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春夏间，义和团运动席卷中国北方数省。为阻止这场反帝爱国运动蔓延至自己的辖区，损害自身利益，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与英美等列强相互勾结，达成所谓“互保”意向，这就是近代历史上的“东南互保”。由于随后南方多省督抚相继加入，“互保”范围也随之扩展至东南、中南乃至西南地区。所谓“东南互保”，名义上是稳定当时中国南方局势，本质上是保护列强在华利益，它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度，将中国人民进一步推向了遭受多重压迫的深渊。
列强与封建买办互相勾结
“东南互保”的出现，有着这样的特定历史背景：以“保清灭洋”为宗旨的义和团在京畿一带的蓬勃发展，直接损害了列强在华利益。当列强发现清政府已控制不了当时的局势后，就决定直接出兵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并进逼北京。面对这种情况，慈禧太后向列强“宣战”，“招抚”义和团抵抗八国联军。义和团在1900年6月中旬成功抗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军对北京的进犯，迫使这些侵略军不得不一度退回天津。在八国联军被义和团截击于京津之间的时候，英国驻上海代总领事霍必澜于6月14日即电告本国政府，指出长江流域的任何骚乱，必将对英国造成巨大的损失，建议“应当立即与汉口及南京的总督（指张之洞、刘坤一——引者注）达成一项谅解”，如果刘、张想要得到英国的有力支持，“他们将在所辖地区内尽力维护和平”。霍必澜的意见得到英国政府的肯定，并被指示向刘、张作出相应“保证”。显然，英国并不是真得要维护两江、湖广的稳定，而是为维护它在该区域所攫取的权益。在英国的首倡下，其他列强也各怀私利加入进来，与英国联合行动。
刘坤一和张之洞一贯仇视义和团运动，主张坚决镇压。在清廷对义和团“剿”、“抚”不定甚至决定利用之时，他们仍固持己见，说“拳匪”势甚“猖獗”，主张竭力“剿办”，并强调“各国纷纷征兵调舰，大局危急”。而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关于“互保”的提议，正与其原有的意向不谋而合。需要注意的是，东南地区特别是在上海的官僚地主与大小买办，对于义和团运动充满了恐惧，害怕义和团运动危及清朝的统治秩序，损害他们自身的利益，所以他们对与列强建立“互保”是热切盼望和积极支持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官僚买办盛宣怀，他在“东南互保”中起着“军师”和“牵线人”的重要作用。还有围绕在盛宣怀周围的赵凤昌、何嗣焜等人，也是“东南互保”的积极襄助者。
正当“东南互保”加紧谋划之时，南方相关督抚得知清廷于6月21日发布对外宣战诏书，为不影响“东南互保”的议行，他们对此诏书拒绝承认。如两广总督李鸿章说此乃矫诏，“粤断不奉”。刘坤一和张之洞也严防宣战诏书扩散，他们彼此通电，说仅认此前“保守疆土、联络一气之旨”，而坚决拒认宣战谕令。在这种情况下，具体议谈在该年6月26日正式举行。列强方面的主要参加者为各国领事，中方名义上的会谈“主角”则是上海道余联沅，对事局影响更为重要的盛宣怀则充当“智囊”。议谈结果是双方对“东南互保”原则和主旨，即“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均持基本认同的态度。最后由中方整理形成了《东南保护约款》九款，以及专就“上海租界公（共）同保护”而订的《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需要注意的是，“东南互保”事实上不仅限于两江、湖广之地，而是以此为“主区”，随后又扩及其他多个省区，譬如两广、闽浙、四川、山东、陕西等地，其主政大员皆有明确表态。
维护列强在华利益
义和团反帝斗争的蓬勃发展，给列强造成巨大震动并使之感到威胁严重，“东南互保”就是列强为防范义和团运动向南方地区扩展，以保护它们在那里已经攫取的利益而勾结南方地区相关督抚订立的。
从经济方面看，首先提出“互保”建议的英国，之前已在中国沿江地区攫得了优渥利权，其提议“互保”的直接动因之一，就是唯恐因义和团运动的扩展而损害其在南方地区的利益。汇丰银行致英国外交部的函件说，“英国在上海的货物和财产的价值估计有数百万镑”，“如果上海遭到破坏，或即便是遭到部分破坏”，对我们的“很大一部分贸易界，将造成最严重的灾难”。而霍必澜则向英国外交大臣惊呼，“局势极为严重”，如果“义和拳运动……扩大到华中和华南，并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单从经济方面来说，就会“使外国贸易遭到彻底毁灭”。面对义和团运动的兴盛，列强极为忧心，希望通过“东南互保”极力避免本国利益受到损失。
