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从群众中走来的群众领袖”
2011-11-01 10:44:10 来源：
环球视野 作者：马超 张凤霞
点击：
评论：
（查看）
“我是人民的公仆，是为大伙服务的”
1939年5月的一天，时任关中分区书记的习仲勋独自一人去新宁县乡下视察，当他走过一个村子时，忽然听见一棵树下有人啼哭。他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位老大娘。老大娘边哭边念叨着：“哎，我，恓惶得很呀！天呀，我怎么活呀！”习仲勋忙上前关切地问：“大娘，你怎么了？有什么难事，就对我说吧。”
老大娘头也不抬，继续哭诉着：“谁也救不了我的老汉呀！”习仲勋听了马上表态说：“大娘，您相信我吧，我是习仲勋。”
“习仲勋”这三个字还真灵验，老大娘立即停止了哭泣，抬头仔细打量，确认是习仲勋后，就说：“习书记，你快到我家看看吧，我老汉快要咽气了。”习仲勋听说之后，赶忙搀扶着老大娘去她家。这家人姓李，老汉叫李青林。他们走进窑洞时，只见李青林躺在土炕上，已经奄奄一息了。他的鼻血正一滴一滴往下流，下面接着一个碗，碗里已有半碗血。
习仲勋见状忙问：“得的是什么病，怎么血流不止啊？”老大娘说：“村里人都说没有见过这样的病，鼻孔一出血就血流不止。”习仲勋又关切地问：“大叔，您怎么了？您家还有什么人吗？”李青林轻轻地挥了一下手，说：“习书记，我快不行了。就一个儿子，去年被国民党进攻边区时拉去当兵。就因为这事，村里人说我们是反革命家属，有困难没有人敢管。”
习仲勋全明白了，他说：“大叔，您儿子不是反革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来，我背你去边区医院看病，只要止住了流血，这病会好的。”李青林说：“习书记，您是我们这里的父母官，我怎么能让您背呢？”习仲勋说：“不，我是人民的公仆，是为大伙服务的。来，我背您去医院。”
习仲勋背着李青林一路小跑，李青林的鼻血不断滴在他的脖子上。到了边区医院，医院陈院长立即对患者进行了抢救。结果血是被止住了，但因身体太虚弱，李青林很快昏迷了过去。陈院长说：“得马上输血，不然有生命危险。”
一名护士一听，马上说：“我是O型血，先输我的。”习仲勋说：“光输你一个人的血是不行的，我再动员一下咱们的保卫大队，多找些人。”但当习仲勋去保卫队动员队员输血时，一个队员却说：“习书记，您了解那个人吗？他可是反革命家属啊！”习仲勋严肃地说：“你怎么这么认识问题？难道国民党的兵都是蒋介石、胡宗南吗？他儿子是被迫当兵的，他们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只要我们把家属工作做好了，他儿子的态度也会转变的。”那个队员听习仲勋这么一说，就第一个表态：“习书记，我听您的，就输我的血吧，我是O型。”习仲勋一连找了5个人给李青林输了血，李青林终于被救活了。
李青林出院的那天，专门去看望习仲勋，并对他说：“习书记，咱共产党、边区政府太好了。您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大恩人呀！我今天就去县自卫队，叫回我那儿子，让他参加咱们的八路军。”
李青林出院后。果然去了国民党县自卫队，他叫出儿子，说：“你要是还继续在国民党队伍里干，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他把习仲勋和边区医院救他的事从头至尾给儿子说了，儿子表示：“国民党队伍里太黑暗了，我一定寻机逃跑，参加八路军，您放心吧！”
一个月后，李青林的儿子不但自己逃回了边区，还带回3个一块当兵的兄弟参加了关中分区八路军队伍。
“那个药当时虽然很贵，为了救人嘛，我两次特批15支，是应该的了”
1948年4月，解放军收复延安之后，时任《群众日报》记者的延泽民回到了延安。不久，他的结核病 须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又复发了，高烧不退，卧床不起，情况十分危急。
当时，等治结核病的特效药链霉素是进口药品，由于国民党的封锁，价格奇贵，当时每支价值一两黄金。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的卫生部也只储备了50支，而且卫生部部长曾玉生也无权批准使用这种药。要动用这种药，必须先经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批准，然后还要经政委习仲勋审批。延泽民作为一个普通小干部，哪能用得上这样奇缺而又昂贵的储备药呢！
面对病魔死神的威胁，延泽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用颤抖的手握着铅笔，给李卓然写了几句话并报习仲勋，说自己快要死了，只有注射链霉素，才能治好自己的病，希望组织上能批准给自己用药。
当时部队正在逼近西安，战事之紧张，可想而知。可是，令延泽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只过了几天，习仲勋就批准了给自己用这种药。医院给延泽民注射了10支，他的高烧就退了下来，但仍有低烧。习仲勋又批准给延泽民注射了5支，结果不到20天，延泽民的体温就恢复了正常，战胜了病魔，挽回了生命。
