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主义时代：苏联的经济解体

　　前言 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所谓“人性腐化”“和平演变”“外国渗透”等，而在于生产力的演变。苏联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尚未完全激发出该生产关系能带来的所有生产力，而一种生产关系在带来其所能提供的所有生产力前是不会灭亡的，因此苏联、乃至人类的第一次大规模社会主义实践本身是必然失败的。

　　在明了这点以后我们就可以分析苏联解体的实质，也就是从生产力ー经济的角度如分析。

　　从二十年代末到二战前，苏联的生产力一直在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发展，公有制经济系统迸发出的巨大活力让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之恐惧，让各地被资本主义奴役的民众心生向往，这也是苏联离共产主义最近的年代。

　　然而，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冲突，法西斯于30年代诞生了。作为资本主义最扭曲也最赤裸的表现，法西斯迅速表现出以直接战争手段掠夺他国经济的渴望，于是被当做对抗苏联的恶犬而被资本主义世界豢养。

　　最后的结果就是，法西斯的入侵直接摧毁了苏联大半的生产力，进而彻底摧毁了苏联经济的活力。恢复生产力需要的产能直接让苏联落后于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劳动力的大量损失进一步让重建困难重重、苏联培养出的大批即将接管政府工作的青年才俊悉数为国捐躯，结果直接导致经济进而政治开始停滞不前。

　　私有制本身就占据了无与伦比的生产条件优势，而公有制的经济条件又被战争所严重摧残，哪怕只错过几年，其后果也是灾难性的。

　　在经济陷入停滞乃至退步以后，其政治就不可避免的开始倒退，以前就持资本主义理念的修正主义集团、受资本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在新时代因为生产力发展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而认为社会主义失败的新资本主义分子等逐步把持政权；并且因原定接班的社会主义者早已经牺牲，无人接替，就逐步固化成了资本主义官僚阶层，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开始由上到下的摧毁公有制国家，本文所叙述的就是那一段历史。

　　一、赫鲁晓夫对苏联公有制社会的破坏

　　⑴对苏联农业经济体系的破坏

　　斯大林时代，苏联农业收入将进行四次分配，第一次是国家征购，即通过统购统销机关对全国的所有集体农庄进行征购，此次征购带有向农庄征税与保证农民基本所得的双重性质，不论农庄在哪、生产或者交通环境如何恶劣，国家都会进行农产品收购，同时，农庄附属的各类机构和企业的税收也包含在内；第二次是国家收购，在完成征购后，剩余农产品将会以高于征购价格近十倍被出售给国家，这项构成了集体农庄的主要利润来源；第三次是对机器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农庄通过给拖拉机手与组织农产品来支付他们的劳动；第四次是预购，集体农庄同国家签订预购合同，以此来进行经济作物和水果等的收购。

　　这时的农业经济系统可以说是公有制经济的模范，首先，第一项收购保证农民的基础所得与工业的最低需求，从而让城乡基础经济交互得以进行，同时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它要求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各类人群参与生产。第二项则彰显了社会主义下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准则，并且进一步将农业与工业联系在一起，农民如果想要获得更多超额所得，就必须不断改进生产，学习农业技术、改进耕作方式、改善集体劳动模式、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等在这样的刺激下成为农民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同时，农业的需求和产力的不断提高又会反过来刺激工业，农业生产力发现的不断需要必然要求工业产量的不断增加，同时农业产品成本的不断下降不仅主要取决于农业中工业元素（也就是机械化）的比例，还取决于当地基础设施的建设，由此刺激工业更多地注意农业的需求并不断改善基建，同时在农业中创造大量新的知识型、技术型岗位需求，不断提升工农劳动能力与素质和改善生活条件，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结合为一体，最终达成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第三项则保障了农业机械化的基础动力，同样以按劳分配原则为拖拉机站提供报酬，鼓励拖拉机站不断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农业生产，进而加强与农机工业的经济交互，同时吸引城市的技术人员参与农业生产，鼓励城市劳动力不断前往农村参与劳动与建设；最后则是通过国家分配劳动者上缴的资金从而更好地刺激农业生产，鼓励农村发展。总而言之，这一套闭环经济体系近乎于完美，组织合理、目标明确、行动科学，唯一需要的事情就是不断完善和改进经济管理措施的技术，从成本核算到利润分配、当下生产计划于未来发展计划等多面改善，而这就是要求劳动人民的苏维埃国家通过教育不断培养出经济前进所需要的人才了。同时，国家通过统购统销机构将工农连接在一起，以党的工作保障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

　　尽管苏联农业已经经过了三十年的发展，但由于中途被纳粹破坏、终究还是不如工业般生产彻底组织化、科学化等原因，成为了整个经济系统里最薄弱的一点，也最方便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官僚进行破坏活动；同时农业事关所有人的食物需求，修正主义集团可以轻易从农业中攫取大量利益，因此赫鲁晓夫时代率先对农业开刀，并且因其愚蠢的农业政策，为世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赫鲁晓夫在依靠军政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中央第一书记的职位后，首先对农业进行了破坏性“改革”。他首先提出“物质利益原则”，对农产品经济交互流程进行破坏。

　　赫鲁晓夫所谓的“物质利益原则”实际上根本不是真正的物质利益，我们从上面斯大林时代的农业经济交互可以认识到，农业的物质利益必然是不断发展的生产资料与生产力提升后农民获得的更多劳动所得，是要达到机械化逐步占据主体、过去劳动（机器）对比当前劳动（人力）逐步占据主体这一目标进而让农业发生根本的革命，让农民过上轻松幸福的生活；而赫鲁晓夫的“物质利益原则”则脱胎于极为片面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念，赫鲁晓夫凭借其一如既往愚蠢的经济头脑认为，苏联农业发展的最大动力并非是公有制下工农结合、按劳分配的经济体系，而是需要价格刺激，比如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降低国家征购量等，很快，苏联农业就收到了反效果，由于大幅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导致一时间工业成本骤增，生产资料再生产减缓，工人生活水平下降，之前一直热火朝天的工农经济交互反而慢了下来；同时苏联由于征购量大量降低，无法保障城市人群的基础需求，一时间城市生活成本突然上升，并且在农村滋生了大量投机倒把、怠工等不良现象。赫鲁晓夫还废除了集体农庄对于拖拉机站和工业等的欠款，表面上看是在减轻农民负担，实际上直接让工业和农业机械化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损害了工业的利益进而农业的利益，让两个产业发生隔阂，从长久来看，损失不可限量。

