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钱理群好玩吗？

曾有一位好友对我说，你这人不好玩，又不喝酒，又不抽烟，不打麻将不打牌，连足球赛都不看，没情趣。我对这朋友的话颇有同感，从此认定自己不好玩。

后来认识钱理群老师，感觉他除了有时看看足球赛，其他方面似乎跟我差不多。心想总算找到同类了，暗中为此高兴。

交往时间长了，慢慢觉得钱老师其实挺好玩的，也许每种类型的人都自有其好玩之处。这里姑且介绍几件趣事，让朋友们帮我判断一下，钱理群是不是真的好玩。

钱理群对黄段子不开窍

1998年某日，在大兴黄村的一家餐馆里，一位跟钱老师年龄相当的长者一直在说笑话，其中参杂着若干黄段子。那位长者说，一个男人，要是没有几个女人指着他的脊背骂他坏蛋，就不是一个有出息的男人。我们几个年轻人听着，不知如何应对。那位长者似乎感到寂寞，特意逼钱理群表态。他说：“钱公，你觉得我这话有道理吧？”

钱理群回答道：“当然，每个人都是多面体，一定有人说他好，也难免有人说他坏。”

他话音刚落，一桌人笑了个满堂宏亮。钱老师有点茫然地问我们怎么了？我对大家说：咱们就别为难钱老师了，他这方面可真不开窍，以后咱们慢慢给他启蒙吧。

钱老师只好跟着我们笑，他是不是明白了笑的缘由，我一直不知道。

有一年他跟一个旅游团去俄罗斯旅游。俄国导游在车上给客人们介绍俄罗斯小姐的行情，有的游客热心打听更详细的情况。钱理群忽然大吼一声制止大家，他慷慨激昂地说：“俄罗斯女性，是圣洁的女性，你们来旅游，就是为了玷污这些圣洁的俄罗斯女性吗？”

大家自然不好反驳他，但是从此没人理他，干什么都爱躲着他，他的旅游成了孤独之旅。

钱理群在学生面前打盹

钱理群让我最佩服的本事，是他随时能入睡。只要疲劳了，他一闭眼睛就能睡着。睡上那么一小会儿，也许只有十来分钟，就自动醒来。这时又精神抖擞了，可以接着读书写作，或者跟朋友讨论问题了。

有一次我对他这种本事称赞有加，他说，有时候学生来访，如果学生的谈话激不起他的兴趣，他听着听着就睡着了，醒来觉得很对不起学生，可是他这毛病还没法改。

十来年前的某一次，钱老师有点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他今年要出版八本书，都快成“学术明星”了。他说学术明星，明显是自我调侃。这么多的著述，跟他随时打盹的本领密不可分。

钱理群登一座山见两个顶

钱老师为人为学都实在，跟人相处满怀热情，谈吐很真诚，说着说着就颇为自我陶醉。跟年轻人相处，似乎意识不到自己在年龄、学问、社会地位诸方面的优势，所以，他似乎不会刻意表现对于年轻人的关心、关照，也因此，让年轻人少感拘束，较为放松。

有一次我们一群朋友到广东七星岩游玩，从天柱岩下山的时候，钱老师走在我后面，忽然说：“摩罗你怎么秃顶了？这么年轻就秃顶了”。我大笑道：“钱老师真是收获大，爬一座山见两个顶。”

钱老师还感慨说，他跟我认识这么多年，怎么才发现，好像我故意隐瞒真相似的。人家吴福辉老师，第一次见我就发现我光顶了，因为吴老师个头比我高。钱老师却在交往多年之后，才有这个惊人发现，也许是因为他个头比我矮？

但是我跟他坐在一起开会聊天的机会太多了，他为什么发现不了？也许因为他总是陶醉在思想、问题之中，对他人和环境的观察也就较少？

有时候他在外边吃了一顿特殊的饭，回家后师母问他吃了什么，他一样也答不上来，因为他的注意力不在饭菜上。对钱老师而言，他只吃了思想、吃了问题，而且都是他自己的。

钱理群发脾气

钱老师跟人相处，从来和颜悦色，辩论中坚持自己的意见，也不是那种斩钉截铁的语气。可是有一次，在所有人都没有心理准备的时候，他突然大发脾气，我们无不惊骇。

那是《新语文读本》定稿会期间。经过很长时间的寻找、甄选，大家提供了足够多的古今中外选文。哪些入选哪些放弃，得在这次会上定案。十几位编委虽然思想倾向颇为一致，但是文化修养、趣味、对文化资源的理解和认同，并不是完全没有差异。年长的编委们主张多选中国传统典籍，年轻的编委们主张多选西方文献，而且希望选入一些西方宗教经典。钱老师是主编，双方都给他施加压力，希望最多地实现自己的愿望。

那天上午散会后，咱们挤在电梯里去楼下吃饭。忽听钱老师语气严厉地大声说话，不点名地批评一些人如何如何。我感到意外，仔细寻找导致他发脾气的直接原因，一时竟然找不到。

在餐桌边坐好，他终于冷静下来。他笑呵呵地对我们说，他妻子批评他，该发脾气的时候不发脾气，不该发脾气的时候倒发脾气了。他用这种含蓄的方式请大家别计较。

我私下问他怎么生那么大气，他说两边都给他施加压力，他感到年轻帮还有私下嘀咕的倾向，他就有点不可容忍了。

我属于他批评的年轻帮，我们当时的确有一种忘乎所以的热情，企图把自己的理想、价值观、文化趣味，尽可能多地体现在那一套读物中。就我本人而言，只是陶醉在那种热情之中，一点也没想过会给其他同仁和主编带来什么感受。

