少，工人议价能力削弱，中产阶层在代表自身利益的政治议价层面日渐式微，失去了对资本的制衡因素。富有阶层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了越来越多的经济成果，从而又进一步强化了手中的权力。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发生深刻变化。为了扭转经济的“滞胀”，以“供应学派”为代表的经济主张成为里根政府的政策导向，“小政府、大社会”成为当时流行的政策方向。这种主张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为很多国家所认同和采纳。但是，这一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不但给有关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而且正反噬美国自身。
新自由主义拆掉罗斯福新政的内容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政治逐步向右翼转移。政治的右转导致社会准则发生变化，“暴富限制”被放松，最高税率被大幅度削减，金融监管制度被放松，这成为高层收入突然增加的主要原因。从里根政府给富人减税、削减穷人福利开始，小布什政府的两次减税，里根政府和小布什政府缩减社会保障的尝试，使美国社会日渐形成一种更加偏向富人的新体系。
作为民主党政府，克林顿政府尽管坚持所谓进步理念，但仍不忘讨好华尔街，完全没有纠正偏向富裕阶层政策的打算，反而将美国经济交给金融垄断资本的高盛党人来管理，解除了政府对银行体系的管制，并商定了加速产业空洞化的自由贸易协定，而美国中西部的“锈带”——罗斯福新政曾经的大本营——被搁置在一旁。克林顿政府的政策被同为民主党政府的奥巴马政府所继承，这些政策使工人群体，特别是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生活条件日益恶化，使他们成为特朗普潜在的支持者。特朗普政府对内推行超自由主义政策，对外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更大大放松奥巴马时期针对银行业、采煤业、油气工业的种种限制，并且采用了当年反对罗斯福的一群孤立主义者的口号“美国优先”。很多失去工作或感觉被经济全球化抛弃的人支持他。但是，特朗普只是利用这些人的不满情绪，为自己及其背后的垄断资本集团谋取利益。他不仅没给穷人带来希望，而且带来更大的社会不平等。自此，美国创造了一个体系，这个体系让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推行政策的真正赢家是富人和精英阶层，“让所有人从中受益”的政治口号已被事实证明是自私自利的无稽之谈。在这个体系中，正义的缺失与收入、财富、权力的不平等一样普遍。
第三，1979年以来，所谓“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的价值观之争成为引发美国社会发展危机的重要原因。价值观之争的实质是美国不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在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时期，美国中产阶层欣欣向荣，形成了一个典型的中产阶层社会。人们产生了强烈的经济平等感，民主党与共和党在政治上没有大的冲突，在很多内外政策上达成了一致，在价值观上保持一致。但是，之后这一切发生了改变，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政治上，美国出现严重的政治极化，“保守派”与“自由派”尖锐对立，政治不平等、经济不平等、社会不平等紧密相连，从高层一直延伸到民众日常生活层面。研究表明，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两极化总是如影随形。在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时期，美国经济发展是均衡和相对平等的，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与两党合作的黄金时代大致是重合的。而不平等扩大之后的周期表明，伴随着经济不平等的日益严重，两党也从合作走向了极端的政治对立与政治极化，其政策走向和价值观也有了根本的不同。
三、拜登政府难以跨越美国社会不平等的“鸿沟”
美国经济社会存在的问题实质上是“两个美国的对立”，一个是富人的美国，一个是穷人的美国，其背后是一个不平等的美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者将矛头对准了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美国成为1%群体所有、所治、所享的国家，年轻的抗议者提出了“那99%的群体”的口号。1%与99%群体之间的对立成为横亘在美国社会中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且呈现制度化、体系化的特征，现任拜登政府也难以跨越。
