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儿》作者曹征路最新小说：民主课

 

                         第一章

 

                            1

  六十支蜡烛，六十个举着火把的精灵。它们在舞蹈，在歌唱，雀跃……它们欢呼并咏叹我即将安全降落的那一刻辉煌。

一时失措，无言。

不知是谁的提议，同事们下班后都留了下来，总之大家都认为这还有点意思，挺好玩的。老曹人不错，他们说。

只是他们没料到我的反应会这么迟钝。

屋里黑着，屏住呼吸，我们的身影陡然高大起来，在墙壁上扭着晃着。这好比是阿尔卑斯山的众神，在观赏特洛依城里的杀戮，等待最后的那一刻，然后才慢条斯理地宣布先知们早已做好的决定。

   我在琢磨这隐喻生命刻度的辉煌。它们舞着唱着，欢呼着，间或还唱出噼剥的花腔。我看见烛泪是那样晶莹地溢出，慢慢膨胀，变圆，拉长，然后，顺着罗纹烛身扑嗒一声落下。火苗抖动着抽搐着，似乎很伤心地扭了扭身体，又好像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谁都没吭声。大家在等待。等我开口许个愿，说句话，或者吹一口气。然后就可以开灯欢呼切蛋糕了。可我嘴角抽了半天也说不出一句得体的吉庆话，特窝囊。我六十岁了，转眼已经六十岁了！忽然间满脑子装的都是这个。

伶仃洋里叹伶仃，惶恐滩头说惶恐，千古绝唱啊诗人不朽。现在我就住在诗人吟哦过的这片土地上，可我的感觉怎么就跟一个倒在沙滩上醉汉差不多，斜着眼去数清楚那些脚印，海浪轻轻一推就把这些脚印抹平了。六十年我是怎么混过来的？我是怎么工作怎么生活的？为什么脑子里一片空白？

前两天我还接到一个故人，准确说是初恋情人的快递，向我祝贺生日。当时我还暗暗窃喜，挺暧昧挺得意，可是现在，我竟是这样虚空。

我满眼都是那些跃动的光影，好像挺欢势，实际很脆弱，打个喷嚏就能灭一片。我能说什么？已经来到耳顺之年？我也想来一句哲理，来一句经典，或者来一句可乐的段子，来什么都行。愣是没有！

其实我这人挺乐观的，有回住院，同事们来看我，神色无比凝重，告别仪式似的。我说你们怎么不带副扑克来？多好的机会呀，一下就哄堂大笑了。可现在，愣是什么话没有！

说吧，随便说一句吧，说什么都行！

我环视着这些好心的同事，猛然间，就噎住了。

不想说，就随便编一句瞎话呗，您又不是外行！

有人预先笑出声来。人人都希望，这是个欢乐的小节目小插曲，有预谋无厘头，总之正闹金融危机呢，谁也不想把日子过得太沉重。

可我还是编不出来。而且那一刻，居然眼睛都憋红了。

漫漫六十载，惶惶一甲子，子在川上曰，可真他妈的！

我们曾经那样刻毒地嘲笑过历史的荒唐，叉着腰，端着肩，一根手指长长地伸出去，摆出一只茶壶的造型。可我们又是那样认真地继续着荒唐的历史，依旧叉着腰端着肩，一根手指长长地伸出去。似乎历史这东西与我们谁都无关，我们是局外的宇宙尘埃，是初来乍到的外星人，是天生的批评家。

到终了我也没能说出一句得体的话来。好在大家都能谅解，该吃就吃该笑还笑，一个部门待久了，谁还不知道谁呀。这年头说真话难，地球人都明白。

所以，我只能把想到的说不好的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

这年头已经没有真相。有人说天气预报是真的，可立马就有人举出实例证明天气预报也可以说谎。在一个谎言充斥的空气里，你说自己的呼吸是真实的，有意思吗？从纯粹个人的角度估计，我的话现在也不会得到太多的认同。因为人都生活在现实中，谁都不承认自己有选择性失忆的本能，这会减少他们的自信，并由此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压力和颠覆。这个家伙，居然敢说皇帝没穿裤子，把我们当傻子玩！为了自己内心的安宁，他们会不假思索地把眼睛闭上，并且一再重复说皇帝不可能不穿裤子。皇帝……怎么可能？

我不是那种经常宣称自己精神独立心灵自由的人，我的很多看法也会受到影响，这些影响在报纸书本上，在电视机里，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无时不在的空气中。但我已经六十岁了，不是六十斤。面对人生的黄昏，那些曾经灿烂过的曾经黯淡过的曾经血腥过的曾经困惑过的经验，怎么会轻易舍弃？眼睛和耳朵，你究竟相信谁？比较而言我还是相信眼睛。我也确信，也许，未来，当这一切都不对任何人构成伤害的时候，真相才会浮出水面。人们在提到这部书时会如释重负，会说这样一句话：哦，那个时代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它确实说出了那个时代的秘密，可那又能怎么样呢？总之，他们依然可以骄傲。

现在就是说了也没人信。

那年冬天，我从内蒙回来，在火车上遇上一个死去多年的老战友。你信吗？

我和老战友一直聊到半夜，谈到很多往事，还有很多故人。你信吗？

火车在华北平原上疾驶，巨大的轰鸣伴随着沸腾的热血，呼啸着的来自嘉峪关的冷风敲打着窗玻璃，每一个细节都很实在。我们俩喝掉一瓶高度五粮液，居然毫无醉意。最后是他付的账，我亲眼看见他从黑皮箱里抽出一叠青黄色大钞，五十元一张的那种，放进胸前的皮夹里，皮夹里还插着花花绿绿好几张卡。那箱里的数目我估摸该有几十万，有好几大捆。

    我回来就跟人说了，没人信。

老婆说，想钱想疯了，神经。

那时我确实需要钱，两个孩子正上大学，可我没有疯。

公司里的小年轻就那么回事，他们绝不对我表示怀疑，他们一直保持必要的微笑，但他们显然更关心那几十万的去向。他们说，一波大行情就要来了，让他借给你去抄底该多棒！你真傻，他们诡谲地笑着，真的，你真傻！

只有财务部返聘的老郭头表示了理解，他说，这年头我什么不信？上回推广部那小子拿回来一个合同，他说他把昆仑山给卖了我都相信。这年头什么人间奇迹都能策划出来。

怨谁呢？他们已经把怀疑当作一种职业风度。我只能苦笑，只有闭嘴。

    但后来那感觉就不对劲了。那张可疑的面孔总在你跟前晃悠，抓不住甩不脱，还喘出吃吃的笑声。我心里叫着要坏事，可脸上分明做出的是一个笑。我想索性笑吧笑吧，大声笑吧，心里却涌起莫名的辛酸与悲凉。于是我不停地深刻反省，证明自己工作得不赖，每年能为公司带来几百万利润，我没拿过回扣没坑害过同事，也没玩过女人。可这家伙还是没完没了跟你纠缠，海潮一样把你拥着托着抚摸着，搞得你精疲力竭。

   这感觉从别人的眼神中也能发现，眼珠子都支楞在外头，像葡萄溢出皮外时那种鲜活的恐怖。他们笑起来也怪怪的，声音是自动步枪点射那样从腔子里朝外蹦。他们说老曹你这么严肃干吗？看上哪个妞儿了？你扮酷啊？

后来我照旧上班回家吃饭穿衣跟老婆亲热，我照旧泡茶读报跟人家大声抬杠，照旧出差开会联系业务，谁也没说你好也没说你不好，可心里却明白要坏事了。那年我都五十出头了我怎么会跟小伙子一样还是喜欢出差？我早该知天命了可我什么也无法回答；我外出不再脚踏实地，光想飞；我有时宁肯多耽误时间，宁肯搭车到另一个城市，也要飞；我迷上了飞机里那种云里雾里或者一览无余的感觉。其实我也挺能替公家着想，住最疵的旅店睡澡堂子，拿省下的钱买飞机票。

老郭头翻着那些票据，小声问：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我能有什么事？

老郭说没事就好。

   我琢磨自己，究竟是怎么啦？真的没事吗？

   我能有什么事？其实完全是因为一张死去的脸。杏核眼，半截眉，勾鼻梁，尖下巴。那张脸起初只是在月台上一闪而过，汹涌人浪中翻起的一个泡沫，没留下太多的印像。后来月台向后滑去，喧嚣和恶臭开始稀释、乐曲变得欢快的时候，他的面孔才越来越近，变得真实具体，尖锐且深刻。

    然后我们就铆在过道上了。

    是我，是我啊，叶三虎！你把老战友忘了吗？

    我把拳头砸过去，次次落在实处，绝对真实。

    没死，哪能说死就死呢？人来世上走一遭不便宜，你说是不是？

我说是啊，是啊。然后，我们就在过道上搂起来。我们的亲热拥抱惹起身后旅客的一片叫骂。我们确实妨碍了人家。

坐吧？

坐，坐！你先坐！

他谦让时手掌平摊，四指并拢微微下垂，像叉子指向餐盘，肘弯里有根弹簧似的拽着，斜斜地一伸一缩，是请的姿势，标准的英国绅士派头。这是那个时代一部电影片里我军侦察连长的一个动作，叫什么名忘了，好像是奇袭白虎团一类的故事，是说侦察分队和美军遭遇时请美国人吃罐头。这动作特洋派特潇洒，那时部队里上上下下都在模仿。这动作这声音，熟悉透了，味道正极了，刚出教导队似的。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兵味儿，一眼就能认出来。这就是叶三虎啊，任何人模仿不出的，一看就知道他是从那个时代来。

当然，细看面孔，倒也是轮辙遍野满目疮痍。

还好吗？

还好还好。

出差吗？

出差，也算出差吧。

老啦，老苍苍啦。

是啊，顶都秃完了。他掀起瘪蹋蹋的风衣帽，头顶鸡蛋壳似的一闪，杏核眼上头，短眉明显地被修理窄了，可那勾鼻梁那尖下巴，简直……简直他妈的比以前更像啦。

    这张脸，哈哈，这张脸！

    这张脸千真万确。当年为这张脸有过多少议论？闹过多少笑话？当然他也为此付出太大代价。这事在今天屁都不算，叶三虎算是倒了大霉的倒霉人之一。

我一遍遍回忆过这些细节，确凿无疑。

我这个人缺少想像力，看电视剧从不抹眼泪，我老婆早就宣布，我没有艺术细胞。我不可能瞎编，更不可能去编一个三十多年前的人物。

更早一些时候，我在南方某省会城市，碰见过原军区组织部的一个处长，他还提到过叶三虎。这是我得到的最官方的消息。他当时正在公园湖边小路上“摸鱼”，一把就把我揪住了。他说，我认识你。

