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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中华家病了，病得很严重，人们尝试了各种药物，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可这些都没有拯救种花家，直到耳边传来了那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中华家年轻的孩子们终于找到了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
一九二九年五月四日，上海的《生活周刊》印发了以《未来之中国》为题的号外，其中有一篇文章颇具新意，名字叫做《十问未来之中国》。
文章中，对未来的中国提出了十个问题，涉及军事、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作者在文中悲痛地写到：如今的中国，军阀遍地、饿殍遍野，什么时候中国才能够国家统一、主权完整？什么时候中国才能够国家独立、摆脱列强控制？什么时候中国人民才可以当家做主？什么时候中国才能够粮食自给自足、再也没有了饥荒？什么时候中国才能够生产国人的生活用品、生产国防所用的钢铁舰船？什么时候中国才能变成一个真正的强国？
文章刊出，反响颇大。
据《生活周刊》编辑人员透露，共收到读者回信四千余封，但大多数人比较悲观，觉得未来的中国，这几点都很难做到了，甚至很多人认为只要实现了其中的一半，国家就会复兴了。
那个时候的中国，为了苦苦寻觅拯救民族的道路，以至于人们于悲痛中发出「未来中国十问」，寄托对民族的无限哀痛。
那是一个怎样的中国？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想象了。
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知道，为何百年前的人们，要不顾一切地建立党组织，人们对于百年前的建党总是十分模糊，只是试卷上冰冷的填空题而已。
但是如果把当时的背景全部延后百年，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惊人的事实：假设一九九四年日本击败中国、二零零零年八国联军攻克北京、二零一一年清王朝走向终结、二零一七年张勋复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
当时的中国，上海、广州的租界上还飘扬着英法的国旗，外国人还在中国的国土上横行霸道，这个叫中国的国家还四分五裂积弱不堪。
你面对的是这样的中国，你应该如何抉择呢？
当时的中国，一个个租界变成了外国治下的法外之地，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侮辱性牌子，对于中国人，只是冠以东亚病夫的嘲笑和轻蔑，无数的帝国主义殖民者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为所欲为。
你面对的是这样的中国，你应该如何抉择呢？
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为了阻止北伐军的脚步，英国的军舰炮击重庆万县，轰天的炮火对准手无寸铁的平民，当场炸死中国军民六百零四人，重伤三百九十八人，炸毁民房千余间，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万县惨案，随后英国拒绝道歉，一副自己俨然是救世主，消灭的都是蝼蚁渣滓的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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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面对的是以上这样的中国，你应该如何抉择呢？假如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不妨来看看他们是如何抉择的。
方才经历过暴雨的南湖尚弥散着淡薄的水汽，映着天青色的湖面上不时泛起的涟漪，似露点又似繁星，此情此景极易让人联想起那些诗中描绘的东西，若能再添茶一盏，杆一副，舟一叶，便无疑是闲来垂钓碧溪上那种浪漫的意趣了。
只是，当船头划开了自然的寂静，船上的人并没有选择在此时做一个诗人，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比如尽快结束七月时被迫中断的会议，去讨论些关于中国未来的构想。
他们并非没有才情，相反，在他们之中，有人精通诗词歌赋，经史子集，有人熟识西洋文史，歌舞话剧，且不乏有集大成者，他们来自于各所知名高等院校，在那个时代的中国，绝对算得上是文化界的潮流人物。
只是真实的历史，并没有为处于那个时代的青年预留太多产生粉色泡泡状幻想的空间，尽管在浪漫与文艺的领域，他们或许比今天我们中的大多数还要专业一些。
并非他们不想做梦，只是有一些更加真切的东西击碎了他们的幻想。
比如在去西山郊游的路上，就读于高等学府的他们看到了那些饿得全身只剩皮包骨，只能沿街乞讨为生，随时可能在一夜萧瑟的凉风之后成为路倒，甚至不会成为一个数字的孩子。
哦，原来他们的那个时代，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读书，都配读书。
诸情诸景，谁体味过，怕都再难风花雪月，再难才子佳人，现实永远是能够以最快速度击碎那些幻想，无情的碎梦机器。
只是，能够被碎梦，对那时的青年尚属莫大的幸运，因为在泥潭中挣扎的大多数，早就已经被冰冷的现实教育得无梦可做了。
现实委实是一种可怕的东西，它可以耗尽人的青春，磨去人的梦想，在人脸上刻下纵横的沟壑，而后扑灭他们眼睛里的光，令其卑微起来，与曾经的少年朝气诀别，还要竖起一道厚厚的障壁。
对于懂得浪漫的人尤甚。
现实的暴击，往往会让他们中的一些在强烈的落差中走向最彻底的崩溃，而另一些，则会由此开始直面现实，并回敬以现实更大的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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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聚于南湖游船上的，便是这样一群现实的浪漫主义者，在残酷的现实中，那群被击碎了梦的人，和那群不曾也不敢拥有梦的苦命人开始相互之间的对望，二者的命运开始合流。
