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壮的最后一搏 ——评优秀传统京剧《打渔杀家》

　　悲壮的最后一搏

 

　　——评优秀传统京剧《打渔杀家》

 

　　自是梁山余寇，那堪伺驾当途。英雄流落反江湖，会饮夕阳荒浦。

　　休论神仙皇帝，打渔终被人渔。杀他一地黑葫芦，夜海横刀归去。

 

　　——调寄《西江月》(观京剧《打渔杀家》)

 

　　本人于文艺是个门外汉，但有一端嗜好，就是观赏京剧。趁着这节日长假，把一点观剧的随想贴出来，也算是献给朋友们的礼物。

 

　　从小爱读《水浒》，长成爱打抱不平，也上过山、造过反，也题诗、也发配，自然是喜欢水浒戏。而若要评选优秀剧目，我便投《打渔杀家》一票。此剧和《水浒》沾一点边，不算正宗“水浒牌”，但比其他水浒戏都要好。

 

　　这戏好就好在：讲了阶级矛盾如何在生产活动中产生和发展，讲了国家与革命的关系及暴力之必须，还讲了失败后继续革命的问题。这后一点尤中我意。可能是生长于英雄没落之地的缘故吧，较之于革命胜利后的张扬，我更喜欢研究革命的失败。而《打渔杀家》讲的就是梁山起义失败后，那些不愿被招安的“余孽们”顽强生存和继续抗争的故事。

 

　　“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打渔杀家》正好从这条历史的主线入手，不是为儿女私情，不是为功名利禄，也不为什么意识形态，仅仅因打渔而杀家，因生产关系而展开阶级斗争，上升到暴力革命，所以抓住了那个时代阶级斗争的主流和实质。这是该剧不同于其他水浒戏的地方，难能可贵。

 

　　清末的余治先生，鉴于镇压长毛之经验，尤其恼恨这出戏。他在《翼化堂条约》中说：“《打渔杀家》以小忿而杀及全家，……藐法纪而炽杀心,更适足开武夫滥杀之风，破坏王法，端在于此”，他呼吁各地应“立议永禁”(《得一录》)。

 

　　在“家有千担粮，前仓堆后仓”的剥削者眼里，些许渔税银子真算不了什么，为这点儿小事而大开杀戒，实在有违“普世价值”，甚至够得上“恐怖主义”的罪名。可是，正如戏主人萧恩所言，“天旱水浅，鱼不上网，”生计且难，哪里交得起渔税?而稍请宽宥，则有群凶暴打上门。到官府告状么?结果却是“吕子秋为官不正，仗势力欺压我贫穷的良民;上公堂他那里一言不问，责打我四十板就赶出了头门”。这就完全断绝了萧恩们的活路。而“不做这河下生意，却拿什么度日呀!”——这是“小忿”吗?

 

　　湖南花鼓戏也有同一剧目，那里面葛先生的一段唱词，虽带着痞气，却暴露得更为充分：

 

　　收税是件快活事，

 

　　耀武扬威鹰见鸡。

 

　　生意好歹谁管你，

 

　　莫少东家一分厘。

 

　　少了分厘灾祸起，

 

　　不死叫你脱层皮。

 

　　砸你门来封你店，

 

　　拿你财物抢你妻。

 

　　东家好将阎王比，

 

　　判官小鬼，我们的!

 

　　人民是理解这些事实和道理的。该戏后来非但一直未被禁绝，反而成为各主要剧种的保留剧目而长演不衰。几乎所有的京剧表演名家——马余杨麒谭，梅尚荀程张——都偏爱这出戏。老一辈艺术家大都是穷苦出身，演绎起来自然得心应手，声情并茂。经过他们的再创作，该剧更显出经典魅力。时至今日，剧本又被选入中学语文课，真可谓家喻户晓。这现象表明,《打渔杀家》里的确有着一些耐人深思的东西。

 

 

 

　　宋江起义事，有见《宋史》和《大宋宣和遗事》记载。而梁山演义，则本于民间艺人说唱。至元末施耐庵首开小说系列之滥觞，此后续家蜂起，版本纷呈。流传较广的有：《水浒》(七十回本)、《水浒传》(一百回本)、《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回本)、《水浒后传》(四十回本)，以及近人梅寄鹤先生发现的《古本水浒》(一百二十回本)等。其中又以《水浒》(七十回本)和《水浒传》(一百回本)两种最为流行，且引起五百年后的举世大争论。

 

　　施耐庵本人就是一个造反派，参加过元末农民大起义。他的进士学衔，系张士诚的私立学堂所授，国家不承认。从现有资料看，大革命失败后，施氏有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以我揣度，那完整的水浒故事，应由聚义(即《水浒》七十回)、行道(即《古本水浒》的后五十回)、招安、余绪这样四个部分构成，暗合“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的逻辑，全本当有一百五十回到一百八十回之多。想是施老先生力不从心，只写到行道为止，且有虎头蛇尾之嫌。