这位处长见到熟人就抓住不放，一遍一遍说啊说啊总也说不完。那些陈芝麻烂谷子我早就不愿去想了，但是我满足了他。我们挺热乎地聊了半天。他曾经负责处理过支左人员的“善后”工作，当然他自己也免不了被“善后”了。

他说，你们那个叶三虎最倒霉了！

他喜欢用你们的什么什么人来表示他曾经手握大权，他也曾经辉煌过。他说：你们那个叶三虎最倒霉了，惨得很！落了个遣送回乡，一个子儿也拿不着！还到处拉去做反面教员！林彪一类骗子嘛，活教材！怎么能这样对人家呢？早知这样我就不放他回去，留在军区屁事没有！

他就这样对我大喊大叫，完全不顾别人的白眼。听口气他好像与冤假错案无关，他是一贯正确的，只是叶三虎所在的野战部队太没水平，生生把人毁了。叶三虎，多优秀的军人啊。

    他说：听说他先头想破相，炒了一锅黄豆，想烫成麻子，可惜没烫成就叫人发现了，那还了得？想蒙混过关啊？开头还给他几只牛放放，后来牛也不给了，专门去做活靶子。生产队还收钱，给粮食也行。生意好得很！他一边说一边摇头，痛心疾首的样子。都是他妈的文化大革命闹的！

    我说，要是熬到今天，他可以去电影厂当特型演员。

    能熬到今天当然可以。熬不下去啊！处长冲我大声吼叫，每一句话都在强调重点。他说，孩子一死，老婆又叫人搞了，疯了，叫他还怎么熬？他熬不下去！其实死对他是最便当不过的。他好像当过作训参谋？

    他是个当兵的料，生来就是做军人的。

    所以他死得很从容！

    从容？

    从容。他把窝棚烧了，把疯子老婆砸死，然后挖一个坑，很宽，够躺两个人的。然后把老婆裹了，用军被。然后给自己的位置铺上雨衣，也是咱们发的那种。然后他就爬上山崖往下栽。为了防止意外，他事先割断了腕静脉。

然而既为自己留下位置，还铺了雨衣，干吗不直接躺进去割断静脉？还费老大的劲儿去爬山崖？

经过讨论，我们认为他肯定是躺过了，然后觉得还是应该去跳崖。也许他觉着躺着死太平凡了一点，不像军人的做派。看着生命一点一点流失不够味道，不够壮烈，不够军人，不够本色。

他放弃雨衣攀上山崖，最后看了一眼这片被称作老区故土的褐红色的群山，在十一月生硬阴冷的过山风里他喘着，竭力想像他最后一个战术动作。这是一条抛物线的黑弧，沥沥拉拉飘洒着红颜色的飘带，大写在老区贫瘠的蓝天下。他眼中肯定没有泪水，他甚至异常平静地总结了自己。

当然也许这些全是瞎猜，他选择跳崖并无特别实在的意义。这样做仅仅出于认真仔细的惯性，一如他过去无数次重复的工作，他没有特别要说的话。这才是叶三虎的作风，他崇拜那种心定气闲默默无闻的英雄。

我同意上述的分析，满足了我们对过程的好奇。处长对此也表示满意。

回来后我把这话跟老婆透过，悄悄地。老婆认为支左算不上光荣历史，以后和别人千万少提这一段。支左也好支右也好，都不是光彩的事，你要蹲过猫耳洞还能吹一把，老婆说。

我还试图和她争辩，她就跟我吼：好人我见多了，有什么用？

是的，好人太多了。好人也意味着低能，低能的人有什么用？

    我只有把嘴巴夹紧。我当然不能去跟别人吹。我调动过好几次，填写过无数次简历，职务从排长副连长到干事我都填，就是不填支左，不填也不能证明我隐瞒了四年历史，谁也没说过支左是一段历史。我相信其他人也都是这么干的。至于公司里那些小年轻，他们只知有文革，肯定不知有支左。你要跟他们提起这个词，他们只能把嘴巴张着，像一个喷嚏憋死了，永远打不出来。

再后来，叶三虎就和所有的真实历史一样，被湮没了，被改写了，被遗弃了。

没想到站在20世纪的后门槛上，他又钻出来。而且，而且是这样地从脑门上蹦出来，缠着你不放。

    那天车厢里很压抑，我们把当年支左指挥部里的故人故事过完筛子了，好像也就没有更新的话题。我居然都没问问他在哪里工作，怎么联系，尽管我兜里插着烫金的名片。后来他提议喝酒，我就一杯接一杯喝，一直喝到他下车。

记得我们讨论过人这个东西。他的结论是，人，硬碰硬是头怪物。

我说正确！我竖起一个手指头大声宣布，毫不顾忌餐车里文明高尚的吃派。我看见有人侧目表示过不满，也看见两个白种人把排骨裹在口中撕咬而犬齿不露，我甚至要把一口痰吐在过道当中。我莫名其妙地亢奋，我发现我好些年甚至是一辈子也没有这样放肆畅快过。

我问，人什么时候最聪明？

他答，临死的那一刻刻。

我说不正确，就现在这样晕晕乎乎最聪明。

他说你没有死过。

我当时好像有点警惕，努力撑开瞳仁，我看他笑得实在可靠，眼底里很有内容。依稀记得他是死过，死讯确凿。不过他就坐在我对面，我不可能认为他是个死人。我们坐在餐车第三排座位，窗外是冬季萧瑟的华北大平原，积雪还在一些屋顶上色彩斑驳，北风肯定是有的，但车内很暖和。上的全是大菜，喝五粮液加啤酒。账是他付的，我清清楚楚看到了他的钱和卡。他风衣里面是花呢西服，雪白的衬领，大花领带，明明白白是个大款，黑皮包藏着几十万。讨论的问题也很实在，关于人，关于生和死。

    他说，临死的那一刻刻，没有环境人事牵缠，没有利害关系，没有私心杂念，没有信仰偏见。

他说，你没死过，你理解不了。

他说，你还早得很咧。

    他说，为什么不去T市看看？他说，一个人有两次生命，都是女人给的，第一次是母亲给的，还一次是初恋的那个女人给的。回去看看嘛，你怕什么怕？

    这家伙居然成了诗人！说得我跟充了电似的。我说那是当然，我说我怕个鸟！我说我都五十了我怕谁呀我。

我分明记得，天快亮时，他把我叫醒，他说，他要下车了。我送他到车门口，道了再见，就是忘记留下名片。车动了，他立在那里没有走开。车远了，他仍在那儿。他的背有些驼，弓着腰，拎个黑皮箱。

月台灯光斜着，将他的影子拖得很长，活像一个写在地上的问号。箱子正是问号下的那个点儿。

    假的？

我不可能编得这么完整，我没有这个才能。再说我干吗自己骗自己？

 

                              2

 

接下来我专门去了一趟湖北英山，他的籍贯地。我不能总是被纠缠。

在县民政局，那个老头的目光从镜框外头射出来，帐房先生似的把我打量一遍，说你这个同志怎么不相信人呢？死了就是死了，我骗你做么事啊？

    我说，两个月前我还见过他……

    他说你不要搞封建迷信好不好？这个人我有印像的，受过林彪迫害，我们复查过的，不会弄错的。

    我说，这就说明有差错嘛。他不是受林彪迫害，是林彪迫害他。不对不对，他是林彪一类骗子。也不对，他也不是骗子。怎么说呢？他就是长得和林彪有一点像……

    反正和林彪有关系嘛。

    我说不对，他和林彪没有关系！我无法解释下去，越解释越说不清楚，我只能用红塔山烟在他桌上堆起一座小红塔山。

你莫是见鬼喽。老头终于被我感动，抄给我一个地址。

是啊是战友！我也是部队下来的，战友我懂，他嘟嘟囔囔说。

然而，我见不着战友。

碎石连着一片荒草，荒草连着一片碎石，有主的坟还馒头一般凸着，无主的坟只剩下碎石和荒草。群山环抱，白云悠闲，几只瘦羊旁若无人地舔着草皮。山风冷峻而且凄厉，抽打着这条峡谷。

    就在这搭，村长指着一堆乱石：是队里给他收的尸。

    你亲眼看见的吗？

    没有，郎个我还小得很。

    收尸的是谁？

    死了，你再走几步，就能望到他的坟。

    我抬头，看着数十丈高的崖壁上有一根枯藤随风摆动，一抹残阳在那上头挣扎一下就跌落不见，我体会不出他的最后一个战术动作是个什么样子。不管是个什么姿势，我确信那种高度足以让他消灭。他曾经在第一中学为大家表演过双杠，那种上下翻飞的矫健至今还在眼前。只是那种动作不适合这里。

    我点了几支烟，夹在那堆乱石中间。我知道叶三虎不抽烟的，但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我希望他能明白我此刻的心情，当初我真的想不到他降落得这么惨。如果他能宽容一些，马虎一些，或者胆小一些，他都不会选择这种方式。如果他聪明一些，有远见一些，或者干脆嬉皮一些，他就能明白那一切不过是场游戏，做游戏是认不得真的。我看过一部电影，电影中的犹太父亲总是在哄儿子：他们和你闹着玩儿呢，于是那孩子就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继续玩下去。可惜当时没有人对叶三虎这么说。叶三虎也不是一个孩子，他是个军人，一个严肃的、认真的、渴望献身渴望立功的军人。

    传说中的事情只是听听而已，远不如身临其境更有冲击力。

    烟是好烟，在山风中居然挺立不倒，燃得很旺。烟并没有凝聚起来，甚至留不下一点痕迹，连一个旋也没有。然而在这燃烧中我分明听见了忽忽拉拉的声响，一如战旗的抖动。仿佛听见他在诉说什么。我明白他其实也是有很多话可以说的，只是因为职业的要求他不能说。

    你是一个真正具备军人素质的兵。在优秀军人这一点上，我所见识的人中没有谁可以比得上。可是你没有机会倒在战场上，甚至你没有参加过一次真正的战斗，更没有用武器发过言。这能怨谁呢？这只是一个运气问题。现在大家都认为我见了鬼，如果真的可以见鬼的话，我倒情愿再见见你！