西安解放后，在西北局的一次晚会上，习仲勋看见了延泽民，老远就喊道：“哎呀，你还活着！”延泽民赶快走上去，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连连点头感谢习仲勋。习仲勋说：“不怕死就死不了。那个药当时虽然很贵，为了救人嘛，我两次特批15支，是应该的了。”延泽民说道：“不是我不怕死才活过来的，是党的关怀才使我活过来的。”习仲勋听罢，爽朗地笑了起来。
“不能让老百姓失望，必须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习仲勋特别重视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认为这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
1950年春季的一天下午，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在西安城内建国道西北局门外散步，发现有很多人提着干粮、带着行李坐在西北局大门外边，这些人看样子像陕北人。他急忙找来秘书问明情况。原来，解放陕北时，有些农民的儿子因当兵与家人失去了联系，解放后他们的家人便跑到西安来寻找儿子。习仲勋当即让秘书通知传达室的老王：“对待乡里人要客气些，他们老远跑到西安找儿子，也不容易，我们要热情接待，让乡里人进来坐下，给他们好好地查询，一一地答复。”由此，西北局大门口正式设立了接待室。
习仲勋在担任国务院秘书长期间，还专门指定一名秘书定期到信访接待室，协助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及时了解社情民意。同时要求将选编的重要情况，直接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报告。
1954年底，西北地区来信来访反映在统购统销中存在食油供应紧张，棉花、棉布购销不合理的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存在强迫命令、大吃大喝、干群关系紧张等现象。这些问题有的涉及党的农村政策，有的涉及领导机关和干部的工作作风。习仲勋认为事关重大，应当专题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他让秘书起草报告，并指示一定要把农村的真实情况反映给毛泽东。但是，看了秘书起草的报告，习仲勋却皱起了眉头，问道：“群众不满食油供应紧张情况的实例为什么没有写上去？议事要言之有物，有理有据。”
听了这番话，秘书显出很为难的样子。原来，群众在来信中讲了两件事情：一是有人认为，现在食油比旧社会还要紧张，因而讲怪话说：“食油四两，想起老蒋”；二是反映说，有个农民赶着轱辘大车跑运输，车轱辘因没有润滑油发出“吱吱”的响声，这个农民气得大骂：“我都没有油吃，你还叫唤啥哩！”说完就向车轱辘撒了一泡尿，发泄对食油供应政策的不满。秘书觉得，这些例子有些粗俗，不适合列举。
习仲勋却说，这两个例子，虽然有欠妥之处，但它真实、生动地反映出我们地方政府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一定的说服力，还是加上好。当毛泽东和周恩来看了报告后，非常重视，立即批示有关方面尽快解决。
在习仲勋看来，中国老百姓是最懂得忍让的，他们能来信来访，一方面说明问题可能相当严重，另一方面说明他们还相信党、相信政府。正如习仲勋所说：“不能让老百姓失望，必须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上纲上线，扣大帽子，不实事求是，怎能让人心悦诚服”
1953年9月，习仲勋开始担任政务院秘书长，主管文教工作。当时，作家的创作环境不是很好，面临的压力很大，创作时放不开手脚，很难写出优秀的作品。
习仲勋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造成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一些领导者责任心不强，不懂得关心和帮助作家，一些批评者不懂得如何运用批评的武器，乱打棍子，乱扣帽子。为了保护作家的创作激情，帮助他们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习仲勋多次召集有作家、文艺界领导等参加的座谈会，要求大家为作家的创作营造宽松的外部环境。
他告诫文艺界的领导，，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能仅仅依靠行政命令，不能用简单粗暴的办法－有些作品不是基本立场观点的错误，而是写作技巧上的问题，也不能全盘否定：即使有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也不能随便加以“枪毙”。我们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对的，但并不是要求所有作品都符合一个标准。任何一部作品，不能要求作家一气呵成，总要给以耐心帮助，反复修改，而不是乱找岔子，夸大缺点，使作家无所适从。要求作家提供作品，不能像向工厂订货那样，限期交货，总要给予足够的时间。
