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反思我们的文艺(二) ——第八次川渝新左翼文艺讨论文集

　　反思我们的文艺(二)

　　——第八次川渝新左翼文艺讨论文集

　　(按语：)

　　这是以同题展开的第二次讨论。文艺所涉甚广，提的问题也深，一次两次，实难竟其意。我们此前开始列出的一些比较具体的可以谈的现象，如文学界的“诗人比读者多”现象;绘画界的拉帮结派、故弄玄虚;音乐界某些作品的孤芳自赏、空洞无聊;影视娱乐明星的腐化堕落;借助生造“丑星”肆意羞辱民众问题;广大群众被文艺抛弃的问题;裸星事件和一些出格的行为艺术等等，因我们群友素来感到无比厌恶，因此所掌握的资料很少，故几乎难有具体触及。至于导致这一切纷如蚊蝇的混乱丑恶的前因后果，要详加辨析，明确裁定，一时也有困难，就我们自己之间，还常作纷纭之争。但这些，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有益的，是我们由外行进入文艺的台阶，是打开我们思想之门的钥匙，也可能成为我们探询重建新左翼文艺的路径。因此可以肯定说，这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本次讨论会于2013年2月17日下午2点，在成都市百果林举行。主持人：田锋。参会人有：田锋、倪剑雄、赵永健、韩非、张建华、李牧檄、徐波、刘亚玲、陶文君、任砚旭、李永康、金龙。不能到会的重庆朋友项仁、宪徽、黄河也发来了稿件。

　　会议六点结束。

　　座谈会概要(部分未经本人审阅)：

　　张建华：就影视剧谈一下,首先文艺的娱乐性是无可厚非的,应该的正常的,但是就怕的是把娱乐性变成愚民性，那么这个社会就可悲了，娱乐性应该站在历史的负责的高度来创作。其次就是文艺本身就带有阶级性，阶级性就是一个是非判断的标准。第三就是文艺衡量的标准应该有我们中国自己的标准，不能用西方的文艺标准来衡量文艺的价值，而西方的评价标准肯定就是有他自己的阶级立场，是我们应该警惕的。第四就是我们这个经济的资本主义化能够全面展开，其实也是先从思想文化和舆论上开始的，所以我们左翼应该汲取这个经验和教训。

　　倪剑雄：我想谈的题目是，文艺为什么渐渐远离我们。首先是社会发展导致人们生活的变化使人们疏远了文艺，比如戏剧和电影的衰落都是如此。其次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导致普通人生存压力的增加，大家时间越来越紧张，越来越丧失闲心，也使人对文艺的疏离，许多老百姓的精神生活脱离严肃的文艺，大多沉迷于游戏或者麻将等粗劣的娱乐不能自拔。第三是中国文艺界创作思想整个脱离了群众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追求的是一种自己小群体的自由创作，导致人们看不懂、不习惯看那些文艺作品。第四就是文艺创作和活动常常是只注重经济效益而忽略社会效益，导致无法反映老百姓的真实生活的文艺作品创作出现。我希望我们左翼的文艺，应该更加解放思想，拓展创作空间，但也应该更加了解国家的有关政策和法规。文艺是深厚的、宽广的，更是严肃的。

　　赵永键：我认为我们的新左翼的主要成绩就是网络宣传，在思想和经济领域的反思，包括我们成都这个圈子，网站就是我们取得成绩的一个重要阵地。我们搞的文艺就是为新左翼运动服务的，能够把政治和生活连接在一起的重要手段就是要依靠文艺，历史上的“五四运动”就是一个典型。文艺是人内心世界的一个外在反映，我们这个社会虽然感觉文艺好象很繁荣但是人们又普遍的感到空虚。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推动文艺虚假繁荣后面的推手就是资本，正是由于这个市场经济的无形的手才导致了文艺的低俗化娱乐。但是娱乐本身是没有错的，我们要批判的是被扭曲的娱乐，重要的是娱乐过程中要关注人的内心世界。

　　李永康：我认为任何文艺作品都代表了一定的阶级立场，不是什么去政治化，去宣传化。我们只要还举着社会主义的牌子，我们就应该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和文艺宣传。我们的文化现在已经变成了转基因文化，导致我们的文艺创作失控，往落后庸俗的方向转。文艺的娱乐化是肯定需要的，因为这也是精神的需要。小时候看过不少的文艺作品，我们所接受的都是一些正面的教育，正义的影响。我工作下岗后看到了身边的下岗工人失业精神失常，病痛活活折磨死亡等等给我很大刺激。所以我愿意为我们这个社会的种种不平呼吁，愿意写文章揭露社会现实。

　　任研旭：我认为我们的文艺应该揭露一下饮食文化方面的弊端，现在中国人好多年轻人都崇尚西方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什么肯德鸡，汉堡包之类的，对我们自己的饮食完全持排斥心态。尤其是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更是完全西化，一买东西就要西方外国名牌，国产的统统看不起，弄得来真的成了只买贵的，不买对的。西方人的消费观念就是这样在毒害我们的年轻人，甚至吃的药都要吃贵的，但是贵的毒性也大了嘛。我去年面瘫，被熟人介绍去大医院看病吃药，结果吃了就不行，面部感觉更加不适，我马上就停了，自己找偏方弄黄鳝血涂抹，结果现在基本正常了，医院开的药根本就不吃。所以现在有的人总是相信大医院，有些人甚至感觉被大医院医死了都是光荣的，得个病都想得个名牌，太可悲了。我有一个亲身经历的病例，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医院的黑暗。有一个铁二局的职工因为输尿管有问题，进院后医生就喊他割肾，他就住我旁边，他说要准备割肾，我就喊他把他的化验单拿来看，我感觉没有那么严重，就给他说老天爷给每个人两个肾都是有用的，那里能说割就割了的哦，万一割错了其不是一辈子就完了。结果他听我劝不做手术了，把医生气惨了，手术准备都作好了。我就劝他去重庆三军医大再检查一下，结果他去了后做CT才发现是一点炎症，医生给他开了十多块钱的药就吃好了，他非常感谢我。像这样的例子我还有好几起，我是久病成医，对西医我是一直持怀疑态度，一般都相信中医，中医才是我们国家自己的宝库。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文艺能够多揭露这些社会现实，用具体的事例来创作作品才有真正的影响力。

　　李牧檄：小丑和戏曲里面的丑角给人们带来快乐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了，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里都出现这样以丑化的形式进行娱乐，可见这并不是巧合，而是更深层次的人性问题——愚蠢、无能和丑陋总能带给其他人更多的快乐，哪怕它颠覆了人们的价值观、冲击着社会道德底线。而今天在资本为王、追求商业利益的最大化的娱乐界，“庸俗、低俗、媚俗”的三俗文化如此泛滥，似乎就理所应当了，用其它方式讨好观众，总是需要更多智慧成本。

　　不止一次的听有人说文艺要去政治化，而且有些人也一直是这么做的，但当我在电影院被美国大片洗脑的时候，发现美国人依然“政治正确”——多么奇妙的轮回。美国电影全世界传递美国的“真善美”，现在看来，文艺依然要为某个阶级服务。曾经以为改开前文艺僵化是政治化的结果，现在看来我们需要开始向美国人学习。

