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播出了“党史六对”纪录片，介绍了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和党内外各种历史人物的对话。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建国以来，毛主席更是有和各种人物、群体的七次意义深远的经典对话，这是建国以后的“党史七对”。这七次对话，贯穿了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二十五年的历史。
（1）出兵对：
1950年，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等人以敌我军事、经济、科技力量严重悬殊、新中国刚刚成立急需恢复经济等为理由，反对出兵。
毛主席针对林彪提出的美军实力过于强大的观点，说：它有它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我相信我的手榴弹会战胜它的原子弹，它无非就是纸老虎。
在毛主席的坚持和彭德怀等人支持下，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抗美援朝。
可见，毛主席对唯物辩证法的精通：敌人很强大但是也有弱点，我们相对弱小但是可以集中打敌人的弱的地方，把敌人打败。
“他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体现了主席“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略思想——你打你的，我不在你占优势的方面和你过招；我打我的，我对着你的弱的方面打，根据你的弱点打败你。“战略上藐视敌人”，战略上敢于以一敌十、以少胜多，因为敌人是压迫人民的、非正义的、腐朽的、不得人民群众支持的，使必然失败的；战役战术上重视敌人，因为敌人实力是强大的，战役战术上要认真对待敌人。
抗美援朝，是毛主席一生最重要、最艰难的战略决策之一。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我们才没有丢掉东北、华北，才不至于使我们刚解放就不得不再上一次井冈山；有了抗美援朝，我们向美帝国主义展现了中国人民的实力，才让新的中国红色政权没有被帝国主义扼杀在摇篮；有了抗美援朝，我们震撼了帝国主义阵营，振奋了社会主义阵营和广大的各民族人民反帝阵营，振奋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了抗美援朝，我们向世界人民展现了一个人类军事史上的奇迹：一个刚刚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刚刚推翻本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积贫积弱的国家，战胜了帝国主义头号强国直接率领的十七国联军!
毛主席决策抗美援朝，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2）三反对：
面对刘青山和张子善的贪污腐败案，党内很多同志求情……
河北省委与华北局把相关消息上报中央，问中央是否可以“枪下留人”。
但是，毛主席在听完消息汇总之后，指出：
“正是因为他们的功劳大、地位高、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定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在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就提出必须预防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腐化变质、预防敌人的糖衣炮弹，提出了坚持“两个务必”：务必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三大战役已经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胜利，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但是，中国长期在封建社会，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残余还大量存在，旧的封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残余对革命阵营的同志们、朋友们还是有一定影响的，甚至会严重腐蚀革命力量。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腐蚀下、资产阶级的刻意捧场下，革命取得了辉煌胜利，难免会让党内相当一部分成员逐渐骄傲自满、放松警惕。一旦革命力阵营的成员被胜利冲昏头脑，在封建主义趁机腐蚀、资产阶级引诱捧场下，就会有腐化变质的危险。
果然，不出毛主席所料，新中国刚刚成立，在资产阶级的腐蚀影响和封建社会腐朽上层建筑的作用下，一部分新中国干部贪污腐败、腐化堕落。毛主席深知，这样下去，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就会重走李自成的路。
毛主席面对一部分干部的逐渐腐化堕落和资产阶级的严重腐蚀活动，坚决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这一伟大运动的开展，是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讲话精神的实践，是对干部的“骄娇”二气的一次有力的打击。
“三反”运动中，毛主席用实际行动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告——我们不做李自成！坚决预防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腐化变质！
（3）中苏对：
1959年，在天安门城楼，赫鲁晓夫对毛主席说：“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情，我们决定把专家撤回去。”
毛主席冷静地回答道：“苏联专家我们需要是需要的，但也没什么大关系。技术上能帮助一下我们更好，不能帮就由你们来决定。”赫鲁晓夫听后，无话可说，脸色铁青。
苏联撤资以后，我们依靠本国力量，独立自主的积累物力财力，不仅偿还了比较大量的外债，而且有了我们自己的原子弹。
有的人张口闭口就谈苏联在对我们的援助。但是实际上，这些苏联“援助”我们的设备，都是要靠我们通过自己的农业产品、畜牧业产品购买的，而不是苏联“无私提供”我们的。可见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靠我们自己独立自主的积累起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毛泽东领导我们同甘共苦、独立自主开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面对如此紧张的美苏两大帝国主义封锁包围的国际环境，面对如此困难的局势，面对国内外的巨大阻力，我们仍然在毛主席领导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现代工业体系、国防设备体系、现代交通基础设施体系，拥有了自己的两弹一星，取得了比苏联起点更低但是效率毫不逊色的伟大的工业化成就和国防建设成就。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关于苏联撤走专家和中国独立自主造原子弹的对话，就是中苏对。
（4）井冈对：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和张平化、刘俊秀等人的对话中，敏锐指出了干部阶层有腐化变质的危险。：