针对文艺批评，习仲勋说：“文艺批评也要有高度的批评艺术，善于运用批评武器，恰到好处，而不是倾盆大雨，狗血喷头，结果弄得彼此不欢而散。并不是作家难于领导，而是批评者要懂得批评的目的－批评尖锐也要实事求是，并不是越尖锐越好。上纲上线，扣大帽子，不实事求是，怎能让人心悦诚服？”他指出，我们要用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反对那种夸大缺点、乱找岔子的文艺批评家。要从作家们的具体水平出发，给作家指明出路，善于引导作家前进。我们要鼓动作家旺盛的创作士气，激励作家的创作热情。只要方法对头，我们新中国的文艺战线一定能够创作出优秀而鼓舞人心的作品来。
习仲勋的关爱，使作家们受到了巨大的鞭策和激励，他们卸掉了包袱，消除了顾虑，得以全心全意投身于文艺创作之中。
“我们当干部的万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
习仲勋身居要职，心念群众。在他的眼里，群众的事就是头等大事。
1957年，习仲勋受邀与陕西省领导一起去易俗社看戏。就在演出结束，领导们接见演员的时候，易俗社一位老艺人却径直冲到台前高喊：“毛主席、共产党解放了我，现在却有人想压制我！”顿时，整个剧场一片哗然。习仲勋愣了一下，没说什么，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天深夜，易俗社领导针对昨晚发生的事情，正在研究解决办法。这时，习仲勋亲自打电话来，询问昨晚发生的事是怎么处理的。社领导接过电话说：“我们正在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处理方案。”习仲勋听了顿时松了一口气。他说：“那就好，我还正在为那位老艺人担心哩！这位老同志解放前受过旧社会的压迫，吃过不少苦，现在可能对某一方面的工作有意见，你们一定要妥善解决，千万不要借此再去整他！”在场的人，一下子都被感动了。
1961年秋天，秦腔老艺人王天民到北京治病，习仲勋派秘书张志功帮助解决他的吃住行问题，并找老中医给其治病。王天民在北京一住就是半年。大年除夕，习仲勋带上夫人和孩子到宾馆看望王天民，还特意和他一起吃年夜饭。席间，习仲勋举起酒杯对王天民说：“过年了，你不能回家和亲人团聚，咱们今天就在一起过年吧，吃个团圆饭。”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在除夕之夜专程赶来同自己这样一个普通艺人团聚，这是王天民万万没有想到的！他感动地说：“旧社会老艺人病倒了，没人过问，只能躺在破庙里等死了。今天却不同，我这个老艺人病倒了，却有国务院副总理为我寻医问药，给我拜年，和我一起吃年夜饭……”说到这里，老人激动不已，嘴里还不住地念叨着：“我这辈子……算是……值了！”
1985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到江西考察，汽车行进中，突然遇到了堵车现象。前面的开道车鸣响了警笛，工作人员从车窗内伸出了两面红旗左右挥动，指挥来往车辆注意让道。路旁施工的民工和行人、来往车辆上的人，都把目光投向这个车队。习仲勋的面色立即变得严肃起来，他说：“怎么能这样呢？你们拉着警笛，两面红旗左右开弓，这样会吓着群众的，也可能会把过往的车辆挤到沟里去的。不要为保证我们赶路，影响老百姓的正常通行。我们是来基层为老百姓办事的，不是来给他们添麻烦的。”汽车在中途停车时，习仲勋快步向警车走去，亲自向警车上的同志申明了自己的意见。在场的人都深受感动。
习仲勋提出过一个朴实的口号，叫作“把屁股端端正正坐到老百姓这一方面”。他说：“我们当干部的万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如果我们的干部叫人家一看，是个‘官’，是个‘老爷’，那就很糟糕。”他深知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群众给予的。他不是群众的老爷，而是群众的公仆。只有为群众多办实事，他自己才可以心安！
“把返销粮的问题当大事来抓，要公平，不要让群众饿肚子”
1961年1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收到一封从家乡寄来的信。信上说：“富平灾情很重，群众缺吃少穿，难度年关。有外出逃荒的，有卖儿卖女的，更有甚者，县东北老庙有位四十多岁的哑巴妇女，家人养活不过来，就将她推到井里去了。”看了来信，习仲勋表情非常严肃，内心特别沉重。关中自古米粮仓，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这让从小就体验过饥饿滋味、又与家乡人民血肉相连情谊深厚的习仲勋寝食难安！