　　为什么中国的主流文艺一直那么僵化，对人民大众的吸引力越来越低?我承认，主流文艺在刚解放的时候是有很大积极意义的，因为它教育了人民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但是到了今天人民还需要直接了当的教育吗?不，我们需要潜移默化、传递正能量的文艺。

　　大家都知道，人都是有缺点的，于是主流文艺中的“高大全”让人开始反感。一个简单的比喻，普通人都有10个缺点，“高大全”一个缺点都没有，于是人们觉得不真实;而三俗文艺的主角有20个缺点，于是在带给人们快乐的同时传递负能量。《亮剑》作为中国最受欢迎的电视剧之一，已经在全国重播过几千次，但是它传递给人们是正能量多还是负能量多的争论至今没有结束，李云龙身上的缺点是10个还是更多?真的很难判断。

　　我们需要能更好传递正能量的文艺。一个文艺作品，它的主角有5个缺点，是不是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相比“万里挑一”的好人，“百里挑一”的好人是不是更真实?我们应该怎样在“宣扬美德”和“贴近生活”中平衡，取得传递正能量的最优方案?依然需要大家进行思考。

　　刘亚玲：我喜欢文艺。首先我说美国这个国家的价值观和我们甚至和英法都不一样，它是一个没有祖宗的国家，它的诞生本身就带着罪恶。这个国家的价值观其实就是宣扬的动物性的享受，把人像动物一样的看待。我接触的许多资产阶级右派他们也看不起美国人的这种价值观。美国诋毁毛主席其实就是因为主席宣传人的自强自立，人要有高贵的精神追求，正是由于主席反对资产阶级的奴役人的价值观，毛主席就是违背了精英阶层的“潜规则”，他们才仇恨毛主席。精英阶层就是认为人与人是不同的，所以要奴役底层人群，把底层人群动物化。劳动人民因为文化修养不够，劳动艰辛需要放松，所以主要接受娱乐化的文艺，这个我是理解的。但是我反对那种把民工当动物一样的低俗文艺，赞成我们左翼多创作能振奋精神，积极健康，让人心情愉悦平和的作品。文艺肯定都是有立场的，不管现在的主流文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说到底都是为资本主义服务。所以舆论是很重要的，我们左翼群体也要重视这个作用，要想把农民工吸引到我们的阵营来，我们还是要用喜闻乐见的方式，争取他们。

　　陶文君：我很反感那种低俗的娱乐，我们需要真正开怀的发笑，而不是纯粹的庸俗逗乐。那种丑与美相互衬托，丑中有美的幽默和调侃才是有正面意义的。现在的娱乐很多是低俗内容，出名靠拜干爹靠敢于脱，很无聊，一些所谓的大腕的文艺没有留下什么回忆，一笑而过，没有什么正能量。其实这也是当前政治目的的需要，娱乐其实就是愚民，让年轻人麻木。加上生活的压力，忙着工作，没有心思去考虑这种现实。我前几天上街锻炼，看到一个70多岁的老大爷还在扫街，春节不能回家，很可悲。现在的年轻人要么打麻将要么打电脑游戏，都处于一种麻木的娱乐状态，还是一个愚民的目的。以前毛主席提倡一切为人民服务，现在都是为人民币服务。

　　金龙：我认为当前中国的文化糟粕其实包括中国的糟粕和西方的糟粕的混合体。我提倡的中国文化是非儒家文化也非西方文化，我们蒙古文化是建立在三皇五帝崇拜和藏传佛教的文化基础上。我提倡文艺上既要肃清西方的毒素也要肃清东方的毒素，中华文化应该包括少数民族文化。

　　韩非：今年春节前，我有幸在省体育馆观看了一场“城市春晚”，这台晚会筹备了一年左右，由成都、重庆、上海、北京、广州和深圳等16个城市联合举办，同时由这十六个城市的电视台现场直播，据说全国有三亿多观众可以收看到这次演出。对于“春晚”我早已不抱多大的奢望，所以对这次晚会起初也不抱太大的兴趣，以为它只不过是一台节前一些俊男靓女唱唱跳跳而已。但是，随着演出的进行，我和其他观众一样被舞台上一个又一个精彩的节目深深地吸引了，尤其是声光影营造出的那些美轮美奂的舞台效果与演员们精湛表演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晚会高潮迭起。

　　我注意到观众们对于那些格调高雅，意境优美的节目，都报以热烈地掌声和喝彩，以表达他们对这些节目的创作者由衷的赞美。而对极个别缺乏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节目却不感兴趣，特别是龚玲娜演唱时，很多观众发出了轻蔑的笑声。可见观众的欣赏水平是非常正常的，并不是像网上一些人说的那样：“现在的观众都欣赏水平很低，喜欢那些低级趣味的东西......”由此，那些持这类观点的人便把现在文化艺术越来越低俗化的责任推究到了广大观众的欣赏水平上。

　　通过这次观看节目时的亲身体验，我感到观众们是非常渴望看到那些具有深邃的思想性和精湛艺术性的文艺节目的。

　　项仁：文学艺术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统治阶级播撒什么种子，就好开出什么样的花。综观34年的“改开”文艺之花，那真的是“艾萧太盛椒兰少”，以丑为美，以恶为荣贯穿整个“改开”文艺的主线。从本次成都讨论会大家总结的“改开”以来发生在文学艺术中的各种丑恶形象来分析，所谓“改开”的路线方针政策，它所代表的阶级，在文学艺术上表现的淋漓尽致，赤裸裸、活生生。

　　1、艺人穷奢极欲、潜规则、吸毒、打架、性犯罪、自觉自发地形成的帮会等等，很好地说明了“改开”把人变成鬼的的特色社会腐 败大环境;

　　2、以丑为美，丑明星大行其道，不但没有人出来纠正、制止，反而推波助澜、愈演愈烈。证明了“改开”的失败与资产阶级文学艺术的腐朽反动;

　　3、裸明星的粉墨登场，以比乳房的大小论地位、搏名头、定价码，再一次地证明了这个执政党已经完全放弃了对文学艺术领域的掌控，任凭资本、西方把中国的文学艺术玩弄;

　　4、关于文学艺术脱离大众的问题，明白了谁主导文学艺术这个问题，就会明白为什么“改开”的文学艺术为什么会脱离大众、背叛大众、强奸大众了。

　　当执政党放弃了自己的政治信仰，信仰孔方兄、崇拜孔方兄，完全向资本投降，向西方的普世价值投降，完全地背叛自己的信仰，沦落为敌对阶级的奴才，被敌对阶级掌控，发生今天这样的所谓的“无产阶级的执政党”干资产阶级的事;文学艺术为敌对阶级服务，变成专门奴役、腐化国家和人民的工具，就可以理解了。

　　这正是“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为了巩固复辟、巩固复辟政治、政权，让“改开”的文学艺术开出罂粟花结出罂粟果是必然的。

　　田锋：我们讨论文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能寻找新左翼文艺的基本特点，基本原则，基本要求，为左翼文艺的复兴和发展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和理解。资本在控制文艺为少数人服务的同时也客观上导致了文艺走向了资本的反面--群众，有为大多数人服务的趋势。改开前的30年的有些文艺作品的确就我自己现在看起来形式有点僵化，我们应该要总结，避免我们现在的文艺创作出现这种缺点，“娱乐为表，严肃为里”的文艺创作应该是我们左翼文艺的方向!

