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层面，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胜利——目前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的第三世界国家正是那些支持资本主义的国家。文化多样性的面具实际上是在由全球资本的普世主义来主导和支撑。如果这种新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补充依靠的是所谓的“亚洲价值观”，那么它就会运作得更好。全球资本主义在适应当地宗教、文化和传统的多元化方面毫无问题。因此，反欧洲中心论的残酷讽刺在于，当全球资本主义不再需要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平等主义、基本权利、福利国家）来保证其顺利运作，而在专制的“另类现代性”中表现良好时，人们却以反殖民主义的名义批评西方。
在今天的历史星座中，“穹顶”（cupola）是否仅限于西方富裕国家（以及世界各地的复制品），因此无产阶级闯入“穹顶”的斗争就被限定为为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稻草人的斗争？
潘卡伊·米什拉 （Pankaj Mishra） 在他的著作《论西方的黄昏》中主张，要“回归奥斯曼式的邦联体制，下放权力并保障少数人的权利”：
“在21世纪，无论是通过西方式的社会主义，还是通过资本主义和民主，普遍进步的旧咒语已被彻底打破。自19世纪以来，人们一直乐观地认为，这些普世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技术将带来无止境的增长和政治稳定，但这一假设已无法持续下去……这场全球危机既是道德和思想危机，也是政治和环境危机，它首先使我们对西方政治和经济思想的长期屈从产生了质疑。无论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灾难性战争，还是在利比亚的灾难性干预行动，2008年的金融危机，欧洲飙升的失业率（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很可能使整个欧洲大陆的极右翼政党得势），悬而未决的欧元危机，欧洲和美国可怕的收入差距、对大财团腐蚀了民主进程的普遍怀疑，荒谬地失灵的美国政治体制，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对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揭露，或者各地年轻人希望感的急剧丧失）。所有这一切不仅严重削弱了西方的道德权威，也削弱了其思想霸权……
正因为如此，它向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传递的信息不再是一种确定无疑的保证，即西方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其他人应该努力通过国家建设和工业资本主义在他们自己的地区复制这种生活方式……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反思世界‘无处不在的粗糙’时，曾谈到‘大的一致性’如何‘破碎为’‘小的一致性’，而‘小的一致性’与‘大的一致性’之间的联系又是如何的不确定，这使得将地方现实……与世界整体联系起来变得极为困难。盖尔兹接着说，‘如果要把握总体，发现新的一致性，似乎就必须不是直接地、一次性地把握总体，而是通过实例、差异、变化、特殊性——零碎地、逐一地把握。在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里，我们必须解决支离破碎的问题……西方的现代性之路不能再被视为‘正常’；它不能成为衡量世界其他地区历史变革的标准。欧洲人在19世纪和20世纪非常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创造了他们自己的现代性，从那时起，其他人一直试图模仿这种现代性，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是，对于国家、社会、经济和美好生活的构想还有其他方式，而且一直都有。它们都有各自特定的困难和挑战。然而，只有通过与非西方社会及其政治和思想传统进行开放而持久的接触，才有可能理解它们。这种努力本身是艰巨的，也有悖于西方两个世纪以来所坚持的自以为是的普遍主义的本能。但是，如果我们希望认真面对70亿人类中绝大多数人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如何在日益加深的不平等和敌意中确保有尊严和可持续的生活，就需要这样的努力。”
这些长篇大论值得一引，因为它们简明扼要地表达了后殖民的常识：我们应该认识到作为全球模式的西方文明的失败，以及那些试图效仿西方文明的非殖民化国家的失败。然而，这种诊断存在一个问题：是的，“9·11”事件标志着福山全球自由民主梦想的终结，但在经济层面，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胜利——目前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的第三世界国家正是那些支持资本主义的国家。文化多样性的面具实际上是在由全球资本的普世主义来主导和支撑。如果这种新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补充依靠的是所谓的“亚洲价值观”，那么它就会运作得更好。全球资本主义在适应当地宗教、文化和传统的多元化方面毫无问题。因此，反欧洲中心论的残酷讽刺在于，当全球资本主义不再需要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平等主义、基本权利、福利国家）来保证其顺利运作，而在专制的“另类现代性”中表现良好时，人们却以反殖民主义的名义批评西方。简而言之，人们倾向于谴责西方文化价值观，因为经过批判性的重新诠释，其中的许多价值观可以成为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武器。反之亦然，正如萨罗吉·吉里（Saroj Giri）指出的那样：
“由于反种族主义、反殖民主义斗争而获得权利的移民，可能正在获得自由资本主义企业的权利，他们拒绝看到，拒绝‘睁开眼睛’，就像愤怒的黑人对后殖民主义移民大喊的那样。这种自由企业的权利是后殖民主义企业家推动资本积累的另一种方式：它以挑战差异殖民统治的名义生产‘不自由的劳动’和种族化的阶级关系……夸张的反殖民主义者的反种族主义背后是一种封闭的艾恩·兰迪式的阶级立场——这样就不难看出，反殖民主义赖以为前提的非现代的、激进的改变性现在代表着资本主义的普遍性”。