第一，拜登政府庞大的政策愿景达不到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妄图自救的目的。自竞选美国总统开始，拜登就将其政策主张的重点放在了着力解决新冠肺炎疫情、经济衰退、社会不平等方面，形成了所谓“重建美好生活”的政策议程。“重建美好生活”包括《美国救助计划》《美国家庭计划》《美国就业计划》三个方案。《美国救助计划》主要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其目的在于向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美国人提供直接救济，意图拯救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美国经济。《美国家庭计划》主要针对长期影响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等问题。拜登认为，目前大多数美国人正在努力满足基本需要和支付基本费用，生活困难，经济不仅不公平而且不可持续。因此，《美国家庭计划》集中在影响中产阶层扩大和繁荣的教育、医疗保健和儿童保育等方面，被拜登称为“一代人仅有一次的投资”。《美国就业计划》的重点是“创造数百万个良好的就业机会，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其目的在于以美国历史上自“修建州际公路和赢得太空竞赛”以来从未有过的方式投资于美国的基础设施和创新领域，使美国处于领先地位。
拜登的政策内容雄心勃勃，但是在现实中并不像他所宣称的那样。这一政策的重点是在美国中产阶层身上，以期取得罗斯福新政扩大中产阶层、重构橄榄型社会结构的效果，促进美国社会发展更加平等和均衡，重塑“美国梦”的价值观。但是，随着美国中产阶层的消逝，进入中产阶层的难度加大，“美国梦”是否还真实存在成为普通美国人心中的疑问。“今天，在很多家庭看来，‘美国梦’已成为一场噩梦。人们感到生气、沮丧、恐惧，因为他们并不知道等待孩子的是什么样的未来。”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使得美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的可持续性都受到了挑战：富人变得越富，而其他人却面临着与美国梦不相称的困苦”。可见，面对美国社会已经两极分化的现实，拜登政府的庞大政策愿景根本化解不了社会不平等危机，也不可能弥合美国已经分裂的社会现实，其缓和社会矛盾的效果也是有限的。
第二，社会不平等被政治不平等深度绑架，面对政治极化的美国政治现实，拜登政府的政策难以为继。拜登政府首个通过并实施的计划是《美国救助计划》，但是这一高达1.9万亿美元的计划在美国参议院是以和解程序的方式通过的。这意味着，它是民主党通过议席优势在没有共和党支持的情况下强行通过的。时至今日，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人还在质疑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有效性，认为“选举是被民主党操纵的”。这是美国两极分化的政治现实，即利用固化的政治权力去修改规则，进而形成规则固化，彻底剥夺中产阶层及以下阶层改变规则的参与权力，将政治不平等、社会不平等以“合法化”的面貌固化下来。拜登难以撼动美国已经固化的利益格局，他的“重建美好生活”政策只是大把撒钱，试图用政策赎买方式缓解社会矛盾的策略标本皆不可治。
作为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副总统、近40年的美国参议员，拜登经历了美国中产阶层变化的历史过程，并参与其中。他的“重建美好生活”政策建立在不反对华尔街的基础之上，在这样的政策取向下扩大中产阶层只能是一个梦想。这一政策不具有改革的彻底性，最终占优势的还是富人群体。拜登所代表的民主党擅长进行带有“进步主义”色彩的包装，其政策更虚伪、更具迷惑性，本质上仍然是垄断资产阶级利益划分、资源再分配的工具。
第三，拜登政府是社会不平等体系的一部分，它不可能也不会推动带有彻底的社会改革性质的政策。它不可能既让富人利益不受损，又让穷人进入中产阶层。这涉及在制度层面如何“分蛋糕”的问题。美国社会已经建立起一个向上倾斜的“分蛋糕”模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拜登政府难以撼动固化的利益格局，其背后的政治极化也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弥合的。在今天的美国，面向富人群体的增税是一道很难逾越的“红线”，而减税则永远皆大欢喜。
近40年来，面对中产塌陷、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拜登政府不是第一个提出扩大中产阶层、重建中产社会政策的政府。2009年初，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相关的执行备忘录，并建立了“白宫中产阶级工薪家庭工作组”，让中产面临的问题成为美国国家公共政策的焦点，其主要目标是为中产阶层工薪家庭确保一个安全的未来。但是，奥巴马政府并没有落实为中产阶层提供实质性保障和长期物质支持的重大公共政策。多数人认为，今天的美国中产阶层仍然处于困境之中。直至特朗普任期结束，美国的不平等现状仍没有任何改变，中产阶层依然是不稳固的。拜登的执政理念难以跳脱一些固有的框架。在已然固化、分裂的政治经济格局面前，对于实现扩大中产阶层、“重建美好生活”的目标，拜登在其四年任期内能做多少、能走多远，前景并不乐观。如果在2022年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失掉本已脆弱的国会控制权，那么拜登政府接下来的任期将面临更大的执政掣肘，“重建美好生活”还是一个未知数。目前，不管特朗普能否“强势回归”，他背后的选民和认为自己利益受损的人或许都会让其代言人回归。“美国优先”已经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正确”价值观，拜登也在执行着没有“美国优先”口号的美国优先政策。
