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党和治党是每个政党必须面临的现实课题，这个课题答得好与坏直接影响到这个政党的生存、建设和发展。作答课题的方式可从内、外（表、里）两个方面进行，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得一不全则偏，失一不稳即邪，只有两者共有共存，方可促进前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课题作答的一个方面（内在），已家喻户晓，且深得人心！但随着时代的前行，却发现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的效果似乎进入了一个瓶颈。譬如：从2012年12月到2021年5月份间，中纪委共立案审查调查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392人，每年查处约44人。可今年上半年查处的高官就已达24人（见中纪委网站）。我们不仅要问：内在方面的管党和治党是否应验了得一不全则偏的现实教训？只有引入管党和治党另一方面，即人民监督和管理的管党和治党，才能冲抵得一不全则偏的现实不足。那么，管党和治党的关键在哪里？管党和治党的纲究竟怎么提？管党和治党将以一个什么样的创新方式来推动，并让其效果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呢？
首先，管党和治党的关键在哪里？大部分同志都认为管党和治党的关键是一个“严”字。这种认为不能说是错，相反，从表面上来看反而是绝对正确的……无论从逻辑层面，还是从普通常理都是分毫不差。但仅仅从“严”字当头就能解决一切吗？历史上的例子就很多：一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反腐治吏严不严？剥皮塞䓍都用上了，但官员贪腐还是屡禁不止；二是清朝雍正皇帝反腐治吏严不严？在位时诛杀贪官不计其数。雍正四年，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受贿、亏空案被追查而畏罪自杀。雍正说：“这些人自知罪大恶极自身难保，就想一死抵赖，借死保住财产，让子孙后代享用，这万万不行!”但在位13年的雍正一亡，贪腐即刻死灰复燃；三是国民政府的蒋介石对贪腐的危害有相当认识，对贪腐形势总结:“内外人心陷溺，人欲横流，道德沦亡，是非倒置，一至于此! ”。对贪腐情况布置并开展了严治和严打，以1942年情况为例，蒋介石亲自批示枪决的贪官多达十余人，包括钟元昭夫妇受贿900元（1943年西南联大教授平均月薪为3697元），即被判处死刑。然而，“严刑峻法”却没能起到震慑作用，1945年抗战胜利后，各地“接收大员”们胡作非为，贪腐盛行。1948年国民政府设立“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蒋介石亲选长子蒋经国主管扫除腐败势力工作。蒋介石称“虽然我晓得这个职位可能使经国遭到忌恨，甚至断送前程，但是我必须派他去。”(摘自《殷鉴不远:民国时期的反腐败史话》）宁可冒着蒋经国断送政治前途风险打击腐败，不可谓不重视了，也不可谓不严了。但最终也没有能挽回蒋经国“打虎”失败和贪腐纵横的现实。最后，蒋介石也只得唉叹一声：“不反腐亡国，反腐亡党。”
从以上三则历史事件可以充分说明，“严”字当头虽然不容置疑，但“严”字也不能完全解决腐败问题。因为，从逻辑关系上分析，严治是清廉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即清廉必须要经过严治，但严治不一定必然导致清廉。可见，除了“严”字当头之外，必须借助于其它方式与手段来伴随“严”字当头的全过程。
其次，管党和治党的纲怎么提？管党和治党的目的是什么？大多数人可以不加思索地回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又问：“为什么一定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呢？”因为不管党、不治党这个党就要悖离共产党的宗旨。似乎这两个问答成了一个死结扣或死循环——互因且互果，也犹如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主席与黄炎培谈论的“历史周期律”。可让我们至今还由内而外佩服的是：毛泽东主席略加思索就解开了黄炎培对千年历史的拷问——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此答可谓掷地有声、荡气回肠，更是声震环宇……在毛泽东主席一身的革命中，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特别在建国后二十八年中，他为了让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抓贪肃反，执法如山，为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做了示范、树了典范、立了规矩、定了制度。
建国后，刘青山和张子善作为革命功臣，分别担任了天津地委书记和地区专员，主政一方，级别很高。刘青山这个人，态度蛮横霸道，又好大喜功。他有几句口头禅张口即出：“老子们打天下，小子们来享受。”张子善则工于心计，居功自傲，欺上压下，权力欲极强，善于迎合又善于蒙混，总是把功劳归自己，错误给别人，工作中强迫加命令，个人英雄主义严重。正是在这种“老子天下第一”和“享受挥霍合理”思想的支配下，他们最终腐化堕落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举行公审刘青山、张子善的大会，两人被判死刑。以后发动的“三反、五反”运动，均是朝着清除党内外腐朽行为及其思想根源而发展，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干部的贪污腐化、庸懒怠政现象几乎绝迹，这些事实都可以从老百姓的顺口溜得以体现，如：“村户看村户，群众看干部；干部看党员，党员看支部。”、“政府没有人站岗， 银行不装防盗网； 社会治安不混乱，身背钞票没人抢。”、“邻居之间有矛盾， 干部调解互相让； 出现坏人众人擒， 牛鬼蛇神无处藏。”
众所周知，有纲有目的鱼网才能捕鱼，纲举目张才能捕到最多的鱼。鱼网的目就是管党和治党的具体操作和要求，纲就是管党和治党方向的正确性与认真性；只有朝着正确的方向，怀着积极的态度，用着科学的方法，按照认真的要求，才能把管党和治党工作做出成效，才能让人民满意。
最后，管党和治党的期望怎么干？我们党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其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如今，在纯粹以党的内部监督与内部处置的方式“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明显产生瓶颈的现实下，把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这一个原则特性，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阶级属性的人民监督和管理引入到管党和治党的机制范围内来不失为一个内服和外用的一剂治病良方。古有“医不自医”的说法，其意说明在疾患的治疗手段上不能对自己下狠手，因为对自己的病情难以明辨，也就难以自治；也有“人不渡己”之高见，其意说明当事人往往对利害得失考虑得太多，看问题反而糊涂；旁观的人由于冷静、客观，却看得清楚、全面。更何况，党与人民是舟、水关系，古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殷鉴，何不把舟与水作为一个密不可分的阴阳两面对待，而共患难、共驱魔呢？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曾公开说到：“应从‘同体监督’变为‘异体监督’”就如同用刀刃削除刀把朽木一样，必须借助于其它刀而成。党与人民的关系本身就是代表与被代表关系，利益上是一致的。也正如刀刃与刀把关系，关系好时可组合成一个整体，坚不可摧；一方朽时就出现一体两面必须清除的问题。如今，管党和治党成效瓶颈凸显，矛盾十分突出，借以党要管党的之外的它刀——异体监督，即人民监督不失为明智之举，用旁观者清的认识与思路来突破管党和治党的成效瓶颈。也正如延安时期毛泽东主席答复黄炎培之面对历史周期律就用人民监督和管理来解决一样，既要用“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的内部方式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和矛盾，提高党组织纯洁度和活力度；又要用党外管党的人民管党和监督治党的外部方式来解决难以突破瓶颈的问题；更要用我党在历史上管党和治党的成功经验和做法，把内外监督的管党和治党制度突破统筹兼顾起来，真正地提高管党和治党的科学成效。
管党和治党是任何一个政党的必然要求，如何管党和治党是考验一个政党是否科学管党和治党的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顺应民心和科学执政是中国共产党的不二法门或唯一出路。只有抓住管党和治党制度布局的关键点，才能抓住管党和治党力度施用的着力点，最终才能抓住管党和治党科学运用的关节点。
2022年8月2日
【文/黄健华，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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