面对这人命关天的大事，他当即将来信批转陕西省政府。陕西省政府立即派员到富平进行了调查，发现情况属实。不久，就从陕北紧急调拨了一批粮食，救济富平灾区。并允许灾区群众可以到陕北自由换粮，不受当时的政策限制。灾区群众到延安、甘肃陇东一带背粮，路途劳顿，苦不堪言。省政府知道这一情况后，又调动了八九辆汽车，帮助灾民们搬运粮食。
吃粮难的问题总算解决了，可习仲勋却没有就此放下心来，1962年4月，他又写信给富平县的主要领导，信中说：“把返销粮的问题当大事来抓，要公平，不要让群众饿肚子。”
“老乡，你们的困难我都看到了”
习仲勋1985年11月在江西老区视察时，走村串户，看到房屋简陋、景况不佳的农户，就径直走进去，问寒问暖，和他们促膝谈心。
遂川县是一个贫困的山区县，尚未脱贫的贫困户和特困户还相当多，复员军人曾宪钹一家就是较为突出的特困户。他身患残疾，妻子双目失明，孩子又小，家中缺乏劳动力，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习仲勋一行来到他家的那一天，正刮着大风，北风从门窗吹进破旧的小屋，寒气逼人。屋子里陈设简单、光线昏暗，孩子们衣服破旧。习仲勋望望已歪斜的屋梁、残缺不全的墙壁，揭开饭桶盖，看看他家吃的是什么，又摸了摸床上破旧的被子。
“老乡”，习仲勋握住曾宪钹的手说，“你们的困难我都看到了。”
“首长，您能来看我，我已经十分感动了。”曾宪钹说话依然保持着军人的风格。他挺起身恳切地说：“我虽然现在有些困难，但日子还过得去，请首长放心。政府已经给了救济，我应该体谅国家现在的困难，搞好生产，自食其力，让生活慢慢好起来。”
“你们看看”，习仲勋转过身来对陪同的地方领导说，“他们当年不怕牺牲，支援革命，现在有困难，还能这样体谅我们的政府。咱们应该时刻不忘自己肩负的责任，尽快把老区建设好！”
他指示，要专门研究一下如何帮助曾宪钹这样的特困户群众发展生产，尽快脱贫。而眼下，要马上帮助曾宪钹一家把房屋修缮一下，让他们一家能够在温暖的屋子里度过这个冬季。
在习仲勋的关怀下，两年后，曾宪钹家的房屋焕然一新，床上添了新的被子，孩子们身上也穿得干净整齐，一家人喜气洋洋。
“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自然就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群众没有不拥护的道理”
1997年4月，中共延安市委副书记忽培元到深圳开会，听说习仲勋就住在这里，便前去拜访。
习仲勋一见忽培元，便问：“延安的铁路修通了没有？”忽培元说：“修通了，每天向西安发一对客车，货运列车也不少。”习仲勋接着又问：“石油和煤炭开发得怎么样？”忽培元说：“原油年产量已达到100万吨，煤炭产量现在突破600万吨。”习仲勋问：“延安石油和煤炭储量有多少？”忽培元说：“现已探明石油储量4.3亿吨，煤炭储量71亿吨。”习仲勋听了很高兴，说：“嗯，很有发展潜力。你们要注意合理开发、科学利用，要搞好环境保护。”
习仲勋接着又关切地问：“延安老乡的生活现在怎么样？”忽培元回答说：“80％以上的农户解决了温饱问题。”习仲勋说：“这很不简单。你们用了什么好办法？”忽培元说：“我们选择了走生态农业的路子，改变了过去单纯打坝修梯田的那种办法，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并重，退耕还林还草，搞户包小流域治理，收到了明显的成效。”
习仲勋对此很感兴趣，又追问道：“其余20％的人打算怎么办？”忽培元说：“我们开展扶贫攻坚，采取各级干部下去包村包户的办法，计划在三年内脱贫。”习仲勋说：“这个办法好，就是要保证干部下基层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现在有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有些干部成天高高在上，吃喝玩乐，怎么能不脱离群众？干部要下到贫困地区包村包户扶贫，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自然就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群众没有不拥护的道理。”
会见结束后，习仲勋坚持把客人送出楼道口。忽培元已走出好远了，回头时，却看见习仲勋还站在那里，不住地向他挥手。
习仲勋一生关心群众疾苦，与工农群众、民主人士等各界朋友坦诚相见。他德高望重，高风亮节，在党内外和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正如诗人张俊彪在一首题为《不朽的习仲勋》的诗中写的：
从那片广袤厚实的黄土地走出来，
走过了长江黄河……
走遍了黑土地、红土地……
毛泽东早在延安宝塔山下预言：
他是中国的一位才子……
那人就是习仲勋！
布衣，草鞋，
这就是治家理国的格言；
大成、至爱，
这就是文韬武略的胸襟；
一个人民忠贞的儿子，
他就是习仲勋！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07期，刊摘）