于是，本在诗与远方中拥抱浪漫的人学会了实事求是，他们开始追求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播种希望的花朵，相反的是那些在现实的底层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却因此跨过浪漫的界碑。
打开眼界的他们由此知道了，原来他们不是蝼蚁，原来他们也有一个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的未来，原来身为庶民的他们，才是终将取得胜利的人。
旗帜所指的方向，那里的人便皆成了现实的浪漫主义者。
于是你会看到，在闽北、在井冈山、在瑞金，只要有他们在的地方，虽不缺少挫折和迷茫的往复，却没有面对失败的绝望。
你可以看到文工团的同志们在齐腰深的雪里鼓舞士气，可以看到川西草地泥泞间那枚金色的鱼钩。
总之，他们的队伍，早已从笑看同胞赴死的麻木中醒了过来。
而这当然不是说时代的巨浪已经残酷到不给浪漫独自立足机会，而是说，会被大浪给淘去的，往往是浮萍般的为赋新词强说愁，真正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的浪漫却不会，只会伴着潮起潮落日久弥坚，就像南方滩涂的红树林那样。
因为这本身就是那群在现实中的浪漫主义者对于现实的宣战，他们立足于当下的现实，他们又不屈于现实，他们要的浪漫也必然是能在现实中看得见摸得着的浪漫。
这是一种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浪漫，这是一种玉宇澄清万里埃的浪漫，这是一种红旗卷西风，长缨缚苍龙的浪漫，一种今朝数风流人物的浪漫。
无论怎样讲，他们求的都是一种格局的浪漫，一种能让多数人都浪漫起来的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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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一月，北平和平解放，战士们骑着马，走在人山人海的大街上，到处都是彩旗和鲜花，英雄烈士们为之奋斗的理想，成为了现实，那群面对现实而选择浪漫的人，也终于彻底的改变了曾经的残酷现实。
一九五四年，居住在北戴河的那个曾经在游船上出席过会议的年轻人已经不再年轻，但依旧浪漫，面对滂沱大雨，滔天白浪，不知他是否会忆起昔日南湖上的烟波，经历过大风大浪，漫漫征途，他胸中的诗意经过了岁月的沉淀，比起少时来得更加雄浑，更具有一种峥嵘的浪漫。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天翻地覆，崭新的天地，便更要奋起迈步，大有作为。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莫斯科大学列宁山礼堂，他老人家会见了从四面八赶来欢迎他的留苏学生和实习生，面对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他老人家不由地感慨：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时光荏苒，这段著名的话语被反复传诵，萦绕在一代代青年的耳畔。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日，俄罗斯莫斯科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们收到一封特殊的回信，信中他们重温了毛主席在六十年前的谆谆寄语，也读到了领袖的殷殷期望：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把学到的本领奉献给祖国和人民，让青春之光闪耀在为梦想奋斗的道路上。
跨越六十年，领袖的话语饱含深情，激励一代又一代青年不断前行。
当一代人写完了一代的浪漫，在他们身后，是洋溢着青春与生命力的后来者，他们将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于九天更高处揽月，待千帆竞过，仍见少年中流击水，踏浪潮头。
这便是浪漫的传承，我们忠于理想，我们面对现实，我们谱写浪漫。
百余年的时间，一叶孤舟，已经红遍壮美河山，百余年的时间，一个更强的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看似简单的数字，书写的却是中国的辉煌，一个由共产党人书写的辉煌。
回顾党的百年庆典，让人民万分激动的就是毛主席的元素又开始回归了，人民万岁的口号又开始出现了，红色江山分外妖娆，这是举国关注，也是举世瞩目的重大庆典。
我们沉浸在举世瞩目的成就之中，到处是鲜花，到处是掌声，到处是笑脸，但是我高兴不起来，因为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
的确，我们还有许多说不完道不尽的成就：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起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冲到了世界第二，我们的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顺利登上了太空，我们实现了全面小康，我们的第二艘国产航空母舰下水。
但是，还远远不够，甚至说是令人忧心忡忡。
因为，我们的工人和农民仍然是弱势群体，我国的贫富差距依然高于国际警戒线，我们的文艺战线依然充斥着轻歌曼舞，我们的高校阵地还是被新自由主义占领，我们的劳动者的收入太低太低，而资本的收入又太高太高，这些「内卷、躺平、九九六」的词我的脑海里仍然挥之不去。
我们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真正值得舒心一笑，因为毛主席绝不仅仅只希望中华大地上多条高铁和多座桥梁，他老人家所理解的盛世绝不是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而是党组织付出了三百七十万优秀党员生命所期盼的一个共同富裕的新中国。
反观那句解决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虽然有些道理，可他的那十个如果放在现在来看，好像全部已经成为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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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去想过为了这个新中国，为了我们这个组织，牺牲了多少同志？
