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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牛先生:特别关注(续)

2013-03-06 19:02:05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阿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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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这个人哪,不服命不行。他们学校的魏老师,不论是数理化还是英语、俄语都很优秀,人也朴实,只钻研业务,也很敬业,从不过问政治,他们还很谈得来,就是有些性刚。“文革”之初,魏老师和他一样,没有张贴过大字报;就因为魏老师性情刚直,得罪了有些人,这些人就组织召开他的批判会。魏老师在批判会上咋会服输?于是人家就组织了他的“批判专栏”,可是几天没人贴他的大字报。这样,魏老师自己在他的“批判专栏”写大字报,并且成立了造反派,他成了造反司令。因为站错了队,魏老师被捕入狱,坐了70天的牢,戴手铐50天,出来后,被提拔为学校革委会主任,相当于今天的校长。粉碎“四人帮”后,魏老师又在“清理三种人”运动中被捕入狱,刑期2年半。1980年出狱后,魏老师奔波上诉15年,1995年平凡了,政府给他这15年的牢狱之灾补偿了3千元,重返他们学校,但已到了退休年龄,只是给个名誉。在他住院期间,魏老师还来看望过他。不过,76岁的魏老师现在已经灰心于一切,专心在家里练功养生。他说:“只有把身体养好了,才不枉一生。”

半年前,弟弟突患脑溢血不幸病逝,给他带来了无尽的伤痛。不过,既然农村教师成了没娘的孩子,弟弟的病故也没人“特别关注”,侄子就可以继续领取弟弟的退休金;农村生活水平也不高,还可以贴补他们一家老小的正常生活。

…………

 “政府的情义领了,我就不去了吧!刚从医院出来,也没别的问题,不就是个骨折吗?”老朱说。

从市里到县城还有20多公里的距离,他和女儿住在四楼,自从晨练骨折以来,他连楼还没下过。

 “找个车也得去呀!您不是常常巴望着领导关心吗?”

老朱摇着头:“领了,领了,情义领了,就不去了;政府也没亏待于我,给政府节省一份体检费吧!”

过去,谁有个病痛,政府实报实销;谁需要住院,领导就会让会计带上现金到医院缴费,报销后再归还单位,不需要家属操心医药费的事,甚至,如果家属没时间陪护,单位领导还会派人陪护呢!

 “医改”以来,政府取消了这份福利。平时的药费从工资里扣一部分,政府再补贴一部分,打进医保卡供你使用;如果急需住院,那就不像从前,单位不再有这份义务。单位所用开支都要经主管县长审批,财政局才会给你发款,而且专款专用,单位领导也没权力动用单位资金,否则就是“违反财经制度”,要受到纪检部门审查,严重的还要受处分。你大病需要住院,首先要到社保部门提出申请、批准,指定你到哪一家医院,当然需要个人垫支,这叫“大病统筹”;而且,现在医院的好多费用“社保”不给报销,需要自付;医院呢,也实行“自负盈亏”,“改制”了,一切“向钱看”了,就不践行“革命人道主义”了,必须先交费,没有费用了立刻停止用药。当然,他是“离休老干部”,不需要担心这个,医院还特欢迎他们这个群体:无论怎样用药,都不会发生“医患纠纷”,由政府包着呢!

他们单位的付老师,比老朱还大十来岁;这老头儿干板正直,工作认真业务强,书法、文学创作、棋艺堪称一流。他离休后,领导让他发挥余热,负责他们县的“函授站”,付老师很乐意地接受了;六十多岁的人了,不仅一本一本给学员们的教科书上签写名字,还经常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到学员家里收缴作业。后来因身体不好,一直住在医院的“老干部病房”,和单元房大致相似;7年前财政大清查时,他已卧床不起,组织上在医院给他照了相。几年前,付老师过世了,老朱还和同事们一起参加了付老师的遗体告别仪式。

老朱一个同事的父亲是老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级别当然比老朱高。政府对他们的待遇是“包养”,包括配偶;老两口儿不想和孩子们住在一起,便“以院为家”了。他们也住在“老干部病房”,政府还给他们配有“生活服务员”。据同事说,政府领导曾多次做老爷子的工作,情愿给他一次性付清几十万元现金,他老人家却坚持不回家——当然,这是十几年前的事了。这些人呢,最受医院欢迎。

