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革前的中国民主吗？
历史书很是赞扬文革前的中国，这是可以理解的。民主决策，大家有商有量，当然比听命于毛泽东个人要来得愉快。
吾生也晚，没有赶上这个黄金时代。但是听长辈的述说，文革前的中国却是一个控制严密的等级社会。在职业和婚姻问题上，家庭出身的限制极其严格。在政治上，宣扬刘少奇的《修养》所提出的顺从人格。
假如我是那时候的一个普通工人，工厂里的班组长就有权剥夺我的自由和经济利益。如果我反抗，支持班组长的车间主任就可以根据法规，把我捉将官里去。
其他地方无不如此，支书，队长，办事处主任，派出所所长都可以是至高无上的”皇上”。反对他们就是反党。到了1966年初，则变成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
那么，对于我这个普通人来说，文革前的中国，什么集体领导，什么民主决策，那是上层的民主，与我何干？
一言堂虽然不好，但是换成官僚集团的集体统治，对于民众的根本利益并无区别。只不过是一个主子变成了一群主子而已。
上层的民主跟人民的民主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就算如某些人之愿，毛泽东在1958年死了，中国也不会变得更平等和民主些。事实上正好相反，
事实上，正因为毛泽东对官僚政治的深恶痛绝，再加上他的特殊威望，才遏制了官僚政治的常规化和制度化。
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当然，官僚集团不会因为毛泽东的苦口婆心，就自动放弃既得特权利益。官僚集团非但听不进毛泽东的一再教育和警告，甚至十分熟练地将历次运动的矛头都转移到普通群众合知识分子身上，变本加厉地让后者承受代价。
在文革初期，官僚集团仍沿用了这一模式。在那五十多天里，学生和市民被拳脚棍棒和铜头皮带镇压在一片暴力恐怖之中！这些史实，至今仍不见于正式史书。
或许，我们可以从杨小凯所披露的抓黑鬼运动窥其一斑。抓黑鬼运动是由陶铸所支持，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搞的。很多在文革中有所参与的五类分子都受到打击，有的被单位关押，有的被关进看守所。前一段支持造反派学生的活跃工人都被打成黑鬼，被单位关押、批斗。
种种情景，令毛泽东大为震怒！他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他下决心，用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的方式，即大民主的方式，来揭发我们党和国家的阴暗面。
在湖南，毛泽东派去的钦差大臣为受迫害的学生和市民平反，烧毁了歧视迫害市民的黑材料。可以想象，被解放的市民学生是如何热情地喊”毛主席万岁”！
时至今日，农民家里挂的还是毛泽东像。年年九月九，毛泽东纪念堂排起长龙。这实在让官僚和帮闲文人很不爽，于是把帽子大扣特扣，什么个人崇拜呀，奴性呀。这真是奇哉怪也，毛泽东带领我们造反，我们不崇拜他，难道还能崇拜你们这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
三、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
早在延安时期，即一九四五年七月，毛主席在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关于如何克服历代政权兴亡的周期率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59年毛泽东读苏联教科书时，以更明确的语言说道：“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毛泽东提出：“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在毛泽东讲话的基础上，制订了被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这一思想随文化大革命到来转变为“大民主”。
关于文革的目的，毛泽东自己说：
“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我不赞成他们保护自己，反对群众，提倡盲目服从。我一直坚持，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做，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这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以及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缴械了。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毛泽东认为我们旧的一套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同苏联差不多。他认为大民主好，便于攻击敌人，也能对各级领导机关、领导人直接监督，造成新的社会风气。
今天我们看得更清楚：从整风反右，到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到社教四清，到文化大革命，一直到文革后，那几十年一幕幕变幻诡谲的风云、起落叠宕的潮汐，不是什么个人恩怨，不是什么个人之间的争权夺利，也不是所谓“派性”，而是民众与官僚集团两个阶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文革是这场斗争的最高潮，是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大民主”，中国人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批判社会，向现存的政治权力机构造反，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在公开讲坛、大字报和报纸上发表自己的不满和希望等等。
四、是历史的倒退吗？
说到这里，恐怕自由主义者要质问了：“难道还要回到二三十年前的毛泽东时代？”
其实这根本是个假问题。就算起毛泽东于地下，他也肯定不会主张简单地回到二三十年前。他从来都是主张不断前进、不断革命，反对保守倒退，还主张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他怎么会同意回到二三十年前的社会中去呢？
现在大吹特吹的国退民进，一私就灵，难道是什么新货色吗？近代以来，世界上搞的不都是这一套吗？如果真的那么好，怎么会惹来那么多革命与动乱？
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那是真正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吗？去看看这些发展中国家，哪一个不比中国更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却有哪个真正解决了国内矛盾？哪个社会矛盾不比中国更严重？
按照精英的理由，企业私有化后，管理层成为企业的所有者，积极性确实提高了。但是，千千万万的普通劳动者从企业的主人翁变成了奴隶，积极性从何而来？没有绝大多数民众的参与和努力，靠那么几个精英，难道就能发展起来？这真是荒天下之大谬。然而，精英们就是这样看低小民的。
要我说呢，私有化也不是坏事，只是要化得彻底。现在哪怕一个小小厂长或者处长都化得有头有脸，而国家领导人反而化不了，拿阿扁来说，偶尔化了一下下，就闹了个灰头土脸，至今不得脱爪。这样怎么能调动领导人的积极性呢？所以私有化要彻底，就得把整个国家都化了，化为领导人之所有，化成古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子领导人才有动力啊。