列强的所有活动无不以利益为归宿。霍必澜向本国外交大臣报告，英国“驻汉口代总领事在同张之洞总督会晤时”，张之洞称“他正在采取措施，并且相信他和南京的刘坤一总督能够防止骚乱”。英国驻汉口代总领事在致霍必澜的另一函件中强调，张之洞曾向其保证，说“他完全了解他在所辖地区内维持秩序和提供保护的职责”。英国方面的意思显然是，张之洞、刘坤一有保护英国在其辖区内一切利益的义务。而及至“东南互保”相关章程成文，列强方面则密切关注时局变化，对这一协议采取口头认可而又不予签字的微妙态度。这样，列强既可享得南方相关督抚着力实施“互保”给其带来的利益，又不会因签字给其下一步行动造成约束或不利影响。在中方相关地方大员急迫催促下，英国外交大臣告知清朝驻英公使罗丰禄，“中外互保章程其意甚美，自当竭力体会，惟只能作为条陈，不能作为约章”，搪塞签字。其后各国领事更是根据各自政府的指示，明确拒绝了签字。
在“互保”的幌子下，列强还在做着武装入侵中国南方的准备。英国尽管早先曾信誓旦旦表示不会派军队登陆上海，但同时又将多艘军舰集中在吴淞口一带，做好了一旦有变就可以马上武装占领上海的准备。英国还派之前在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的西摩尔到上海探测情况，并且胁迫两江总督刘坤一同意英军登陆上海。法、德、日等国由此也要求准许其军队在上海登陆。这样，列强一方面在北方直接出兵侵略中国，另一方面也在南方地区咄咄逼人地摆出一副“临战”的架势。而刘坤一和张之洞不仅同意了列强在上海驻军的要求，而且向驻上海的“所有各国总领事发出一份同文照会”，表示“将毫不动摇地坚持他们为维护东南各省和平和秩序而达成的协议”。在行动上，南方地区的相关督抚除严防义和团运动外，还不遗余力地镇压南方各地各种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又以需要防止所属军队“生乱”为由，由英国政府作担保，向汇丰银行大量借款，进一步扩大了英国在华利益。
总体来看，“东南互保”得到南方地区相关督抚不遗余力地实施，表面上保住了其辖区的“常规”秩序，实则满足了列强的政治需要，维护了它们的在华利益。
加深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
众所周知，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矛盾。这两大矛盾是相互交织的。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沉重打击了列强的在华利益，使得列强意识到无法单纯依靠军事力量征服中国。而腐朽的清政府已经难以控制整个国家，自然也谈不上有效维护列强在华利益。在这种背景下，列强开始有意识地扶植以洋务派官僚为主的东南督抚作为其代理人，以期继续维护其势力范围内的半殖民地秩序。而东南地区的官僚买办等势力，一方面与列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对人民群众反帝爱国运动恐惧之极。他们在列强的诱致下，以“保全疆土”为幌子，通过“东南互保”转变为列强在华有用且得力的工具。
“东南互保”之局表明，南方督抚的实力和控制权能在增大，清廷对地方实力派的控制和驾驭能力遭到削弱。这不仅体现在南方督抚约定对6月21日朝廷决定向列强宣战后的上谕概不奉行，更体现在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督抚俨然以超越清廷之外的独立立场，径直绕过中央政府与列强直接“议和”，甚至向列强发出与清廷诏书相反的各种电文。而“东南互保”发生后不久，辛丑年（1901）围绕着是否再展乡试，清廷与东南督抚之间又发生了分歧。慈禧太后与朝臣希望在大乱之后迅速举行乡试，以固结士心和恢复中央权威，而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又一次联合表示明确反对，最终迫使清廷改弦更张，同意东南各省乡试延期举行。
中国改良派报纸《中外日报》曾站在清廷立场对“东南互保”发表评论，指出“尔时东南督抚，为一时权宜之计，与外人文约互保，以保境宁人”，这“为一方计可也，为全局计不可也；为一时计可也，为长久计不可也”。显然，对清廷来说，“东南互保”虽然暂时稳定了南方局势，但从长远来看，地方督抚绕过中央与列强相互勾结，“挟洋自重”，对之后中国的历史发展也产生了直接影响，特别是其所带来的地方势力离心倾向的增强与中央集权的弱化，为清政府倒台后出现的军阀割据埋下了伏笔。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复起，既成为朝不保夕的清廷不得不依赖的重臣，也被列强乘机扶植为在华的总代理人，逼宫登台而篡夺民国政柄。袁氏死后，列强为了维护各自利益，纷纷在华寻找和扶植新的代理人，与“东南互保”时的情况如出一辙。北洋军阀割据局面的出现，亦可被视作“东南互保”的延伸。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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