他和付老师这类“离休”群体与老红军的待遇当然有距离,那些人比他们贡献大,他们不能攀比;政府能够负责他们的全部医疗费,虽然不配“生活服务员”,不负担生活费,他们已经感到很知足了。

其他的同事就更不行。比如说,5年前,老伴儿住了两个月医院,按规定,报销比例是95%,可是,七除八扣,最后只报销60%几,自己还需要支付30%多。他们学校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历史教师,也是他的学生,马有信,脑梗了几次,住了几次医院,现在眼睛几乎失明,为了看病,把在学校买的家属房也卖了;学校呢,请病假还要扣除15%的工资,雪上加霜。乡村教师报销比例就更低,像孙光显老师那样在企业退休的就更惨——要说,遇到小毛病还支付得起,如果是大病,那就没辙了。

要说,医院也有他们的苦衷。自政府推行“医疗产业化”,医院需要承担很大一部分的“自负盈亏”。更新设备,医护管理人员工资、福利、奖金从哪里来,都是绕不开的现实事。医院院长和他讲:“不是我们不践行‘革命人道主义’,赔不起啊!我们曾多次遇到过这类事儿,比如说,病人痊愈了,欠下医疗费偷跑了,医疗费追不回,只有赔;病人没看好,你不仅要不回医疗费,家属还要向你索赔呢!朱老师,您是政协副主席,县级领导,您说,让我们怎么践行‘革命人道主义’?我们不怕你们这些老干部,最怕的就是工人农民,还有教师,包括那些小公务员——遇到这类事,我们赔不起啊!”

当时老朱问他:“我觉得不是大家承受不起医疗费,医疗费水分太多,一个感冒上百元,一个阑尾炎超千甚至几千,货不真价不实,群众有意见。”

医院院长慨叹:“朱老师啊,您是‘骑驴的不知赶脚的苦’啊!政府拨款有限之极,单位这么多的开支从哪里来?那些欠我们的医药费用什么填补?”

老朱就无语了。为此他也曾多次在政协会上呼吁,没用;后来他调侃道:“政协会议就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谁不说?’”所以每次政协会议都开得很热闹。

有一次年终的离退休老教师座谈会上,一个学校领导问他:“朱老师,过去我们的工资也不高,除了学校工作,还有忙着家里的责任田,然后几个朋友弄上几个小菜,几两二锅头下肚,轻松愉乐,从没感觉过累;今天我们的工资也高了,生活也好了,工作也比那时轻松多了,责任田也不用人力了——可是,为什么总感觉得累?”

是啊,“为什么总感觉得累?”老朱沉思了。过去,政府政策留给你的空间,除了工作还是工作,该涨工资的时候会计就会给你如时如数上报,有了病、家里有了事,单位都会为你提供帮助(那年他修建房屋,刘校长还特意给他找了运输建筑材料的车辆,同事们也积极为他提供义务帮助),孩子上学更不用个人操心,更没人敢钻政府的空子——现在谁来管你?连晋升职称都在钻空子作假,用钱买,咋会不累?

老朱笑笑,说:“有同感,主要是心累。”

…………

由于他的坚持,女儿也同意了他的意见:“不去不去吧。不过,以后您可不能再提政府不再关心你们‘老干部’的事喽?”女儿笑着和他戏言。

女儿去做饭,他继续他的《特别关注》;然后是儿子的杂文集,之后读《炎黄春秋》,心里总感到别扭:“《炎黄春秋》怎么总和共产党、毛主席过不去呢?”