分田到户被说成是中国农民的创举，然而，几千年来，中国农民不就是这样各人顾各人吗？难道不是这样反反复复地重演着治乱的悲剧吗？如今真正的历史创举——农业合作化被破坏以后，治乱的悲剧又将重演了。
毛主席亲自建议，把人民群众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和工人的罢工权利写进宪法。是谁把这些人民的民主权利从宪法中取消呢？
据说不争论也是一大发明。呵呵，厉公止谤，流放于彘，二千多年前的史事，或许已经忘了吧。
五、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
无庸讳言，文革的大民主并不完美，并不彻底。在当时的阶级力量对比下，也无从实现彻底的大民主。
造反派的组织资源和政治经验、政治决心都远逊当权派，造反派所持者，无非是毛泽东的支持这一政治资源。当权派先是措手不及，尔后以放弃领导的手段威胁之，尔后以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段转移斗争方向，以“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形式争夺话语权，最终令造反派的唯一的政治资源也丧失迨尽。在当权派与造反派的较量中，造反派的损失至少是前者的百倍以上。
文革初期，官僚集团按照过去历次运动的经验，先抛出一些知识分子当牺牲品，而当革命师生坚持把矛头对准党的当权派时，则由上级党组织派出工作组进行镇压，以保护本集团的利益。（例如，王光美在清华园将八百名师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并残酷斗争，有的被整死，以此推广全国，无一校幸免。四清时，王光美搞的那个所谓的“桃园经验”，不就是个整人的“经验”吗？坐飞机也是王光美在四清时发明并在文革初期普遍推广的）……这就是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愤怒指责的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
（必须指出，文革中的迫害行为，部分确实是年轻幼稚、成分不纯的造反派所为。文革前17年中国社会积累的矛盾，压抑如此之久，如此之深，爆发则必速、必烈。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是官僚集团打着红旗反红旗。特别是高干、军干子女，他们大都参加了那个臭名昭著的联动组织，如今那无耻之尤的魏XX就是联动干将。他们为保爹保妈，转移斗争大方向，横行霸道，一方面拿一些知识分子如老舍当牺牲品和蛮横肆虐于普通老百姓，一方面更无情镇压挺身而出的造反派。文革结束后，他们摇身一变，竟然成为受迫害者了！然后搞起了官倒！）
九大之后，对于“不听话”的造反派（群众代表）和前党政官员进行了系统的排斥，推动并扩大化系统清算文革造反派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运动，党政系统的当权派和保守派积极地配合了这一冤案制造运动，全国有超过1000万造反派骨干被打成反革命，这样在舆论上和在组织上就把造反派排除在掌权地位之外了。
在江苏，严重迫害革命造反派和干部群众达50万之众，死伤数万，很多人至今死因不明不白。68一69年，许世友将徐州造反派的头头押在笼子里进行游斗，还把江苏反对他的踢派造反群众按在马路上学小爬虫爬。在广西，也是1968年，以韦国清为后台的保守派联指把四·二二造反派口中塞着鹅卵石成批地处决。
为什么会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根本原因是革命成功后，没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让官僚集团专了人民的政。
虽然说革命政党的精英出于对革命理想的忠诚，出于坚定的意志，在一个时期内能够为工农阶级摄政，为普通劳动人民谋利益。但是，官僚精英对革命理想的忠诚、对革命初衷的执着是靠不住的，而领袖个人也无法阻挡他们的蜕化。
因此，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无产阶级被架空了，只有专政是真格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造反派过于依赖暴力工具，而不是真正去实施大民主，结果令到自己头破血流！
文革的教训表明，大民主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之外的东西，而应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灵魂。如果没有大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可能获得胜利！
而大民主的主要内容，决不仅仅是有些人所热衷的多党制和投票选举，而是民主的真正含义：那就是全体人民参加讨论、辩论，关心国家大事。民主精神的实质，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协商一致，形成超乎个人利益的一般意志。其具体实现方式，不管是以前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集会结社、游行、罢工的权利等等之外，还是选举，还是网络，其核心是群众监督、随时罢免、公务员领取普通工资等巴黎公社原则。
如果疏忽了这些实质，民主即难免沦落成是由选举选出民主暴君或专政贪腐的权力寡头，以及暴民政治。
六、民主不是制度，而是历史进程
文革把怀疑主义、理性主义、平等主义和个性主义的文化启蒙因素深深地播种到民族的精神中，为中国播下了走向全面改革和伟大文化解放的火种。文革前的苏联式官僚主义体制一去不复返了。而没有经过文革铁帚清扫的苏联东欧国家，无不在世纪之交遭受惨败。
所幸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借助其个人权威，发动起特殊的大民主运动，形成了政治平衡力量，并激发起民众的政治竞争意志和政治意识。
在这个意义上，大民主运动确实是取得尽可能多的成就，尽可能减少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即所谓的”成绩最大，代价最小”。
某些人不那么看，他们认为，要么是一劳永逸地打碎旧国家机器，一步到位实现大民主（在现阶段的中国，那只能是空想）；要么，就放弃，转向新国家主义。
在毛泽东看来，民主不是一种制度，而是历史进程，人民是这一进程的主体。
在精英看来，知识精英的任务，是设计出最优的民主蓝图。而政治精英的，就是说服人民接受这个制度蓝图。
而毛泽东认为，建设新民主的努力，不是在纸上完成的，不是选择何种制度的问题，而是人民在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实现的。
毛泽东说得好，“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文革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后来又曾经说过“一个世纪来三到四次”。无非是通过周期性的大民主运动，激发民众的政治意识，形成新的政治平衡力量，不断冲击官僚体制，促进社会进步，最后实现质变。除此之外，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注：发表前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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