事后为钱老师想想，他当时的压力的确不小。幸好有他这样的主编，在两种倾向中维持平衡，才保持了那一套学生读物的中正品味。

钱理群把自己摆进鲁迅世界

某一次，在鲁迅纪念馆开一个关于鲁迅思想的学术会议。一阵仪式性的前戏之后，是几个年轻学者发言，然后再是钱理群、王富仁等“鲁迅学”大腕发言。在鲁迅研究领域乃至整个现代文学学科，三四位学者对我影响较大，钱、王都在此列，我对他们的言论自然很关注。

他们一开口说话，整个会场的氛围完全改变。他们那种热情，那种饱满的意气，那种愤世嫉俗的疼痛感，化作铿锵有力的声音，把整个会场笼罩起来。说到愤激之处，他们甚至颇有决一死战的气概。

这次会议我颇受震撼。

后来经常回味这一幕，我渐渐意识到我们两代人的区别。钱理群、王富仁那一代，似乎一直处于鲁迅的精神和情绪之中，处于鲁迅构筑的文字世界里。所以，他们谈论鲁迅，谈论鲁迅跟中国社会、中国现实的关系，完全把自己摆进去了。

我们这一代人不是如此，既是不能，也是不愿。我们对待鲁迅的态度，是意识到那种距离和差别的，所以谈论起来要冷静得多。

钱理群是写序专家

扯得远了，还是回头来谈谈钱老师让我最为感动的两个方面吧，一是给人写序，一是给人回信。

我认识的前辈学者中，给人写序最多的就是钱理群老师，我也是受惠者之一，我的第一本书就是他给写的序。

一个有上进心的、热爱写作的年轻人，无论他是从事文学创作，还是从事学术研究，都会得到钱老师的关怀和扶持。许多仅有一面之缘的人，甚至未曾谋面的人，到了要出版处女作的时候，只要向他提出写序的要求，钱老师基本上来者不拒。

有一次，上海某出版社一位没见过钱老师的编辑，希望请钱老师为一本中学生读物写序，托我出面联系。我说，让我出面反倒没把握，你直接跟钱老师打电话，就说该书作者是个基层的年轻人，想请钱老师提携提携，他肯定会答应。后来那位编辑告诉我，我教的方法果然有用。

前不久韩立勇说，他要出版一本谈论《水浒传》的书，名叫《宋江是怎样当上老大的》，想请钱老师写序，又担心钱老师太忙，问我怎么办？我说，钱老师对你印象很深刻，肯定会写的。

后来韩立勇果然求序成功。他仅仅在电话里谈了下愿望，没等他催促，钱老师已经将写好的序言打印出来，寄到了韩立勇的单位。

最近十几年，钱老师还为一批富于探索精神的中学语文教师，写过一大批序言。他说，这些基层教师，基本上没有话语权，可是他们对于语文教育实际上最有发言权，应该把他们推到前台来。钱老师为他们写序常常全力以赴，往往一写就是两万字。

钱老师学术工作特别多，应该惜时如金啊，哪有那么多时间给别人写序？可是他把扶持年轻人当做他应尽的职责，当做学术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所以再辛苦也不敢推辞。有时他嘲笑自己是写序专家，可是自嘲中明显带有奉献者的豪情。

我也曾经受他这种精神感染，觉得也应该给比自己更年轻的人写点序。有一次我为了给朋友一本随笔写序，反复研读作品，认真寻找写作角度，花了整整一个月才完成。这一次把我弄怕了，以后遇到类似情况就设法推脱。

我想，钱老师不是谁都可以学的，等我到了他那把年纪，再来考虑是不是学他吧。

钱理群给所有来信者回信

给所有来信者回信，也不是一般人能学的。

八十年代是文学最受追捧的年代，似乎人人都是文学爱好者。钱老师作为北大的教师，又是最有文学气质的文学研究者，向他投书的人想来不在少数。后来文学不再受关注了，可是钱理群作为思想者、启蒙者、批判者的名声越来越大，许多为国家前途担忧的、为个人命运不平的、在思想上颇有探索精神的各色人等，都爱给他写信。

钱理群把每一封来信都看作一个嘱托，一份期盼，每信必复。许多当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不但给他写信，还把自己的材料或者著作送给他。钱老师认真对待每一分材料，仔细研究，还为这些一时不可能出版的文字写序言。十几年下来，单是为这些人写的序言，已经攒成一本书稿了。

前些年有一位外地读书人跟我说，他给钱老师写过一封信，不见答复，不知钱老师收到没有，托我方便时问问。我跟钱老师提起此事，钱老师说，他每过几个月就花几天时间集中回信，过一阵那个人肯定会收到回信，凡是来信他没有不回的。

有一年我跟他一起去南昌出差，一位作家专程从赣南山区上犹县赶来看他（估计有千里之遥）。这位作家告诉我，他跟钱老师保持了十几年的通讯联系，他的文学创作，一直得到钱老师的指导和鼓励。他每次给钱老师寄赠作品，钱老师都会认真研读，回信对作品展开讨论。

钱老师干这种义务劳动，实在太多了。这怕是不能用“好玩”概括的。

钱理群好玩吗？或许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