　　在工农情况如此严峻下，赫鲁晓夫非但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继续变本加厉。他为了追求“宽松的政治环境”放弃了向农村附属机构征实物税，在之前，各类附属机构必须通过努力服务农民乃至一段时间的亲自劳动来促进农业生产，从而交付税款，然而在赫鲁晓夫废除此项后，农村当中迅速产生了大量不务劳动的食利者，他们成为了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在农村统治的基本盘，赫鲁晓夫曾言现在“我们可以在乡村造成‘良好’的政治气氛”，的确，对于苏联走资派而言是非常良好的。

　　赫鲁晓夫在一边造就“良好”的政治气氛的同时，还对全国各地的农庄进行了大规模清洗活动，仅1955末光是1956末一年，赫鲁晓夫就派去3万人夺取农庄控制权，截止到1956年4月1日为止，全国的任职三年以上的农庄主席竟然只有36%；赫鲁晓夫还大量派遣所谓“专家”和“专业组织者”当农庄领导人，因为“农民们不擅长新经济环境下的工作”，结果农村的领导权迅速从农民手里转移到了“知识分子”手里，“知识分子”于1971年已经在68%的农庄里成为了主席。

　　修正主义集团还称“专家的话就是法律”，农庄庄员大会迅速失去作用，农村沦为修正主义者的一言堂，修正主义农庄主席们俨然是每个农庄的土皇帝，某某肆意扣农民钱，某某处罚四分之一的农民，某某对冒犯了自己的农民不给过冬用的柴火等事件屡见不鲜。

　　赫鲁晓夫随后进行了最为严重的破坏，在农业逐步资本主义化后，党领导的统购统销机构遭到了严重破坏，由于农产品“价格”突然增加了数倍、农业机械化现代化速度放慢产量开始负增长、工业与城市协助农业与农村的过程被打乱、大批不直接从事生产的人不再缴纳税款以及来自赫鲁晓夫的直接制裁和苛责，整个机构完全无法进行正常工作，也就是说，整个农业的计划经济已经濒临崩溃了。

　　果不其然，赫鲁晓夫在之后就宣布统购统销这一连接工农，促进和保障生产与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机构为“官僚主义的”，这些工作人员造成了“不必要的”支出，逐步排挤和废止，但是统购统销机构被摧毁后，农民又该怎么出售自己的产品、城市和工业又该怎么获得呢？赫鲁晓夫回答道：“我想，集体农庄庄员自产的东西，也是不会糟蹋的，集体农庄庄员自己会把他们拿出来出售的。”多么“英明”的回答，就如同他不曾回答这个问题一样，接下来，也就是苏联农业的终结时刻。

　　从1957年起，统购统销机构在事实上已经被废止，同年7月4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取消集体农庄庄员、工人和职员副业对国家的农产品义务交售》决议，敲响了苏联农业与公有制的丧钟，自此，苏联的工农结合成为过去式，修正主义集团已经将工人堡垒旁的农民村寨占据，并且将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不断盘剥农村。

　　在没有了计划经济在农村的“压力”后，修正主义集团立刻开始了大手大脚的破坏。从1958年开始，赫鲁晓夫一反“亲近农民”的常态，对农民进行了各种剥削。

　　首先赫鲁晓夫取消了农业补贴价格，不分年成，不分地区，全部以修正主义领导层决定的“统一价格”决定，比如丰收时压低价格，歉收时保持原样，结果直接导致许多地方的所得完全不能赔付生产费用，修正主义集团就借机向农民放比以前债率高得多的债款，以前从来没有的长期贷款也开始盛行；同时个人副业也被修正主义经济极力盘剥，赫鲁晓夫根本没有试着“改善农民个人生产”，而是加紧控制，通过不同时期不同政策帮扶来促使农民经常性变更，作为阶段性农产品搜刮来源而存在着，结果导致1958年后个人副业总产值急剧下降；赫鲁晓夫还大搞高征购，逼迫农民按统一价格交售所有粮食，且常由于其异想天开式的经济计划而变动，结果导致许多地方不仅不能赔付生产，连种子粮也被收去；赫鲁晓夫还搞起了税收的把戏，原先只从义务交售粮食里出的税变为了直接从全部产品里出的“农庄所得税”和“庄员劳动报酬基金所得税”，总计比之前提高了40%的税率。

　　同时，由于赫鲁晓夫取消了机器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许多地方的拖拉机站所得报酬受价格变动影响极大，入不敷出，破坏了农业生产与农业工人们的生活。

　　1958年1月22日，赫鲁晓夫在白俄罗斯农业先进工作者会议上提出了解散机器拖拉机站的想法，并且在3月27日的第五届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上作了正式报告，其称机器拖拉机站是“旧的、过时的”“使集体农庄的主体劳动力远离主要生产工具，因此劳动力和技术设备也就得不到很好的利用”综合上文我们知道，实际上正是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政策造成了这一切，破坏了工农结合与农业机械化的进程。