1939年5月的一天，时任关中分区书记的习仲勋独自一人去新宁县乡下视察，当他走过一个村子时，忽然听见一棵树下有人啼哭。他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位老大娘。老大娘边哭边念叨着：“哎，我，恓惶得很呀！天呀，我怎么活呀！”习仲勋忙上前关切地问：“大娘，你怎么了？有什么难事，就对我说吧。”
老大娘头也不抬，继续哭诉着：“谁也救不了我的老汉呀！”习仲勋听了马上表态说：“大娘，您相信我吧，我是习仲勋。”
“习仲勋”这三个字还真灵验，老大娘立即停止了哭泣，抬头仔细打量，确认是习仲勋后，就说：“习书记，你快到我家看看吧，我老汉快要咽气了。”习仲勋听说之后，赶忙搀扶着老大娘去她家。这家人姓李，老汉叫李青林。他们走进窑洞时，只见李青林躺在土炕上，已经奄奄一息了。他的鼻血正一滴一滴往下流，下面接着一个碗，碗里已有半碗血。
习仲勋见状忙问：“得的是什么病，怎么血流不止啊？”老大娘说：“村里人都说没有见过这样的病，鼻孔一出血就血流不止。”习仲勋又关切地问：“大叔，您怎么了？您家还有什么人吗？”李青林轻轻地挥了一下手，说：“习书记，我快不行了。就一个儿子，去年被国民党进攻边区时拉去当兵。就因为这事，村里人说我们是反革命家属，有困难没有人敢管。”
习仲勋全明白了，他说：“大叔，您儿子不是反革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来，我背你去边区医院看病，只要止住了流血，这病会好的。”李青林说：“习书记，您是我们这里的父母官，我怎么能让您背呢？”习仲勋说：“不，我是人民的公仆，是为大伙服务的。来，我背您去医院。”
习仲勋背着李青林一路小跑，李青林的鼻血不断滴在他的脖子上。到了边区医院，医院陈院长立即对患者进行了抢救。结果血是被止住了，但因身体太虚弱，李青林很快昏迷了过去。陈院长说：“得马上输血，不然有生命危险。”
一名护士一听，马上说：“我是O型血，先输我的。”习仲勋说：“光输你一个人的血是不行的，我再动员一下咱们的保卫大队，多找些人。”但当习仲勋去保卫队动员队员输血时，一个队员却说：“习书记，您了解那个人吗？他可是反革命家属啊！”习仲勋严肃地说：“你怎么这么认识问题？难道国民党的兵都是蒋介石、胡宗南吗？他儿子是被迫当兵的，他们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只要我们把家属工作做好了，他儿子的态度也会转变的。”那个队员听习仲勋这么一说，就第一个表态：“习书记，我听您的，就输我的血吧，我是O型。”习仲勋一连找了5个人给李青林输了血，李青林终于被救活了。
李青林出院的那天，专门去看望习仲勋，并对他说：“习书记，咱共产党、边区政府太好了。您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大恩人呀！我今天就去县自卫队，叫回我那儿子，让他参加咱们的八路军。”
李青林出院后。果然去了国民党县自卫队，他叫出儿子，说：“你要是还继续在国民党队伍里干，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他把习仲勋和边区医院救他的事从头至尾给儿子说了，儿子表示：“国民党队伍里太黑暗了，我一定寻机逃跑，参加八路军，您放心吧！”
一个月后，李青林的儿子不但自己逃回了边区，还带回3个一块当兵的兄弟参加了关中分区八路军队伍。
“那个药当时虽然很贵，为了救人嘛，我两次特批15支，是应该的了”
1948年4月，解放军收复延安之后，时任《群众日报》记者的延泽民回到了延安。不久，他的结核病 须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又复发了，高烧不退，卧床不起，情况十分危急。
当时，等治结核病的特效药链霉素是进口药品，由于国民党的封锁，价格奇贵，当时每支价值一两黄金。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的卫生部也只储备了50支，而且卫生部部长曾玉生也无权批准使用这种药。要动用这种药，必须先经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批准，然后还要经政委习仲勋审批。延泽民作为一个普通小干部，哪能用得上这样奇缺而又昂贵的储备药呢！
面对病魔死神的威胁，延泽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用颤抖的手握着铅笔，给李卓然写了几句话并报习仲勋，说自己快要死了，只有注射链霉素，才能治好自己的病，希望组织上能批准给自己用药。
当时部队正在逼近西安，战事之紧张，可想而知。可是，令延泽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只过了几天，习仲勋就批准了给自己用这种药。医院给延泽民注射了10支，他的高烧就退了下来，但仍有低烧。习仲勋又批准给延泽民注射了5支，结果不到20天，延泽民的体温就恢复了正常，战胜了病魔，挽回了生命。