老朱的祖辈都是农民,父亲从祖父那里继承一手高超的木工技术:打造马车;旧社会曾在中原地区开过3家马车铺——老朱常自诩:相当于今天的3家拖拉机或汽车制造厂!只是父亲命苦:年青时受父母之命娶梁氏为妻,不料梁氏夫人却在青春年华之时猝然辞世;后来,父亲继娶张氏,生下一女,就是他的大姐;张氏夫人也命比纸薄,生下大姐便匆匆离世。父亲身心残遭打击;之后,父亲又续娶陈氏,但不久陈氏夫人又饮病身亡!直到1928年,36岁的父亲苦尽甘来,与他18岁的母亲结为患难夫妻,相伴终生。

母亲敬老爱幼,和睦乡里,待大姐像亲生女。她辛勤地操持家务,为一家十几口人(祖父祖母、大姐以及父亲的徒弟)做饭洗衣;她伺候老人,看护孩子,把徒弟们视如亲生,徒弟们也把她看做亲娘。父亲脾气暴躁,有时生气打了徒弟,母亲便拼力保护。但母亲也命比黄连,她老人家一生生育了10个子女,留下他和弟弟及五个妹妹,还有大姐,一个哥哥和两个弟弟均在二、三岁因病夭折。

有一年,父亲在汤阴县一位名叫王保玉的老中医家里做工,两人很投缘;王先生得知父亲的不幸经历后,便赠送父亲医书(至今他还保存着王先生相赠父亲的《牛经》、《马经》、《针灸大成》、《本草纲目》等),教授他医学,父亲欣然接受。父亲除了打造马车,兼学医,善针灸,人畜皆医,好多疑难病症父亲都能一针见效、起死回生;但父亲只开药方,不收费、不售药,赢得四方乡亲的赞誉。解放后,父亲还为新中国的互助组、合作社、生产队开启木工作坊,传授木工技术,为农村的经济生产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于19711220日凌晨不幸病逝,母亲也在84岁高龄寿终正寝。

在他八九岁的时候,日本鬼子占领了中原地区。父亲停止了他的木工作坊,带领全家逃荒。更不幸的是,爷爷在马车生意火红的时候还沾染了鸦片。父亲带着他们一家人出外打工,逃到哪里就给人家造戏车、马车。父亲打造的马车独具特色:旧社会没有轮胎,车轮子都是木制的,父亲做的马车经久耐用,尤其是戏车,走在路上车轮能够发出音乐一般的声音,颇受主人欢迎;当然,这些都是大户人家所需,所以,无论到了谁家都包吃包住,临走还会给一些小米,或散碎银子,但人家不会负责爷爷吸食鸦片。

那一年,三妹还不满1岁,他们一家逃到灵宝县;父亲找不到活做,一家人就没了饭吃;眼看着活活挨饿,有一大户人家要收买他的三妹,“价钱”都搞好了:三斗高粱。母亲却突然变卦:“死活都要在一起!”——幸而当年母亲的坚决,不然,现在还不知三妹会流落何方!

后来,听说家乡稳定了,父亲带领全家回到家乡。此后,父亲在家里重开马车铺,还把他送到学校上学。父亲重男轻女意识比较重,思想也比较保守,总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不让大姐和妹妹上学。

再后来,父亲又在家里添置了土地和耕牛,一家人的生计就不成问题了。

土改时,大姐已出嫁。父亲响应党的号召,带头交出土地和耕牛。新政府看他有文化,安排他到学校教书,主要工作就是扫盲;弟弟和妹妹也都上了学——这年他还不满18岁。次年,政府又安排他到县简易师范进修;接着,开国大典,举国欢腾,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建国后,爷爷戒掉了鸦片,一家人总算安定下来:有饭吃,有地种,有房住,有学上,还有安全感……

接着,他从简易师范毕业;因他踏实好学,成绩优秀,属于“根红苗壮”,党和政府又把他推荐到师范学院学习,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县一中工作,之后和老伴结婚成家。

老伴是一位大家闺秀,学校领导介绍的,小学教师,俩人一见如故;这样,老两口一路走来,一晃就是几十年……

所以,老朱一生对党充满了感恩和敬仰。过去一直搞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他没机会能入党,也自觉和党员距离很远;不过,党和政府对他的工作成绩没有视而不见,给他安排了一个县政协委员,之后是常委,直至副主席,在工作岗位上一直工作到66岁才正式“离休”。之后,在他积极迫切要求下,党组织正式接纳他为一名共产党员——那是1997年的七月一日,和香港回归同一天,这是他一生最幸福荣耀的日子,他在把这个日子聚焦为自己的第二个生日……