　　他接着说，“一块土地上有两个主人，一个是集体农庄，一个是拖拉机站，这样就会产生无人负责现象，从而在利用技术上也会发生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到，赫鲁晓夫根本没有一点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知识，也暴露了自己的资本主义立场，他根本不了解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只有无产阶级公有制，土地归于劳动者们公有，并不存在“主人”的问题；同时，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无人负责也正是赫鲁晓夫破坏公有制经济产生的，而他现在却反过来倒打一耙；“现在已经规定出新的计划体制，因此集体农庄庄员可以更好地发挥主创造主动性”换言之，科学的生产计划被资产阶级逐利性代替，产品开始全部依赖于资本主义市场的需求；同时，赫鲁晓夫接下来说的话可能非常为中国的读者们所熟悉:“把机器简单地卖给集体农庄，或者免费租赁和移交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把技术设备无偿地移交给经济力量薄弱的集体农庄，这个建议也不能认为是正确的。问题不仅在于无偿地移交技术设备会使国家遭到一定的物质上的损失还在于这样做是违反国家同集体农庄之间的社会主义关系的原则的。”赫鲁晓夫在这里撕破脸皮，“国家”和集体农庄之间的关系已经很明显了，那就是一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集团剥削者同劳动群众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出售给集体农庄的新农业机器的价格，应该订得比成本高一些，所以需要这么做，是因为工业部门为了进一步发展需要积累资金，因为社会主义工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

　　让我们那些可怜的、受半封建半资本“教育”和影响的人看看吧，是谁要搞所谓“工农剪刀差”？是谁成了新时代的周扒皮？果然，恶人最基础也是最经典的话术就是将自己行的恶事栽赃至别人身上。

　　赫鲁晓夫破坏公有制、农业机械化和工农结合的行为最后结出了恶果，马丁·尼克劳斯在《苏联是资本主义吗？》中描述了这样的情况:“赫鲁晓夫把农机站全部卖掉，同时还取消集体农庄原来必须接受的计划指标。现在集体农庄因此比当时任何企业都更加‘自由’了。除商品交换关系外，几乎没有什么原因使其与城市发生联系。才过了很短的时间，部分由于维持机器需要成本，部分由于农庄极想取得不正当利益，国家对许多种产品的买卖，不得不提高付给集体农庄的法定价格。1962年，作为这一新体制的直接结果，是肉类和乳制品的售价分别上升了30%和20%。”

　　这是由于机械化的打断导致了生产力的下跌，进而导致农庄生产成本的上升（还有借债、剪刀差、流通和基建建设都停止了等原因），苏联农业逐步退步，且粮食严重减产，从此成为粮食输入国。

　　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随着资本主义化在全社会的不断加深和工农结合的彻底破坏，农业剪刀差已经以令人难以忍受的形式表现出来。1965年3月，坦波夫州委第一书记格·佐罗图欣在全会上说:“去年我们州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用于购置和保养技术装备的费用，不算燃料费和拖拉机手的劳动报酬，达1亿多卢布。这等于全年农业总产值的40%。近年来，拖拉机大修的费用比以前在机器拖拉机站大修的费用增加了一倍多。ДТ-54型拖拉机过去的修理费为600卢布，而现在农业技术装备公司按价目表除所供给的配件费用外，要收费874卢布。他们尽耍这样的花招。还要再为所供给的配件出1000卢布，一台拖拉机的修理费往往要花1800卢布。”

　　勃列日涅夫也在全会上说:

　　“在机器拖拉机站改组时期里，农业的修理基地遭到严重破坏，有600多个设备良好的修理厂和工场移交给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其他非农业机构（食利者集团），许多工场被卖给了某些集体农庄，而这些集体农庄都不能充分加以利用，与此同时，邻近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却失去了修理机器的条件。”

　　“现在，修理基地所进行的及时和优质的修理只能满足需要的60%。几乎有13000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没有能够进行日常修理的工场。”

　　剪刀差促使农业的生产成本不断提升，进而让剪刀差继续提升，苏联经济陷入了死循环里。

　　最终，苏联的农业机械化走向了灭亡。1973年，依·沃尔科夫的《战后农业和农民史中的某些问题》写道:“许多集体农庄不能立即付清购买机器的款项，他们欠国家的债务增加了。现有资金用完后，集体农庄也就不再购买技术设备了。而且1958年还提高了向集体农庄供应新的农业技术及其配件的价格。集体农庄的物质技术装备的增长速度下降了。在七年计划期间，集体农庄的动力年平均增长额为4.6%，而1952－1958年为9%，在这方面还应该补充一点，撤销机器拖拉机站的做法破坏了修理事业。有600多家修配厂被移交给国民经济委员会作为其他用途。许多集体农庄都没有能对技术设备进行修理和保养的熟练的工程技术人员。所有这一切都影响了农业生产。在改组之后，许多集体农庄中拖拉机的机耕面积以及利用技术设备的效率都下降了。”根据统计，苏联从1958－1971农民所得提升了80%，但是生产成本提高了400%。

　　总结：赫鲁晓夫首先通过价格改革破坏农业的正常发展进程和工农结合进程，在农业因所得下降、税负上升、食利者大幅增加、难以交换工业品、无法进行基础设施更新等情况下，通过消灭党组织的计划与统购统销部门来破坏计划经济农业，并且以修正主义食利者集团和资本主义市场取而代之，这样就可以摆脱以劳动价值为计算标准的交换过程，进而对农民进行更好的剥削，或者节省税收用于修正主义集团的异想天开和享受。最终，赫鲁晓夫将本来由国家负责的拖拉机站以剪刀差的方式卖给集体农庄，并加剧了对农民的剥削，就此宣告公有制在苏联农村的结束。

　　⑵对苏联工业管理体系的破坏

　　工业是苏联产业中发展度最高、科学化、集体化程度最深，因此公有制经济最为牢固的产业，赫鲁晓夫此时尚无法像农业一样，对工业进行直接的修正主义破坏，因此只能够从管理体系来旁敲侧击；同时，管理体系中有许多经过历练的老布尔什维克，这是赫鲁晓夫不愿意见到的，出于经济和政治的双重需要，工业管理体系就成了修正主义集团破坏工业的试刀石。

　　1957年2月13-14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改进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组织》，决议部分内容如下:

　　“由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就有必要不断改进工业和建筑业计划与管理的组织形式和方法。……为了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必须在工业和建筑业的一切环节内，包括它的基础-对生产的领导在内，改进管理工作的组织形式。同时，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的组织结构基础，应当是国家集中领导同提高地方经济机关、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相结合。工业和建筑业日常管理工作的重心应当转到地方上。由于必须消除国民经济中严重的本位主义缺点，因而按主要经济区域组织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是合适的，这可以使领导接近生产，使领导更具体和更有效，可以把广大群众吸收到经济建设的管理工作中来。”同时赫鲁晓夫也和农业一样强调，“利润”和“赢利”应该成为企业唯一的成功标准。

　　换言之，赫鲁晓夫对于工业和建筑业的规划管理集中在一群和他政见完全不同乃至于是敌对关系的人手中并不满意，这不仅阻碍了他进行资本主义复辟，还让他感到了威胁。解散中央的工业和建筑业部门就能直接让工业脱离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同时还能在地方建立大量的修正主义食利者集团，以此巩固赫鲁晓夫的统治。但是，至于这对苏联工业会产生何种不利影响，他是一向不甚在意的。赫鲁晓夫随后在30日提出了《关于进一步改进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组织》:

　　“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的利益，要求在工业和建筑业的各个环节改善管理工作的组织形式，为此，必须放弃工业领导方面的某些陈旧的组织形式，以便避免进一步分散技术管理、经济管理和行政管理，采取能更充分地考虑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特点的更灵活的管理国民经济的形式。”

　　赫鲁晓夫将中央统一规划的“陈旧形式”称之为“分散”，正是在说他在消灭政敌，因为这些人所以权力“分散”了，他现在要把这些权力夺到修正主义集团手中，这里我反而想要夸奖赫鲁晓夫，因为他的愚蠢确实很方便后人理清当时的事件脉络。下句暂且不提，让我们来看看赫鲁晓夫接下来都说了什么。

　　“为了进一步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苏共二月全会认为必须采取这样的经济建设领导形式，它能把地方上具体而有效的领导同严格遵守全国范围内集中的计划原则充分地结合起来。”

　　换言之，莫斯科的修正主义集团是权力中枢，扶植起一大批地方修正主义集团，从而控制苏联经济。

　　“根据当前国民经济发展阶段进一步提高国民经济的任务，必须把工业和建筑业的重心移到地方，使其更加接近企业和建设单位。为此，看来应当改变过去那种通过各专业部和主管机关进行管理的组织形式，采取新的分区管理的形式。比如国民经济委员会，就可能成为这种管理形式。”

　　在赫鲁晓夫之前，苏联通过设立各个部门来管理工业。通过中央-共和国-地方具体人员、经常性的部门任职人员各处走访、中央特派员的调查等方式收集信息，进而掌握全国整体的工业形式，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分析和总体规划，最终提交工业发展计划给政治局和最高权力机关，多数通过后实行。这套体系的内核正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与调查，其构思思想和流程是没有问题的，唯一的问题都集中在经济发展程度上。经济发展程度不高进而科技水平不高，就会导致如信息交互流程缓慢、规划进程迟滞、人员缺乏科学头脑、地方规划不合理、资本主义影响大，人员地方主义严重等问题；而如果在经济发展取得了成功，情况就会得到极大改善，信息技术的发展促使整个信息交互体系以几十倍几百倍的速度提高、规划进程速度大幅提升、经济发展带动的教育发展让大批有专业才干的人加入、地方和中央因技术消弭了信息差、经济发展的进程促使人们摆脱资本主义影响，那么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就必然在如此的系统中创造与实现。整个经济系统什么都不缺，只缺乏社会主义经济的继续发展。

　　赫鲁晓夫随后又使出了他惯用的把戏，称整个中央管理部门都是“官僚主义的”，因此简单地把“官僚主义”部门拆分再全部下放到地方产生更多官僚就可以避免这一情况，在5月7日的最高苏维埃第七次会议上，他强调:

　　“目前通过部和局来实现生产管理的形式是有很多缺点的，本位主义的障碍是重大缺点之一。目前，管理工作是由中央垂直地进行的，在这种体制下，许多重要问题往往长时间得不到解决，改组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工作，将有助于克服许多缺点，将使领导接近生产，将能更顺利地同官僚主义作斗争。”

　　苏共中央将仅保留少数投资数额巨大，需要国家税收承担的工业部门，如航空航天、造船等，其余的都将分配给国民经济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又把这些部门的功能全部下放给地方，在此以后，国家的集中性经济指导将被废止，中央只设立没有实际效用的“国家计划委员会”。

　　1957年6月22－30日，中央全会通过了赫鲁晓夫对“揭发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自此，斯大林时代的苏共十九大选出来的主席团委员已有80%被清洗。

　　很快，苏联的中央计划就被彻底废止，联盟和联盟共和国的大量工业部门被下放，中央苏维埃被剥夺了管理大部分工业的能力，取而代之的是全苏联的105个“经济行政区”，而每个经济区都有一批职能重复的工业部门，赫鲁晓夫首先从生产关系上开始破坏公有制工业。

　　很快，如此的行为立刻就收到了恶果，赫鲁晓夫在各地人为创造的各类修正主义官僚集团立刻开始各自为政，为了自己的利益（前面提到过的以赢利为准助长了这种风气）谁也不让谁，全国经济变成了一盘散沙，赫鲁晓夫意欲向周天子一样“分封”来创造利益分配体系从而控制整个国家，结果各方和诸侯国一样，反而试图脱离中央修正主义官僚集团的控制。

　　仅一年后，修正主义经济出现的问题就让人难以忍受，赫鲁晓夫不得不在1959年1月的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承认:“……然而，也存在着把综合经济看作关门经济的不正确的、本位主义的见解。必须同这类反国家倾向的表现作坚决斗争。”

　　但是情况显然已经不是中央修正主义集团能够左右得了的，6月29日，赫鲁晓夫又在中央全会上说:“党中央曾一再指示，必须用尽一切办法加强和严格遵守国法，不容许出现地方主义、擅自把投资和物资用于地方需要、不执行合作供应计划的现象。……还必须谈谈这样一些令人气愤的事实，一些经济领导人没有及时完成为其他国民经济委员会提供产品和材料的任务。个别工作人员不考虑国家利益，越权行事，似乎法律不是为他们制定的，他们办事的原则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反而是出于赫鲁晓夫强调的“赢利”原则-既然能够通过投机获得更多钱，那么为什么还要保障别人的需求呢？