西安解放后，在西北局的一次晚会上，习仲勋看见了延泽民，老远就喊道：“哎呀，你还活着！”延泽民赶快走上去，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连连点头感谢习仲勋。习仲勋说：“不怕死就死不了。那个药当时虽然很贵，为了救人嘛，我两次特批15支，是应该的了。”延泽民说道：“不是我不怕死才活过来的，是党的关怀才使我活过来的。”习仲勋听罢，爽朗地笑了起来。
“不能让老百姓失望，必须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习仲勋特别重视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认为这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
1950年春季的一天下午，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在西安城内建国道西北局门外散步，发现有很多人提着干粮、带着行李坐在西北局大门外边，这些人看样子像陕北人。他急忙找来秘书问明情况。原来，解放陕北时，有些农民的儿子因当兵与家人失去了联系，解放后他们的家人便跑到西安来寻找儿子。习仲勋当即让秘书通知传达室的老王：“对待乡里人要客气些，他们老远跑到西安找儿子，也不容易，我们要热情接待，让乡里人进来坐下，给他们好好地查询，一一地答复。”由此，西北局大门口正式设立了接待室。
习仲勋在担任国务院秘书长期间，还专门指定一名秘书定期到信访接待室，协助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及时了解社情民意。同时要求将选编的重要情况，直接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报告。
1954年底，西北地区来信来访反映在统购统销中存在食油供应紧张，棉花、棉布购销不合理的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存在强迫命令、大吃大喝、干群关系紧张等现象。这些问题有的涉及党的农村政策，有的涉及领导机关和干部的工作作风。习仲勋认为事关重大，应当专题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他让秘书起草报告，并指示一定要把农村的真实情况反映给毛泽东。但是，看了秘书起草的报告，习仲勋却皱起了眉头，问道：“群众不满食油供应紧张情况的实例为什么没有写上去？议事要言之有物，有理有据。”
听了这番话，秘书显出很为难的样子。原来，群众在来信中讲了两件事情：一是有人认为，现在食油比旧社会还要紧张，因而讲怪话说：“食油四两，想起老蒋”；二是反映说，有个农民赶着轱辘大车跑运输，车轱辘因没有润滑油发出“吱吱”的响声，这个农民气得大骂：“我都没有油吃，你还叫唤啥哩！”说完就向车轱辘撒了一泡尿，发泄对食油供应政策的不满。秘书觉得，这些例子有些粗俗，不适合列举。
习仲勋却说，这两个例子，虽然有欠妥之处，但它真实、生动地反映出我们地方政府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一定的说服力，还是加上好。当毛泽东和周恩来看了报告后，非常重视，立即批示有关方面尽快解决。
在习仲勋看来，中国老百姓是最懂得忍让的，他们能来信来访，一方面说明问题可能相当严重，另一方面说明他们还相信党、相信政府。正如习仲勋所说：“不能让老百姓失望，必须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上纲上线，扣大帽子，不实事求是，怎能让人心悦诚服”
1953年9月，习仲勋开始担任政务院秘书长，主管文教工作。当时，作家的创作环境不是很好，面临的压力很大，创作时放不开手脚，很难写出优秀的作品。
习仲勋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造成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一些领导者责任心不强，不懂得关心和帮助作家，一些批评者不懂得如何运用批评的武器，乱打棍子，乱扣帽子。为了保护作家的创作激情，帮助他们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习仲勋多次召集有作家、文艺界领导等参加的座谈会，要求大家为作家的创作营造宽松的外部环境。
他告诫文艺界的领导，，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能仅仅依靠行政命令，不能用简单粗暴的办法－有些作品不是基本立场观点的错误，而是写作技巧上的问题，也不能全盘否定：即使有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也不能随便加以“枪毙”。我们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对的，但并不是要求所有作品都符合一个标准。任何一部作品，不能要求作家一气呵成，总要给以耐心帮助，反复修改，而不是乱找岔子，夸大缺点，使作家无所适从。要求作家提供作品，不能像向工厂订货那样，限期交货，总要给予足够的时间。