 

　　招安和余绪诸章节都是由后人续写的。那招安的途径，《宣和遗事》记载为张叔夜所迫降，这和施氏的原设想一致(公孙胜的留帖和卢宋二人的噩梦)，但不知什么缘故，后续者均不采纳。另一途径就是走李师师的后门，罗贯中便循此续写了《征四寇》五十回(四寇者，方腊、田虎、王庆及辽也)。这五十回续前七十回，便合成一百二十回的《水浒全传》，刊行时去掉其中征田虎、王庆的部分内容，就是百回本的《水浒传》。

 

　　那结局又有两种，一是为皇室效忠(如《征四寇》)，一是把这些人全都杀掉(如俞万春的《荡寇志》)。

 

　　金圣叹删批《水浒》七十回，只取故事最精华部分，至于行道部分，或因原本行笔粗糙，或觉得情节雷同(类似《西游记》的八十一难)，所以删去了。而招安一节，依金氏之为人性格，当然是没有比有好。

 

　　余绪部分即《水浒后传》，是由明末义士陈忱完成的。这又是一位造反派。篇头诗曰：“千秋万世恨无极，白发孤灯续旧编。”该书自阮小七梁山泊祭灵始，继而愤杀蔡京爪牙张干办，邂遇孙新、顾大嫂，隐居太湖捕鱼为生。后来联络李俊、乐和等人再次举义，处死了蔡京、高俅等四奸佞，并投身于当时的抗金战争。故事的结局相当滑稽，说这伙人迫于形势，弃寨突围，竟跑到暹罗国(今泰国)建立起根据地。李俊当上了国主，还获得高宗皇帝的册封，继续“替天行道”。颇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意味。更有新意的是，还有一批“红二代”如花逢春，原对立面如扈成等人，也加入了革命队伍。有人说，《打渔杀家》里的萧恩即是阮小七的化名，而《水浒后传》中并无《打渔杀家》的故事，但二者的旨趣确是相同的。

 

 

 

　　我所感于《打渔杀家》的，还在其艺术上的震撼力。既有《锁五龙》那种决绝的豪气，又带《白毛女》中彻骨的柔情。然其境界远高于《锁五龙》，而寓意更深过《白毛女》。

 

　　这戏虽由《庆顶珠》中的两折合成，但全无其他折子戏的那种斫痕，而是圆满地表达了主题。全剧共分六场：

 

　　首场是个楔子，混江龙李俊和卷毛虎倪荣出场。这两人一登台便宣示主旨：“蟒袍玉带不愿挂，流落江湖访豪家”。可见，他们并非是“闲无事江边走走”，而是暗怀着“串联”这个真实意图的。

 

　　第二场展现萧恩父女打渔的场面，与李倪二人相会于湖畔，适逢葛先生讨渔税，双方发生争执，显出爱憎分明的阶级界线。该场戏为全剧点睛，也是艺术巅峰之处。最大特点是设计简洁、语言明快、用意深邃、套路开放，通过演员的精湛表演，便给人以绝美的享受和感染。

 

　　在众多文艺创作中，贫门女总是真善美的典型，而父女情尤为作家所眷顾，如后来的《白毛女》，《红灯记》，都是如此。

 

　　萧桂英和父亲萧恩的两段对唱，最显演员功力：“——摇橹催舟顺流下，江水滔滔卷浪花。劳碌不分冬和夏，父女们打渔度生涯。”“——父女打渔在河下，家贫哪怕人笑咱。桂英儿掌稳舵父把网撒，年纪迈气力不佳。”这唱段设计何等巧妙：不单表现出父女相依为命、生活之艰辛，更突出他们勤劳、善良、正直的品格，再配以如画如诗般的场景，又暗示劳苦群众本身就如滔滔之水，寓含“既可载舟亦可覆舟”之意。

 

　　萧恩同李、倪二位的对话编排也颇具匠心，寥寥数语便将当时的社会环境、人物性格、思想倾向交代得一清二楚：

 

　　李、倪：萧兄为何这等懦弱?

 

　　萧恩：他们的人多。

 

　　李、倪：你我弟兄也不少。

 

　　萧恩：他们的势力大呀!

 

　　李、倪：欺压你我弟兄不成!