　　由此可见，走上资本主义路线后，苏联的解体已经在赫鲁晓夫时代就可以预见了。而赫鲁晓夫对此依旧有其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这是因为“党和国家纪律的松懈”造成的，所以必须加强监管和中央控制。

　　从1959年开始到赫鲁晓夫被颠覆为止，针对修正主义机构的不断调整每年都在进行，并且描绘出了一幅混乱的愚蠢画作。中央修正主义集团首先于1959年规定各经济委员会必须遵守中央的计划，又禁止加盟共和国擅自在经济区经费上动手脚，再就是责成国家计划委员会经常性的进行验收和经济核算，然而这些措施可以说是根本没有用处，帮助赫鲁晓夫上台的假账、贿赂、关系现在反过来遏制他了。随后，苏联又规定党必须组织对企业的直接监管，但依旧没有效果。

　　在这样的压力下，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又开始怀疑是“计划的科学性”的问题，1960年，苏共中央又责成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科学经济委员会进行更多计划草案的工作，但它们依旧只“专门从事远景计划的编制工作”，至于他们做出的工作部长会议听不听又是另一码事了。同年，他们又把此种方法推广到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建立了三个大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但是其职能依旧只有“协调”且完全受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支配。以现在的视角来看，赫鲁晓夫此举是为了给各地的官僚老爷们安排一群师爷，让这群人对国民经济的限度有个认识，“不要搞的太过火”。

　　但是依旧无用。在赫鲁晓夫非常不满的同时，中央修正主义集团又开始了下一轮改革，这次赫鲁晓夫终于破罐破摔，作为苏联的土皇帝，他不打算再放任下级官僚集团继续搞下去。于是从1962年年末开始，苏联一直在规划“大经济区”，即将全国的小经济区合并为17个大经济区，并且为了打击各地方集团的实力，赫鲁晓夫还强调要“从组织上改组中央和地方党机关对国民经济的必要领导”，换言之，也就是剥夺地方修正主义集团的权力，而归于赫鲁晓夫直接干预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和指派的地方“生产管理局”；由于此时城乡经济差距巨大，赫鲁晓夫还非常具有创意地把党机关按工作地方分为了“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而中央要设立两个分管工业和农业的中央局，不仅加剧了工业和农业的对立，还得罪了大批本来依靠城乡经济差收取好处的地方官僚，他们本来可以利用辖区内产业的便利进行剥削，而现在只能专门管理某地区的某一部门，并且要遵守中央定下的游戏规则；而中央官僚就更加不满了，赫鲁晓夫的所有举措都是在分散中央权力并加强自己的权力，两个中央局可谓是闻所未闻的东西。

　　最终的结果是由于赫鲁晓夫严重侵害了官僚集团的利益，于1964年10月14日下台。

　　《明镜》周刊于1963年刊登的《拿福特作榜样》一文中提到:

　　“过去在赫鲁晓夫领导下进行的经济分散化活动使国民经济遭到了严重损失。早在1957年，苏联专家就警告过赫鲁晓夫不要仓促从事经济改革，但他贯彻了自己的意见，宣布在这个问题上同他持不同意见的都是反党分子。”

　　“……结果，铺张浪费、争取职权、本位主义、裙带关系和贪污腐败比以前更盛。仅在哈萨克斯坦一地，赫鲁晓夫就撤销了18000名不忠实的或无能的干部。”

　　“在州首府各地，建起了费用浩大的宏伟建筑。”

　　“在工业方面，类型牌号的复杂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据官方统计报告，由于苏维埃国家机器制造工业的分散化，每年至少损失三亿卢布。”

　　“这位曾经把分散化捧为经济的万灵药的苏联首脑，现在悔恨不已地回想起集中化的好处，他希望建立一个最高经济委员会来促进集中化。”

　　美国《前卫》周刊在1975年一针见血地评论道，赫鲁晓夫想撤销中央的工业部门不过是因为这些人多是老布尔什维克，妨碍了他们对权力的控制；他们（包括勃列日涅夫）后来又成立的所谓“中央各工业部”和之前的完全不同，那不过是官僚集团内部的斗争产物，可以说是和社会主义完全不沾边。

　　总结:赫鲁晓夫无法直接从工业的基础生产过程来撼动它，于是采取了旁敲侧击的方式（不论他是有意还是无意，但他的历史意义就是如此）。赫鲁晓夫首先变更上层的工业管理，又人为创造大批地方修正主义官僚来完全摧毁社会主义工业经济体系；随后，地方修正主义官僚为自己的利益分裂了苏联的经济，并且完全不听从中央修正主义集团，赫鲁晓夫为了重新掌握权力而开始了不断的制度改革，最终因触犯官僚集团整体的利益被开除出权力中心。

　　⑶经济系统被破坏后，经济理论上的资本主义化

　　1961年10月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新修正的《苏共纲领》强调:“在统一（指接受中央修正集团领导）的国民经济计划的范围内，地方机关和企业的经济独立性和权限将进一步扩大，来自下面的计划和建议，应在计划工作中起日益增长的作用。”

　　看来赫鲁晓夫是真的对于他的修正主义政策有种病态的迷信，即便已经出现了诸多极不利于他更不利于苏联的结果。

　　“为了动员内部潜力，更有效地利用基本建设投资、生产基金和财政资金，必须在国家计划任务的基础上，扩大企业的业务独立性和主动性。提高企业在采用先进技术和更充分地利用生产能力方面的作用和兴趣。”

　　单独看这段官话我们还看不出来什么，但是配合下面的一段话就显得非常致命。

　　“在共产主义建设过程中，经济领导将依靠对高生产指标的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对劳动的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是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中的伟大的创造力量。”