　　[评论文章七篇：]

　　张建华：浅谈中国当前影视文化的娱乐性

　　中国影视文化是一个朝阳行业，至改革开放以来，除中央电视台外，各省、自治区、包括各市、县(区)都 有自己的电视台和五彩纷呈地电视节目。据相关资料统计全国各级电视台一年拍摄的电视剧约一万余部，是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五倍多，比欧美国家还要多出一倍左右。同时，中国的电影制作也是以每年30%的比例向上 增长，而中国的国家电影制作厂却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高峰期逐渐走向低潮。如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先 电影制片厂、珠江电影制片厂逐步走向低谷，三十几年来，没有拍摄出一部有影响力的故事片。相反，这些 电影厂在逐步走向电视剧制作靠拢。这样就形成了电视剧主导地位的局面。

　　改革三十年来，海外电影公司和私企股份制电影制作公司逐成上升趋势，海外、私营电影公司的投入，一般 都是以经济为主导的营销方式，他们大都以低成本、小制作为基础，形成文化产业链的经营方式，以获取最 大的市场效益为主。这样的经济为主导的制作、无疑就产生了无数低成本娱乐导向。如冯小刚的贺岁片，这 样的贺岁片在根本上以获利为主，其演员阵容强大，但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则不敢恭维。

　　当然那，在国人筹资拍摄的电影制作品种，也偶投入成本较大的作品，如《夜宴》、《卧虎藏龙》等，但在 艺术上则是过多的追求形体、视觉上的冲击力，而电影的根本思想性、艺术性确实平淡得很，看过《夜宴》 的人，除了对片中的画面觉得美而新奇而已，能留下深刻影响地久石堆《哈姆雷特》的中国版抄袭而已，这 更有拾人牙慧之嫌，让人贻笑大方。

　　中国的电影制作上，受到了美国和香港电影制作的影响较大，无论从画面、音乐、剧增，动作设计上都有美 国好莱坞、香港娱乐性的影子。欧美影片强调的是音响效果和画面的冲击力。当然这种技术的特技是电影成 功的一个方面。也是电影的完美释放，是值得肯定的一个方面。但就电影本身的思想性、艺术性却不是由一 个画面、一个动作、一个音乐背景能完善的。电影史一个综合性艺术。它涵盖了许多技术也艺术手段，但其 根本是在一个具有时代性、思想性的创作思路上完成的。如《魂断兰桥》，《巴顿将军》，中国的《白毛女 》、《上甘岭》鞥影片，可以称之为百年经典，其艺术魅力光彩夺人，影响了几代电影人的创作风格。这些 电影无疑是具有我们思考和保持一生艺术价值的影片。

　　香港电影史以娱乐性为主的一种探索，如以周星驰为主拍摄的影片《鹿鼎记》、《九品芝麻官》等影片其喜 剧是其创作的一个方面，而戏剧的元素无厘头却是周星驰演艺风格之一。香港作为一个世界通商港，五湖四 海、天南地北的人云集在这一弹丸之城。香港同时也受西方殖民已久。东西方文化混为一体，香港电影业既 有东方传统儒家思想为一脉，同时也有西方的人文价值观为主体。它所拍摄的电影，电视虽是中国人文题材 ，但却多用西方经济价值为准绳。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娱乐、搞笑成了香港电影、电视的一个制作 方向。电影搞笑、电视剧以戏说为主。在荒谬无讥中追求经济，追求名星，成为香港电影、电视的时尚。

　　影视剧片面的追求戏说，搞笑它本身就失去了其艺术的严谨和完美，历史不能戏说，思想不能搞笑说教，那 么电影的票房来于哪里，那就是明星制。由众多的明星汇集在一部影视作品中，形成明星大阵容，不管这个 明星是什么造型，是什么风格，最适合什么角色，都以充数、豪华阵容为主线，形成所谓的明星团队，以提 升经济价值。如中国拍摄的严肃题材，献礼片《建党伟业》就是一个范例，无数港台，外国明星汇集在一个 作品中，形成了不伦不类的大杂烩，成了联合国部队，新的八国联军，这无疑是对《建党伟业》的极大讽刺 。且不说这些明星中对中国革命有多少了解，怎么理解这个历史创举，就单从这些演员的素质而论，他们对 中国共 产 党有多少了解，是不是认同中国共 产 党的发展史，这样从思想上不统一，不了解的人去演一部严肃 题材的作品，无疑是可笑的。这也是能以娱乐性来注释的吗?可谓荒谬之极。

　　明星制与电影表演艺术家有着根本的区分，明星就是当红的一个演员，只能说明他在一部影视作品中的出色 表演，而这个演员对社会制度、艺术追求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认识，他是一个市场经济价值观的代言人，是 以片酬而决定扮演的个体人，他本身不具有独立的为社会服务的自觉性。而电影表演艺术家则是在社会形式 上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追求的人，是有信仰和追求的艺术工作者，他通过思想认识，通过深入生活锻炼，能 在多个电影作品中，塑造饰演各类电影角色，而他们这样的作品则不以金钱为主，而是以艺术性，思想性去 饰演各个艺术角色。通过对角色的演示，揭示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问题，宣示他们的政治观点和艺术观 点。这样的演员无疑是最优秀的艺术家，是任何明星都无法超越的艺术工作者，这就是明星与艺术的区别。

　　影视作品的娱乐性是建立在对生活中对一些事或物、事件或人的批评与注释，不是单一的娱乐性，是以娱带 乐，如我们五十年代拍摄的喜剧片：《游园作梦》、《大李、老李和小李》、《一个理发师》等喜剧作品。 其幽默语言和形体表演深深地打动了亿万观众，人民通过观看影片发现了生活中的不道德的思想和言行，批 评和教育了人民的某些随意性，鼓励人民向有道德的人学习，无论在工作中，生活中都要做一个健康、活泼 、有思想爱劳动的人，这样的以教遇乐的娱乐性才是电影工作者追求的目标。

　　无论任何影视作品都需要有思想性、有艺术性。否则它就没有生命力、感染力。我们提倡的是亦教亦乐而不 是单纯的明星娱乐方式，但更不是无厘头的戏说，因为生活史严谨艺术史永恒的。一味的追求娱乐性就不会 产生有时代意义的电影作品，而一味的以经济价值观为主导的娱乐性则会误导后人的，会导致社会道德崩溃 的，但愿我们的电影作品多一些思想性、艺术性而少一点娱乐性吧。

　　(2013-2-17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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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徽：再说文艺资产阶级化——文艺娱乐化现象续评

　　关于文艺娱乐化实际上就是文艺资产阶级化，并非否定文艺本身具有的娱乐特点，而是说娱乐往往是一种通过或自己和他人的技巧，表现喜怒哀乐，并带有一定启发性的活动。娱乐的定义是广泛的，它包含了悲喜剧、各种比赛和游戏、音乐、舞蹈、表演和欣赏等等，这些活动带给人们情感上的享受，从中获取精神的愉悦、情感的满足，也是“寓教于乐”的一种特殊形式，属意识形态的重要范畴。在文艺作品带有鲜明而深刻的阶级烙印的年代，在那激动人心的时代，与之相适应的文艺作品凝聚有人民的思绪，人民的感情，人民的喜怒哀乐，人民的一切一切。