四、美国社会不平等发展趋势
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美国长期存在的社会不平等，激化了固有的社会矛盾。社会不平等影响到普通美国人从就业到租房等涉及生存的各个方面。“重建美好生活”中的部分内容重在救助新冠肺炎疫情下生存压力巨大的中低收入阶层。但是，这种救助政策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美国社会不平等的现状，更不可能缓和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今天，美国社会不平等发展趋势愈演愈烈，美国陷入“美国之乱”的社会不平等发展陷阱难以自拔。
第一，美国社会结构已经固化为“那1%”与“那99%”严重对立的社会不平等社会，这一长期发展趋势导致的结果短期内难以改变。在社会不平等状态下，大部分人群重新进入贫困或者生存不稳定的状态，恐惧与不安全感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他们本已严重的生存危机；而1%的人的财富却在危机与新冠肺炎疫情下持续增加。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社会不平等日益扩大，50—70年代美国社会普遍团结、各群体普遍“富裕”、中产阶层壮大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两个美国”之间政治上与价值观上的对抗也就有了现实的经济基础。以美国共和党为代表的“保守派”竭力否认美国存在贫富分化的情况，他们不但质疑统计数字，而且认为，在经济大增长的情况下，在美国这样一个社会流动性很高的国家里，收入分配是无关紧要的。其背后是自里根以来形成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背后是利益集团，是一张张选票所绑定的资本利益。
第二，社会不平等在美国演化为意识形态对立。每种意识形态背后绑定的是既定的、固化的利益格局和制度体系，无论谁执政都难以撼动。当今美国社会以意识形态划界，“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对立。在美国，简单的“减税”与“加税”就可以看出拜登政府所在的阵营与所谓的“保守派”阵营之间从政策、价值观到选民结构的区别。近期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对此拜登政府采取颁布行政命令的方式予以对抗。可见，美国左、右翼围绕“堕胎权”等展开的意识形态之争和政治对抗十分剧烈，矛盾难以缓和。特朗普背后还有7000多万选民的支持，“白宫的主人被大约一半的美国人以及他们选出的国会议员视作不合法，这种现象在‘七国集团’（G7）的其他成员国中是不存在的”。
第三，拜登政府政策先天不足，不仅难以改变美国社会不平等现状，而且会制造更多的混乱。拜登政府所面临的执政环境或许是近40年来美国历届政府中最具挑战性的。单从内政来看，既有当下新冠肺炎疫情给美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严峻挑战，也有长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等所激化的社会矛盾，还有特朗普政府激进政策留下的一个从上到下更加撕裂的美国社会。拜登通过“重建美好生活”三大计划试图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的负面影响，克服美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导致的严重不平等问题，力图实现美国从上到下和从左到右的“团结”，进而实现美国的重建，让美国在21世纪的大国竞争中始终居于世界领导地位。但是，无论是新冠肺炎疫情下美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失灵”，还是长期积累的根本性问题的爆发，都使拜登面临着困难重重的执政前景。而且，他的计划和方案在推行的过程中带有“妥协”的性质。单纯靠庞大的公共财政支出计划和个别关于警务改革、反对种族歧视的法案，不但难以改变美国已经固化的阶级、阶层与利益格局，而且面临着以共和党保守派为代表的政治极化另一极的严重掣肘。