孙子打电话来了,女儿把手机拿给他。

骨折以来,儿子一家天天打电话问安。女婿曾给他买过手机,他不用:“也没有什么事,打什么电话?”有事就用家里的固定电话;所以,这次女婿没有强行给他买笔记本电脑。而他现在不能“自主”了,儿孙们的电话都打给女儿,然后交由他接话。

接到孙子的电话,老朱很是开心:“让桐桐跟我说话。”

桐桐是他的重孙子;人老了,就想的是下辈人。

孙子说:“桐桐补课去了,晚上让桐桐和您视频啊!”

又是问安祝福——除了这些,还是这些;心意领了,可是,俗不俗?

他总是说:“你们别担心我,做好你们的事情,没事就别浪费电话费了。”

刚挂了孙子的电话,外孙女又打来了——烦不烦?

又过了一周,女儿说:“你们单位又来电话,说本周六早上七点前必须到县医院参加体检,否则就停发退休金了。”

老朱放下手中的《特别关注》,摘下眼镜——这一次,他恍然了。

那是7年前,2004年春天,全县组织一次大检查,叫“财政大清查”,要求各单位对所有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照集体相、拍摄近照,还要求本人亲笔填写一张个人履历表:目的是要堵塞财政“黑洞”,清查那些人已亡故仍然领取工资或退休金的人员,说白了,就是看看你是否死了还在领取着财政工资……那一次,据说全县清查出十几个死人领工资的事例,还有吃空饷的。老朱的两个同学被查了:一个是在农村教书的老夏,过世3年没上报,给查出来了;一个是在什么局任职会计的老马,他10岁的孙子吃了5年的空饷……

——这次是不是也是这样,借口年终体检“特别关注”关注?

只有服从组织安排。

体检前必须空腹。这天一大早,女儿为他穿好衣服,女婿在单位借了一辆面包车,还临时请了两个小伙子帮忙。大家把他和轮椅从四楼抬到楼下,之后,又把他和轮椅抬上汽车,风尘仆仆来到县医院。

单位领导、人事局、教育局领导都在。因为他们是“补检”,需要等,等给别的单位体检完毕,才能挨上他们。

好在遇到多年不见的老同事、老领导、老熟人、老学生,当然,他们有些不在教育系统工作——看来,这次和7年前一样,凡是吃财政饭的都在“被”体检之列。

久违的大家像过年一样兴奋,畅所欲言。麻局长精神气色都很好;辛校长换了膝盖骨;老万中风瘫痪了,也是儿女们推着轮椅过来的;老古两次脑梗,走路说话不着调;老唐糖尿病后遗症,两只眼睛几乎失明;老胡歪嘴斜眼都不认识他了;还有那个顾德英,他的学生,在法院工作,还是个副院长,说今年春天得了心脏病,在北京做了“搭桥”手术;小赖也是他的学生,做过财政局长,退了,病恹恹的,脸色乌青,说是去年患了“亚急性肝坏死”,从死神那里逃了回来,现在每月还得吃一千多元的药,最近在服用保健品;小牛老师虽然精神气色还好,大概也有50多了吧,也拄着拐,问他,他说得了股骨头坏死,医生让他股骨置换,需要6万元,没换;马有信也来了,他女儿用三轮车带他来的,看不见路。还有辛峰,也是他的学生;这孩子从小贪玩,不知道学习,初中毕业上了技校,烹饪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县委食堂做厨师,也快退休了吧;5年前脑血栓,在医院昏迷33夜,差点没回来;辛峰见到老师,当然很激动,说:“有好几个在学校学习比我好得多的同学上了大学,毕业后分到企业工作,后来都下岗了,还不如我呢!”他还说,在县委食堂工作,烟酒都是公供,养成了抽烟喝酒的习惯,每天5包烟、一斤多的酒,与此后的“三高”和脑血栓不无关系……他们这些人都是上次没来参加体检的,大多数健康的同志已经体检过了。

大家聊得很开心,老朱也从来没有如此开心过。

10点多的时候,一个人事局的领导过来告诉他们:“今天轮不到你们了。医院准备有套餐,你们先过去吃点套餐,然后回去等候通知吧。”

这就纳了闷了:“不是你们通知我们来的吗?”大家议论纷纷。

领导说:“这是他们通知有误;只有这样了。”

用过套餐,大家一一握手道别。女儿女婿们又把他和他的轮椅抬上汽车。

——看来果真又在“查人头”啊!