　　吴伯萧在他的美文《歌声》里说：感人的歌声留给人的记忆是长远的。无论哪一首激动人心的歌，最初在哪里听过，哪里的情景就会深深地留在记忆里。环境，天气，人物，色彩，甚至连听歌时的感触，都会烙印在记忆的深处，象在记忆里摄下了声音的影片一样。那影片纯粹是用声音绘制的，声音绘制色彩，声音绘制形象，声音绘制感情。只要在什么时候再听到那种歌声，那声音的影片便一幕幕放映起来。“我们是开路先锋”，反映出一个暴风雨来临的时代。“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描绘出抗日战争初期一幅动乱的景象。……

　　这当然是激 情岁月才有的，没有激 情哪儿来的革命?而革命胜利的喜悦你会一生重温，你会万年欣然，你会骄傲一代又一代。无怪乎一位台湾背景，定居美国的作家流着泪说，她如果能有机会在那个解放的时刻与大陆人民共享胜利，她此后死了也不冤!

　　当然，不仅仅靠激 情和煽情，那个年代的一切，实践、实绩、实事是民族精神和灵魂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得到了激 情的一代，得到了胜利，得到了无与伦比的欢欣，认定历史的舵把就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改开的时代创新了艺术，艺术融入了改开的时代潮流。在这潮流中，我们发现，随着男艺术家们的马尾辫子越来越长，女艺术家们的晚礼服越来越入时、越来越裸露，歌声中的激越、阳刚、火热也渐渐淡去，代之以越来越缠绵得死去活来的爱，雾里看花的朦胧，无可奈何的嘶吼，故作“大气”的“苍凉”。而这一切的表达，要么是围绕小资情调的泣诉，要么借助昔日富豪大贾内宅的“典故”，要么流连于帝王将相的“伟业”，俊男美女，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皇上皇后，王子公主，衣食不愁，呼风唤雨。但毕竟能够体味那些“不凡”者，少之又少，社会的主体，还是终日劳作的群体。劳动和劳动者出现在艺术之中，是社会主义旗帜下文艺的必要形态。八十年代以前，有关劳动、劳动者的歌曲创作、演出，果实是颇为丰厚的，带着一种时代的印记，不可磨灭。而其中心，集中于建设、奉 献、奋斗、无畏、喜悦的境界。八十年代以后，代之以“富起来”、“金山座座”，劳动者的艺术位置，悄然地变化了。由此我们看到，三十多年来，在所谓去意识形态化的遮蔽下，在抹杀文艺阶级性的喧嚣中，各种腐朽的剥削阶级文化裹挟着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犹如一月京城的阴霾笼罩了华夏大地，人民大众被这股阴霾娱乐着，在娱乐中丧失了他们曾经拥有的幸福。

　　尽管有强调要警惕西方腐朽反动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对我国人民思想的侵袭的声音，但事实上，做的与说的基本相反，要警惕的实际上成为大力推行的。这并非我们这个民族因文化积淀深厚而封闭，因社会差异巨大、基础文化普及不够。新中国从成立至毛 泽 东主席逝世，文盲由85%以上降至不到15%，文学艺术在扫盲运动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人们在健康高尚的娱乐中获得了革命和建设的激 情，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也迅速提高。近三十年来文学艺术宣扬穷奢极欲的生活，诲淫诲盗，在以扭曲、病态的趣味博取大众笑料过程中，完成了对低级趣味的张扬和对普通群众尊严的亵渎，扭曲了社会的道德风尚。文艺堕落如斯，根本上是适应复辟需要，适应帝国主义麻痹奴役中国人民的需要。否则，怎么解释薄书记倡导唱红歌就下了大狱(当然这只是罪名之一)?

　　有人说改变过去文艺为政治服务，最终把文艺看作简单的政治宣传工具的片面的文艺思想使中国文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以为这不是什么两个极端的问题，而是实际上变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或称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而为资产阶级(或称为为精英)服务，才使得中国的主流文艺有了今天的龌龊。

　　二十年前，即199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有首《好年头好兆头》，里面有句歌词不知人们还记得否，就是“北京的倒爷震东欧”。那个时候，离东欧巨变至苏联解体不过2年多，歌者颇有幸灾乐祸的感觉!不过，能震倒东欧的倒爷们毕竟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而且当年震东欧的倒爷们似乎名声很快就臭了。现在能娱乐大众、震倒中国的会是什么人呢?为此，特以《好年头好兆头》的末段歌词结尾，权且娱乐一下新时期的倒爷们吧。

　　耍嘴皮的那个哑了口，

　　混天黑的那个犯了愁。

　　中国人看准了好年头，

　　多少好景在前头。

　　多少好戏后头……

　　多少好戏后头……

　　(2013.2.21 重庆 )

　　李永康：“转基因文化”与“转基因爷们”

　　——再谈文艺娱乐化、媚俗化与中情局陷阱

　　前几天写了一篇《文艺娱乐化、媚俗化与中情局陷阱》的短文，感觉意犹未尽，空闲下来，旧话再题，目的是将胸中郁闷之气一并吐之为快。

　　首先隆重声明，本文所指的“爷们”，非生理性别作为判断依据的“爷们”(其中也包括巾帼豪杰在内)，而是指一种性格、一种气节、一种“指点将山”、“激扬文字”、“挥拆方酋”的“爷们”;一种“粪土当年万户候”、“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爷们”;一种遭受剥削压迫时敢于“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的“爷们”;一种外敌入侵时敢于“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爷们”。这样的“爷们”，是由一个国家和民族深厚的文化根基应时代要求而产生和朔造出来的。可以这样说，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爷们”。

　　中国历史上从不缺少“爷们”的基因，古有“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后有横刀立马于乱军之中取上将首级的关云长、赵子龙;还有“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梁山诸多英雄好汉，以及“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重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民族英雄岳飞;也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的爱国诗人文天祥;当然，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抗倭英雄戚继光，收复台湾的郑成功，怒烧洋鬼子鸦片的林则徐，以及清末“天下有为变法而死者，嗣同愿为第一”的戊戌六君子之谭嗣同等。这些人之所以留名青史，除他们的历史功绩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顶天立地的“爷们”。