　　因此“必须根据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所特有的新内容是对商品货币关系加以利用。在这方面，运用经济核算、货币、价格成本、利润、贸易、信贷、财政这些发展经济的工具，起着巨大的作用。”

　　赫鲁晓夫毫不掩饰地告诉我们，苏联否决发展生产力需要的按劳分配、科学规划、经济核算（真正的经济核算远不是算算利润账这么简单）等社会主义经济关系，转而玩起了“具有更高的自主性”的货币和金融游戏；换句话说，在经济系统资本主义化后，此时苏联的企业作为基础经济单位也将开始资本主义化。

　　以短期利润为主要价值导向是一种极为愚蠢的行为，因为许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产业比如五十年代的塑料、电子都需要巨额投资且初期无法以利润全额返还；但随着几年成长期过去，这些产业的巨大活力就会完全显现出来。当时的美国处于黄金年代，整个欧洲乃至世界都在给美国无尽的财富，因此各种托拉斯可以因逐利性刺激而承担开发费用；但苏联则截然不同，新产业的开发需要经过中央审批，而如今中央已经资本主义化不愿承担费用，又因为苏联的市场短期对各类新产业没有市场需求，地方主义导致经费循环断裂等原因，最后让苏联完全错过了新的生产力发展期。不仅如此，同时新的苏联资本还和官僚绑定在一起，资本投产可以说直接就取决于官僚个人目的和喜好，这就导致苏联投入民生产业的资源越来越少，最后不再进步，仅变为维持基础的福利、服务所需甚至这也无法全部完成，再也没有像斯大林时代一样的民生产业飞跃，同时还发展出了大批极度损耗国力且完全没有必要（或者有巨大的隐患）的项目和计划，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人才。

　　作为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御用学者，叶·利别尔曼在二十二大后推出了《计划、利润、奖金》一文，从“学术”角度为苏联的资本主义政策辩护，通篇文章赤裸裸地表达了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要求。

　　利别尔曼不加掩饰地在文章中称，计划的完成、生产力的提高完全不是评价企业的标准，而是“赢利的多寡”，并围绕着这个核心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设立以赢利率为标准发放的统一奖励基金、乃至要“灵活设置价格”等。

　　此文在真理报上登载后“一呼百应”，许多“地方经济长官”和“经济学家”纷纷响应利别尔曼的建议，并且进一步做了自己的“解释”，一时间，利别尔曼相关的各种讨论和文章在苏联官方媒体上大行其道，利润成为了“万能指标”“社会主义的根本动力”“评价计划的唯一标准”等等；随着苏联资本主义化的加深，不需要利别尔曼提，就有一位特拉兹尼科夫提出要开始搞金融手段“刺激”企业，放宽贷款和借贷，开始搞期货和债券。他的话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非常熟悉，请听:

　　“……势必会听到一种意见，说资本利息是资本主义的范畴。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当然，形式的确相同，但实质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是收入的源泉，而资本利息是资本家的利润。在我们这里资本利息的获得并非国家的收入，而是加速资金周转的经济影响的形式。”

　　想必一个人改了名就一定不是一个人了。

　　这股吹遍苏联各地的春风影响还不止于此，有人随后提出因生产环境和自然环境恶劣导致的高劳动者报酬是“不合理的”，影响到了企业的利润，应该以“统一的”货币工资形式支付报酬；又有人提出生产基金的付费问题也很大，现在生产基金对单位是免费供给的（因为生产基金本身就取自全苏联各地的产值，现在又投放回来进一步发展生产），结果导致“不能很好地计算成本和利润增长率”并且“只鼓励不断的发展和投资，没有做到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生产资料”，应该让企业“自负盈亏”以此刺激企业赢利。

　　利别尔曼也自然而然地提出了“扩大企业权限”一类的要求，企业可以以“赢利”为最终目的自主管理整个生产流程，只需要完成政府制定的交货期限和数量就行了；随后后面的也被推翻，说不需要计算出每个企业需要的精确指标，让企业集体来自行安排就好了，这样不少修正主义官僚就一步登天，从普通工厂主成了大托拉斯的主人。与之配套的还有扩大厂长权力，现在厂长可以不通过党委和工会等直接行使从经济到人事的一切权力，经理也可以对各类文职员工进行处分。

　　随后事态彻底无法收拾，像“计划应该从下而上”“计划机关应该只成为分配订货的机关”“国民经济委员会只应该负责会计工作”等言论层出不穷；还有一位拉普捷夫批评利别尔曼“限制”了企业的“自主发展”，因为利别尔曼好歹还规定了企业需要按时上交指定种类的产品给国家，而他认为现在应该让企业跳过国家这道障碍，直接去找消费单位协商解决。还有人要求大幅度提高留给企业自己的利润，现在留给企业用的利润只够满足他们自身再生产和劳动者的需要，不够满足资本扩张，实在是太少了；取消集中供货统一市场改为“国营商业”“自由市场”，这样进一步的资本主义改革就能消灭资本主义改革带来的生产力发展滞后和因基建建设停止、地方主义等导致的商品流转不便了，还有布尔什维克叫嚣不能私人随意拥有批发乃至自由售卖生产资料，那些赤匪又怎么能搞好以利润为导向的苏联经济呢？

　　修正主义集团的行径迅速破坏了企业的发展和工人的生活，在1955年通过的规定中，企业基金的50%将用于采用新技术、维护和改善生产设备与基建，另50%用于工人福利；而到了1960年，仅有20%用于生产，福利也降低到了40%，而那40%则被用于“住宅文化生活和建设”，也就是著名的“赫鲁晓夫楼”，而至于那楼里有多少不该拿的油水，恐怕是不能计算的。

　　原本超额完成计划的企业能够得到100%的回馈利润，在修正主义集团的“天才构思”下降低到了60%；奋战在生产一线工作的体力脑力劳动者所得奖金降至不超过15%；全国上下吹起不鼓励改善生产生活而鼓励赚取“利润”的邪风。

　　赫鲁晓夫对此大为支持，并在1962年11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总结了以下“经验”:

　　“某些经济学家没有考虑到，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利润有两个方面。如果就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来说，那么对于它,利润这个经济范畴，就没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利润所具有的那种社会意义。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利润是生产的日的,是对生产发展的基本制激；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主要目的是满足社会的需求。我们的工业生产产品不是为了获得利润，而是因为产品是整个社会所必需的。”

　　但是

　　“就单个企业来说，则是另一回事。在这种情况下,利润问题作为企业活动效果的经济指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那么“单个”企业肯定不是构成苏联经济的个体了，因为苏联经济否定利润导向，现在的苏联经济是由火星人创造的。

　　“近来，《真理报》、《消息报》、《经济报》对广泛的经济问题展开了认真的讨论。许多工业和建筑业的专家，经济工作者和经济学家都参加了讨论。在讨论中以及在直接寄给苏共中央的信中提出了许多宝责的建议。应该委托计划机关、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仔细地研究这些建议,利用所有有条理的、明智的建议来改进计划工作。应当在分析这些建议的基础上提出旨在改进生产的计划工作和科学地组织劳动的有经济性质的建议。”

　　总结:继经济系统被破坏后，赫鲁晓夫开始对苏联的经济理论进行大刀阔斧的资本主义化，苏联的经济理论从以发展生产力造福劳动者为最终目标变为一切为了利润，并且在机关报《真理报》上得到了广泛传播，各类修正主义分子群魔乱舞。

　　⑷苏联开始广泛试行资本主义化经济

　　在1962－63年的各类造势后，苏联于1964年开始广泛推行这两年的“经验”，《经济报》于6月27日报道了两个缝纫托拉斯率先进行资本主义化，他们将不再受任何计划指导，完全依据商业组织的要求进行生产，大幅降低税率自负盈亏、厂长和经理全权负责等都在此次实验中得到实行，换句话说，这两个托拉斯已经蜕变成了完全的资本主义企业。

　　随后于年末，更多企业开始资本化，并且逐渐变得一发不可收拾。1965年，苏联开始对煤矿等第一产业进行资本化，并且预计将在年内资本化400家轻工业企业。

　　4月3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对交通运输部门的资本化决议，决议规定，苏联将失去任何对这些企业的干涉能力，且将指标降低到最低标准。利别尔曼还在新的文章里声称，现在除却相当于税款的计划内利润需要近乎全部上交给国家外，企业已经可以保留60％的超额利润。

　　同年，《经济报》登载了一篇名为《在完全以收抵支的基础上》的文章，文章声称，苏联的资本主义化将进一步加深，目前苏联已经在部分地区进行了试点，不仅在生产-售卖环节企业有自主权力，现在企业还可以自由买卖生产资料、自行购置交通工具等等。简而言之，如今计划经济系统已经被修正主义集团破坏，苏联已经彻头彻尾的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其统治阶级也由劳动者变为了一群走资派官僚。

　　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随后对赫鲁晓夫的这些措施表示了高度评价，各国争相报道并肯定这一发生在苏联的“伟大变革”，并指出“苏联经济学家日益转而接受他们通常嘲笑为‘可鄙的布尔乔亚’的思想”（《纽约时报》）、“受到轻视的‘利润’这一概念也已经找到了进入共产党经济学家的思想世界的门路”（《世界报》）、“这种作法是把西方自由主义的长处采用到苏联经济上的革命式的想法”（日本山阳广播电台评论）。

　　勃列日涅夫全盘继承了这套修正主义体系，1964年后，苏联资本主义化的速度不仅没有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而降低，反而更快；不过，这些事就要等到下一部分再讨论了。

　　附录：苏联人民承受修正主义的恶果

　　新切尔卡斯克流血事件

　　1962年苏联工人罢工流血事件

　　1962年6月初发生在苏联罗斯托夫州新切尔卡斯克的工人罢工流血事件。食品涨价的消息引发新切尔卡斯克市电力机车制造厂工人的不满，他们于6月1日上午开始罢工，到厂部解决生活问题未果。第二日，约8000名群众汇集到市委大楼前再度请愿，政府派出军队向群众开火。事件造成23人死亡，87人受伤，死伤者大部分是18到25岁的青年。

　　1962年初，新切尔卡斯克市电力机车制造厂的行政管理人员重新审核了工作定额，一些工种的工资下调了30%。而赫鲁晓夫实行的错误农业政策也殃及该市，商店里肉类短缺，买土豆要在夜里一点排队，甚至有人吃烤土豆皮。5月初，该厂又一次降低了计件工资并提高工作定额，这使工人特别是成家的工人无法承受。因为即使物价不上涨，他们的微薄薪水从这个月维持到下个月也已经很艰难了。

　　1962年5月31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颁布决议，从6月1日起将肉类、肉制品的零售价格平均上调30%，动物油的零售价格平均上调25%。不久前刚刚降低工资的工人们又听到了物价上涨的消息，而正是“涨价”成为罢工的直接原因。按照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汇报材料，这一决议在全国多地都引发了不满情绪，而电力机车制造厂的反应是最激烈的。还有两个附加因素成了事件爆发的导火索：一是电力机车制造厂行政部门的不明智做法。他们于物价上涨的同一天宣布下调计件工资，这“一涨一降”的两面夹击让工人忍无可忍；二是厂长Б.Н.库罗奇金的官僚作风。他拒绝倾听工人的抱怨，告诉他们：“没有钱买肉和香肠，就吃下水馅烤饼吧！”这句冷漠且略带嘲讽的话语激怒了工人，导致罢工规模扩大。