针对文艺批评，习仲勋说：“文艺批评也要有高度的批评艺术，善于运用批评武器，恰到好处，而不是倾盆大雨，狗血喷头，结果弄得彼此不欢而散。并不是作家难于领导，而是批评者要懂得批评的目的－批评尖锐也要实事求是，并不是越尖锐越好。上纲上线，扣大帽子，不实事求是，怎能让人心悦诚服？”他指出，我们要用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反对那种夸大缺点、乱找岔子的文艺批评家。要从作家们的具体水平出发，给作家指明出路，善于引导作家前进。我们要鼓动作家旺盛的创作士气，激励作家的创作热情。只要方法对头，我们新中国的文艺战线一定能够创作出优秀而鼓舞人心的作品来。
习仲勋的关爱，使作家们受到了巨大的鞭策和激励，他们卸掉了包袱，消除了顾虑，得以全心全意投身于文艺创作之中。
“我们当干部的万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
习仲勋身居要职，心念群众。在他的眼里，群众的事就是头等大事。
1957年，习仲勋受邀与陕西省领导一起去易俗社看戏。就在演出结束，领导们接见演员的时候，易俗社一位老艺人却径直冲到台前高喊：“毛主席、共产党解放了我，现在却有人想压制我！”顿时，整个剧场一片哗然。习仲勋愣了一下，没说什么，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天深夜，易俗社领导针对昨晚发生的事情，正在研究解决办法。这时，习仲勋亲自打电话来，询问昨晚发生的事是怎么处理的。社领导接过电话说：“我们正在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处理方案。”习仲勋听了顿时松了一口气。他说：“那就好，我还正在为那位老艺人担心哩！这位老同志解放前受过旧社会的压迫，吃过不少苦，现在可能对某一方面的工作有意见，你们一定要妥善解决，千万不要借此再去整他！”在场的人，一下子都被感动了。
1961年秋天，秦腔老艺人王天民到北京治病，习仲勋派秘书张志功帮助解决他的吃住行问题，并找老中医给其治病。王天民在北京一住就是半年。大年除夕，习仲勋带上夫人和孩子到宾馆看望王天民，还特意和他一起吃年夜饭。席间，习仲勋举起酒杯对王天民说：“过年了，你不能回家和亲人团聚，咱们今天就在一起过年吧，吃个团圆饭。”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在除夕之夜专程赶来同自己这样一个普通艺人团聚，这是王天民万万没有想到的！他感动地说：“旧社会老艺人病倒了，没人过问，只能躺在破庙里等死了。今天却不同，我这个老艺人病倒了，却有国务院副总理为我寻医问药，给我拜年，和我一起吃年夜饭……”说到这里，老人激动不已，嘴里还不住地念叨着：“我这辈子……算是……值了！”
1985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到江西考察，汽车行进中，突然遇到了堵车现象。前面的开道车鸣响了警笛，工作人员从车窗内伸出了两面红旗左右挥动，指挥来往车辆注意让道。路旁施工的民工和行人、来往车辆上的人，都把目光投向这个车队。习仲勋的面色立即变得严肃起来，他说：“怎么能这样呢？你们拉着警笛，两面红旗左右开弓，这样会吓着群众的，也可能会把过往的车辆挤到沟里去的。不要为保证我们赶路，影响老百姓的正常通行。我们是来基层为老百姓办事的，不是来给他们添麻烦的。”汽车在中途停车时，习仲勋快步向警车走去，亲自向警车上的同志申明了自己的意见。在场的人都深受感动。
习仲勋提出过一个朴实的口号，叫作“把屁股端端正正坐到老百姓这一方面”。他说：“我们当干部的万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如果我们的干部叫人家一看，是个‘官’，是个‘老爷’，那就很糟糕。”他深知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群众给予的。他不是群众的老爷，而是群众的公仆。只有为群众多办实事，他自己才可以心安！
“把返销粮的问题当大事来抓，要公平，不要让群众饿肚子”
1961年1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收到一封从家乡寄来的信。信上说：“富平灾情很重，群众缺吃少穿，难度年关。有外出逃荒的，有卖儿卖女的，更有甚者，县东北老庙有位四十多岁的哑巴妇女，家人养活不过来，就将她推到井里去了。”看了来信，习仲勋表情非常严肃，内心特别沉重。关中自古米粮仓，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这让从小就体验过饥饿滋味、又与家乡人民血肉相连情谊深厚的习仲勋寝食难安！
面对这人命关天的大事，他当即将来信批转陕西省政府。陕西省政府立即派员到富平进行了调查，发现情况属实。不久，就从陕北紧急调拨了一批粮食，救济富平灾区。并允许灾区群众可以到陕北自由换粮，不受当时的政策限制。灾区群众到延安、甘肃陇东一带背粮，路途劳顿，苦不堪言。省政府知道这一情况后，又调动了八九辆汽车，帮助灾民们搬运粮食。