吉里的最后一句话应具有黑格尔式的严密性：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的“具体普遍性”，即过度决定并影响其整体性的特殊形式，是“反殖民”的非欧洲资本家。
吉里的观点并不是简单地主张经济“阶级斗争”优先于其他斗争（反对种族主义、争取性解放等）。如果我们简单地将种族紧张关系解读为对阶级差异的排斥，那么这种直接将种族问题归咎于阶级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简化论，混淆了阶级关系本身的动态。吉里在这里提到了贾里德·塞克斯顿（Jared Sexton）在 1992 年洛杉矶起义后的著作，他在其中写道：
“赵素美（Sumi Cho）等批判理论学者认为，‘（美籍韩裔）在黑人区开店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阶级因素。’因此，‘（这些群体之间的）许多紧张关系可能是基于阶级而非种族的，实际上否认了拥有商店的韩国移民与非裔美国顾客之间的差异’。正如塞克斯顿所言，这种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无关，因为阶级是从任何真正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的。其次，提及基于阶级的关系是为了减轻所谓因‘文化差异和种族敌意’而产生的怨恨和敌意。因此，在赵看来，‘开店（韩国企业）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阶级变量，而非种族变量’。在淡化了歧视黑人的种族主义问题的同时，一个淡化了的政治上无用的阶级概念也被引用。塞克斯顿称这种方法为‘在淡化阶级概念的同时，将种族的意义置于从属地位’……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故事，即后殖民的移民造就了伟大的企业家，使美国梦得以延续，而其他‘非法’和无证移民则被推向底层，甚至绝大多数黑人不仅被边缘化和剥夺，而且‘社会死亡’……这种对阶级的间接强调，是一种将黑人穷人的过度决定性地位简化为（自由）市场关系的自然结果的方式”。
这里的叙述，难道不是一个用阶级概念本身来混淆阶级斗争具体运作的典范？阶级差别本身就可以成为混淆阶级斗争的拜物教。
西方的遗产实际上不仅是（后）殖民帝国主义统治的遗产，也是对西方带给第三世界的暴力和剥削进行自我批判的遗产。法国对海地进行了殖民统治，但法国大革命也为解放奴隶、建立独立海地的叛乱提供了思想基础；当殖民地国家要求获得与西方国家相同的权利时，非殖民化进程就启动了。总之，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西方提供的标准正是它（以及批评它的人）用来衡量其罪恶历史的手段。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当殖民地国家要求独立并“回归其本源”时，这种回归的形式（独立的民族国家）本身就是西方的。西方在失败（失去殖民地）的同时也赢得了胜利，将自己的社会形式强加给了他人。
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认为，在全球资本主义中存在着三种主体性，但这三种主体性并没有涵盖整个领域。有一种是霸权的西方中产阶级主体性，认为自己是文明的灯塔；有一种是被对西方的渴望所占据的主体性；还有一种是由于对西方的渴望受挫而转向（自我）毁灭的虚无主义的主体性。此外，还有一种全球资本主义传统主义：这些人在充分参与全球资本主义动态的同时，试图依靠一些传统伦理或生活方式（儒教、印度教等）来遏制其破坏稳定的过度行为。
欧洲的解放遗产不能简化为主流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欧洲价值观”，即我们的媒体在谈论我们的价值观如何受到伊斯兰教威胁时所指的“欧洲价值观”；相反，对欧洲遗产中值得拯救的东西的最大威胁是当今（反移民的、民粹主义的）欧洲捍卫者本身。柏拉图思想是欧洲事件；激进的平等主义是欧洲事件；现代主体性概念是欧洲事件；共产主义是欧洲事件（如果有的话）。当马克思主义者赞美资本主义瓦解旧有社区纽带的力量时，当他们在这种瓦解中发现激进解放空间的开启时，他们是在代表解放的欧洲遗产说话。这就是为什么沃尔特·米尼奥洛和其他后殖民反欧洲中心论者攻击巴迪欧和其他共产主义支持者过于欧洲化：他们否定共产主义是欧洲的（非常正确的）观点，并提出一些古老的亚洲、拉丁美洲或非洲传统代替共产主义作为抵抗全球资本主义的源泉。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选择：我们是代表被资本主义破坏的地方传统来抵制全球资本主义，还是赞同这种解体的力量，代表一个普遍的解放计划来反对全球资本主义？反欧洲中心论之所以在今天如此流行，正是因为当全球资本主义的过激行为受到某种古老传统的制约时，它就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全球资本主义和地方传统不再是对立面，而是站在同一阵线上。
让我们举一个例子，一个挑战“地方习俗是反抗场域”这一立场的例子。2016年秋天，在墨西哥城以南450公里的偏远土著社区圣地亚哥·克萨拉帕（Santiago Quetzalapa），一名55岁的前牧师强奸了一名8岁女孩，当地法院判他给受害者的父亲买两箱啤酒。圣地亚哥·克萨拉帕（Santiago Quetzalapa）位于瓦哈卡州，那里的许多原住民社区都由一种俗称“usos y costumbres”（“传统与习俗”）的特殊制度统治，该制度本应保护不同原住民的传统。“usos y costumbres”的官员曾以该框架为借口，将妇女排除在地方政府之外。比如，土著妇女 Eufrosina Cruz Mendoza 在市长选举中获胜，但因其性别原因，地方领导人拒绝任命她担任市长。诸如此类的案例清楚地表明，当地的民风民俗绝不应被尊崇为抵抗全球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相反，我们的任务是通过支持动员当地土著人民自己反对这些习俗来削弱它们，就像在墨西哥，土著妇女被组织成有效的网络一样。
译者：赵丁琪
原文网址：https://bigthink.com/big-think-books/slavoj-zizek-the-courage-of-hopelessness-a-year-of-acting-danger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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