　　中国近代史上，也不乏真正的“爷们”。他们当中，有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火种带进中国的知识份子李大钊;有为反抗剥削压迫英勇献身的工人领袖顾正红;有在日寇铁蹄下奋起反抗、英勇牺牲的一代名将杨靖宇;有“为了新中国，冲啊”而不惜将自己粉身碎骨的战斗英雄董存瑞;有为捍卫自己的理想与信念，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毫不动摇，最后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红岩英烈;有朝鲜战场上为顾全大局而牺牲自己的潜伏英雄邱少云;有在冲锋号吹响之际，毅然用自己的身体堵住敌人机枪口的战斗英雄黄继光;当然，还有千千万万为新中国付出了生命代价的普通战士。在这些英烈面前，谁能说他们不是真正的“爷们”!他们毫不逊色于国外影视作品中的高苍健、斯瓦辛格、史泰龙、皮尔斯•布鲁斯兰、斯蒂芬•席格以及威利斯•布鲁斯等硬汉形象。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 产 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大背景下，毛 泽 东 思想深入人心，共产主义理想培育新人，我们的文艺所歌颂的，所倡导的，都是一身正气，见义勇为的正面形象，在这样的文化薰陶下，英雄人物数不胜数，好人好事层出不穷。雷锋、王杰、欧阳海、刘英俊、焦裕录、王进喜、陈永贵……，一个个闪光的名字曾经家喻户晓，榜样的作用激励了整整一代人，社会正能量达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扬。

　　说到真正的”爷们”，有一位人物必不可少，不得不提，他就是新中国的创建者，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伟人——毛 泽 东。

　　北大教授孔庆东先生在记念毛 泽 东逝世36周年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评价说：“毛 泽 东出生于中华民族命运最为黑暗沉重之岁月。他发宏愿，立雄心，养浩气，救万民。立足湘江，胸纳寰宇，北游红楼，南结黄埔，东谋建党盛举，西挽灭顶危局。遇千难而不挫，经百战而愈奋。终成一代民族舵手，驱倭寇，扫民贼，新中国乃巍巍然崛起东方。毛氏毕生，与庶民同呼吸，谋国家千秋业，戒骄戒腐，反帝反霸。一穷二白之赤县，转为粮油滚滚，钢花烁烁，书声琅琅，欢歌阵阵之强邦。更有两弹一星，护民万福，哲思雄文，厚馈子孙。华夏神州之命运，已跃出低谷，冉冉行天矣”。

　　呜呼，有如此领袖，实为中国人民的幸运，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他，让多年积贫积弱的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他一生虽从未摸枪，却将日本小鬼子打回了老家，将八百万美式装备的国 民 党反动军队打得丢盔弃甲，打得美国佬心惊胆颤，数年之后仍有余悸;他一生虽从不摸钱，却将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在短短的二十几年内建成了世界第六工业强国，而且拥有了两弹一星的强大国防。这就是真正的“纯爷们”，是天下所有“爷们”的典范和楷模，这一点，就是他的对手都不得不服。

　　可惜伟人去逝以后，中国上层政治路线发生了改变，一些嗅觉敏感的知识份子抓住契机，利用文学艺术大倒毛 泽 东时代的苦水，由此拉开了伤痕文学、牛棚文学的序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门洞开，台湾校园歌曲进来了，港台歌手进来了，宣扬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意识形态的电影、电视剧、文艺作品也良莠不分地纷至沓来，并逐步蚕食并占领了社会主义的文化阵地和文艺舞台。

　　在“不争论”、“不问姓资姓社”的“旨意”下，社会主义文化逐步被“转基因”，有的甚至突破了人类道德的底线。转基因推手们在“不争论”、“不问姓资姓社”的改革路线图下，肆无忌惮，大放厥词，罔顾事实，骂祖宗，骂领袖，骂国家，骂政府，为资本和剥削正名，为倒行逆施鼓吹，为信仰缺失、人心冷漠开脱，为精神堕落、文明倒退辩护，为美国干爹的普世价值幺喝，为历史上早已定性的汉奸走狗卖国贼翻案，并在此基础上，大张旗鼓地渲染低级庸俗、充满铜臭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宣扬享乐主义，宣扬金钱至上。总而言之，凡是毛 泽 东 时代肯定的他们都要否定，凡是毛 泽 东 时代被否定的他们都要肯定。北大某教授就公开对自己的学生说：“十年后你没有几百万别来见我，不要说是我的学生”。 有“公知”更是公开叫嚣“不要用我纳税的钱去建造航母”。如此 “叫兽”、“精蝇“，本蜗牛敢在此打包票，国难当头之时，绝对汉奸无疑，你还指望他为国家挺身而出?做梦去吧。

　　在“张扬个性”、“崇尚自由”、“普世价值”、“快餐文化”、“心灵鸡汤”、“去政治化”、“纯娱乐化”等“转基因文化”导向下，宏扬正气的作品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大量影视作品中，不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就是选美选秀、放嗲撒娇，假小子伪娘充塞眼球，再也不见了真正“爷们”的踪影，仅剩一部《亮剑》在那里翻来覆去地支撑场面。老夫不禁仰天长叹：这样的文艺导向，究竟要将中国引向何处?究竟想将下一代领向何方?难道要将国家陷于一个没有“爷们”的时代?本蜗牛毫不客气地说，这是有目的地从文化意识形态上对中国“爷们”进行“转基因”围剿。等到其目标实现，中国已经没有了真正的“爷们”时，再来下其毒手，则事半功倍矣。呜呼，如此，中国危矣!届时，谁来担当御敌重任?谁来挽救民族于危难?难道让那些小白脸、伪娘、奶油面孔、嗲声嗲气的“转基因爷们”去披挂上阵?这样的结果，谁最欢迎?谁最高兴?这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十诫》中所定制的目标吗?

　　“转基因主粮”会亡国灭种，“转基因爷们”同样会亡国灭种。人家这是预谋在先，数箭齐发、双管齐下。想到这样的后果，老夫不禁悲叹曰：这样下去，中国还会有“爷们”吗?我们的子孙后代还会有未来么?

　　(2012年2月15日写于成都。)

　　赵永健：我喜欢娱乐，但我憎恶以娱乐粉饰的生活

　　讨论“文艺娱乐化现象”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普通人能不能讨论的问题?有人说这是一个什么问题，这能算一个问题么，嘴巴长在我们自己身上，难道还有谁不允许你发声?可是你要真说，就会有人跳出来，说你懂什么文艺，你既无文艺专业修养，又无文艺评论经验，你能对一个文艺理解到什么程度。所以，一个文艺作品的好坏，一个人是不能有自己的看法的，这个得专家学者说了算。那么，我就要反问了，一个文艺作品出来，我看了，对我而言，我的真实感受不是对我而言最重要的吗?千千万万的观众的感受不是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吗?难道“好看”的作品，我要说成“不好看”，难道“低俗”的作品，我要说成“不低俗”不成。所以讨论我们的文艺，我觉得除了从创作者本身来讨论，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从我们这些欣赏者来谈。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说，每一个作品，都要经得起我们每一个观众的“七嘴八舌”，如果这样一个作品是*奉*献*给观众的，而不是创作给自己的，就不应该有人垄断这样的评论权力，所以，我们工农大众、积极向上的青年为什么不积极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呢，何况已经是微薄时代了，不正是“大鸣大放”的时代么，我们就是要大鸣大放。