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事实上采取“躺平”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策略的情况下，拜登政府采用强财政刺激政策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力图扭转40年来严重不平等导致的发展困局。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导致的发展高度不确定的时代背景下，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政策或许会进一步放大已存在的不确定性，制造新的混乱。在拜登政府“重建美好生活”执政理念中，有一些政策是回归美国传统“自由派”政策的内容，也有一些政策是对特朗普政策的纠偏，但其政策的实质是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化的背景下，拜登政府的做法无论是在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都是激进的和不负责任的。它们会给美国社会带来什么，给国际社会带来什么，其影响有些已经出现，有些还在演化之中，但美国国内的政治对立和社会大众的分裂状态没有多少改变。
第四，以资本为中心是美国社会政策的实质，美国人民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政策实施对象，社会不平等对美国民众来说不仅是当下的，也将是长期的，“高通胀”的美国正在酝酿新的社会不平等危机。当前，美国通胀率居高不下，普通民众生活成本不断攀升。财政刺激和货币宽松政策双管齐下，加上美国债务水平持续上升，这在给美国民众带来生活压力的同时，也必然给全球经济稳定运行带来风险。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为了促进经济复苏，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采取了零利率、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以及巨额财政赤字等政策。即便如此，这些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也没有根本好转。拜登政策的危险性可能远高于特朗普，单纯靠强刺激财政的手段来解决长期问题，即通过政策“赎买”来应对系统性的经济社会问题，特别是制度危机，而不进行必要的、广泛的社会改革，这样的计划难以从根本上起到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美国最近的一份民意调查表明，高达60%的受访者不认可拜登的工作，只有28%的受访者认可拜登对经济问题的处理，高达71%的受访者表示不希望拜登连任。当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美国避免经济衰退的机会微乎其微。据美国《纽约邮报》网站报道，美国新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再次上升，达到2021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如果经济继续萎缩，像2022年第一、二季度那样，失业率可能会变得更糟，而且“华盛顿绝对不会施以援手”。在此背景下，美国国会通过《通胀削减法案》，并经拜登签署成法，以应对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一法案虽然是以抗通胀之名而通过的，但更多的是美国民主党“偷梁换柱”的杰作。有分析人士认为，出台该法案是民主党为中期选举拉票之举，很难真正缓解美国当前的高通胀困境。现在，美国通胀外溢，在转嫁美国国内债务危机等矛盾的同时，也会在经济脆弱国家和地区引发新的地缘政治冲突，甚至加剧原有的地缘政治冲突，成为社会动荡发生的诱因。美国“重建美好生活”的代价不应该是别人不美好，但拜登政府并不关注这一点，以美国为中心才是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及其代言人的根本出发点。
尽管不少美国有识之士呼吁精英们立足国内问题推行重大改革，但是这在固化的利益格局面前无疑是困难的。“美国今天的问题不仅仅是政治上陷入僵局和落后于时代的失败，一个旨在保护多数人不受少数人侵害的制度已被推翻。大多数美国人现在担心的是要如何才能保护好自己的利益不被少数人侵犯。而少数人已经掌握了权力，并且正在利用权力永久地固化自己的权威。”美国的政治与民众已经被民粹主义情绪所包裹，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和拜登希望在“重建美好生活”的过程中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有所克服，但是历史留给美国精英解决自身问题的“机会之窗”不会太长，“东升西降”的趋势将更加明显，“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对比将更加鲜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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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小阿瑟·M施莱辛格：《美国的分裂：对多元文化社会的思考》，王聪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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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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