晚年毛主席对身边护士长吴旭君曾说：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一九三零年十月二十四日，杨开慧同志和三个孩子不幸被捕入狱，于一九三零年十一月十四日英勇就义，年仅二十九岁，她牺牲前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死不足惜，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的周文雍在狱中写道：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
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郭亮在牺牲前夕写给妻子的遗言是：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
江西弋横起义第六路指挥邱金辉临难时被绑在木十字架上，敌人极其残酷地在他的左右肩胛用刀挖洞插上蜡烛，但他毫不畏惧，被害前高呼：杀死我一个，杀不绝共产党人，革命一定要胜利！
为有牺牲多壮志，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先后召开过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共选举产生了一百七十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他们中有五十一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先后牺牲。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建军以来，享有军事家称号的仅有三十六人，建国前就已牺牲了十一人。
红军长征出发前共有总人数二十余万，长征结束时，只剩下剩几万余人，仅牺牲在长征路上的营以上干部就达四百多人，师职干部八十多人。
长征中的红军平均每天行军三十多公里，先后进行了不下于六百次重要的战役战斗，平均三天就发生一场激烈的大战，其中中央红军平均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
抗日战争时期，三十四万八路军将士为国捐躯，其中正团级以上干部七百二十八位，东北抗日联军牺牲将军四十二名，牺牲师级将领一百一十二人。
为了创建新中国，这三百七十万名党员没有看到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天，而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走上我们这一代人的新的长征路，我认为我们趟出了一条血路，但是我们的路走得还是有些踉踉跄跄，还可以走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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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正如毛主席预料的那样：一部分党员同志不想继续革命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回到井冈山的他老人家曾说：我一回到井冈山，脑子里就看到一张张年轻的面孔，都是活生生的，他们都是有坚定信仰、有牺牲精神的好同志，牺牲时只有二十多岁呀，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我的担心不是为了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目前的党组织已经迎来一百零二年生日，现在人们看着橘子洲前的烟花又想起了那年，毛主席席地坐看烟花的场景，大家在欢乐的笑着，唯有他老人家的笑容之下难掩其忧思之情，他老人家那时候在想什么呢？
也许是在想：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他老人家在少年时，每天经过湖南省图书馆，望着墙壁挂着的那张世界大地图总是站在那深思，那时，他老人家又在想什么呢？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
从韶山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看着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钱粮被关进监狱活活折磨死的、还有家庭里、乡邻间，为着大大小小的纠纷，吵嘴、打架，闹得鸡犬不宁，甚至弄得投塘、吊颈的，至于没有书读，做一世睁眼瞎子的就更多了。
在韶山里，我就没有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全湖南、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
决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剥削压迫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倒和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
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人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这个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这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给自己的人生定下的奋斗目标，也是他老人家一生都在践行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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