吃粮难的问题总算解决了，可习仲勋却没有就此放下心来，1962年4月，他又写信给富平县的主要领导，信中说：“把返销粮的问题当大事来抓，要公平，不要让群众饿肚子。”
“老乡，你们的困难我都看到了”
习仲勋1985年11月在江西老区视察时，走村串户，看到房屋简陋、景况不佳的农户，就径直走进去，问寒问暖，和他们促膝谈心。
遂川县是一个贫困的山区县，尚未脱贫的贫困户和特困户还相当多，复员军人曾宪钹一家就是较为突出的特困户。他身患残疾，妻子双目失明，孩子又小，家中缺乏劳动力，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习仲勋一行来到他家的那一天，正刮着大风，北风从门窗吹进破旧的小屋，寒气逼人。屋子里陈设简单、光线昏暗，孩子们衣服破旧。习仲勋望望已歪斜的屋梁、残缺不全的墙壁，揭开饭桶盖，看看他家吃的是什么，又摸了摸床上破旧的被子。
“老乡”，习仲勋握住曾宪钹的手说，“你们的困难我都看到了。”
“首长，您能来看我，我已经十分感动了。”曾宪钹说话依然保持着军人的风格。他挺起身恳切地说：“我虽然现在有些困难，但日子还过得去，请首长放心。政府已经给了救济，我应该体谅国家现在的困难，搞好生产，自食其力，让生活慢慢好起来。”
“你们看看”，习仲勋转过身来对陪同的地方领导说，“他们当年不怕牺牲，支援革命，现在有困难，还能这样体谅我们的政府。咱们应该时刻不忘自己肩负的责任，尽快把老区建设好！”
他指示，要专门研究一下如何帮助曾宪钹这样的特困户群众发展生产，尽快脱贫。而眼下，要马上帮助曾宪钹一家把房屋修缮一下，让他们一家能够在温暖的屋子里度过这个冬季。
在习仲勋的关怀下，两年后，曾宪钹家的房屋焕然一新，床上添了新的被子，孩子们身上也穿得干净整齐，一家人喜气洋洋。
“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自然就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群众没有不拥护的道理”
1997年4月，中共延安市委副书记忽培元到深圳开会，听说习仲勋就住在这里，便前去拜访。
习仲勋一见忽培元，便问：“延安的铁路修通了没有？”忽培元说：“修通了，每天向西安发一对客车，货运列车也不少。”习仲勋接着又问：“石油和煤炭开发得怎么样？”忽培元说：“原油年产量已达到100万吨，煤炭产量现在突破600万吨。”习仲勋问：“延安石油和煤炭储量有多少？”忽培元说：“现已探明石油储量4.3亿吨，煤炭储量71亿吨。”习仲勋听了很高兴，说：“嗯，很有发展潜力。你们要注意合理开发、科学利用，要搞好环境保护。”
习仲勋接着又关切地问：“延安老乡的生活现在怎么样？”忽培元回答说：“80％以上的农户解决了温饱问题。”习仲勋说：“这很不简单。你们用了什么好办法？”忽培元说：“我们选择了走生态农业的路子，改变了过去单纯打坝修梯田的那种办法，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并重，退耕还林还草，搞户包小流域治理，收到了明显的成效。”
习仲勋对此很感兴趣，又追问道：“其余20％的人打算怎么办？”忽培元说：“我们开展扶贫攻坚，采取各级干部下去包村包户的办法，计划在三年内脱贫。”习仲勋说：“这个办法好，就是要保证干部下基层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现在有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有些干部成天高高在上，吃喝玩乐，怎么能不脱离群众？干部要下到贫困地区包村包户扶贫，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自然就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群众没有不拥护的道理。”
会见结束后，习仲勋坚持把客人送出楼道口。忽培元已走出好远了，回头时，却看见习仲勋还站在那里，不住地向他挥手。
习仲勋一生关心群众疾苦，与工农群众、民主人士等各界朋友坦诚相见。他德高望重，高风亮节，在党内外和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正如诗人张俊彪在一首题为《不朽的习仲勋》的诗中写的：
从那片广袤厚实的黄土地走出来，
走过了长江黄河……
走遍了黑土地、红土地……
毛泽东早在延安宝塔山下预言：
他是中国的一位才子……
那人就是习仲勋！
布衣，草鞋，
这就是治家理国的格言；
大成、至爱，
这就是文韬武略的胸襟；
一个人民忠贞的儿子，
他就是习仲勋！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07期，刊摘）
「 支持红色网站！」
红歌会网 SZHGH.COM
感谢您的支持与鼓励！
您的打赏将用于红歌会网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传播正能量，促进公平正义！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