    我向这堆乱石鞠躬。

    我给了村长一些钱，希望他能把坟修一修。

    ……我的心情好了很多，尽管整个事情还是是有疑点有破绽的。比如我并没有找到当事人，我无法抹去心中的疑惑。我甚至设想过，在最后的一刻他改主意了，他消灭的仅仅是符号的叶三虎，而真正的叶三虎却活了下来，从此换了一种活法。这在贫困的老区很容易做到。人们可以把这当作狭义之举，那位埋尸的当事人已经故去，叶三虎也就成为永远的秘密。如今他当然没有必要恢复身份，因为他毕竟砸死过自己的疯子老婆。

   但如果不是这样呢？我只当作鬼魂附体好了，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待在我的背上。我想开了，只要他不去动我的儿女。见鬼这个词汇，在我们支左的那个地方，老百姓叫做蹚鬼。蹚了鬼哟——意思是倒了霉了，飞来横祸了。毕竟，他蹚过鬼，我也蹚过鬼，我们大家都蹚过鬼。

现在，六十支蜡烛点过了，六十支火苗如同六十把钥匙，帮我打开尘封已久的记忆匣子，许多往事如烟如梦，在我心底活泛生动。我发现自己并没有想像的那么衰老，我发现在我刻板僵硬的生命中居然还有很多柔软湿润的地方。

叶三虎说的好，人有两次生命，第一次是母亲给的，另一次是初恋给的。母亲给的是生命，而初恋给的是心灵。那是一片心灵的再生之地。我在一本小册子上看到，性格夸张的人对初恋的刻骨铭心会导致把初恋之地当作故乡。我猜我骨子里很难说没有这个毛病。我毕竟把青春年华中最重要的一段留在了那里，我宁愿承认自己也是喜欢夸张的那一类。

我要把这一切都记下来。   

在想象中我一次次飞过长江，这些念头一次比一次更加强烈。

每回，那烟黄色的江水豁然横立，那黑丝缎带般的拖驳，那白蝶般的孤帆和那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就要出现之前我就开始窒息，去迎接一种刺激，一种令人忘乎所以的沉醉。现在，我无需依靠眼睛，仅凭眼底的感觉就知道江水在这儿分叉，让位给长满苇草的江心洲。从前，那密密麻麻盘根错节的苇草里，会突然蹿出一条条银白色的尖嘴黪和大腹便便的草混子，乐得你哇哇大叫。野鸭和鹭鸶在这儿悠闲地度蜜月，根本不理会你们的到来。野荷永远那么消瘦，茭白永远那么肥嫩，这里的一切都是绝对的苍凉和绝对的肥美，让你简直透不过气来。洲上是无法住人的，江水时时可以漫过它的大部分。然而奇怪的是，即便是汛期，这洲也不会淹没，总像两片荷叶飘浮在那儿，所以叫荷叶洲。各种神奇故事的渊薮都在这里产生。其中有一个说，早年这洲分为两爿，中间一条窄河与江水相通，后来日本人的巡逻艇开进那里，一夜之间泥沙淤满河道，那巡逻艇就永远停止了巡逻，至今还埋在洲底。

现在我俯瞰这片故土山河，如同看自己的掌纹一样清晰。飞机一到这儿速度也慢下来，想照顾我似的。凤凰岭一带的林场蜿蜒蛇行，沿着山脊一层层铺开。而号称七港八湖十六河的圩区正是这些绿色线条的衬底。水田，烟村，小路，还有甲壳虫一样扭动的手扶拖拉机都让人怦然心动。

我们第一次下乡就坐这种拖拉机。记得是二月二，龙抬头，农村里接新娘的日子。公路上一会儿就能碰见一辆拖拉机，当然，是手扶的。新娘子坐在陪嫁的红木箱上颠得十分陶醉，好像要把一辈子的委曲和快乐都在一天里颠尽。新郎官把整包的东海牌香烟抛过来，解放军同喜呀。我们赶劲抱拳大喊，同喜同喜！在村里，响器吹打着，孩子们欢呼着，新娘子出来了，伏在舅老爷的背上，眼睛哭成个大红桃，嘴上却是挂着笑，手上抓着一把竹筷子——人们喊：摔呀，摔呀——于是新娘子回眸一笑，筷子便在身后落了一地。

新娘子见了我们，一把抢过新郎官的黄挎包，大把大把地给我们掏糖果，嘴里甜甜地说：没有好东西呀，难为人呀。我们看见新娘子的红罩褂子里露出一节露棉花的袄袖，显然她家境并不宽裕，连一件新棉袄都做不起。她的手指肚又粗又壮，手背上尽是冻疮……

不由分说，我们被主人拉去坐席，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是那种地瓜干子酒。他们豪爽得每一位都像财主，人人家里埋着十缸好酒。尽管我们知道这里每一粒粮食都是那么艰难，可我们不能拒绝。

喝啊喝啊，吃啊吃啊，不要作客，乡里人不兴作客，噫唏，还这么斯文法子！

于是我们不敢作客，一个个钻进桌肚里呵呵傻笑，一点也不敢斯文啊。人世间最奢华的酒筵在哪里？在露天里。人世间最淳朴最珍贵的情感在哪里？在农村里。这些年我走南闯北，见到的最为公道的市场就在那里。鸡蛋三分钱一个，螃蟹一毛钱两只，活蹦乱跳的鲫鱼三毛钱一斤，那做买卖的简直在向你行善布施：贵了？两毛钱一斤全归你了，然后就拿柳条把鱼穿起来。然后你不得不扔下钱像今天的大款一样连声说，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永安河，当年耗费了三个冬春组织五十万劳力的永安河，静静地躺在那儿无声无息，河水清澈水牛慵懒，平滑的水面上只有机帆船能留下一点点痕迹……当年，不论军队还是地方，不管新当权派还是老当权派，不管专政队员还是牛鬼蛇神，不论“好派”还是“屁派”，不管民工还是家属，全在这长达三十里的的河道上挥洒过血汗，在一口锅里抡过马勺，在一起渡过三个春节。是什么把大家拧在了一起，成就了好几十对夫妻？是什么让人们相亲相爱彼此帮助？是劳动呵。真的是劳动。

这话今天听起来十分陌生，不大真实。可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贫瘠土地上的共同劳动可以带来平等，带来公正，忘记不幸。我认为那也是一种幸福。老实说我不认为资本能给老百姓带来幸福，在这方面我仍然坚信主义。

在这儿我一顿能吃二斤米饭，干活能干十六小时，在这儿我腿上缝了七针可当天下午就挑起簸箕，在这儿我从轮下救起两个妇女可听一声谢的时间也没有。这就是我吗？我有这么好吗？听起来我就像一个什么先进事迹报告团。

    我真想跳起来对邻座抹指甲油的小姐说：你知道这条河为什么这么直吗？它是一条人工河，它是我修的河！

    历史的烟尘把一切都埋葬了，连细想一下都来不及。生活在逝去，它的标志物也渐渐模糊，就像机翼下飞掠而去的浮云。

 

                               3

 

我要解释一下什么叫支左，今天的人也许根本就不知道，也许是故意不说清楚。那是因为1966年的文革，各地的党委政府都瘫痪了，乱套了，所以才有1967年1月23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不久，毛泽东又赋予军队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项任务。到了8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直到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三支两军”人员撤回部队，这段历史正式结束，前后也就四五年时间。这是官方资料，我去档案馆查来的。事实上在很多地方，1969年“九大”以后革委会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文化大革命就基本结束了。所以支左是党中央的决定，是国家行为，并不像我老婆说的那么不光彩。

    T城支左指挥部设在市武装部里，当时叫人民武装部，是个两进的四合院。由于当地驻军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就必须有一批外来的和尚来念这本经。其实他们也没法不犯错误，市委书记兼着政委，他们不听政委的更要犯错误，所以他们就分配到其他地方去支左了，到了那儿他们就自然代表着毛主席革命路线。事实上我们这个指挥部就有很多从别处调来的武装部、军分区干部。野战部队的干部介入是随着斗争的升级才逐渐多起来的，都是这样。

叶三虎来报到稍晚一些，是1967年的夏天。记得是一个下午，指挥部例会刚开始，敬祝完毕准备念语录了，门外就喊报告，有相当的响亮度。那时开会的程序是这样，不管说什么事，首先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然后念一段毛主席语录，才正式说事儿。这样的仪式也有一个好处，正规庄严，你不得不集中注意力。

就是这时，报告！陆军第××军××师军务科参谋叶三虎奉命报到。

正是七月心，酷日当头，墙犄角的苔藓都起了皮，刺目的院当间儿标杆一般插着一个兵，一脸油汗欢快地成串地砸在青砖上，转眼又变成了白烟。

指挥部领导小组组长叫姜尧，是个很有水平的抗日干部。当时姜尧政委竟忘记先让叶三虎进来，只顾把大姆哥一翘，摇头晃脑地道：好一个兵嗷。

    叶三虎进来了，被让到会议室唯一的旧电扇跟前坐下，仍严肃着，挺着腰端着帽屁股挂在凳沿上，不擦汗不卸装楞是干等领导发话。

    那一刻，长眼睛的一律瞪圆，长嘴巴的一律撑开，个个大惊失色：他是谁？他前庭微秃，鹰鼻杏眼，浓眉像是不小心给多刮了一刀，短了一截。特别是，是那下巴，干脆就是一个等边三角形架在菱形的红领章上。他？叶？三虎？这是什么意思？那时林副主席学毛选的照片正在流行，给人的印象太深了。

等了十分钟，叶三虎被瞧得不好意思了，才把头低下来。还是姜政委带头，七手八脚替他把背包腰带挎包水壶卸了，把上衣扒了，直到现出胸大肌和浑圆黝黑的胳膊，这才轰然一笑。小会议室里充满了恍然大悟的愉快。那次会议的内容当时说得挺重要，事实上早就没影儿了，只有姜政委最后牵着他的手走进他办公室的那个姿势令人无法忘怀。那种谦恭那种自豪，那种威严那种亲热，那种惶恐那种随和，绝了。

军分区的宋干事后来不止一次地加以模仿，成了我们这些小兵拉子私下里的保留节目。当然宋干事后来也为自己的小聪明付出了代价。其实没有他的夸张性表演，岁月也不能把最精彩的淘洗干净。