　　据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彼得·伊万诺维奇·伊瓦舒京写于1962年6月7日的致苏共中央的报告，事件经过大致如下：1962年6月1日上午7点半左右，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制造厂铸钢车间的八九名工人聚在一起议论物价上涨，逐渐地，越来越多的工人加入了谈论。车间主任见状曾劝说他们去干活，但激愤的工人们走出车间，来到工厂的小公园里继续谈论物价上涨、生活难以为继的情况。恰在此时，官僚作风严重的厂长库罗奇金走过来，命令工人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去。可工人们却把他围住，指责“车间劳动条件差”、“厂内缺乏安全技术保障”、“日常生活处境窘迫”、“工资太低”，特别是1962年初该厂又重新调整了职工们的计件工资定额，结果使工人们的工资下降了30%。一方面是工资下降，一方面是物价上涨，再加上工厂的劳动条件差、安全没有保障——该厂的绕线绝缘车间曾发生过200名工人中毒事件，所有这些使得工人们的情绪越来越激愤，而厂长蛮横而冷漠的回应使得工人的情绪进一步升级，人群中开始叫骂起来。一看情势不妙，厂长赶紧逃到厂部去了，工人们紧追其后拥向厂部。

　　随后，工人们开始打出要求增加肉类、牛奶供应和提高工资的标语牌。上午11时30分，厂部大楼前的广场上已经聚集了300～500人，要求厂长出来对话。中午12点，一列从萨拉托夫开往罗斯托夫的旅客列车被情绪激动的人们拦停下来，几名工人爬上车头，拉响了汽笛，召唤“更多的工人从工厂和附近的工人新村赶来声援”。

　　此前，州委书记马雅科夫、州执行委员会主席扎麦京、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伊万诺夫、州国家安全局副局长拉扎列夫以及一批安全局工作人员陆续赶到了工厂，下午三四点钟州委第一书记巴索夫也赶到了工厂，可领导们都躲进了厂部大楼。这时，厂部大楼前的广场上已经聚集了四五千人，不少市民也参加了进来。但州委、市委领导“一直呆在厂部的厂长办公室里，没有走到工人中间去”。工人们冲进了厂部大楼，要求领导出来对话。下午16时30分，州委第一书记巴索夫通过扩音器发表讲话，人群暂时安静了下来。但他刚讲了几句就被叫嚷声打断：“我们早就看到了告人民书，我们又不是不识字。你说说看，我们往后该怎么生活，工资定额降低，物价却上涨了！”州执行委员会主席扎麦京试图讲话也被立即打断，骚动的人群冲向麦克风，但电线被立即切断了，“此后将近两个小时中没有采取整顿秩序的任何果断措施”。

　　到了后半夜，约凌晨3点，在军队进行干预后，此前聚集的四五千人终于被挤出厂区，并逐渐散去。军人接管了工厂警卫，该市宣布宵禁，22名带头闹事的人被逮捕，其中20名在审问后被释放，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两名带头闹事的人被关押在沙赫特市。平静的局势保持到了第二天早上7时左右。但到9时许，厂部附近又聚集了约5000人，厂区内有将近1000人，再度开始集会。与此同时，石油机器制造厂将近400名工人声称他们不能在枪口下工作，其中100人冲进第17号工厂厂区，受到了那里工人的支持。9时50分，所有怠工的人离开了厂区，向新切尔卡斯克市区方向进发，越过了第一道坦克阻拦线，队伍前面有人举着列宁的画像和鲜花。

　　在人群前往城里的途中，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部采取了措施，在图兹洛夫河桥上设置障碍。尽管桥上三个地方用坦克、汽车和士兵阻拦，愤怒的人群还是轻而易举地通过了大桥，人群沿着莫斯科大街，继续向市委所在地前进。沿途有不少市民（主要是青年人）加入示威者队伍。“人群走近市委大楼后，一些最穷凶极恶的流氓和带头闹事的人开始向大门和窗户扔石块和棍子，击溃了警卫人员的抵抗，冲进建筑物内部，砸窗户，损坏家具，扯下画像烧毁，殴打室内的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几名流氓爬到阳台上，打出红旗，挂出列宁画像，以示挑衅。一些疯狂参与胡作非为的人开始演讲，要求降低食品价格、提高工资”，“一些流氓在袭击时手中持有刀子和木棍。一名冲进大楼的犯罪分子扑向一名士兵，夺走了他的冲锋枪并企图对他开枪。这个时候，向进攻的犯罪分子开了枪，部分冲进来的人被逮捕，其余的人逃了出去。试图占据国家安全局和警察分局大楼的人群没有得逞以后开始撤退，再度前往市委大楼。在此之前，市委大楼内的流氓已经被赶出，由军队的一个分队封锁。人群再一次企图抢夺士兵手中的武器。守卫市委大楼的军人因此使用了武器。”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强调这次集会的进攻性并将参与者描绘成土匪不同，多名目击者都证实，市委大楼前的集会是一场和平请愿运动。

　　士兵们朝着群众头顶射出的第一排枪弹飞向街心公园的树冠，打中了爬到树上看热闹的孩子们，死伤的孩子纷纷从树上落下来。这时，自然，群众发出了愤怒的吼声。而士兵们，不知是按照命令还是看见鲜血之后失去了理智，或者就是由于害怕，便朝着吼叫的群众开始了密集的射击”，“一位目击者说：当时的印象是到处都躺着死尸。当然，其中许多人是受伤的。各种材料都相当一致地证实：当场被打死的有70至80人”，“接着，士兵们开始寻找并征用汽车和公共汽车，把死伤的人们抬上去，运进用高围墙围住的部队医院（在随后的一两天内，公共汽车的座位上仍留着斑斑血迹）”。

　　这次罢工事件造成了人员伤亡，上述伊瓦舒京呈交给苏共中央的书面报告指出：“骚乱被平息以后，收集到20具尸体，其中两名妇女。尸体被埋葬在这个州的不同地方。将近40人受伤，其中3人死亡。为了制止骚乱，向该市增派了军队，实行了宵禁。”“实行宵禁后，从6月3日夜间到4日有将近240人受到逮捕和审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写于1962年6月14日的致赫鲁晓夫的书面报告汇报了人员死亡情况：“兹报告新切尔卡斯克大规模骚乱期间被打死人员的情况。共打死23人，其中18人已查明身份，另5人身份尚未查明”，“尸体埋葬在该州的5座公墓里”，“截至6月11日，有85人因被怀疑积极参加大规模骚乱而被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