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中期，梁漱溟先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了自己在1953年的那场与毛主席的公开冲突：
“当时是我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故世已经10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这段话被认为是梁漱溟先生时隔多年后的“认错”，国内外很多中文知识分子闻之大惊失色。然而准确地讲，“认错”说乃是一种“误读”。
无论是与今天的乡村建设派的路线之争，还是要涤清反毛派文人泼在毛主席身上的一盆污水，梁漱溟先生都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1、梁漱溟先生的“骨气”
在一般的人物介绍中，梁漱溟先生被称作“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国学大师、爱国民主人士”。然而，用今天的一个时髦词汇讲，梁漱溟先生真正著名到出圈，却是因为1953年那次“公开顶撞毛泽东”，这被知识分子在1980年代后津津乐道，称赞梁先生有“骨气”。
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 ，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捧。你究竟有没有“骨气”？如果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人，那就把你的历史，过去怎样反共反人民……在我们同国民党两次和平谈判的紧要关头，梁先生的立场是完全帮助蒋介石的……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
上面这段话是毛主席在1953年9月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期间对梁漱溟的批评，后来这段话被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非毛主席亲自审定）。这段话是毛主席当时在气头上说出的，虽是气头上的话，却并未违背基本史实。
1927年“四一二”之后，梁漱溟的“伯乐”——蔡元培先生怂恿并公开支持蒋介石“清党”。清党造成大批革命人士被杀害，农村党员人数急剧减少。此时，深受蔡元培赏识的梁漱溟，为了配合遏制中共发动起来的农民运动，跑到广东去搞乡建，公然反对用“废苛捐、平分土地”来号召动员农民，只主张对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修补完善。
“修补”无果后，梁漱溟又跑到山东，一住七年搞乡建。然而，蒋介石丝毫不理会他的乡村建设计划，1937年以后却让他担任清客角色，陪同蒋百里视察山东抗战防务。
壮志难酬的梁漱溟在1938年又跑到延安，向毛主席兜售自己已经被证明失败了的乡建思想，要求中共采纳其主张。
1945年“国共和谈”，梁漱溟从中扮演调停人的角色。他深知蒋介石不会采纳其任何意见，却跑到延安、张嘴就要求中共十位高级领导参加和谈，还以他对国民党的失望向中共施压，意思是“我改变不了蒋介石的态度，但只要中共缴枪，和平不就实现了吗？”
1946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梁漱溟却希望中共不要贸然反击，还极力劝说周恩来前往南京再同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然而，自恃兵强马壮的蒋介石和中共代表象征性地见个面就一走了之，梁漱溟只说自己被泼了“一盆凉水”，不仅没有劝阻蒋介石离去，反而帮助蒋介石拟定和谈方案，协助蒋介石继续玩弄假和谈。最后，梁漱溟帮助国民党出尔反尔，致使真心对待梁漱溟的周恩来大哭。
对蒋介石敢怒不敢言，却对中共“颐指气使”，这大约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谓的“骨气”；而成就梁先生“骨气”美名的，恰恰是毛主席和中共的大度。
2、一场无关个人恩怨的争论
1949年，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经过三年解放战争创建了新中国后，对梁漱溟先生一如既往地热情，仍旧摒弃前嫌把他看作朋友，并亲自邀请其参加中央政府的工作。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建设国家的热情，党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9月8日，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召开（后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扩大会议），周总理作了关于总路线的报告，梁漱溟在9日和11日的发言中提出质疑，说“有人说，如今工人生活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
12日，毛主席不点名地批评了梁漱溟的发言，认为梁漱溟不同意总路线，却拿农民问题说事。梁感受到莫大的冤屈，当晚在气头上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表明他是拥护总路线的，希望有机会重复一次他的发言……
16日，梁漱溟在大会上再次发言，仍旧是重复他在9日和11日的发言内容。
17日，周总理作了长篇发言，第一次点了梁的名字，中心内容是联系历史上的一些事实，说梁是一贯反动的。其间毛主席作了若干分量很重的插话，指出了梁漱溟的发言其实是反对总路线，梁漱溟更感冤屈。
