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宣告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然而，到了世纪之交，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像多米诺骨牌般，在顷刻间土崩瓦解；连硕果仅存的几个国家，也多半是挂社会主义的羊头，卖资本主义的狗肉。
与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言相左，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是在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建立的。于是，精英们将这些国家遭受苦难和挫败的原因，归咎于它们在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客观条件下，人为地进入社会主义。
照这么说，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原罪；照这么说，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超越了资本主义这个人类社会必经的历史阶段，因而必须倒退回去“补资本主义的课”，无论中国民众在当前的资本主义进程中经受了多少的苦难和屈辱。
可惜的是，人类历史并不是精英们在实验室里，在相同的环境下以标准的办法制造出来的。社会主义并不因为精英们不肯颁发出生许可证就胎死在历史母亲的腹中。
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三月说：
“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困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走什么道路问题，解放初期有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有这个问题。苏联搞了五十多年，仍是这个问题。”
毛泽东早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来了。他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新生的革命政权，面临着落后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式、传统文化等旧质。透过计划经济的无数缝隙，产生着由于贫穷而导致的原始积累的趋势；残余着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分配方式也就是法权，成为社会的新的分化的基础。也就是说，只要补资本主义课，走“新民主主义新秩序”之路，就必定会分化造就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及其矛盾和斗争，这是铁的规律，任何人无法阻止。所以毛泽东说，一旦革命先锋队蜕化变质，要搞复辟是很容易的。
而革命先锋队的蜕化变质似乎必然的。为了实现工业化，落后国家需要大量资金；可是，它们既不能像西方那样掠夺殖民地，而在紧张的国际形势下也不能靠自身慢慢积累。所以，必须让全体国民勒紧裤带，一定程度的集权和强制是不可避免的。而官僚政治作为有效的阶级强制工具，就这样得到了历史的委任状。毛泽东曾经尝试用巴黎公社的模式取代官僚政治，最终却只能重新对官僚机器授权，而寄希望于“七八年来一次”的周期性整顿。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正视：革命先锋队掌握政权之后，它的阶级基础必须会发生变化，它必将形成自身的利益，并且不可避免地与整个社会的利益相冲突。
官僚集团总是有意识地纵容种种不平等的产生，促使小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实行非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这种“资产阶级法权”才是最符合其阶级利益的。与其把有限的经济资源用于满足多数人的基本需要，不如优先满足精英的需要。
一些补课论者天真地认为，资本主义将通往富强和民主，但事实上刚好相反。
落后国家没有发达国家那样的物质财富相对充裕和社会阶层力量对比的相对均衡，官僚集团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无人敢说敢管。它是唯一的、真正的主人翁。
因此，如果在一党集权执政的政治体制和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去补资本主义的课，那么官僚集团在没有社会力量制衡的情况下，它绝不会放弃其权势利益，政治上的民主协商制度和法制都将无法落到实处；它一定会破坏一切法律和政治的游戏规则实现其短期利益最大化；它一定会利用官僚特权假公济私、化公为私；它一定会无情盘剥敲榨劳动者，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除了压榨之外根本不会尽到保护之责；它一定会贪婪而又迅速地聚敛私产而暴富，成为最腐朽最反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1967年毛泽东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解释其发动文革的用心：“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经过毛泽东悲壮的奋斗，这一切仍然变成了现实。中国的工人阶级、贫苦农民和小知识分子重新经历了资本主义进程的种种苦难和屈辱。而当初，我们曾经多么天真地以为，自由女神会带领我们向现代化和民主自由、向人道主义、向平等权利前进。（本文出自百韬网，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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