 

　　萧恩：这就难讲话了。

 

　　起义者之间生死与共的战友情谊，通过萧恩一句由衷的自语(“——这才是我的好朋友哇!(笑)哈哈......”)，加上女儿桂英那句至理的唱词(“知心人说的是知心话”)，表现得淋漓尽致。

 

　　最后是萧恩那苍劲有力的一声叫散：“猛抬头见红日坠落西斜!”——令人玩味无穷。

 

　　限于篇幅，其余各场毋庸赘述，简言之：第三场是揭露反方阴谋，通过丁员外父子同葛先生、大教师的对话，披露阶级斗争的实质，豪绅渔霸同官僚机构的关系，以及经济矛盾上升为暴力对抗的必然性;第四场是正面冲突。开头那段脍炙人口的唱段(“昨夜晚吃酒醉......”)，京剧各老生流派都奉为经典;第五场是个过场，反方早已预设了“明日送他到有司衙门，打他几十板子”的阴谋，只是萧恩此时还全然不知;第六场是全剧的高潮，从抢原告出首到奋起杀家。

 

　　出首这个情节，反映出萧恩思想的局限性，即对官府和旧法制仍存有幻想。这一点，连李俊倪荣辈也不例外。如第二场中，他们追究渔税的来由，也要问“可有圣上旨意?”“可有户部批文?”底层人物的觉悟有一个过程，这种情节安排是不可或缺的。当他们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走投无路时，便义无反顾地去“杀家”了。

 

 

 

　　鲁迅和毛泽东都指《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然而，反了皇帝又待如何?刘邦、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都反皇帝，为的是自己做皇帝——“反皇帝”同反皇帝制度完全是两码事。宋江们的“聚义”迟早是要转变为“忠义”的。我把这种转变称之谓“农民起义性质异化规律”。就其过程而言，“农民没有文化”，而无文不能治国，当起义农民一旦取得初步的胜利，他们的领导集团就必须向地主阶级学习“治国安邦”的各种本领，包括政权体制，统治艺术，经济政策，文化思想。一些加盟入伙的“饱学之士”，就成为传授这种文化的“军中之师”，而封建的传统伦理便是最基本的教材。通过这种“学习”，起义农民的精英集团便“上升流动”到统治者的地位。对这些人来说，革命胜利了，但于整个阶级而言，革命失败了。用今天的时髦话说，这个过程叫做“告别革命”。

 

　　皇帝制度的基础是地主阶级的生产方式，承认皇帝制度就是承认这种生产方式。

 

　　纵观人类社会历史，每一种生产方式的发展与转变过程，都可以分为量变阶段和质变阶段。由此，阶级斗争也分成两类：甲类，同一生产方式内部的阶级，如奴隶与奴隶主，佃农与地主，雇佣工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乙类：代表新旧两种不同生产方式的阶级，如地主与奴隶主，资本家与地主，以及他们同各种小生产者之间的斗争。

 

　　甲类阶级斗争并不改变生产方式本身，因而，作为反抗这种生产方式的劳动者阶级，总是失败的一方。那每一次抗争的结局，或是被镇压下去，或是在旧的生产方式内更换一批统治者。《打渔杀家》一类农民阶级斗争，搞了几千年、几万次，也无外乎这两种结局。

 

　　只有为改变社会生产方式而进行的乙类阶级斗争，才可称之为真正的革命。历史上的地主阶级和资本家阶级都有过这种荣誉。这种阶级斗争的结局，就是旧生产方式中对立的双方同归于尽，代之以新生产方式中的阶级对立，从而使整个社会得到革命的改造。

 

　　迄今为止，一切被剥削阶级所举行的革命，都属于甲类阶级斗争。这些革命不是死于失败，就是死于胜利。所谓死于胜利，即不是整个被剥削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而是其中一部分人——革命的既得利益集团——上升为统治阶级，于是社会的一切很快恢复原来的样子。

 

　　但说到改变旧生产方式，却不是单靠棍棒刀枪可以做到的，这有赖于生产资料技术属性的进步。否则，奴隶主社会不可能进步为地主社会，地主社会也不可能进步为资本家社会;旧的阶级即使一时被消灭，还会再次冒出来，复辟。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农民曾多次地举行起义，统治者也多次被消灭——中国有二十四史，就算二十四次，其实不止——但只要还存在宗法式的地租经济形态，那农民起义或改朝换代的结局，都只能是新一批地主阶级上台。直至出现了大机器商品生产，资本经济取代了地租经济的地位，这才最终根除了地主阶级。

 

　　所庆幸的是，今天的无产阶级，正处在一个不同于它的前辈的、生产资料技术属性飞跃发展时代。新的技术属性已使生产资料越来越无法为私人所占有，生产活动亦将从有限的社会化扩大为完全的社会化，社会剩余的丰度也达到足以消灭强制劳动的水平。同时，掌握新技术的无产阶级，获得了以往一切被剥削阶级所不具有的社会组织能力，开始由旧生产方式下的阶级向创新生产方式的阶级转变。于是他们所进行的阶级斗争，也将实行由甲类向乙类的转化：不仅同旧生产方式的代表资本家阶级作斗争，而且要同一切企图上升为社会绝对方面的准阶级作斗争。这实质上就是终结私有制和一切阶级的阶级斗争，具有根本性的革命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