18日开会，梁漱溟又上台发言，他决定从历史说起，必须要有“充分说话的时间”。于是，他要求毛主席给他“雅量”。
因为会议的任务非常繁重，毛主席原来准备让梁漱溟再简单讲一讲，向与会者阐明主要观点和分歧所在，梁漱溟却胡搅蛮缠认为时间短了不行。现场立刻有人提议投票表决，毛主席和大多数中央领导举手同意让梁漱溟再多讲10分钟，但绝大多数与会者却否定了毛主席的这个意见。
梁漱溟事后写信给毛主席，要求请长假闭门思过。此后，梁漱溟仍然担任政协委员，待遇照旧，也没有任何所谓的“组织处理”，还能经常参加国务活动和外出视察，例如1954年初参加宪法草案修改讨论等，后来在集体活动中又数次见到过毛主席。
梁漱溟在“闭门反思”过程中，认识到自己不该“顶撞”毛主席，依然有着对毛主席的那份敬意；而毛主席在心底里也仍然记挂着与自己同岁、1918年就在北大见过面的梁漱溟。
1972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的生日，梁漱溟将自己的手稿《中国——理性之国》作为特别的贺礼送给了毛主席。1975年9月，毛主席在一份材料中作批示时提及了梁漱溟，说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之类的话，表达了对梁老先生的谅解之意。
可见，1953年的那场公开争论，究其根本是一次路线之争，梁、毛双方都是为了各自的“真理”、据理而争，丝毫没有掺杂个人恩怨，事后也完全不存在“挟私报复”或“挟私怨怼”。梁漱溟所谓的“骨气”也正是因为毛主席的“雅量无边”。如果梁漱溟这样对待蒋介石，恐怕早就是刀下冤魂了。
3、梁漱溟错在哪里？
“雅量”与否倒是次要的，根本而言，这场争论完全错在梁漱溟先生。
首先，梁漱溟借他人之口抛出的“九天九地”的说法，在当时是严重不符合事实的。11号的发言之后，周总理已经给梁漱溟耐心解释过了。
我们现在回头看这段历史，当时的城乡分化并不严重，大约是1.5倍（而现在达到了3倍以上），而且这本身是历史成因造成的。据中国社科院2013年12月26日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披露，一般来讲，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在1.5倍左右，发展中国家略高一些，为2倍左右，该倍数为基本平衡的程度。超过3倍以上，则说明收入差距过大，结构失衡。今天某些人夸赞当年的梁漱溟“为农夫代言”，却对国内外的参照数据和城乡差距的历史变化视而不见。
其次，梁漱溟11号的发言获得了一部分与会者的响应，客观上确实起到了破坏总路线、扰乱会议主题的作用。路线之争，不可不争，这种情况下，对梁漱溟是不批不行了。根据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和条件，新中国想要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的处境、顶住帝国主义集团的围剿，就必须集中一切人力、财力，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以工业带动农业，否则梁漱溟等人的“保境安民”的梦想何以实现？劳动人民又何以捍卫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第三，梁漱溟发言背后也有着顽固的阶级立场因素。新中国是依靠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士绅和资产阶级骑在劳动人民头上逍遥自在的时代一去不返。而梁漱溟却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装起了“骨气”，耍起了大牌，说什么“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梁漱溟在山东长达七年进行乡村建设时，怎么没说农民在九地之下呢？
新中国成立以后，不是农民在九地之下，而是地主阶级（乡贤）在九地之下。梁漱溟看到有些地主受到体罚很不满，尽管这种做法毛主席也是明确反对的，但到了基层执行却走了样，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土地改革的正当性。
梁漱溟期望将中国传统中的一些因素和工业化、民主化做新的融合，而造出新的社会构造，但由于他这种书斋里的主张并没有可操作性，反而使梁漱溟走向了是反对人民民主和反对工业化的路子上。梁漱溟打着维护农民的旗号，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在为乡贤、为地主阶级鸣不平，担心总路线会让乡贤失去继续存在的经济基础，骨子里是士绅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人民性的集体无意识。所以，毛主席说他反对总路线并没有冤枉他。
第四，梁漱溟提反对意见的方式也完全不对。梁漱溟如果有不同意见完全可以去单独去提，最好是亲自调查研究写成报告说服中共——这种事例在中共的历史上并不少见，例如延安的“减租减息”就是民主人士李鼎铭提出的。
新中国成立初，毛主席就建议梁漱溟下去看看，最好到他待过的山东老解放区去看看，去研究共产党的“乡村建设”，再进行批判，然而，恃才傲物的梁漱溟先生对这种建议总体是拒绝的。
直到争论发生三年后的1956年，梁漱溟参加政协视察团到甘肃视察了五十天，在谈到农业的时候说：“农业方面呢，进展的好像太猛，然而至少基本上是健康的。”他在参观梅山水库时在日记中写道：“愚衷心感想甚多，自愧不如共产党多矣！”他特别为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而高兴，因为决议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全国人民都应该团结起来向自然开战，他认为人民公社、“土洋结合”、大跃进等等，都最能发动群众，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梁还写出了《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建国十年一切建设突飞猛进的由来》，不吝笔墨地称赞毛主席的领导才能。