老朱又想起一件事:几年前,哪个地方记不准了,他们也是每年年终都要给退、离休老人照相片;有的随儿女居住不在本地,那就必须按照要求,让本人手拿指定的报纸或当期的杂志照相,然后把照片寄回单位,上交组织,以“验明正身”——前几天,老朱还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有一个地区把高科技引入年终“盘点”:以后的年终“验身”使用指纹验点……

呜呼哀哉!你老朱还巴望人家“特别关注”您这个“离休老干部”呢,人家现在财政吃紧,没功夫“关注”你的“生活”,而是“特别关注”你的“死活”啊……

老朱竟突然联想起半年前死去的弟弟,不禁慨叹:“老弟你好苦的命……”

早饭后,女儿上街购物,老朱便坐在电脑前关注他的“特别关注”;听到屋门声音,他知道是女儿购物回来,没在意。

“老爸,您看谁来了?”

老朱转脸看去,眼睛一亮:是二妹夫妇,激动地摇着轮椅过去。

二妹夫妇赶过来,拉着他的手:“大哥,您怎么样了?”

“坐了坐了。”老朱让过二妹夫妇坐了,女儿给他们沏了茶水,老朱说:“给你二姑、姑父做鸡蛋水,他们好吃鸡蛋水——这么远,几十里路,咋来的?”

“现在坐车很方便,十来分钟一班。”

“也不打电话让去接你。”

“你接我呀?”二妹和他打哈哈。“你现在怎样了?”

“病来如山倒,祛病如抽丝嘛!没有一百天好不了,何况我都八十了!二妹,你比我小两岁,今年也七十八了,还来看我!”

哥妹俩拉起家常。

二妹说,家里都好。老大老二还在盖房班做瓦工,老三还在跑运输,刚被选作村长,老四还在南方打工,儿媳们都在村上的厂里上班。大女儿两口儿今年养了一百多头猪,二女儿还在跑药,三女儿的商店还凑乎。

“他们都行,大哥您别操心。”

“你现在呢?”老朱问妹夫。

“还在村上打扫卫生,一月600元。”妹夫说。

“还在干呀?干到啥时是个够?”

“他歇不住,一歇就出毛病。”二妹打哈哈。

“你们轮到谁家了?”

“老三家。”

“还是一月一换?”

“哦,现在吃喝不愁,多享福啊!”

老朱眼圈一酸,想落泪。

是啊!那时候,父亲带着他们全家逃荒的情景又浮现他的脑海,恍若昨日……

大姐和5个妹妹都生活在农村。老朱15个外甥15个外甥女,今天这个结婚,明天那个盖房,还有孩子们上学,都要来找他这个“有本事”的大舅借钱。自己也真的是没多大“本事”,尽其所能了。那年,大外甥在县城卖家里责任田种的桃子,被城管和税务几家执法部门罚款,来找他这个“有本事”的大舅。这样的事还好处理,那些人大多是他的学生。可是有些事就有些难为情:老妹的儿子学习不好,非要当兵;老妹说当兵需要花3万块钱给人家送礼,求他这个“有本事”的大哥帮助;老朱不好意思向人家开口求情,羞涩地把家里仅有的1万多元给了老妹。大姐有病住院,子宫癌,外甥把积蓄花光了还不够,老朱也把积蓄全部拿出,之后还向同事伸了手,也没有留住大姐……

老朱从兜里摸出200元钱塞到二妹手里:“自己买点东西,多保养自己,别心疼钱。”

“大哥您别操心我,我不缺钱。”推着不要。老朱硬塞到二妹口袋里。

“老爸,小曹打电话说厂里有事,中午不回来了,咱们吃饭吧。”

小曹是女婿。

“当!当!当!”

