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出台政策是怎么酝酿，怎么制定的，我们普通老百姓恐怕很难知晓。2021-02-08的北京日报客户端上刊有江小涓（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政务工作中的学术思考”一文（摘录自《江小涓学术自传》），文中披露了政府在推出重大政策的决策过程的一些细节，读后有所感触。
从江小涓文章所披露的情况，可以看到：
第一， 在高层，存在一个“为党中央国务院服务”的“智囊团”，虽然不一定有明确的组织形式，但以松散的形式云集了一批“有影响”的专家学者，起出谋划策的作用。
第二， 在这个智囊团里，“各方面完全达成一致的重要决策并不多”，“争论各有道理和立场”，“立场不容易改变，说理并不能解决分歧”，最后“要由高层定夺”。
文中举了一个例子：关于环境保护问题，就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和争论：“一方的观点认为，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既无经济效益也无社会公平，影响经济效益好理解，影响社会公平的逻辑是：富人讲究生活质量，穷人却更需要增加收入，因此环境保护偏向富人的诉求。另一方的观点则认为，环境保护既有公平也有效益，富人有办法保护自己，例如只饮瓶装水、只吃进口食品甚至移居等，而穷人只能承受污染的种种恶果。”最后，“是最高层下决心必须解决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做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判断，此后严格的环保措施才能出台和有效实施”。
第三， 当智囊团意见比较统一时，对高层决策影响很大：“当多数学者有定见时，决策层往往会认真倾听和对待”。
文中举了一个例子：“1999年起草十五届四中全会国有企业改革文件时”，起草组收到“研究报告、意见和建议有上百份，绝大多数都认为国有经济改革必须有实质性进展，不应该在一般性行业中与其他类型企业相竞争。”这些意见“对改革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此我们得知，十五届四中全会的主要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是这样产生和出台的。
第四， 另外一种情况，智囊团的意见也会对高层决策产生重要影响，那就是情况较复杂，对“问题的性质和程度”和“对事态和特定处置措施的后果”难以作出明确判断时，智囊团的意见“也容易被决策者重视和接受”。文中举例说：当“各方面呼声很高，要求制定某种脱离实际、不可持续的福利政策”时，专家的质疑往往会使决策者望而却步。
第五， 智囊团的意见往往脱离民意。“随着信息公开程度的提高和网络普及后公众表达意见的渠道增多，学者们的意见经常受到批评质疑”。这种情况使得“专家们表达观点时更加谨慎和隐晦”，他们不敢在民众面前明确表达意见，而是采用“既要……，也要……”、“既要……，还要……”等模棱两可的句式，用“既要……，更要……”来委婉地“表达了他们的倾向性”。文中特别提到“医疗改革”为例，反映出群众的强烈呼声和诉求与这些专家学者态度之间的明显差异。
第六， 尽管这些智囊团的专家学者都热衷于向最高决策层提供他们的主张和意见，但对政策的实施效果，对实现预定政策目标“的手段是否恰当和够用”漠不关心，缺乏责任感，很少去“做论证改革方案或政策效果的研究”以及“实施中可能碰到问题的分析和对实施成本的评估”，因而对及时纠正政策的偏差无所帮助。往往是这样一种情况，过若干年后重新审视这些专家学者所提的建议，发现“比较完整、有测算、可操作、能避免最坏情形的方案并不多”。
江小涓所披露的情况是令人担忧的，但愿她所讲的情况现在已有所改变。一些不接地气，脱离群众，却又自视甚高的“精英”们，占据着政治舞台和舆论工具，夸夸其谈，以此影响高层决策，这不只是沽名钓誉，误国误民，而且会导致祸国殃民，亡党亡国的严重恶果。仅从他们给“国企改革”所开的“药方”来看，就可以看到其恶果有多么严重！正是在他们所鼓噪的理论影响下，上世纪末，出现了大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浪潮。与此相伴随的是，将近4000万的国有单位职工下岗（城镇集体单位职工也几乎全部下岗）；而少数原企业高管则以这些专家所鼓吹的MBO模式（即所谓“管理层收购模式”）为由，通过暗箱操作，内部交易，先做亏公司再低价购进等手段，在私有化过程中吞噬了大量的国有资产；他们依靠借贷手段筹措收购所需的绝大部分资金，空手套白狼，无本套万利，瞬间造就了一批暴发户。直到2004年底，国家明确表态“大型企业不能搞管理层收购MBO”，才叫停了这场资本盛宴。可是，已经无可挽回地造成了巨量的国有资产流失，新中国几代人的心血所积累起来的集体财富毁于一旦，成为新一代吸血鬼狂欢的温床。
【文/林之辛，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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