工作当晚就宣布了，叶三虎任指挥部机要秘书。这本来也没什么稀奇，各小组差不多都已配齐，只有机要是个空缺。只是这样一来，机要工作陡然就显得重要，好像非他不行似的。而背地里，空闲时，各种猜测蜂起，很是热闹了几天。武装部中队有个兵甚至要跟我打睹：绝对不出五服……一条大前门，敢不敢？

不是不敢，是不敬。倒不是大前门不可爱。谁也不好去问，你是谁谁的什么人吧？不好。也不应该。既然首长将亲属隐姓埋名送到部队里来，就是下来锻炼的，就是不希望人们因为这层关系而另眼相待，这谁还不明白？那时这种故事很多。首长那么严格要求自己，那么简朴高尚，那么平易近人，那么谦虚伟大，天天辛苦操劳却总拿咸菜辣椒酱打发自己就够让人心酸的了，你还去添乱，实在也亵渎很了，想都不该想的。

    后来就不想了。工作，只有拚命工作。

    不到一个月，我们秘书小组的几个同志商量，鉴于目前还没有组长，是不是请叶三虎同志牵个头？结果一提就批准了。副组长。按理说，他的表现也确实没得挑，都服气的。每天清晨，他都抢火一样跑步到对面街上冲来一担开水，将所有的暖瓶灌满，弄得警卫班的兵们也紧张起来，要跟他抢活儿干。扒完早饭，所有送阅文件都已分门别类作上记号，特别是那种庞杂的造反派组织的情况动态宣言传单一类，谁见了谁头疼，他却能以军务参谋的精细给予甄别编排，既有重点又不遗漏，这是他的独到功夫。每天晚间，不论政委工作到几时，陪伴的总是他，实在被催逼不过，就在椅上打个盹，第二天早上政委休息了，他又能以温和的微笑挡住任何来访者。他的耐心和严谨足以抵御一切死缠滥磨和大哭大闹，一切严正要求和紧急呼吁，即便被扯碎了衣服揍出了血。他不发火，似乎他根本就没那根神经，他永远是和气的不慌不忙的，对一切人谦恭有礼，陪着笑脸。

不用说，由于他的到来和带动，这个小院里的气氛已经出现了某种微妙的变化。在那样一种混乱的紧张的每天都有武斗可能的情况下，竟然还有人把内务条例搬出来，我们怎么保持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指挥部要不要坚持出早操？每周是否搞一次讲用会？总之人人都想表现一番。

连姜政委也开始注意起平时不太讲究的军容风纪了，有事无事还爱用毛笔临摹两张《再版前言》。姜政委的水平还可以的，我们后面还要谈到。问题当然不在这里，问题在于那是一种精神面貌，一种集体意识。每次例会，政委照例总要最后提醒大家几句，遵纪爱民注意安全什么的，现在就特别强调要像叶参谋那样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好像他的本色才够上劳动人民，才具有说服力，那时。

然而叶三虎对于这种抬举却表现得不怎么样。宣布当副组长的那天，脸通红，嘴唇直哆嗦，在我们跟前不住唠叨。这可怎么了得？我是个属算盘珠的，这可怎么了得？了得？

谦虚多了，大伙就觉着不够意思了，觉着有点过。让你干就干是了，谁还能不支持？心想你大市面也不知见过多少，何必作这份小样儿？按当兵的惯例，提升了总要起哄买点香烟糖果表示表示，可他那么诚惶诚恐着，大伙也就没劲了。兴许他自己还有想头，可一个个都庄严肃穆到了不自在，也就难于启齿了吧。

    从此便更加谨慎。一块儿待着，天天见面，每回进领导办公室，还必定立正喊报告；送交文件还必定双手呈上；在走廊食堂里碰见人还侧身侧目，让别人先过，从不僭越；对上级必称职衔，对下级必称老李老张，从不称“小”，如此等等。即便像我这号的比他小头十岁的，也成了“大曹”。

只要没有紧急情况，或者重要人物参加的会议，支左指挥部也还是有轻松时光的，这便是每晚的纳凉。那时地方上情况复杂，大家只有把自己封闭起来。其中最高级的节目便是讲故事，来自各部队的人都有一些不同版本的荤故事，这时天南海北地大会餐，也就算作精神生活了。有时连姜政委也参加进来，来上一段。

记得有个故事是说孝顺的，儿子为了方便母亲与和尚通奸，主动在河上搭了一座桥，后来母亲死了，儿子便杀掉那和尚以血父亲的耻辱。姜政委总结说，这叫架桥随母意，杀僧报父仇，是革命的阶段论，每个阶段任务不同总目标还是一致的。这也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孝顺是原则，而策略是灵活掌握的。姜政委的水平就表现在这里。老实说，我转业以后还没见到哪位领导能把一个深奥的道理说的那么深入浅出生动有趣，能像他那样。总之支左初期日子还算好过，大家来自不同单位，晚间纳凉等于精神会餐相当宽松。大伙笑累了便各自散去入梦，使没有女人的日子也有了女人的色彩。

    自从来了个叶三虎，笑话便不再可笑。院子里他早早就泼上水了，青砖刷得纤尘不染，地方倒更像个地方了，只是气氛大不如前。其实他也爱扎堆闲聊，没事儿就坐在角落里，冷丁也会对很一般的事情爆出炒栗样的笑声，弄得大伙一楞一楞的，心里发毛。

    于是话题更单调了，不是谈武斗，就是谈林彪的“一号通令”，谈林立果的“第四个里程碑”。起腻时姜政委会突然来一段感慨：哎呀呀，就是武斗这件事，哪个有林总说得透彻？越学越觉得了不起啊。好人打好人，坏人打好人，好人打坏人，各种各样的打法林总普普通通一句话全部概括了，啧啧。他摇晃着身子，芭蕉扇拍打着下肢，像是反复咀嚼着一首高深莫测的诗。起初大伙也跟着说是啊是啊，说多了便暗中交换眼神打着哈欠回去睡觉。

    对于这种不合拍其实叶三虎也挺苦恼的，他人是老实，可并不傻。有一天他突然要求给大家说个笑话，他说好笑得要死。也许为了打破这种僵局他准备了很久，他已经不能忍受这种孤独。他说——军区文工团有回来演红色娘子军，演到吴清华逃跑假装跳河，舞台监督忘记留下一只鞋，结果那个狗腿子到处找鞋找不着。乐队不停地吹打，多多少多来少多，多多少多来少多，狗腿子不停地转圈，观众急了，一起喊：鞋！鞋！台上也喊：鞋！导演没得办法，慌忙脱下自己一只鞋丢过去。那狗腿子举起来，妈耶，起码四十三码！完了他嘎嘎大笑，笑毕又问：好不好笑？

    大家都说好笑，只是干笑。

    事后想来，并不是这件事不可笑，也不是他讲得不好，只是大家太严肃了，以为还有更深的含义，笑不出来。那时的他，真像一只大电阻，硬是串连在我们曾经挺和谐的回路里。回想起来，这其实是支左时期最好过的一段短暂日子，尽管那时叶三虎头上顶着光环，无法和大家打成一片。

叶三虎的僵局是被一次武斗打开的。

“联造总”有一次把“敢死兵团”围在码头一座办公楼里，限他们天黑以前缴械投降。而“敢死兵团”早就视死如归了，宣布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三十几个人把遗书都写好了绑在楼顶的旗杆上，人人身上别着土制手榴弹。“敢死兵团”是市搬运公司的工人造反组织，属于工总司，特别骁勇善战，所以这一次联造总从邻县借来土装甲车和迫击炮，是下决心要拔掉这颗“反革命毒钉子”的。

这本来没叶三虎什么事儿，他也是听说姜政委被他们被困在楼里，就跟着机关的几个人赶过来。他赶到的时候天已黑了，进攻实际上已经开始。支左干部早已无法控制局面，只是因为搬运公司的家属们哭天号地一字并排地躺在大路上，使装甲车行动缓慢而已。就在这时，叶三虎突然出现在探照灯的光柱下，嘎嘎叫着的机关枪哑了。叶三虎喊：我是解放军，停止射击！

静了一会儿，这边的扩音器喊：解放军同志让开，这里在镇压反革命，革命群众不打解放军！

叶三虎喊：再打你就是反革命！

又静了一会儿，像是下了大的决心，几十杆枪同时响了起来。光柱下，路面扬起尘土，只看见叶三虎作了个后滚翻，然后就没影儿了。装甲车显然受到鼓舞，再次发动起来。

这时叶三虎也不知怎么就上了车顶，转眼间那挺烧红的轻机枪就到了他手上，枪口一掉，全都哑了。后边的干部也跟上来，一场闹剧这才收了场。

叶三虎成了真正的英雄。这不仅是因为他阻止了这场流血事件，也不仅是因为他那种于千军万马中取上将首级的勇气。那是个狂热的年代，献身并不困难，每个人分分钟都有准备。

对于当兵的，打心眼儿里五体投地佩服的是他那几个干净利落一气呵成的动作。那种漂亮，那种潇洒，那种威武，没有几年单兵训练的底子门都摸不着。那两下子，多数人一辈子都学不了。

他被老太爷似的捧回武装部，大伙说，不管上边给你记什么功，咱们自己先喝个一醉方休。姜政委捧着那双给烫烂的手说，我也破个例，一个泡我喝一杯。后来想到这话有些不妥，又解释说他并不是学孙权，只是为我们这个集体有这么一个战友而骄傲，这是完完全全的心里话。

    将门虎子啊，大家都这么想。

    又过了些日子，到底是我年轻些，憋不住话。其实这也是迟早的事，我不过挑个头罢了。纳凉的时候，看着叶三虎又打瞌睡了，我喊：叶参谋？叶参谋！

    他猛一激灵，出膛炮弹似的啪地立正站好：有情况？

    我说，怎么没见你家里有信来？这么些天了。这句试探我琢磨半天才想到的，我总不能太露骨，你和林副主席是什么关系？没水平。我认为这句话问得绝对敲在缝上，你总不能不开口啊。当兵在外，家书抵万金，这滋味儿局外人是没法体会的。任你是个钢铸的汉子，合金的内脏，三个月没家信，齐步走能出右腿。小院里一时空气都稀薄了，都闭住气，较着劲儿，等着那个激动人心的秘密的公开。