　　又有人说你们讨论“文艺娱乐化现象”，你们是反对我们娱乐么?难道不允许我们高兴，不允许我们幽默，不允许我们消遣，不允许我们打发时间……真的是这样的么?如果真是一个轻松幽默的生活，谁又不向往呢。可是，我们掩耳盗铃，我们自欺欺人，生活明明是这样，偏偏又被粉饰成那样，这样得来的娱乐世界，真是我们要追寻的世界么?且不是说我们这些读者、观众，就是创作者自身都充满了空虚，他们甚至走向了堕落和自杀的境地，难道你能说这样的一个娱乐化的文艺界，是文艺界需要的文艺么?是我们工农大众欣赏的，能够收获轻松和踏实，能够获取生活动力的文艺么?一个创作者和欣赏者都反感的，讨厌的文艺，就是我们今天的主流文艺，就是我们要讨论的“文艺娱乐化现象”。

　　听经济学家“忽悠”，总说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整社会资源的分配，我们从文艺娱乐化现象的讨论中也总发现一只手，不但操纵着演员，也想操纵观众，不但垄断了文艺作品的评价标准，更是无情地扼杀了人们的真实感受。经济的发展是解放了文艺，还是绑架了文艺?一方面是工业化、商业化创造的文艺作品数量上的繁多，一方面是我们内心的颓废和空虚，是我们对道德崩溃的普遍紧张，一方面是我们对毫无意义，暂时能麻醉我们，让我们逃离现实的文艺的严重依赖，这不仅不能说这样的文艺是严肃的，更是逃避的，更难以说是健康的娱乐。

　　另外憎恶用娱乐粉饰的生活，那应该是什么样的生活呢?我认为首先是真实的生活，其实是提炼的，昂扬向上的生活。要改变今天这种文艺娱乐化的现象，我认为应该注意到主动和被动的关系。现在的文艺对我们工农大众来说，是缺少主动参与的文艺，我们往往是被动的去欣赏，去打发时间，而不是积极地参与到文艺作品的评论和创造中去，这算一个工农大众的文艺的时代么?他们不是社会的主角，迫于生活的压力，他们更渐渐地失去了作为观众的权利，甚至是欣赏娱乐化文艺的权利。我想，我们反对文艺娱乐化，是呼唤一个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大众互动的文艺，是一个属于工农大众内因驱动主动参与和塑造的文艺，这才是有生命力的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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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反“三俗”先反自己

　　近些年中华民族经典文化的高度的失守，尤其是我们这个时代高雅文化与商业利益的合流，是造成社会文化整体低俗倾向的重要根源，而固有的社会主义文化观念向当下价值观念的商业化，特色化倾斜，更是低俗文化泛滥的深层动因。

　　如今大家都在反“三俗”，好像一夜之间咱们都成了脱离低级趣味的人。由此推断，“三俗”应该命不久矣。但我很担心照此下午， “三俗”休整一段，还会卷土重来，甚至一浪高过一浪，而且一发而不可收。这个道理很简单。 现在很多人都只是关注，又封杀了几个人，又停播了几个节目，全然不去想想，这“三俗”从哪里来的?哪些是真的“三俗”?应该怎么反?

　　表面上看来，“三俗”很好懂：庸俗、低俗、媚俗。没一个好词，可是为什么它就如洪水猛兽一般地来了呢?而且有那么多人在追捧呢?如果没有那么多人的追捧，恐怕也犯不着今天这么兴师动众地大反特反吧?

　　在我看来，“三俗”的制造者们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令人讨厌的，它们认为自己是讨人喜欢的，是受人待见的。它们每天被各个电视台约着上节目，每天被各路狗仔队追着，每天被鲜花和掌声包裹，每天用钞票供着。可以这么说，没有主流媒体和公众媒体的全力“培育”，“三俗”从何而来?

　　现在应该是让主流媒体和公众媒体认真反思“三俗”泛滥的时候了，我想唯一的办法就是：先反自己，先革自己的命。

　　主流媒体应当先反一反自己的行业陋习。电视台从台长到实习生都知道一个词：收视率。为了收视率，他们不择手段，他们工作着乃至活着的唯一意义就是“收视率”。但“三俗”里的哪一俗都曾为他们创造过高收视率，广告也从“三俗”里淘来，所以说他们吃着“三俗”，喝着“三俗”，玩着“三俗”让他们反“三俗”，实在令人堪忧。

　　公众媒体也逃不掉为“三俗”文化推波助澜的尖锐批评。平时大家伙儿都在起哄，希望看点儿不那么严肃的东西，初衷倒也没什么。但遇到那些芙蓉、凤姐、兽兽什么的，就都以“打酱油”心态去围观，像在马路上看见一个疯子，大家都很好奇，并没人想到他是病人，该送精神病院，而不是在这里被取笑。久而久之，我们都娱乐了，而且真的像波兹曼先生说的那样“娱乐至死”了。

　　其实，反三俗，不在“反”，而在“立”。我们可以不看“三俗”，但我们有“三雅”吗?我们有多少严肃的、认真的、艺术的作品能见天日吗?有质量和分量的节目大都尘封在“收视率”的下面了。有思想、有内涵的书稿大都被封杀打入冷宫。有的它们还没出生就死亡了。所以“三俗”怎能不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趾高气扬?

　　因此，我再啰嗦地重复一句，反“三俗”之前，我们先反自己灵魂深处的阴暗的一面。 否则，皮之犹存，毛还将附。

　　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充分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这几句话非同小可。用什么引导社会?用什么教育人?用什么推动发展?建设什么样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一系列值得研究的问题。

　　在这里我引用国著名电影艺术家，中国戏剧家协会名誉主席 (李默然同志)前不久文艺界反三俗之风时所谈到的一席话。他说：四种现象正成为当前中国文艺发展的最大阻力：一个叫大，一个叫乱，一个叫俗，一个叫钱.

　　“大”，就是大投入、大制作、大片等。“大”之所以要批评，是它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中国的国情。比如，一个县级市也要盖大剧院，能容纳2000多人，还有种种豪华设施。这势必造成演出单位用不起、票价高，普通观众被拒于门外。至于大片，几个亿的投入已是司空见惯。因为投入过大，首先考虑的肯定就是赚不赚钱，票房能不能回收，而社会效益如何，则无人过问。如此，票房、收视率变成我们鉴定文艺产品的唯一标准。这非常可怕。

　　“乱”，就是粗制滥造。这种现象在经典改编和所谓重新创作上表现尤其严重。中国四大名著，翻来覆去地折腾，越折腾越歪曲。改编者不尊重历史，也不尊重作者当时的身心体验和思想局限，胡编乱造，美其名曰为新解读。如果这样一些粗制滥造的东西泛滥下去，我们的文艺作品谈何净化?