而这些说法、做法都是梁漱溟心甘情愿的自我选择，没有任何人逼迫他，他也没有受到任何压力。
4、被误读的梁漱溟晚年讲话：梁漱溟至死都无法真正理解毛主席
1985年5月，胡耀邦接见香港《百姓》半月刊社长、纽约《华语快报》发行人陆铿，谈到了梁漱溟与毛主席的这场争辩，胡耀邦说：“可能我们的毛主席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国家事情这么复杂，你却那么样的瞎放炮，不大好吧！那一年大概是五五年吧，就给批了一下，现在看是批过头了。”
后来，“梁漱溟公然顶撞毛泽东”这件事又被某些人反复引用，作为证明梁漱溟有“骨气”的依据，反倒指责“毛泽东没有雅量、不容异见”。
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博导郭齐勇教授在为汪东林的《梁漱溟问答录》一书作序时称，“梁先生是现代的孔夫子、孟夫子，是中国的脊梁……作为儒者，他们关心国事民瘼、民间疾苦，为百姓、为农民争取生存条件与空间，争取较好的政治环境。”
1988年梁漱溟去世，统战部起草《梁漱溟先生生平》并编发悼文，初稿隐晦提到“毛泽东不容异见”，梁漱溟“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批判”。梁漱溟的儿子梁培宽、梁培恕看到初稿后，坚决反对：父亲生前不接受的说法，他们不能替他接受。一定要这么发布，全体遗属将不出席官方的遗体告别仪式。最后，中央书记处将其改为“受到批评”，并恢复了梁漱溟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说法，新华社发的《梁漱溟先生生平》才没有提及“不容异见”、“批判”一类的说辞。
80年代中期，梁漱溟跟媒体聊起这段公案时说：“当时是我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故世已经10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文汇月刊》后来刊登了这个采访内容。
这个话被解读成梁漱溟向毛主席认错。1988年，美国的《世界日报》刊登了翟志成先生所撰《梁漱溟先生，您不能认错》，翟文称，若梁漱溟对1953年与毛泽东发生语言冲突一事有“认错”的表示，则不仅仅是梁漱溟个人的得失荣辱问题，而“是关系着民族的良心与运气”的事，但愿《文汇月刊》刊载的关于“认错”的一些话是“访问者的笔误”，并希望梁漱溟能加以澄清。
梁漱溟的甥女专门从旧金山将报纸寄给了梁漱溟，梁漱溟给《世界日报》回信，明确否认了自己“向毛泽东认错”的说法，“会议进行时，在对方态度的刺激下，我的发言亦因之较前更欠冷静。”“虽事过多年，但每与人言及此事，总是承认自己亦是有错。争执产生自双方，唯中国古人有‘反求诸己’的教导，我的认错是不假外力的自省，并非向争执的对方认错。”
梁漱溟之子梁培恕后来回忆梁漱溟的文革经历，称“梁漱溟在文革中没怎么受迫害”。在梁培恕记忆中，有一件事情令他记忆深刻。那时革命群众流行画红太阳，街上到处是旭日、大海，前门大街上的铺子整个就是红彤彤的了。梁漱溟还上街买颜料，也跟着去外面墙上画。集体挖防空洞的时候，梁漱溟也积极参与，有一次因为迟到还很自责地将此事写进他的日记里。
对于这些特殊时期的事物，梁培恕认为“父亲是赞同的”，“因为他是想清楚了，认同了才去做的人，要是想不通，他是绝对不会去做这类事情的”。这说明梁漱溟内心深处是认为应该树立领袖个人权威的。
至于梁漱溟不认同的事物，他的确会在他深知的有“雅量”的中共面前反对。例如1972年底，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花了两个半天时间，公开表达自己对“批林批孔”的批评意见。他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政协有人组织批判梁漱溟，事后问梁有什么感想，他却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关于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梁漱溟在1953年9月22日的闭门思过期间写道，“我亲眼看见劳动人民那样感激共产党、爱戴毛主席，自己便大大不及，原因就在于没有自拔于旧立场，不能在心理上打成一片，滚成一堆。又比如许多会上看见有那么多的人颂扬共产党和毛主席，自己只是鼓掌应和而止，却很少出口响应。每当我想起百多年来我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向下沉沦的厄运，终被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扭转时，让我喊一千声一万声‘毛主席万岁’亦不觉多余。”
然而，梁漱溟的这套想法与毛主席又发生了很大的错会。毛主席对于“愚忠”、对于形式主义的种种历来是深恶的，用毛主席自己的说法，不过是“打鬼借助于钟馗”的妥协。例如：
1966年12月1日，周总理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补充说明》。2日，毛泽东在审阅时，将文中“毛主席”之前的定语“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删去。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时说：“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第二天，毛泽东在具体谈到关于氢弹爆炸的新闻稿时说：昨天氢弹公报我就把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勾掉了。