有人敲门。开了门,大侄子提着两个沉沉的编织袋进来了。

弟弟生养21女。大侄儿养了一儿一女,两口儿都在村里一家个体企业上班,一月能挣一千多元。前年弟弟的孙子结婚,女方除了要4万元彩礼,还要求盖一座楼房,需要二十来万,否则不结婚,可把二弟难为的。老朱让女儿、儿子共同凑集,二弟盖了楼房、娶了孙媳——老朱一直认为,半年前二弟突然得病去世,跟这事有关联,所以老朱对这个孙媳一直没有好感。现在政府又要查人头,二弟的退休金又要没了——咳咳!

“来就来了,还拿什么东西!”老朱埋怨侄子。

大家坐了吃饭。

“你妈身体怎么样?”

“我妈很好,在家里做饭洗衣,还在院子里种了各种蔬菜,这不,我妈让给你们捎来的,各样都有,我妈说市里的菜太贵。”

二弟在村里教书一辈子,过世的事情人人皆知,学校是不会通知他们体检的。咳!

老朱心里想着二弟的事情,该怎样向大侄儿开口。

还没等老朱开口,侄子说话了:“大爷,田田打电话说她一边上大专,还可以兼学本科,学费3500元,她也报了名。刚刚开学拿走6000元,现在家里一点钱也没有了。”

田田是孙女,今年考了个三本,学费贵,上不起,选择了大专。

半年前弟弟患病住院,抢救了半个多月,花了一大多的钱,还是走了。还有盖房、孙子结婚吃面借的债——咳!

二侄儿大学毕业后在市里一家企业打拼,今年都30了还没结婚。春天二侄子来找他,说要在市里买房准备结婚。老朱只有让儿子和孙子在南方想办法。

老朱看看女儿:“想办法凑吧。”

 “现在政府给公职人员集体体检,就是查人头,你爸的事怎么办?”老朱问侄子。

侄子似乎感到突然,脸色突变,抬起眼睛看他。

老朱明白:一旦查出来,弟弟的退休金就完了。这件事还这么严肃,怎么办?

 “大爷你想办法吧,我能知道怎么办?”

老朱只感觉心里乱懆懆。他一生不吸烟不喝酒,这时候他真想吸口烟或喝口酒。

“这样吧:你在家里找一个和你爸年龄模样相仿的,顶替一下?”老朱问侄子。

“人家发现了怎么办?”

“只有这样了。”

不知不觉都过了元旦了,虽然老朱生活依旧,自然还不能自理;有一天,他耐不住,就问女儿:“上级怎么不再通知体检的事了?”

话音刚落,电话就打过来了,还是周六早上七点前报到县医院,空腹。

这天,女婿又在单位借了车,还是那俩小伙儿帮忙,一行4人再次把他和他的轮椅从四楼抬到楼下,再抬上汽车。

大家来的都很早。

先登记,然后填表,然后单位领导签字证明。完成了这一系列程序,就是照相,他同事调侃说这叫“验明正身”——这是“主题”。

接着进入正式体检:抽血,内外科,心电图,耳鼻喉,透视……一系列。折腾完毕,用套餐……

老朱感到心凉……恍惚间,女儿告诉他,刚刚又接到通知,上级组织他们旅游,要求自垫费用,然后有单位报销。

老朱想:老两口儿都这个年纪了,也曾多次到过那里观光,就不去了吧。

女儿打听了一下,这次活动带队的是他的学生,明取,任职教育局的人事科长。老朱让女儿给明取拨通电话。

明取说:“朱老师啊,这次活动是市里统一组织的,任何人不得请假。我给华林局长请示一下吧。”

明取知道:华林局长也是朱老师的学生。

老朱似乎听到明取和华林的对话:华林局长让明取把老朱夫妇的所有费用全包了。

明取对老朱说:“只有如此了。”

他们“被”加入了旅游队伍。

儿子好像也知道了他和老伴儿旅游的事,一直打电话追问,说“需要的话,我们一家立即飞回来陪你们。”惹得老朱心里很烦,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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