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山二院实验室工作人员出现多名癌症患者的事情吸引了极高的关注，各种消息也纷纷扬扬。由于目前还没有什么具体调查和结论，一些消息和媒体报道之间也存在冲突，我们暂时不做实质评论。还是继续借网络上由此事引发的对学阀现象和导师学生关系的批判来聊聊学术资本主义的问题。
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把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剥削体系中，工人-工厂体系经验和知识积累（在工作中学习并获得的知识经验积累）得来的技术资本比喻成“一般智力”，这个概念用以区别工人的个体智力，算是相对于固定物质资本而言的技术资本。
相对于物质生产，“一般智力”体现了生产关系中的制度再生产和知识再生产。一般智力包括两部分：雇主的技术资本再生产，和生产者通过劳动学习掌握并创造的知识和经验。
于是资本家通过智力剥削与生产者产生了矛盾，第一个矛盾，是资本家利用生产者的个体智力进行技术再生产，变成“一般智力”后完成技术资本积累并获利。第二个矛盾，是生产者们在创造了“一般智力”之后，却被置于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管理之下，不能直接拥有创造成果，而是继续被剥削。
这两个矛盾其实预示了工具理性时代的知识生产不是古典时期文人-学人共同体那种浪漫化的科学人文研究方式，而是形成了一套“研究体系”，而研究者从个体知识生产者走向了研究体系本身的螺丝钉之中，研究体系本身成为一种“固定资本”。
产学研结合的发展让学术界和产业界有区隔分工，但也有相通的地方，于是知识生产体系的考评依靠上下两个尺度：对上是学术共同体对于学术产品的共识；对下是产研结合体系中的经济产出。这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东西是由于一般智力的被占有而结合到一起，形成了学术资本主义，这种资本的性质对于学术权威来说是象征资本，对于学者是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对于企业来说是经济资本。
于是学术培养体系在完全介入知识生产体系后，学术资源的占有者和普通研究生/博士更类似于一种非正式雇佣关系，类似于学徒。不过从保障来说，可能还更糟，资本雇佣体系冷血但由于劳动者的斗争历史好歹还有权责界定;而行会-商铺时代的学徒工被剥削到家，但是行业底层还有一些互助，起码也有还可以接受的退出成本。
然而，很多时候学术学徒就没这么好运了，即使存在学位委员会制度，实际上课题组内的权力还是大老板的一言堂，大老板主要工作是积累社会资本，项目，审批，资金来供给课题组运转，厘定学术方向，是“学术资本-课题组一般知识积累-再生产”的构成。
具体干活的就是学术雇工，所以课题组本身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全面的知识生产体系，而学生是雇佣而来的操作者（当然从具体情况来说分为有个体意识的操作者和没什么个体意识的操作者），这个情况如果是在企业做科研会得到更明显的感受，甚至大型企业本身（小企业另说）的保密技术积累才是真正企业的知识生产投入，招聘来的研究人员很多只负责产品涉及的学科中的一个方向中的一个小方向的一个细节课题的一环。
把这些学徒工生产的一般智力进行打包，并作为知识再生产的投入资本，这个占用过程不仅是资本再生产的一环，同时也是产业制度再生产的一环，比起单纯的资本增殖的经济效益来说，这种再生产过程还促进了产业制度的迭代。从这个角度来说，比如知识分子是共同体，或者人类的知识积累是社会的总福利这类自我想象，可能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模型。
而知识生产和其他生产模式又有一点不同。它虽然也是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组织方式的产物，但是它又不直接参与再生产。于是它内部的组织方式和晚期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又不太一样：
1.它存在技术资本占有者（或者非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和学术雇工的矛盾。这类似于早期资本主义缺乏产权界定和劳动保障的境况。