“我们高级干部有小车、秘书、小楼，还有站岗的。官做大了，钱挣多了，拉开了与群众的距离，还愿不愿意下去当普通人？刘俊秀同志，你还能不能当农民？王卓超同志，你愿不愿意重新当战士?”，“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当然，像‘二十三条’讲的，这里绝大多数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还是个认识问题、教育提高的问题。怎样教育提高?“
毛主席还指出——如果没有农村的社会主义集体化，没有村集体集中资金对工业产品的购买，中国是无法保证工业产品有足够支撑其继续存在的市场需求的。这样的话，中国就无法独立自主的迅速通过集中农村的物力财力、以国内农村为市场发展必要的工业产业。而且，帝国主义一直以来对中国蠢蠢欲动，想要大规模的进行经济上的殖民渗透。如果中国工业产品没有足够的独立自主的国内市场，依赖于国外市场的话，就将成为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的附庸。
毛主席说：“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毛主席所考虑的不仅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如何预防社会主义社会变质、而且是根本上改造人类的思想灵魂、和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数千年私有制带来的一切腐朽因素进行最彻底的决战。根据苏联修正主义大资产阶级复辟的血的教训以及国内现实萌芽、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威胁等等社会现实，毛主席更加深刻感觉到开辟预防社会主义社会变质这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新课题的重要性。
毛主席说：“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
这句话，今天读起来，令人极其感慨、深思，也会令人由衷的对毛主席肃然起敬。
（5）中美对：
1970年，毛主席在和斯诺的谈话中，提到了中美关系的问题。
毛主席谈到尼克松的时候提到：“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来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这就是毛主席和斯诺的“中美对”。
毛主席制定了精准高超的外交战略——面对苏联的陈兵百万的侵略野心和美帝国主义的亡我之心不死，一方面，支持周恩来和苏联的柯西金进行各种谈判，有理、有利、有节的缓和中苏矛盾；另一方面，利用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之间的矛盾，扩大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的矛盾、加上美帝国主义急需脱离越南战争的战略需要，和美帝国主义进行交流；同时，高举国际反帝反压迫的大旗，鼓励、支持亚非拉国家团结在中国的反帝反压迫反霸权的战线之中，逐渐孤立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
有的极其愚蠢的知识分子曾认为，美帝一方面联中、一方面和苏对话、拉大中苏距离的等腰三角战略更有“回旋余地”、比我们七十年代战略“高明”，这只能说明这个知识分子的愚蠢。
这种人根本不知道，苏修距离我国更近，而且面对我国实力的日益增长，他们把我们这样强大的邻国视为了最危险的战略威胁，而且六十年代末的时候，我们也要没放弃利用美苏矛盾从而和苏联积极进行各种渠道沟通沟通（例如1965年2月11日毛主席在北京会见苏联的柯西金，1969年周恩来也会见过柯西金），这能说我们没有“回旋余地”吗？
正是由于我国发动了亚非拉广泛的反帝斗争，孤立了美帝和苏修，让美帝战略回旋余地变得狭小，美帝才愿意和我们妥协的，这可是历史事实。毛主席的战略，成功打破了美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抵制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核威胁。
（6）武昌对：
1971年8月，毛主席到南方视察，到达武昌后进行了两次谈话，主要内容包括：“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你们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批判宗派主义、批判部分干部集体官僚化和阴谋诡计、批判修正主义，这就是 “武昌对”。
要马克思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路线决定一切，路线问题是根本问题，这是毛主席的重要论断。实践证明，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要团结，不要分裂，反对宗派主义、反对一部分干部腐化成大官僚集团，也体现了毛泽东严厉打击修正主义的防修反修的战略决心。
毛主席的这些谈话，至今也是必须要牢记的。
（7）三分对：
1974年，毛主席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提出了“三个世界“科学论断。
毛主席说：“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三世界人口多啊”，“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三个世界”战略，也是毛主席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战略做的全新的发展。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七十年代主要目标：反对帝国主义霸权。
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尽可能孤立主要的霸权主义帝国——利用矛盾，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办法：广泛援助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力量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实现共产主义中国与大多数反侵略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大联合），集中孤立美苏帝国主义，争取利用各国矛盾，动摇欧洲（例如利用法国和美帝国主义的矛盾，实现中法建交）、日本等国。
由于亚非拉反帝斗争，帝国主义通过虚伪的“世界贸易”来间接殖民掠夺世界资源缓和内部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困难加大，特别是在七十年代长期“滞胀”，使他们极其需要出口设备缓和危机，我国得以抓准战略实时机购买大量先进设备，提高了科技水平。
毛主席领导下，我国支持世界反帝力量的过程中，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被逐渐孤立，美帝国主义不得不向中国妥协，大量第二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建交。在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之中，社会主义中国的威望大幅度提升，成为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反帝斗争真正的中心。
建国后的“党史七对”，体现了毛主席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才伟略、大政治家的精谋善断、大战略家的思虑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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