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8月5日某报曾发表过一篇充满争议的文章，标题是“错批一人，误增三亿”。
“错批”的那个人是50年代的北大校长、人口学家马寅初，他的《新人口论》是后来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依据，影响深远。
至于“误增”，这个说法就有点奇怪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劳动力优势加速积累，成长为世界工厂。很难想象，如果少了这三亿劳动力，我们还要埋头打拼多少年才能发展到今天这一步！
当然，站在1979年那个时间节点，产生这种不太妥当的说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千万知青返城，又没有那么多工厂，引发了严重的失业问题。人口太多，在那几年确实是个大问题。
所以，人口问题从来都不是个纯理论问题，需要与时代背景高度结合，不能一刀切。这三亿人在1979年是负担，到了1985年就是核心竞争力，吃了五六年的苦，享了五六十年的福，这笔账，相信大家都能算得清。
同理，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在1979年是适用的，但在1960年那个国际国内环境下是否合适，这就得打个大大的问号了。
马寅初看到的，毛主席都看到了；而毛主席看到的，马寅初却没有看到。这才是当年马寅初被批判的根源。
很多人不知道，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计划生育”概念的人，不是马寅初，而是毛主席。
1956年10月12日，毛主席在会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就明确提出了“计划生育”这个科学命题，他说：“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呢？我想是可以的。”
毛主席早就意识到人口太多是个问题，他指出：“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认为“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从而把新中国从人口大国变成经济大国。
现在很多人一提起那段历史，就把“人多力量大”拿出来说事，的确，毛主席喊过这样的口号，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懂人口过度膨胀的危害。
对人口问题，毛主席一直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他曾说“中国人多也好也坏，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
人多了，可以加速积累，推动经济发展；但同时也意味着衣食住行、教育养老负担更重。我们要做的，是扬长避短，在这二者之间取一个平衡。
认为毛主席主张人口越多越好，这是一种抹黑，并不符合史实。
毛主席的“计划生育”，与后来一刀切的做法截然不同，更人性也更科学，真正体现了“人民路线”，维护了“人民利益”。
首先，毛主席提倡的计划，是国家层面的计划和家庭层面的计划相结合，兼顾国家与家庭的需求。他说，“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这是国家层面的计划；又说“夫妇之间应该订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
毛主席深知，对待人民要宽容，不能用养猪填鸭的办法去管理，生小孩对家庭影响巨大，每个家庭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选择，政府可以引导，但不能搞“一刀切”。
其次，毛主席提倡的计划生育，基础是充分尊重人民的意愿，手段是发动人民群众。他主张组织一个人民团体来推动，要大家同意，要大家一起来做；而不是请一批专家闭门造车。
再次，毛主席提倡的计划生育，最终目的不是控制人口数量，也不是批量培育工业化人口，而是让每个人都得到更全面的发展。他说，“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和比较广博的知识，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道德。”
“人的全面发展”，这句话听上去比较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许多人领会不到其中的深意。直到近些年，人们终于意识到工业化的教育、功利化的三观危害有多大，这才明白了毛主席当年的意思。
毛主席的“计划生育”思想，出发点是维护人民利益、兼顾家庭幸福与国家发展，所以，在政策的推行上他非常谨慎，节奏很慢，一直在思考、总结、听取多方意见。
如此说来，马寅初的人口理论与毛主席的“计划生育”思想并不矛盾，他又怎会遭到批判呢？
这还得从1957年2月27日的那场最高国务会议谈起。
会上，毛主席明确提出要有计划地生育、提倡节育，马寅初当时也在从事人口研究，与毛主席的想法不谋而合，在会议结束时发言表态：“毛主席对人口问题有同样的看法，这是一件可喜的事，他所见所闻远比我广，得出的结论一定更正确。”