    好半天，他才吱吱嘎嘎老大不情愿地挤出一句：我家里……没得人罗。

    不信。一千个不相信，一万个不相信。没得人？这简直更可疑！还在保守机密慎之又慎呐？你不说，我们心里也明白，明白着呐。

    他急眼了，呼吸也急促起来，分辨道，我二老早就入土了，不信，查档案嘛。

    亲戚呢？总该有亲戚吧？我也跳起来。

    他头靠在廊柱上，眼翻白了，瞪着星空，轻轻吁一口气：一把大火，一寨人都烧完罗。

    接下来是一片咽唾沫声。憋的。政委屁股下的藤椅也呻吟起来。“死”，是不好随便咒的，他没有说瞎话，他不是说瞎话的人。可毕竟还是失望。好像一个气球突然撒了气，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被他三言两语就否掉了。那是一个渴望欢呼、沉醉于奇迹的年头。好像叶三虎很不够意思对大家很不负责任，甚至是捉弄了大家。叫了这么一个名，长了这么一张脸，又有这么突出的表现，结果却是大头兵一个，失望。

    空气压抑得很。其实他没有那种高级背景又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不能是个普通人？可当时愣是想不开，没劲。有人为空气潮湿开始报怨，还抬杠夜里会不会下雨。

    而叶三虎却也被挑动了心思，神色黯伤，口中喃喃，很是凄凉的样子。他生在山区，五岁时寨子被土匪抢了，就剩下他这么一根独苗。是个私塾老先生收他做了书童，五五年参军时还不到十八岁。那老先生早就过世了——部队就是我的家，我有么子家信哟。

    我尴着说，那老婆呢，老婆也没有？你有三十了吧？他吭吃着，不答。我紧追不舍：彻底坦白，老实点儿，还不好意思呢。

    他说，哪个要我哟，丑得猪八戒小舅子一样。

    猪八戒也进过高老庄呢。

    悄悄地进庄，打枪地不要。

    不能泄气嘛……大家终于快活起来，七嘴八舌开起了玩笑。

    这时，姜政委突然绷着脸，跳起来跨了两三步，立在他面前，不动了。叶三虎惶惶恐恐不知所措地挺直身子，整个儿傻了。总算还好，姜政委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扇子背在身后，颟颟跚跚回屋去。

    这前后共五六分钟，大伙儿也干愣了五六分钟。

    几乎是同时，都明白过来，这玩笑是有那么点儿不严肃。不知哪个咕噜一句，不早了，睡吧。于是立刻全部走散。只撇下叶三虎一个，铆在月亮地里。

今天的年轻人永远无法理解那时的很多忌讳，很多不便联想的事物。政委就经常提醒大家：当兵的，在外头不能乱放炮，开玩笑要注意政治，说话要注意原则，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们要是不注意，出了问题谁也帮不了你！

俗话说得好，姑娘经老不经老看她妈就行了，不想得罪秃子别说电灯亮就行了。

    叶三虎，你长得也太离谱了呀。

 

                                第二章

 

                                   4

 

现在，该说说我那位小司令了。

她并不是真的司令，只是一个中学生造反组织“东方红公社”管宣传的小头头。小司令是我们姜政委给叫出来的。

当时是一次万人大会，为欢迎支左部队还是庆祝毛主席一段语录的发表记不清了，总之会议的高潮是呼口号。一般呼口号的节奏是这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由小节奏而大节奏而最后归于异口同声，完毕。但这一天在这个节骨眼上却陡然闪过一个霹雳般尖啸着的毛主席万岁——，就像一个炸雷突然盖住了暴风雨，本来准备散去的群众再次高亢激越，掀起又一个高潮。它是一个不谐和音，却如此和谐地改造并推动了原有的旋律，使整个乐曲波澜壮阔高潮迭起。呼口号也有个领导艺术，这一声绝对棒。

    所以第二天的各派组织负责人会议上，姜政委一见她就乐了：啊，小司令小司令，不错不错，真的不错！在发表讲话时又夸她一遍，说这是红卫兵小将对伟大领袖特别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真令人感动云云。也许正因为姜政委的重视，她成了那个“东方红公社”与支左指挥部的联系人。

    那时大家都挺喜欢她，她每回到来都能为指挥部枯燥的生活增添色彩，革命群众的最新动态啊，同学们给支左干部起的外号啊，小嘴巴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她本来就引人注目，当然不只是漂亮，她身上还有一种东西，一种书卷气样的东西，还有那个时代女孩子特有的英武开朗。

干脆说吧，那时我简直一下子就迷上了，心里总在模仿她的神态动作，高兴是什么样的，生气是什么样的，还有跺脚——我特别喜欢她的跺脚，那种想表现得果决一点坚毅一点的，却永远也无法摆脱的小女儿姿态。她总是穿一件旧军衣，洗得发白的那种，没有更多的打扮。后来才知道，那不是真正的军装，真正的军装只有干部子弟才能得到，那是用白布染的模仿色，属于一种平民阶层的时尚，但穿在她身上的确还有那么点意思。我也注意到她小辫子上的橡皮筋在不断地变化色彩，这大约是那个时代女孩子仅有的一点微妙心理满足。她辫子是向上扎的，又不在头顶上，两只羊角刷拖下来，加上她的步幅很快，总像是两只小松鼠不安分地蹿来蹿去……

我心里也清楚这是有问题了。支左是有纪律的，可就是没法子遏制自己，总想多看她一眼，再看一眼，看个没完。喜欢就是喜欢，没办法。很快我就把能了解到的全了解了。

她叫肖明，过去叫刘敏，名字是才改的，跟了母亲姓。大概是趁着文化大革命风潮，彻底跟父亲划清了界线，也是为了去掉一些女儿气。她是市一中的高二学生，父亲曾是有色金属公司的总工程师，是T市仅有的几位高级知识分子之一，58年被划为右派，后来虽然摘帽但与她母亲已经离异了。所以肖明一直在强调她是和父亲划清了界线的，她不愿意谈父亲，但实际上她一直未能走出父亲的阴影，我后面还会提到。

这些年经常听人谈文革，说起文革的形象就是一个穿军装抡皮带的女红卫兵。说红卫兵贪婪，还打人，还吃人，还说一个女红卫兵一口气打死了七个人。有一天我们公司的小青年拿来一本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书让我看，说真惨啊真惨啊。我看了，是描写一个女红卫兵的，说她是个神枪手，打死过很多人，后来她被抓住了，就被乱枪从下身里打进去，身体打得稀巴烂……我不知道诺贝尔奖是怎么回事，我说，诺贝尔奖就这水平吗？这水平要是能解释文革解释红卫兵，那老母猪真能爬树了。

文革中红卫兵打人的传闻确实有，大都发生在大城市，那是红卫兵中的贵族，穿着将校呢军服登着马靴，但这批人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在中小城市，作为军队支左干部，至少我没见到过，也没听说过。至于武斗，是两派大联合破裂以后的事，进入了争权夺利，各种丑恶才会现身。而这时候以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已经退出了舞台，准备“上山下乡”了。把个别现象说成普遍事实本身就是脑子进水。一个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是不会了解被压抑的平等要求在那个年代是怎样表现的，也不知道长期积累的干群矛盾是怎样冲突的。否则你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群众白天上班，夜里到大街上去抄大字报去参加大辩论。你也无法理解，不为任何私利只为一个政治观点就能闹到朋友反目夫妻分手。你也更不会承认，那些争斗最冷酷最荒唐的单位，往往是知识分子较多的地方。

肖明从小跟着母亲过，母亲当时只是一所民办小学的老师，故而家庭经济条件相当不好。这也是所有令人不解的事情之一：她妈妈并没有被划成右派，但却是那场反右运动以后真正尝到苦果的人。要知道，在苏联专家时期，T城能坐上有色金属公司小轿车的女人没有几个，她妈妈就是其中的俄文翻译，一个风度绝对优雅的美人。而她的爸爸，即使是被打了右派，每个月还有120多元的工资。所以肖明恨死了爸爸。

肖明本人在运动初期被市委工作组打成小反革命，因而是个坚定的老造反，又因为她出身不好容易被抓辫子，所以她并不是造反组织的核心成员。但实际上她又在红卫兵中有一定威望，因为她真正是被“资反路线”迫害过的。这说起来有点绕口，只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才会明白：红卫兵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有造反派和保守派之分，保守派被瓦解之后又有“好得很”派和“好个屁”派之分。相对而言，参加造反比较早的那批学生，一般被认为较有思想。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学生，不过就是唱歌跳舞造造舆论，并没有多少实质意义。他们对权力普遍不感兴趣，而办报纸搞宣传正是他们的强项。T城没有大专院校，中学生也就人五人六的成了一股力量。

上述情况并不难了解，问题在于我感兴趣。她那个“东方红公社”有一份油印刊物，叫《战地黄花》，就是她主编的。有不少精彩的句子我相信就是她的手笔，全都被我抄了下来。比如：

    五月的玫瑰啊十月的枫，比不上毛主席革命路线红彤彤！

    八角楼的灯啊启明的星，革命造反派日夜想念您！

还有：

我宁愿做一颗流星

    即使燃成灰烬

    也要划破资反路线漆黑的夜空

    我宁愿是一只飞蛾

    纵然扑进火海  

    也曾含笑追求过光明

    因为我，毛主席的忠诚卫士

    要活得大义凛然铁骨铮铮！

这些诗句，和以后我见到的那些词语，也许今天看起来太过夸张，不那么可信。可在当时我一点都不怀疑这就是真诚，而且在了解了她的经历之后百分之百被感动了。我坚信那就是一个被打成反革命的青年学生后来成为造反派的心路历程。今天受到攻击的不能被容忍的也恰恰是这一批人。

她要自救，也想救人。

今天有不少人喜欢嘲笑红卫兵“奉命造反”，好像那一代人全是傻瓜，只有他们才是“思想者”。我愿意相信这些人并不了解文化大革命的真实过程，省略了关键的历史过程，只能带来思想短路，只能剩下默写的谎言。

 

                            5

 

    人一着迷就无所不能，不久连她的活动规律我也掌握了。每天清晨她都去爬山，只要不下雨就没有间断过。那山就在武装部后面，我们经常能看见那光秃秃的山顶上有一个女孩子在晨练。每天傍晚她都去井边挑水，两担三担不等，有时更多一些。我早晚散步的习惯就是那时养成的，我只是远远地看，碰上了也就点点头，并不多话。她那时的热情全是造反，说不定还警惕着我，这个人怎么总在这儿转悠？不过我不在乎。    