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时，又一次强烈批评“四个伟大”的提法。他对随行的杨成武说：“我现在很不喜欢‘四个伟大’，讨嫌！”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所谓“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
结合53年到88年这段时间，梁漱溟自己的一些说法，他从来都认为自己的主要错误是“伤了毛主席的感情，讲话不分场合，损害了毛主席的领袖权威”，他并未从根本上认识到毛主席为什么批判他——毛主席并非为了个人和党的权威，而是因为梁漱溟“九天九地”的发言涉及到了路线之争的大是大问题非。
然而，维护毛主席权威不过是他作为“最后的一个大儒”的狭隘见识，这与他把乡村振兴的希望寄托于乡贤而非组织起来的泥腿子的想法是相通的。毛主席要的不是这种“权威”，他要的是为真理而斗争，这是梁漱溟无法真正理解的。这是一个“封建大儒”与一位革命领袖、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分歧所在。
5、毛梁之争的历史回响
毛主席走后，“非毛化”成为国内一股来势汹汹的逆流。此时梁漱溟虽然也“勇立潮头”批判“继续革命”理论，却在政协会议上发言说“我国过去的成功和胜利，的确是靠毛主席的领导”。他还一再强调：“我并不因为说他，批评他，而否认他的成功。”“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二三十年来，中国国内的建设、国外的威望，没法不承认是了不起的成功”。有人问梁漱溟：“您觉得最伟大的中国人物？”梁答曰“恐怕还是毛泽东”。
梁漱溟很早就认识到了分散的小农无法应对资本的竞争，但他反对激进的暴力革命，而推崇渐进的改良。他认为中国问题根本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民族自救。
梁漱溟对乡村建设具体措施的设想可以概括为两个结合，一是乡村组织、政治和经济的结合，二是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结合。他设想通过文化改造建立新秩序（这种秩序的主导者显然只能是有知识的乡贤、士绅），然后通过农业合作社改变小农的散漫状态，搞规模经营，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乡村工业，再依靠乡村组织的建立和乡村运动联合中枢的力量辅助中央达到“统筹工业”。
但是，梁漱溟的主张无论是新中国还是旧中国，都无异于一种空想。土地问题不解决，生产资料占有制的问题不解决，剥削不消灭，就很难发展农业合作社、搞社会主义性质的规模化农业生产，也就谈不上他的以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
虽然看到了毛主席治理中国27年取得的巨大成就，但囿于顽固的阶级立场和思想认知的巨大差异，特别是看到小农经济在80年代的回归，梁漱溟直到晚年恐怕还是认为他的道路才是正确的，仍然对毛主席从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到晚年“左”的做法的有着深刻的不认同。
梁漱溟对旧社会的某些方面是批判的，但对整个旧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体系是有保留的。在这样一个旧文化人身上要像一张白纸一样“画”上社会主义很难，他的思想对和过去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新社会、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体系有本质上的不容性。
在取消人民公社、重回小农经济的年代，抬梁贬毛自然成了一种舆论需要。80年代以后，文化界涌现了一波波“梁漱溟热”，指责毛主席对于梁漱溟的批判过头了；而今，“乡贤”也重新成了一个热门词，被主流热捧。
分田单干以后，梁漱溟对这种政策未置一词，农村很快重新陷入了分散的困境。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梁漱溟所主张的乡建运动，在他死后二十多年后又重新受到推崇。
虽然新乡建运动的主导者也认识到农村和农民的出路并不在市场化、土地私有化和资本下乡，而在于重建村集体，但他们很快也陷入到与梁漱溟在1930年代相同的困境。一方面乡村曾经的集体主义共同体已经随着人民公社一起消亡，他们这些从村庄外部进入的人和机构始终无法建立起农民对他们的信任，也无法真正的发挥组织作用，更别谈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另一方面他们还要小心翼翼地表达自己的主张，以所谓社会企业的形式组织农民。然而，当年梁漱溟都没成功，在市场化和工业化规模早已远胜于旧中国，农业生产力以及完全无法与工业生产力相匹敌的时代背景下，这种社会企业同外部大资本相比，又还能有丝毫的竞争优势？
如果梁漱溟能够活到今天，看到乡建运动在今天面临的同样的困境，看到乡贤成为新的欺压者，他能从历史的重演中认识到“改良主义救不了中国”，认识到“告别百年激进”的说法根本上是错的，并能真正理解毛主席吗？
【文/秦明，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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