原来，马寅初的人口思想在当时还属于异类，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但苦于舆论压力不敢再推进，这下毛主席明确提出“计划生育”，那么他自然就能畅所欲言了。
在听完马老表态后，毛主席当即给予肯定：“马老今天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没有放出来，有人反对，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
得到毛主席的肯定之后，马寅初迅速推进，4个多月后他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新人口论》，系统地阐明了他的人口思想。
马寅初的人口思想，在大方向上与毛主席的“计划生育”思想是一致的：他主张一面积累资金、一面控制人口，也提出了提升人口质量的观点……
但与毛主席相比，马寅初的理论有个致命缺陷，那就是太过于机械理性，带有强烈的、自上而下的管理色彩，没有考量人民群众的感受。
马老的这一套思想大家现在都很熟悉，好处与坏处均已显现，相信其中的区别大家也都体会到了，就不多赘述了。
对于马寅初人口理论在人民立场上的缺陷，当时不少人已经给出了提醒，他自己也听取意见并且做出了调整。
在后来公开发表的《新人口论》中，他特别强调了自己的人口论与马尔萨斯的不同：“马尔萨斯从掩盖资产阶级政府的错误措施出发，我则从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农民的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出发。”
这样一来，马寅初的人口思想，就与毛主席的想法更加一致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后来马寅初又遭到批判了呢？
因为国际形势变了。1957年莫斯科会议中，中苏两国之间产生间隙，毛主席已经意识到苏联这艘大船航向要变，资金和技术援助随时都会终止，新中国想要发展，必须得靠自己打拼了。
落后农业国想要快速进化成工业国，首先必须解决原始积累的问题。对新中国而言，完成积累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靠苏联输入，第二种就是把劳动力组织起来艰苦奋斗。
如果苏联不愿再输入了，那么就只能走第二条路了！
毛主席敏锐捕捉到了这种变化，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表示：“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七亿五到八亿再控制。”
1958年中国人口总量为6.6亿，距毛主席制定的目标，还有一亿多，这也意味着计划生育可以缓一缓了。
但马寅初在这方面比较迟钝，实际上当年那批知识分子都比较迟钝，认为可以一直抱着苏联这棵大树不放，认为社会主义阵营会源源不断为我们提供资金与技术……如今看来，这是何等的幼稚。
莫斯科会议之前，马寅初与毛主席的人口思想并无太大矛盾，毛主席在那一年也表示要把中国人口“控制在六亿”，这给了马寅初极大的理论自信，他随即提出了三个“不得了”：人口多得不得了，增长速度快得不得了，这样发展下去不得了。
但莫斯科会议之后，毛主席对中苏关系的走向已经产生了准确预判。他在思考另一件事：如果苏联不再可靠，那我们还能靠什么呢？
答案只能是：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靠人多力量大！
在马寅初大喊三个“不得了”时，毛主席却“意外”泼了冷水，他说：“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恐怕还要发展一点。”
马寅初再厉害，但他毕竟只是个深居象牙塔里的学者，对国际关系的风云变幻与大国博弈的残酷性缺少认知。
毛主席再怎么认同“计划生育”，但他心里装的始终是国家与人民的长远利益。
二者之间的差别，其实历史早已给出了答案。
如果当年按照马寅初的方案走，中国八十年代只有六亿人，如今人口总量顶多只有八九亿。
如果没有这多出来的3-5亿青壮年劳动力资源，我们有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进化成世界工厂吗？
中国崛起的第一桶金从何而来？
答案在70年代的数千个三线项目里，在80年代数以千万计的乡镇企业里，在90年代江浙沪永不停机的服装车间里，在00年代遍布全国的百万建筑工地里……
六七十年代，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多养育了三亿人，这些人是改革开放的劳动力基础。没有他们，后面的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人口问题本质上是“投入-产出”问题。六七十年代，依靠群众路线，我们用极低成本多抚养了3亿人，这一代人拥有健康的体魄与正确的三观，是八九十年代经济腾飞的主力军。
他们创造的“产出”，远远大于当年的“投入”，大大加速了社会财富积累，这是中国崛起最重要的底层逻辑之一。
如果我们一边享受“产出”，一边对当年的“投入”视而不见、甚至认为这“投入”是错误的，那么，这就跟白眼狼没什么区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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