    那时我多棒啊，我才二十二岁，是个不知珍惜岁月的年龄。我二十岁就当上了连级干事，而且是那样一种最可爱的角色。那时我肯定不知有多么得意多么张狂，我肯定比上帝还要神气，还要不可思议得一塌糊涂。我有好几件四个兜的上衣，每件我都拿茶缸装开水仔细烫过，我每条裤子都保持着鲜明的裤缝，我的皮鞋始终锃亮，我的军容风纪保持最佳。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我很清楚自己的价值。我喜欢下基层热爱深入群众，到学校去解答任何一个复杂问题。我几乎无所不知一贯正确，到哪儿我都是理所当然的良师益友，是裁判是法官是楷模是标准件。记得我对两派背后搞小动作作过一个比喻，我说他们都像浮在水面的鸭子，身子不动底下乱动。结果这比喻成了经典武器，全市的造反组织都说对方是鸭子。我身高一米八，我胸脯挺得像块砧板，脸上带着适度微笑，我阔气得像个王子，每月工资五十四元。我不知痛苦为何物，那时我真年轻啊。

    我们真正的开始是一次筹备各派群众组织大联合的会议。会议吃包伙，每人每天交四毛钱一斤粮票。我发现吃中午饭没她，吃晚餐也没她，这令我悲喜交加。灵感告诉我她没钱买餐券。她母亲早就被批斗了，而且那所民办小学也早就闹到一分钱也发不出。这样我就有了献殷勤的理由，问题是怎么做才能让她接受。

那时红卫兵小将都牛得很，别说一顿饭钱，她想要学校的保险柜也不是难事。我就亲眼看见她们的教室里堆着各种各样的“四旧”，金银首饰古玩字画，全用大字报废纸盖着，好东西多着呢。有时候露出来了，就一脚踢回去，谁也没当回事儿。特别是肖明这样的“老造反”，运动初期受压制受迫害，现在又成了众人眼里的明星，对自己要求还是挺高的。

果然，高傲的肖明还留在会议室里，她是在等晚上的会。革命高于一切，没说的。饭可以不吃，辩论不可以不参加。

我问，为什么不去吃饭？

我不想吃，她说，开会还吃饭？这些人真是的。她趴在桌上写写画画，很不屑的样子。

那时还没有学生开会享受财政补贴的规定，于是我乐得替她买了餐券。故意在会议开始时进屋高叫：肖明同志请出来一下。

她跟我进了餐厅。看着她全身的红细胞列队向面颊涌来，看着她把下唇咬得雪白，我心里好一阵狂跳！好像不是我请她吃饭，而是等着她的施舍。

    饥饿是不讲面子的。终于，她把头一扬，你出去，我就吃。

    后来我给她家送过一些钱，当然是说借给她们的。起初我想换了便衣，捂上口罩，也不留姓名。但想想也不妥，就直说自己是支左部队的，知道她家暂时有些困难。她家就在武装部后面，是一座老宅。她妈妈犹豫了好大一会儿，还是接受了，不过坚持要给我写一张借条。她妈妈说，不能坏了规矩。我明白，不是困难到一定程度她也不可能说这样的话。我这么做也不尽然是献殷勤，那时我母亲也给揪斗了。我太懂饿饭的滋味儿了，1960年我正长个儿。

    又过了些日子，清晨，在山上，她叫住我说：喂。

    我说，是叫我吗？

    这可是你自讨没趣。跟你说一声，我不想对任何人感恩戴德。

    我说，什么意思？

    她居然头一扭，小跑着下山了。把我懊丧的，真想把山顶那标桩石踹断。那时还真不懂，一个青涩的姑娘有跟人保持距离的本能。我才二十来岁，还是个新手。

谢天谢地，她又回来了，微微喘着，定定地瞧着我。自制的黄军装裹着她的胸，平时好像并不显眼，而此刻因为放松便海涛似的一起一伏。

我妈妈有事情做了，叫我跟你说一声，就在码头上收篚子，能挣20多块呢。谢谢啦？说罢她歪头做了个鬼脸，又飘去了。

   我愣怔着。那一瞬间天色陡然大亮，启明星只跳了一下就不见了，一天的朝霞全都披在身上，胸中涌动着泄洪似的大笑。我冲下山去，进屋就胡诌了一首长诗。那时我十分惊讶自己的才华，后来才明白，大凡这种情形小伙子全都能来几句。感情正在冒泡，它找不着出路，吐出来的全是诗。

当然，这只是些花絮。真正的心灵冲击，是得到了她参加造反的背景消息。这件事，是我认识那个时代的开始，也是我人生迷惘的原因。

军分区的宋干事是支左指挥部留用的干部，因为运动初期站错了队，所以也得不到重用，总是牢骚怪话不断。他那时被安排去市一中筹备军训，开始是叫联络员。他首先被要求解决的便是立场感情问题，要从资反路线那边转过来，同情理解造反派，这当然就有点让他抬不起头的感觉。因为我对肖明感兴趣，所以对肖明周围的人和事也都感了兴趣。只有我，有事没事愿意听他发发牢骚。可是有一天回来宋干事突然变了，突然大谈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好像他是一开始就同情造反派的。他告诉我，这个资反路线确实是个混蛋路线，把人都变成鬼了。

原来，在清理市委工作组的“黑材料”过程中，他们发现给肖明定为小右派的原因，居然是市委运动办转来的一份交待材料，交待人就是肖明的亲生父亲刘查理。这个刘查理交待他一家子都是国民党员，其中就包括他的前妻和未出生的女儿刘敏。经查实，刘敏就是肖明。

宋干事，对我摊开双手，说这个刘查理是个混蛋也就罢了，熬不住就瞎鸡巴扯也能理解，你工作组党支部怎么也是混蛋呢？你那么多干部怎么就相信了呢？她还没出生怎么就参加国民党了呢？你说这些小孩子怎么能不造反？她头天还是工作组的积极分子，第二天就成了反革命，就全校批斗。批斗还不说明理由，还要人家自己交待罪行，她怎么能想得通？是要造反，搁我我也造反，不造反还得了？这水平也太低了！

我的震惊自不待言，头皮发麻，触电一样，头毛也竖起来。这是怎么个逻辑？是什么地方搭错了线？父亲造女儿的谣？把亲生女儿往火坑里推？以我当时的社会经验，自然是无法理解这里面的思路。

这一晚思想斗争很久，说？还是不说？显然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支左是有纪律的，说，就意味着我丧失原则。不说，就意味着我没有良心。但肖明如果知道了这一切又会怎么反应？会不会精神崩溃？她亲生父亲揭发了她，使她从天上掉到地下，而这一切竟都是莫须有的！事实上我整整想了一夜，怎么开头，怎么疏导，怎么安慰。总之我决定不顾一切，纪律已然抛在脑后，让我煎熬不住的，是我不确定肖明能不能承受打击。

然而肖明的反应是那样冷淡，只是脸红了一阵，嘴角翘了一下，很快就平静了。

我早就知道了。她说。

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有点失望，这么内部的情况应该组织上掌握才对。

他们自己交待的呗。他们，指的是工作组组长和校党支部书记。

你就一点都不激动吗？你真行。

行个屁，她说，我当时就晕倒了，会场全是喊口号的，我一句也听不见。可事后想想也就那么回事。

我说，虎毒还不食子呢，你父亲怎么就这么狠呢？再说这工作组怎么就信了呢？真是奇怪。我真是想不通！

所有的人都想不通，没有人能想得通。肖明说，市委书记到学校来作检查，说要给我们十个同学平反昭雪，全场哄堂大笑。谁还信他们啊？可是接触社会多了，了解的事情多了，我现在还真想通了。

想通什么了？

就是他们的思路呗。其实运动一开始，大家都认为这是又一次反右派运动。大人们也都是这样理解的。只有我们这些中学生，才傻了八叽以为是讨论海瑞罢官三家村夜话呢。

肖明说，现在才搞清楚，各个单位都定了方案，都是先打死老虎，再挖活老虎。学校里就是先斗那些有历史问题的、有生活作风问题的老师，单位里就是先斗老右派。我爸爸呢，就是那么个东西，还没斗呢就先尿裤子了，满嘴胡说八道。他以为只要胡说八道一交待就能过关了。结果就上了市委简报，结果他们就抓住鸡毛当令箭。运动要深入啊，他们要扩大战果啊他们要立功啊，我们学校一次就定了十个反革命。我还不算什么，本来出身就不好，连团员都不是。那几个，可都是学生会干部，还有一个是党员呢。后来大家想想，也许是因为这几个人比一般同学发育得早，思想成熟一些，别的找不出任何理由。因为从根本上说，他们需要的是应声虫，是马屁精，根本不是什么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资方反路线被批判以后，工作组还觉得委屈得很，觉得是市委出卖了他们。其实连市委自己也搞不清，这次根本不是抓什么右派，而是抓走资派，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他们算什么呀，小爬虫，小市民，捞稻草罢了！

肖明越说调门越高，而我越听，情绪越低。在我看来，肖明谈起她爸爸时跟谈那些工作组走资派没什么两样，似乎这些都是不值一提的。小爬虫，小市民，捞稻草，如此而已，这令我多少有些失落。

沉默一阵，她眼皮颤起来，忽然尖尖笑了一下。

笑什么？

我奇怪，你为什么对这些感兴趣？

我告诉她，昨天听到这些事，我心里很疼，真的很疼，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昨天一夜都没合眼。我语无伦次，接着又说了几句什么，记不住了。

我看见她肩头轻轻抽了一下，也没吭气就自顾自下山去了。

接下来便是不自在，浑身不自在，而愈是不自在愈觉着有味道，就好比一个秘密揣得久了，便有了惊心动魄的甘冽。那些日子我们几乎天天都能见面，又天天说不出话。我手脚冰凉，她脸色苍白。有回她说，你明天别来了。可第二天她又说：你来了？武装部后面那荒凉的小山包因此变得神秘而有趣。

而在办公室如果碰见了就仿佛不认识，她和别人有说有笑，总是把我晾在一边。好像是，我们之间有了某种默契，守着一个共同的秘密，越是亲密的关系越是不能让别人发现。起码在我这一方是这样理解的，这有利于真正的友情。如果让别人看见，那就死定了，全部完蛋。