2.绝对裁决权拥有者和无权学徒的矛盾，这类似于加洛林王朝封建时代领主-家臣的人身依附关系，大老板某种程度也是学徒的庇护人，没有大老板的社会资本你甚至不具备学术界的基本身份。理工科的话，你甚至拿不到起码的经济资源。庇护人也意味他对依附者存在支配权。
从这个角度来说，本身是接受学术培养的学生实际上处于双重弱势之中。知识生产用极为低廉的价格和完全靠恩情的劳动保障水准雇佣了高质量的工人。而工人本身被逐个分化到生产体系中，甚至形成不了基本的互助，个体命运也依靠人身依附来进行安排。
所以这两种权力模式的渗透，使得学术生产进入了一种不言自明的日常权力空间，运行着常态化的权力机制。
出于“雇主-学徒”关系，你必须要服从课题组技术资本再生产的需求，没有保障的以课题收益为导向，进行高强度工作。
出于“领主-家臣”的人身依附关系，你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操演着权力关系，这种不对称也让那些导师压迫学生的现象有了栖息的隐蔽空间，并不受公共监管。
导师与学生之间经常存在着一种完全不对称的权力关系，最后经常会导致出现常态化的施虐现象，使得施虐者在完满的权力满足中无法自拔，其中无自律者自然滑坡到新一轮的施虐——对受虐者私人权利的践踏。
常态化的施虐使得公共道德监管力度被阴影遮盖。让施虐者从资本关系上的剥削走向权力关系上的剥夺。这也使得很多学阀做派和压迫逻辑在被打倒几十年后被重新捡了起来。
这使得公共舆论一旦介入其中填补权力不对称的缺位，就开始集中暴露出一系列此类案件，实际上也更多地的暴露出某些被忽视的权力运作方式。过度失衡的不对称以及低流动性的学阀垄断，既无利于高效利用国家科研投入，也无利于增加知识生产的效率。对学术劳动者保障的忽视既造成人才流失，也让被打倒多年的东西如蛆虫反噬般反攻倒算。
本次事件真正让人感到恐惧的一点在于，提到学术劳工的被剥削，以前主要在劳动保障、学术成果保障以及人身尊严上面，现在，对实验室人员患癌症与实验室和导师之间因果关系的担忧，则让这种剥削变一种生命政治现象。阿甘本把剥削性的治理体系看作是对赤裸生命（homo sacer）的持续生产，如果这次事件中这种因果关系真的存在，被献祭的人是通过“人”被献祭的，是被拆分成可消耗的生产资料，或者按照阿甘本的说法是将生命主体拆分成一个个身体，按阿甘本的说法就是corpus——被剥夺到一无所有的身体，换种说法就是政治尸体（corpus本身就是兼有身体和尸体的意思）。
这种因果关系是否存在，或者说有多强的因果关系，我们目前，或者最终可能也很难清楚知道，如果理性的从医学学科角度说，肿瘤的发生原因多样，往往是多个原因共同造成，在临床上能明确原因的肿瘤是少数，大多数情况下，医生听到患者提出这方面问题的时候，只能进行推测。毕竟目前医学对于肿瘤发生的认识依然极其不全面，就算是对肿瘤组织进行基因分析，也往往找不到癌症的起源。
任何一家能被称作生物实验室的机构，里边最起码会有上百种化学物品与微生物，从理论上可以证明与肿瘤有关，而每年，还会有些之前被认为无害的化学品或者是微生物，被发现存在致癌风险。实际的情况很多时候难以理清。所以除非是找到那种明确的癌症患者暴露在危险化学品或者是微生物之下，并且处置不善的记录，否则最终调查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概率是不小的。
从医学角度反过来说也一样，调查不出来也不代表就完全没关系，导致肿瘤的也不一定就需要需要那种可以导致急性中毒或是感染的泄露，很微小的剂量在长期带来的结果，是现代医学难以预测的。
但有一件事的因果关系是很清楚的，有大量研究证明精神压力可以增加多种肿瘤发病概率，而实验室工作压力巨大也是常态。本次事件中的实验室存在着巨大的科研压力，特别是来自实验室负责人、导师的直接压力。长久的精神高压，甚至可能存在PUA和人身剥削压迫的情况下，什么也证明不了这些疾病的罹患与这种畸形的精神压力毫无关系。
在前天的文章《学术劳工与学术资本主义》中，我们在结尾部分提到了一些可能的局部改善方法。劝退和避免后来者跳坑属于学术劳工群体的政治性基本互助，除此之外还需要更有效的联合和公共行动来介入社会再生产之中，打破当下学术体系中不对称的权力结构和畸形的人身依附，让学术劳工群体重新领有一般智力资产，这本质上也有利于知识生产体系的进一步连续发展。
终究，献身科学与人文，是为了这个国家的繁荣昌盛，为了人民幸福生活，为了个人理想，而不是为了某些沐猴而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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