　　“俗”，也就是“三俗”。雅俗本无争。我们批评的、不满意的、反对的，是庸俗、低俗、媚俗。艺术家如果不站在现实生活的土地上思考我们国家面临的许多问题，最起码是一种失职。目前，文艺界还存在着很多“三俗”现象，理论界反“三俗”的声音还很薄弱，甚至有许多声音还在力挺“三俗”，令人担忧。

　　第四是“钱”。文化艺术一旦彻底货币化，就死路一条。当然，我不是主张文学艺术就要赔钱，但如果唯金钱马首是瞻，一定会毁掉一切艺术精华，甚至毁掉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文化。借口市场化推行拜金主义的现象屡见不鲜，需要认真反思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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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剑雄：严肃文艺为什么远离我们

　　在征集我们这个文艺讨论主题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文艺圈的人，实际上日常并不关心文艺。很多朋友既不积极看影视、也不喜欢读文学，对音乐、美术，更是陌生。记得我曾经采访过的一个川剧研究员，他对当前戏剧的衰落一点不觉得奇怪。他说：电影不是也越来越没人看了吗?最近一届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你在高原》有几个人会去读?此书长达450万字，不搞文学的人，几乎不可能去读。莫言有十五部长篇，能全读的人，也不敢说多。电影《人在窘途》号称赚了十二亿票房，但这显然仅仅是提前炒作给出的数字。实际如何，不知道。过去有人怀疑我们的图书市场萎缩，如果我们去看一下各地的图书批发市场，就会有相应的印象。我曾经以为，现在图书市场的整体，应该是在上升的。90年代中期，我去农村搞调查，看到农民根本没有订阅报纸的习惯。主要原因，是因为文化水平和消费水平的限制，同时也跟其生活的习惯有关系。现在，新一代的农民子弟，往往读书是没问题的，这个应该给图书市场带来巨大的购买力。但事实是，他们多数仍然没买书的习惯，这些到底是为什么?近来我又看到，成都农村的网络已经开始在普及。一般农民也可以谈论一些城镇居民、甚至小资青年关心的话题。虽然，因为居住分散，他们的网费，比我们城市居民贵一倍，居然每月要付190元左右。如果报纸不衰落，会不会也将获得这个市场呢?由这个看来，文化的传播空间，本来是在扩大的。但这个扩大，却没有带给文艺作品以相应的市场。这个，是个问题。我们圈子的人，至少是认同文艺对于我们生活的意义的，不然就不会积极参与进来，那么努力地写文章。但为什么，我们也不大喜欢看文艺作品呢?今年春节，中央电视台的联欢晚会，又引起一阵对这个晚会的攻击。这种攻击，在左右翼都几乎一样。我很少听到身边的人对这个春晚的正面评价。有的左翼朋友，甚至认为当前的主流文学界、甚至文艺界，根本没有具有左翼性质的作品。这些，是不是真的，该如何去看，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这里，我仅想谈一下，为什么文艺——尤其是严肃的文艺，离我们普通人越来越远。我以为有几个原因。

　　一是，社会发展必然带来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导致的对压力的逃避心理。孔庆东教授提倡，人都应该读几十本“硬书”。所谓“硬书”，就是读起来比较难，有一定深度的书。这个倡议，可能接受的人有限。过去我们过春节，所能享有的娱乐，就是看电影。平常能读的书，就仅仅是严肃的文学。后来，舞台演出越来越多，游园活动也越来越多，家庭的棋牌娱乐也不再受限制，尤其有了 “饭盒子”录音机、音响、电视和影碟机，以及现在的电脑和互联网，家庭健身器材等等，我们日常的文娱享乐，可以说也越来越丰富。这个时候出现一些后果，就是我们对文艺的态度也随之变得越来越随意化。中国的文化发展程度比较低，民众的阅读和艺术欣赏，赶不上很多西方国家的民众普及。人民欣赏水平的提高，被一时展开的丰富感受抑制、削弱，导致对单纯娱乐的迷恋。逐渐不再认为严肃文艺有还有多大价值，对严肃文艺开始逃避。现在很多人特别强调的所谓“过得轻松一点，简单一点”，绝不是在追求质朴生活，而是人生观变得低级庸俗的体现。它与文艺的过度娱乐化同声相应。

　　二是，改革让普通人生活压力增加，导致老百姓多数没有相应的心境来从事严肃的文艺欣赏，也不再有提高自己文艺欣赏水平的动力，更没有心境来思索严肃的人生和社会问题。严肃的文艺欣赏让人感到有压力，不愿意去看、去听、去思考，觉得这样作得不偿失。我们常常也因为单纯强调经济发展、突出展示这个发展成果，而忘记了那些没有或者正在丧失相应物质条件的人，对这些普通人产生的严重的逃避心理完全无力扶助，就采取放任的态度，有意无意鼓动他们去迷恋物质享乐。“吃点‘麻辣烫’、打点小麻将、看点歪录象”就成了普通劳动者的全部生活。导致文艺从娱乐走向低俗的，还不仅仅是这些没条件和能力享有高雅文艺的穷人。财富拥有量的巨大差异出现，同时也因为金钱崇拜导致的恶劣竞争，使有这个物质条件的富人，丧失了对健康文明生活的信心，纵情享乐到自我麻痹。很多有文化修养的人，因为同样的原因，也不愿意做“老古板”， 而逐渐陷于迷茫。农村那些政府资助搞起来的文化活动室，绝大部分变成了麻将馆赌博窝。年轻人的阅读，也因为经济原因，常常锁定在如何赚钱、谋利、猎奇这个范围。人的生存压力增加，也是导致低级的色情文化也日益泛滥的原因之一。这些，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大大削弱了我们普通人对严肃文艺的热情。

　　三是文艺严重脱离群众、脱离中国实际，变得越来越空洞无聊。这些例子举不胜举。由于文艺市场化的原因，很多文艺人，受那些中介公司等的肆意盘剥。因此个人主义、金钱至上的观念成为主导文艺创作唯一动力。文艺界引入的明星制导致的两极分化，使文艺界许多人彻底忘记了文艺为谁服务的宗旨，创作上越来越自我化、小圈子化，因此严重脱离生活、脱离群众。缘起于对文革时期的工农兵文艺的误会和曲解，使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逐渐甚嚣尘上。现在很多画家，宁愿去描绘自己的性欲，也不愿意去广大群众中体验生活、收集素材，反映他们的真实生活。他们的美学追求，完全陷于自我迷恋的泥潭。有的人滥用自己的创作自由，去作那些意义不大的无穷无尽的形式探索，直到把文艺变成了个人的玩物。也有人为了追求个人利益，完全置更大的道义责任于不顾，凡得投资人施舍，不管这些人来历怎么样，一味迎合，甚至导致有的艺术家，完全堕落为国外颠覆势力的文化走狗!他们不可能把广大群众的实际需要、欣赏习惯和美学趣味考虑进自己的创作。普通人工人、农民和小知识分子，在电影电视上长期看不到自己的影子，从舞台上长期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在展览厅找不到自己的形象，在诗歌里读不到自己的心声，这样的文艺，对我们还有何用处?

　　(2013年2月22日 成都)

　　田锋：社会主义文艺，路在何方?

　　文艺娱乐化的趋势在当前的各种文艺领域里已经泛滥成灾，从音乐和美术作品的听不懂到看不懂，从影视剧的戏说历史到捏造历史，从小说创作中的歪曲事实到露骨情色，从电视节目的广告欺骗到潜规则选秀，等等都已经说明了我们今天的社会文化已经出现了让正常人难以心安的重大危机，尤其是社会文艺领域又首当其冲，各种现象纷乱不止，不时揭露出的一些看起来很小的事件都会引起全国范围的广泛争议，引发轩然大波。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我们的文艺好像是进入了青春期，开始躁动逆反，轻浮不安，引发了我们的文化领域受到前所未有的大冲击，大置换，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将中国的历史发展推到了文化换代的大时期，一个巨大的历史变革即将从文艺领域开始扩散!

