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卢沙野掀起的国际风波持续发酵，也传递到国内，国内有一股不小的声音，要他回来，撤销他的外交官资格，说他不具备外交官专业素质，给国家惹了祸！
卢沙野是中国驻法国大使，近日参加一档法国电视节目访谈时说了些什么，闯了祸；这里我不便引述原话，因为访谈话题太长太杂，我就引述一下其中的意思。
卢沙野认为：前苏联是个主权国家，其主权和边界是由“二战”后复杂的国际条约主要是“开罗-雅尔塔宣言”保障的，苏联是联邦制国家，各联邦实体不具“开罗-雅尔塔宣言”地位，而是由苏联国内法确立；91年苏联解体并通过“阿拉木图宣言”，从原苏联独立出来的11个加盟共和国加入“独联体”（ 不包括波罗的海3国和格鲁吉亚）；2018年4月12日，“独联体”创始成员国的乌克兰退出“独联体”。于是触发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阿拉木图宣言”是否具有国际法地位？抑或苏联国内法的延续？第二个问题，乌克兰退出“独联体”一刻起，是否需要新的国际法来保障新的国际秩序？
第一个问题容易回答，不考虑形式，就实质而言具有“国际法”地位，至少各国都以“国内法”的形式保证了他具有国际法地位，不然的话哪怕做一笔生意买卖都做不成，何况联合国也以各种其他决议或形式保证了他具有国际法地位；第二个问题就难了，何况不仅仅退出“独联体”，而是意图加入“北约”，完全动摇了“阿拉木图宣言”基础――哪怕他形式到实质就是一个国际条约，这一刻起也名存实亡了。
卢大使的访谈录可以浓缩为以上两个问题的回答，这与中国政府的立场比较暗合――对于俄乌冲突的立场是：保持中立，坚持主权不可侵犯，但是起因复杂，特别指“北约”不能持续东扩；对于克里米亚归属立场是：认为主权不可侵犯，但又认为存在“复杂的历史经纬”。
这个“复杂的历史经纬”，既包括苏联解体的仓促，虽然有“阿拉木图宣言”但遗留了许多烂尾，也包括苏联时期赫鲁晓夫将克里米亚从俄联邦转移到乌克兰联邦、解体后克里米亚公民投票决定，乌克兰作为“独联体”创始成员国到退出，再到意图加入“北约”以至旧有国际体系瓦解；更追溯到历史，克里米亚大部分时间归属沙俄帝国――甚至连乌克兰本身也长期归属沙俄。
于是这个追溯来追溯去就割不断、理还乱，最理智的办法，那只有坐下来谈，目前谁也拿不出各方公认的具有类似“开罗-雅尔塔宣言”权威的国际法，应该坐下来谈。
中国对俄乌战争及克里米亚归属的态度，经常被指“和稀泥”，一方面坚持“主权不可侵犯”，一会儿又说“存在复杂的历史经纬”。这次卢沙野的说法清晰多了，他没有判克里米亚到底归谁，但是立场清晰多了；中国政府48小时内马上声明：这只是卢大使接受法国电视台的个人采访，不是中国政府立场，中国政府的立场没有改变――也就刚才细说的俄乌战争立场和克里米亚归属的立场。
高级官员说话不代表政府，只代表他个人，这在西方普遍认可接受的观念，在中国恐怕难以接受的――至少就民俗难以接受的，这次就接受一次吧！自己的规矩自己打破，人在难堪时不得不改变，也算一次小小的“融入西方”吧。
一次外交事故？中国外交史上罕见的外交事故？
我看有点过了，不符合实际，我甚至认为卢沙野的个人访谈与中国政府的立场有点“暗合”，此前一直被指“和稀泥”，这次倒好，借这次事件清晰化，很可能“坏事变好事”，只不过要忍得住这段时间劈头盖脸的尴尬。事实上依中国人的行事风格，面向国际社会的电视台采访这么大的动静，又是在法国这样的西方领袖之地，卢沙野的讲话不可能不经国内审查，他的讲话稿必经多层筛看；另则，“和稀泥”只是面对公开舆论，在私下外交场合一定谈过多次，肯定是默契的，包括对美国、德法欧洲大国、俄罗斯和乌克兰，一定是不止一次表达过卢大使类似的意思，这是肯定的，不然何以成大国，何以展开斡旋；再则几日前最高领导与乌克兰正式通话，都预示了“中国将正式下场”，此时抛出卢大使访谈，我看一路阳谋算计，何来“事故”之说。还有静观几日“风波”，好像局限在媒体界，外交方面好像波罗地海三国激烈些，其他各列强好像早就“默认”，当事国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只表示“卢大使语言不当”――我看例行公事而已。
问题是忍得住这段尴尬日子，办法多的是，既然一路阳谋算计，这也一定算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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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住！甩过去，说另件事。