有一次，我们在一中的校门口偶然碰上了，她触电似的一颤，抱着的一捆小报传单全都散落下来。她的呼吸是那样急促，脸上突然失血，又灰又白，好半天才缓过劲儿来。

我们什么话也没说过，任何海誓山盟都没发生，甚至都没拉过一次手，却好像要死要活。我不知道初恋为什么是这样，不过这样似乎更像是那么回事，我好像有一点明白，但又说不出来。

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懂得，真正的爱情其实是不需要语言的。它就是一个气场，就是一个眼神一个手势，甚至是一缕气息。

 

                           6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两派大联合的破产，某些街头垒起工事，全面武斗就要开始。她绷着脸提出来，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她脸色冷漠十分难看，她已经对支左部队刀切豆腐两面光的做法表示了失望。而此刻，她更加认识到自己罪孽深重，简直比汉奸叛徒还要可恨。她说，我要死了，我要能战死就好了！

我逗她说，哟哟，还想毁我长城呢。

她肩头一颤，好半天才抬起头来狠狠剜了我一眼，仄着肩跑下山去。那满脸泪光满腹委屈的可怜样儿，内疚，自责，却又无法自拔，那种神态至今仍在眼前，我一辈子恐怕也忘不了了。

那时我已大体知道她的心思，她最看重的事，一是对市里几个当权派的处置，二是想上一所好大学。可是这两样是我们这样的小不拉子能决定的吗？本来我不过是连核心会议都参加不上的小干事，这时却也能突发奇想，带着不容置疑的陶醉劲头为她演起了荒诞剧。

我带着几个空档案袋上山，宣布这个“强劳”，那个“无期徒刑”，那个呢，干脆枪毙。我宣布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了，无产阶级终于占领了上层建筑，斗批改进展顺利，三大差别很快就会消灭，革命之花结出了胜利之果。而她呢，该回学校读书了，清华、北大、复旦，请随便挑好了。

她痴愣愣地听着，并不当真，但这个游戏毕竟博得了她的欢心，她又出现了。每天清晨我们都来讨论这些档案袋，从各方面进行缺席审判。对其中一个她特别恨的人，据她说是一个特别阴险的家伙，是把她爸爸打成右派的原市委副书记杨良才，枪毙了三次。有时意见不够一致，难免争论几句，但争论完了却有种异样的宁馨在心头荡漾，十万分地快活。

那个山包叫螺丝山，座落在几座大山的怀抱里，这几座山都有好听的名字，叫天官山，叫天鹅抱蛋山、叫笔架山。我在档案袋上画出了这个地方的地形图，标明了她家和武装部的位置，还有我们现在的立足点。

她扬起眉毛惊叹我的方位感，我得意地告诉她，这就是军人和老百姓的区别，而且还顺手标出了这几座山的等高线。于是她的脸就慢慢靠在了我肩上。

秋季的朝阳是浅灰色的，从这些山峰间缓缓探出脸来，阳光是那样温柔地一丝一丝散射在我们身上，是被我们肩并肩地一点一点地吸吮过来似的，让巨大的温暖在心头弥漫荡漾。一切都是那样轻柔那样迷离，只有呼吸是粗重的，而且越来越急促，长江就在我们的正北，江风徐徐，带着点渔腥气和阳光下的稻草香呼呼拂过脸庞。那种感觉真的是……很好。

我曾经提议去借个照相机来，想留下这些美好的早晨。但是被她严词拒绝了，她绝对不能同意和我单独拍照。后来我留下她唯一一张照片，就是她和几个女同学来武装部时，轮流穿着军装背着手枪套的那张，几个假女兵绷着脸撅着嘴，琢磨英姿飒爽应该是个什么样儿。

那半个月当中，我们把她将要就读的大学挪过好几个城市。我也真能瞎掰，竟认为自己也能考上大学，而且就跟她学同一个专业，在一个班上。这样我们就能天天在一起了，我总能看见她，看个没完。

她没有反驳我，只是眼神里有种显然不太相信的迷茫。她当然不会怀疑自己能考上大学，她本来就成绩好，考试对她不是问题。现在资反路线也打倒了，血统论也被批判了，她还有什么问题呢？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她当然不会想到，她这一生都将与大学无缘。

为了能天天上山，我说完一个题目，又想出一个题目，永远说不完。所以当她声称绝对不能再来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委屈。

    兜了一个圈子又一个圈子，她还是说：真的不能再来了。她要住到学校去。市一中成了她那一派的据点，已经有人对她的忠诚表示怀疑。这是她绝对不能容忍的。头可断血可流，革命原则不可丢。她为自己的私心杂念感到羞愧。

    闹！闹！你妈妈都没饭吃了！我终于向她发了火，这是第一次，我的样子一定很难看。

    她怔了好一会儿，说再坐坐吧。她让我们背靠背坐下，她不愿我看着她。不过这样更好，终于有了身体的接触，脊背成了导体，彼此都能听见心跳。

    你心疼我妈妈呀，她说，其实我一点也不心疼，她活该。她扬着脸，长发撩着我的脖子，我嗅到了女人的气息，让人心醉。她说——妈妈要是不揭发爸爸，不闹离婚，爸爸也不会那么颓废，后来不还是都甄别平反了？那样爸爸也就不存在揭发我们的动机，我自己也不会遭这么大罪。工作组也不会拿我开刀了。我不就成绩好一点吗？我又没得罪他们。不过那样也许我就不会造反了，说不定我还成了大字兵（保守派红卫兵）。当然那样，我也就不会认识你了，也就不会有这些烦人的事，这都是……蹚了鬼！

    她叹着气诉说因果，一副曾经沧海的模样。

    认识我有什么不好？

    反正……蹚了鬼哟。她嗤嗤笑，身子在抖。

    算啦，过去就算啦，她是你妈妈呀。我已经听不进去，我只想去搂她，我感到她浑圆的肩头在呼唤，在颤栗，我只是没把握，她会不会发脾气？我真怕她发脾气呀。我伸手偷袭她的发辫。她没有反应。而我已差点憋死过去。

    其实我爸爸不是坏人，你不知道。他就是一个胆小鬼，一个可怜的臭知识分子，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讲，在外我都说划清了界限的……你在听吗？

    我已经不是外人了，我是她的“一个人”了，我当然在听，完完全全听懂了！我认为这就是明白无误的鼓励。我转过身去，我感到她的水嫩的酮体在胸前欢笑，笑声汩汩地向四肢流去。

    尽管她嘴上还在不停地说，可她自己已不知在说些什么，只是不能停止而已。她好像提到了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那意思是她妈妈没可能做到这一点，而她自己则一定可以做到的，她可以跟着心上人去经受苦难。

我的另一只手也进入情况，这时她已彻底倒在怀里，完全放弃抵抗。可惜当时并不懂接吻这一说，只是脸贴脸地互相摩挲，大口吸进从未体验过的那种气味……也就那么几分钟，她像是刚醒过来，挣扎了两下，猛然在我鼻子上狠狠咬了一口。

她叫：你鸭子！

    我傻了。她也傻了。

    是啊，毕竟是妈妈呀……她张惶无措地呻吟着，接着哇哇大哭。

    我勇气顿失，揉着鼻子不知如何是好。我怕极了。

    哭够了，她折一枝打骨朵的牙刷草，把红玛瑙一样的骨朵一颗颗掐去。我好像解释过什么来着，又好像什么也说不清。

    算了，这一页永远翻过去了！她跳起来作报告一般大声喊：什么问题都要看主流看本质，要是没有毛主席革命路线，我一辈子还有什么希望？不把那些家伙打倒我还想上大学吗？做梦！现在我想报哪个大学就报哪个大学，你不相信？她气吞斗牛目光炯炯，嗓门真是不小。

    我说，信呐。

信呐，她学嘴，又作个紧崩崩的鬼脸儿算是和解。

下山时她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一丝柔情又游丝一样游了回来，我期待着。

    为你老娘担心呗，揪斗啦，武斗啦。你家的情况我也一清二楚。

    没戏了。我想那些干吗？

    算啦，个人受点委曲算什么？她开导我：凡事要从大的方面去想！

    零度了，没法子了。到底是红卫兵小将啊。连个握手的机会也没给，只是歪歪脑袋一吐舌头给个鬼脸儿：再见啦？永别啦？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然后挥挥拳头，羊角刷辫儿一弹一弹地远去。

 

                               第三章

 

                                  7

 

不久我就收到她寄来的一个包裹，还有40元汇款。包裹里是一本用练习薄装订的日记，这是正面信息，是那个时代一个女孩子能表达的全部私密——对我敞开了。汇款则是负面的，还钱，表明她不希望我们的关系与物质有关。也许还暗示着，君子之交，到此为止，请自重，等等。

以下是日记里的主要内容，我全都全都抄了下来，我太需要了解这一切。

×月×日

今天高中部停课了。听说以后全校都要停课，要搞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要批《海瑞罢官》，要批《三家村夜话》。大家都处在莫名其妙的亢奋中，因为可以不上课。而且，可以揭发老师。从前老师都是严厉的矜持的微笑的，今天碰见的几个老师都不对劲，行色匆匆，目光游移，好像突然矮了一截。

下午是班上讨论《海瑞罢官》，念一段报纸，然后然大家发言。就那几个班干部在说车轱辘话。后来学校领导来了，曲书记给大家作动员，也是车轱辘话。伟大意义，正确态度，清官不一定是好官。清官不好难道贪官好？奇怪。

后来曲书记点名让我发言，我说这个剧本还没看过，不好说。不过我知道海瑞和我们T城还有点关系，大家就兴奋起来。海瑞在南京做官时，曾经负责过漕运，为了节省打通了东至县到景德镇的道路，再经过T城把景德镇的瓷器运到南京，这样一来就不需要经过徽州府了。在修路过程中他也很节省，每天的伙食标准是“油二钱，蔬四两”，在当时还是有表率作用的。这个话我是在晚报上看到的，县志上有记载。

上完厕所回来，郭卉悄悄说，曲书记刚才表扬你了，夸你肯动脑子。我当然高兴。他要我要积极表现，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争取今年加入团组织。

放学时大家都没回家，大食堂里贴出了第一批大字报，看得大家心里怦怦乱跳。女同学胆小不吱声，但脸色通红。被点名的老师虽然不多，也都是平时熟知的那些历史老问题，还是热血沸腾。那个离过三次婚的许文欣老师，还被人画了漫画，一只苍蝇从他的头发上滑了下来，意思是油头粉面风流才子。可我觉得这很无聊，真的很无聊。

