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一：中国社会治理靠行粗放式的制度，而弱于他背后的人文思考、话语叙说、界定、推定、假设等哲学方面；有时看似都有，比如“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宏观叙说，但一旦涉入具体方面，也就空空如也，只能靠粗放式的制度。这是我借疑问一阐述的看法。
疑问二：“卫健委”处理通报中承认“…未及时与110联动…”。难道“与110联动”的机制、技术、设备等等事先都不在120急救系统中，而得靠调度人员现场临时去加载和处置？】
6月3日，河南大学一女生突发不适打120求救，求救通话8分多钟，等待两个多小时，急救中心未及时安排救援车辆；室友回宿舍后发现再打急救电话，救护车赶到为时已晚。郑州“卫健委”处理通报来了：涉事接线员开除，多名官员被处分。
这个处理看来还算及时，下手很重的。但是，有些真问题没有回答，去针对解决，那么他至多就是平息一场社会情绪，解决了一场公关危机，这类危机还会重演，下一条命不只是谁？
疑问一：在8分钟对话中，涉事接线员反复在问地址，女生病危，意识模糊，回答时可能气息微弱，断断续续，但也已报出地址；对话中涉事接线员甚至有“我感觉你没什么事啊！”回复。
从这段求救对话分析，求救者意识模糊，语言语气已不可能常人那样，涉事接线员为排除恶作剧可能，反复问讯地址，以此判断求助者是否为恶作剧；8分钟后女生已无法持续求救电话，涉事接线员以为恶作剧结束，在后来的2个多小时内不做任何应对。
这是基于“接线员怀疑恶作剧”假设。社会有三大救急：110、119、120，恶作剧是经常有的，其中小儿无知好奇占了多数。对这类恶作剧有多种排除途径，比如119是火急，火急是一片区域，救急电话一般也不会一个电话，接线员可以多方排除；比如110是公安救助，接线员可以法律威慑尽可能排除恶作剧；对120呢？
恶作剧是经常有的，其中小儿无知好奇占了多数，对统一的社会救急制度。我们是怎样应对此类现象呢？
这不仅只是个制度安排问题，而是个思考问题，他背后的人文思考和哲学回答，比如：既使怀疑恶作剧，也应尽可能出警出救，恶作剧处置只能事后。
我们今天统一的社会救急制度是否基于这样的思考呢？不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他至多就是平息一场社会情绪，解决了一场公关危机，这类危机还会重演，下一条命不只是谁？不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再怎样机巧的技术手段，也很难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本次事件中，从对话情景分析，涉事接线员似乎意图通过“反复对话”做心理分析判断，来排除恶作剧的可能。
今天这位接线员判断失误，也许更多接线员曾经排除过恶作剧，维护了资源；靠这种方式，而不是靠统一的社会救急制度及其背后的人文思考和哲学假定做支撑，他解决不了问题。
中国社会治理靠行粗放式的制度，而弱于他背后的人文思考、话语叙说、界定、推定、假设等哲学方面；有时看似都有，比如“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宏观叙说，但一旦涉入具体方面，也就空空如也，只能靠粗放式的制度。这是我借疑问一阐述的看法。
疑问二：救急电话都涉及一个技术方面：确定地址。
以我们今天的技术，无论固定电话、移动类电话或其他通讯手段，一旦建立通话或通讯，地址都可跟踪和确定。这类技术和设备完全可以得到，救急部门完全有能力配备，何必“地址有疑问时，可以通过114查询”之类延误宝贵时间呢？
比如“卫健委”处理通报中承认“…未及时与110联动…”。难道“与110联动”的机制、技术、设备等等事先都不在120急救系统中，而得靠调度人员现场临时去加载和处置？
【文/道一人，红歌会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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