近几年史学界和哲学界一个很火很热门的一个名词“文明型国家”，这个名词经常与一个人关联，他是大名鼎鼎的张维为。
我追溯了一下，这个名词最早的渊源来自汉学家马丁﹒拉克（或马丁﹒雅克），他对应两个英文名词，“Civilization-state”和“Civilizational State”，你怎么翻译都行，翻译成“文明体国家”也行。他在一本名为《中国政治的精神》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并在另一本书《当中国统治世界》明确提出了“文明国家”概念，后来再经张维为引用和发挥，成了当今红得发紫的“文明型国家”。
这个名词的大致含义是：西方国家大都以民族为实体（或载体），以民族和宗教为载体形成的国家，因此也可称为“民族国家”，而中国则不是，中国是漫长岁月中融合了众多不同民族、不同宗教而形成；虽然当今大多数“民族国家”也都是多民族和多宗教，并且日益去宗教化，但就历史的演化道路看，“民族国家”与“文明型国家”确实迥然有别――今天欧洲有四十多个国家，而同体量的中国就是一个实体。
这个概念的背后逻辑，就是站在欧洲看中国，没有这个逻辑，中国人是不理解的：国家就是国家，历史长短而已，人种有别而已，说话南腔北调而已，风俗各异而已，你有“民族”我也有，容纳多寡而已，怎么还会“民族国家”与“文明型国家”之异呢？确实，站在欧洲人视角，他是个重要区别。
我今天引用这个名词或术语，忽然想起另件事，卢大使掀起的那股大风波引起的，必须搞个明白的。
当今欧洲四十多个国家，每个国家的诞生或消亡，必然都有国际法规定，双边的，或者第三方或多方担保的，他至少有“形式”上的法律框架；这种“形式”上的连绵延续与国家实体的消亡诞生同步同调，“国家”俨然就是因“规定”而来――比如追溯欧洲历史沿革：古罗马分裂成东西俩罗马，西罗马又继续一分为二为法兰克和查理曼，继而查理曼再一分为三，东罗马步西罗马后尘，也分分合合。历经两千多年，今天四十多个欧洲国家就这么来的；他的源头追溯到古罗马，而每一步分分合合必有国际法这么一种“形式”规定，“国家”俨然就是这个“规定”而来。
反观中国或中国历史，虽也有“檀渊之盟”、“宋辽之约”诸如此类，那只是用来约束两国权利义务的――比如边界划分、岁币岁贡、口岸贸易等等，与国家这个实体的形成无关，中国人对于“国家”或“国”的观念完全来自“自然而然”――比如“国”就是放大了的“家”，“家”又是什么？屋檐下有个“豕”就是家，理解不了就去读读汉字造字法，再高深一点读读《周易》，那里面自然的“势”、“位”、“时”、“事”，再到人伦的“心”、“性”、“情”一路演绎下来，他就告诉你“家”是怎么来的，“国”是怎么来的，没有“国家实体来自条约规定”观念。
有人爱拿封建欧洲与春秋战国时代的封建做对比，他们有多么的相似性，但以今天的话题，他们差别太大了，是本根上的差别，直接规定了他们后来一系列。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打来打去、争来争去，最后也都以“条约”来罢息，但他完全与后来的“檀渊之盟”、“宋辽之约”一样，都是用来约束两国权利义务的，与国家实体的产生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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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把卢沙野引起的风波与“文明型国家”联系在一起，意在“突出”――突出欧洲人的思维习惯，为卢沙野点个赞，卢沙野其实是入乡随俗，与欧洲人说话就要随欧洲人思维习惯，欧洲人非常强调国际法这么个“形式”，国际法哪儿有漏洞就去哪儿补，至少也得有个“形式”；
我们这儿强调“实质大于形式”，他们那儿强调“形式大于实质”――在这儿中西方是两类“不可通约”的文明，而卢沙野用西方人思维与西方人对话，看上去“捅了娄子”，实际上“长痛不如短痛”，老是这么俄乌问题上“和稀泥”不是个长远策略，要有个清晰的主见，不如这次借“风波”和盘托出，长痛不如短痛，过了一段尴尬期，中国在俄乌之间走的路可能通了。
【文/道一人，红歌会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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