　　文艺的起源

　　中国目前文艺领域的混乱和争议都起源于对文艺的起源这个基本原理的重新认识和判断。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文艺的起源的论述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劳动创造了人类”，“劳动创造美”，“文艺起源于劳动”。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发展，意识形态开始允许多元化，自然文艺理论指导思想也就多元化起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关于文艺起源理论就出现了一个重大的颠覆性争议：文艺不是起源于劳动，而是起源于人类活动的多种因素，甚至说是起源于人类的爱美的天性等等一系列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开始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据了一席之地，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那么资本主义的文艺理论就自然盛嚣尘上。

　　据网络上资料显示国内最早批判文艺起源于劳动论的是1991年一名浙江台州学院叫李家骧的教授，他提出了多种因素起源论，否定劳动起源论。这个理论的提出是切合当时的国家政治需要的，当时全中国的工人劳动者在上个世纪90年代遭受了巨大的侮辱和压迫，强制下岗，贱卖国企，私有化浪潮几乎瞬间就瓦解了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基础性力量。因此目前这一波文艺的娱乐化乱象不过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瓦解之后的一个在社会文化领域里的一个客观反映，政治的形态更迭最终必然在文艺上有所反映，当然最大的标志性事件莫过于莫言获得了诺奖。

　　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我们自然要尊崇劳动价值论和文艺起源于劳动论。因此首先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批判非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必然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否定了文艺的劳动起源论，必然就会导致我们文艺创作失去本源，出现混乱是必然的，三俗文艺泛滥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后果。

　　资本主义文艺总是忽略劳动者的集体创造，渲染的是一种抽象的人性或者叫天性，因此普遍具有纵欲和自私的特点，尤其是资本主义文艺的一个重要的成功标准就是通过博出位来展现个人主义，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至于在这个过程中伤害了多少社会的利益是不在其考虑之中的，或者是认为这种对群体的伤害是个人取得成功让社会所应当付出的代价。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进入了高度的垄断阶段，通过资本的操纵来愚弄大众的案例已经是俯拾皆是。对文艺伤害最大的就是文艺创作的本源已经完全扭曲了，文艺自身成为了资本的牟利的工具，导致国内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向被基本扭曲，从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劳动大众服务最终走向了为资本服务。

　　文艺与劳动

　　文艺从劳动中分离出来，他们既相互独立又辩证统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也就是人的需要的两面。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劳动从原始氏族时期占据了人的几乎全部的活动时间都还不能保证吃饱，到今天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劳动时间就可以吃饱穿暖，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现实充分的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对资本、劳动和文艺的本质描述是十分准确的。

　　马克思深刻的指出：资本在提高劳动强度和紧张程度的同时，也“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了条件，“于是，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这样一来，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不再是对立的存在物了……

　　……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以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

　　……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同剩余劳动时间相对立并且是由于这种对立而存在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下)P221-222.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那么在自由支配的时间里,人们又能做什么呢?恩格斯就明确地指出：“ 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技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承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使它进一步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9页。)

　　以上几段话说明了一个与事实相符的判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人们自由支配时间的延长创造了条件，而文艺从劳动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种新的劳动形式也在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取得了前所谓未有的成就，同时文艺这种劳动最终必然会走向资本的反面，这恰好就是我们目前坚持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人们正在做的正义事业。

　　物质生产劳动时间的缩短为人们从事文艺创作和参与文艺活动留下了更多的自由时间，这种趋势随着生产力水平的逐步提高会一直保持增长。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全世界范围的不平衡性，导致了不同地区的人们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时间和文艺活动的时间分配也是不平衡的。从目前看来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时间明显比其他亚非拉的人民要短，相对应的就是他们从事文艺活动的自由支配时间就比较长，导致他们的文艺创作比较发达。社会生产力水平总是不断在进步的，所以我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客观上也的确是在整体上推动了人们从事文艺活动的自由支配时间大大的延长，同时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能参与社会文艺活动，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就是在国内这种时间的分配也是不均衡的，许多工厂的农民工他们为了多获取工资收入不得不接受资本家的加班制度，牺牲掉自己的自由支配时间，因此文艺活动也就与他们相距甚远。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者远离了文艺活动——其实就是为何我国目前的文艺创作和活动逐渐不再为工农劳动者服务的一个根本的社会原因，导致文艺普遍脱离普通人民的生活。而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下，如果有文艺作品一旦反映了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必然就会引发人民的普遍共鸣，在全社会引发轩然大波，甚至社会争议，就有可能推动社会变革的加速。如前段时间的电视剧《蜗居》就是一个典型，由于揭露了现实问题被电视台封杀了一段时间。

　　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全面崩溃对中国文艺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明显的，就目前来看工农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还是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密切相关，而与私有化的经济制度本身是没有必然关系的。改开前的30年由于保护工农劳动，严格规定劳动时间，生产劳动者经常参加文艺活动，文艺围绕物质生产的这个创作来源是不变的宗旨，因此产生了大量的优秀的世界顶尖的具有时代超越性的文艺作品。改开后，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目前逐渐放弃了劳动价值论，开始实行多元论，文艺创作脱离物质生产劳动这个本源就成为必然结果，在指导思想上最终脱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重新回归庸俗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我国目前文艺活动的乱象都是这两个思想状态的具体反映，如裸星事件的不断发生，听不懂的神曲《忐忑》，看不懂的绘画等等。所以文艺要想有健康积极的发展，就必然要求社会关注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者，保护劳动者的权益，最直接的措施就是让劳动者成为劳动的主人，而不是奴隶，也只有如此，我们的文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民文艺。

　　文艺和娱乐

　　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中在谈到文艺的社会作用和价值的时候，提出两点：首先是优秀的文艺作品具有促成社会变革的力量;其次是文艺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即文学的审美价值(包括娱乐价值和教育价值等)对人的效果。

　　娱乐是文艺活动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功能，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形式。不管是史上先民的宫廷文艺和民间小调，还是现代人们的炫富攀比和穷人打趣，这也是文艺自身的规律，随着社会的发展，文艺的娱乐化范围和深度都将加剧，也就是说文艺的娱乐价值还将继续发展。

　　文艺活动的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当文艺为了金钱服务，那么形式就会藐视一切阻碍。金钱自己不具有善恶之分，但是为了获取金钱许多人可以不分善恶。因此我国的文艺娱乐化的种种形式都不过是为了获取金钱的方式，或失败，或成功，在老百姓看来有的善，有的恶，完全没有体现出社会文艺活动创作者和参与者包括观赏者自己真正的审美价值，我们这个社会的审美价值已经被金钱扭曲了，娱乐价值和教育价值自然也都跟着全给扭曲!

　　我们在批判当前文艺的娱乐价值扭曲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另一个方面，那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不平衡性，也就说说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文艺发展水平是不同步的。具体的说就是文艺作品可能超前于我们这个时代，也可能落后于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可以批判落后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作品和活动，但对于那些超前的文艺创作应当注意适度观察和准确的判断，保持一定的宽容和留有余地将有利于社会主义文艺作品的创作和发展，也有利于树立新的审美价值观包括新的娱乐价值观和新的教育价值观!

　　(2013.2.20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