×月×日

我被选为联络员了，这是同学选举，校党支部和工作组研究决定的。全校停课，老师们全部转入大批判大揭发阶段，这样就需要有人到低年级去做联络工作。全校一共才20个人，说明党支部对我还是信任的。曲书记还特意对我说，好好干争取早日解决入团问题。

我初二就写申请书了，以后年年也都写，可总是不行，除了家庭出身不好以外，他们说我有骄娇二气。谁也说不明白什么叫骄娇二气，看不起人？轻浮？爱表现自己？怕吃苦？好像都不对，大概是一种气味吧，一种小资产阶级气味。现在我还说不太清楚。不过我确实应该在运动中锻炼自己，向党组织靠拢。

×月×日

我联络的初三（1）班是个很活跃的集体，干部子女多，文娱骨干多。但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大家却说不出多少意见，只是对贴大字报感兴趣。他们揭发音乐老师在课堂上说流氓话，说女孩子大了就要嫁人，懂音乐的女孩好嫁人。这不是流氓话是什么？要给他贴大字报。被我拦住了。

既然是政治运动，就不该往无聊小事上引。

工作组的意思是，希望我们联络员提高政治觉悟，要引导同学们讨论姚文元同志的重要文章。可惜我自己也学得不够，我也说不出重要在哪里，我只能介绍海瑞罢官这个戏的故事情节。至于观点，我认为笼统说海瑞和徐阶都是封建官吏，都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当然没有错。说清官把穷人的乞食袋当作旗帜，说他们的臀部带着封建主义纹章也没错。但具体而言，两个人的历史作用还是不一样的，一个反对土地兼并，一个贪得无厌。吴晗写海瑞罢官在这一点上还是有道理的，它揭示了封建王朝由盛而衰的制度原因。当然我声明是瞎说的，我自己也没学好。

放学时，有一个男生高叫，海瑞罢官的关键是罢官两个字！搞得我一愣。我问为什么？他说你懂个屁！掉头就走。

我也没说我懂啊？莫名其妙。

他们告诉我，他叫杨志远，他爸爸是大干部，是市委副书记。

晚上是汇报会，我简单汇报了班上的讨论情况。工作组的佟组长要求我们提高警惕，擦亮眼睛，注意新动向。

×月×日

这个日子也许我永远不会忘记，1966年6月30晚八点。在学校大操场上，两千多人的全校大会上，我突然变成了右派学生，是混进学生队伍里的小反革命。是曲书记宣布的，他还说什么我已经听不见，反正我的名字在里面。

后来就是工作组的佟组长指示，他的意思是，我们要回到班里去，老老实实接受揭发批判，不要心存侥幸，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拿着一把大折扇，哗一下抖开，然后一折一折地叠起来，每叠一折就说半句话。鸦雀无声，全场。只听见扇子哗地一下，哗地一下，心惊胆战。好多人在回头看我，我觉得脸肿起来，而且放着光芒。这光让同学们也不敢看，或者看一眼赶紧躲开，生怕被刺疼了眼睛。我听到了蚊子的哼哼，满耳朵都是，后来觉得自己也变成了蚊子，令人讨厌，恨不得人人都想拍死你。

宣布散会后，我们被点名的十个同学全都站在原地，不知是害怕还是失去了思维，反正都没走。空荡荡的大操场，我们像十根木桩，谁也不动。佟组长过来问，你们怎么还不回家？问了好几遍，有人才哭出来，然后他们几个也都哭得昏天黑地。奇怪的是，我居然没哭，尽管只有我一个是女生。我想哭，可眼角干干的，哭不出来。我想嚎，大大地嚎叫一声，可是又不敢。

曲书记过来说，你们先回家吧，不要怕，怕也没用，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说。有一个高三同学突然破口大骂，全是粗话脏话，曲书记过去拉他，他就满地打滚。曲书记站在一边看着，也傻了。

佟组长过来宣布，留校监管。他说，想回家也不能让他回。然后曲书记就趁机走开，匆匆去布置腾宿舍，安排陪住的同学，理也不理我们。

我们这些人，这才明白哭闹是没用的，交待问题才是出路。

可是我们首先就没法向家长交待。大家的心思都差不多，回家怎么说？别人我不清楚，就我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或者说错了什么？没有人告诉我，需要我自己交待。

我清楚右派是多大分量，自小我就顶着磨盘生长。现在这棵豆芽菜长大了，自己也成了右派，只是“小”一号而已。

我不知怎么回的家，我没有跟妈妈说。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

　　一切都将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

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普希金

这也许是场误会？也许过几天就没事了？我不知道。

×月×日

早晨妈妈瞟了我好几次，好像是发觉我有点异常。

我在躲闪，准备她看多一眼时，我就告诉她。水缸我挑满了，换洗衣服我晾出去了——她没有再看我。

一碗油炒饭，是她留给我的，还特意放了小葱，让我特别温暖。她自己也许只带了几块锅巴，她们学校在搬到乡下去了，早出晚归，经常要靠锅巴撑着。现在我也会炕锅巴，先把米饭打出来、刮平整，然后加一把温火，等成形了再把整张锅巴反过来烘脆，这样能保存很长时间。

很多时候我回家妈妈已经睡了，我醒来她已经走了，我们经常通过留纸条对话。而面对面时，她除了埋怨似乎就再也没有别的可说。她也知道我不爱听，久而久之，连我也不想说话，生怕一开口就启动了她的唠叨。

家，只是个经济单位，是个饲养场。郭卉就说我们家奇怪，太安静了。这样的日子越是安静，我越是无法开口。

真的，我无法开口。自从我们搬回老宅，妈妈就明显老了。消瘦，使她小了一号，整天摇摇晃晃。皱纹，堆满眼角嘴角和其它的角，像是一个发套突然间落在脸上。怨毒，使她脸色越来越阴晦，好像永远晒不到阳光。只有那天我看见她洗澡，看见她白皙的后背，妈妈的现在才能和那个高雅的美丽的“伊琳娜”联系起来。她已经再也经受不住一丁点打击了。可是我该怎么办？

这碗油炒饭，我实在咽不下去，好像永远扒不完。泪水还是不争气地流了出来，汹涌澎湃。但我没大声哭，哭也没有用。我必须把饭吃下去，吃下去才有力气去接受批斗。

路过郭卉家，我没有去叫她。她好睡懒觉，让我每天叫她，可是我远远看见了，她的身子一闪，门就砰地关上了。

我心里一抖，觉得好疼好疼，好似那门板夹住了我的心。也许我太敏感，她是无意的，这算不上背叛，是我多疑了。

×月×日

郭卉不是无意的，而是划清界线。这样也好，反而没有负担了。本来我还想跟她打招呼，想跟她解释，可是她先躲开了。她的家庭跟我差不多，地主兼工商业，能比我强多少？比我强一点的就是她爸爸还在。

我也不想株连她。如果因为我的原因，让她成了第十一个，我也得不着好死。

现在最为难的还是没法开口跟妈妈说。

×月×日

今天是批斗我的专场。他们两个男生比我还严重，每人批两天。他们家在农村，说过四清工作队的怪话。而我，只安排了一天，幸运。

主要是等我交待罪行，说是视我的态度而定。

我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我说海瑞有表率作用，是影射攻击党的领导干部不如海瑞；二、阻拦低年级同学写大字报，是对运动有抵触；三、我说低年级同学不懂事，不应该停课搞运动，是对工作组不满。工作组是党派来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

有些话我是说过的，但不是那个意思。有些话在汇报会上说的，并不是我自己的意思，是同学的反映。至于说我反对谁，我挨得上吗？我为什么要反对？就因为我有个摘帽右派的爸爸？我们已经划清界线了啊。当然我不能辩解，否则我的态度就不好了。要接受他们两个前面的教训。他们两个多次被喝令“站起来”，“把头低下来”，就是因为态度不好。

站起来！

把头低下来！

这样的喝叱我当然害怕。所以没等他们喊我就站起来了，头也低下来了，但他们又说这是故意的，太主动了，反而暴露了抵触情绪。本来我是想在这些态度上争取主动，但被他们一眼就看穿了动机。

我心里确实不服气，我说我没有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他们就说难道工作组在诬赖你吗？我说我对党没有意见，我不反党，他们就说那你为什么要反对工作组？我说我不反对工作组，我反对工作组干吗？他们就说刚才你还认为工作组诬赖你。面对这绕口令似的盘问，我只好不吭声，我无法回答任何一个问题。

食堂卖饭票的赵老师，现在是工作组的联络员，这些反问句就是她的发明，看似雄辩实则统统是些假设，是同义反复。

以前大家都认为赵老师是个工友师傅，挺尊敬她的。她爱人是学校的化学老师，60年挨饿的时候听说那个老师去食堂打饭，一钵子大麦糊，他一边走一边喝，穿过大操场就把一钵子大麦糊全都喝完了。等他意识到这是全家人的晚饭时已经迟了，老婆孩子哭闹，自己羞愧难当，当晚就在篮球架上吊死了。学校为了照顾她生活，就请她到食堂当了工友，同学们说起来也都挺同情她的。真没想到，她还有这个能力，把“莫须有”用的这样娴熟。

最让我难过的是郭卉，轮到她发言，居然指责我没有触及灵魂，说我平时挺爱哭的，这次一滴泪也没流，这不是对抗是什么？还揭发我看不起人，说某某是马屁精，自己本来就出身不好，还不注意思想改造等等。

平时我们那么同病相怜，看来，只是未到大难临头时。

×月×日

今天到初三（1）班接受批判。他们倒是没揭发我什么，连我不让他们贴大字报的事也轻描淡写，怪了。

那个杨志远说，早就看出我不是好东西。立马就有女同学问，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这个班干部子弟多，似乎学校也对他们松一些，赵老师匆匆忙忙就宣布大家发言很好，结束了。

×月×日

妈妈还是知道了，一进门就看到脸色不对。

我把学校的情况说了以后，她就破口大骂，骂我是贼骨头，跟我老子一个样，不把她整死不罢休，我们全都“死过头七”了。有些脏话不知是从哪儿来的，既不是本地话也不是外国语，好像根本不是从她嘴里冒出来的。

她把锅都摔烂了。一碗咸菜戽了一地，我没去扫。

我们早早上了床，可谁也睡不着。我知道她没睡着。

妈妈的恶毒龃咒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