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豆生南国
——题引
楔 子
(一)
价值形式和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我们只有在宗教世界的幻境中才能找到这个现象的一个比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具有特殊躯体的同人发生关系并彼此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这可以叫作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表现为商品，就带上拜物教的性质，拜物教是同这种生产方式分不开的。(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
(二)
作为第三世界的客体，解释将永远是一种理论……理解活动的本质就在于运用第三世界客体。(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
(三)
我把一种建筑术理解为种种体系的艺术。由于正是系统的统一性最初使平常的知识成为科学，也就是说，用知识纯然的集合体构成一个体系，所以建筑术就是我们一般知识中的科学性因素的学说，从而必然属于方法论。在理性的统治下，我们一般而言的知识不可以构成一个集合体，而是必须构成一个体系，唯有在体系中，它们才能够支持和促进理性的根本目的。但是，体系应该理解为杂多的知识在一个理念之下的统一……如果人们应当把某种东西称为方法，那么，它就必须是一种按照原理进行的程序。(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四)
潮流已转向经济解释……精细的研究正逐渐出现……答案极为简单……就是：当私有产权被压制时，经济就会大大地增加交易成本和运行成本。结果增长受阻。换言之，广义的交易成本虽然在私有产权及相关的自由企业制度下也非常之高，但仍然比在人类已知的任何其他制度下要低得多……与流行的观点相反，我的观点是，经济学是“精密的”科学。人类行为的经验性规律比得上物理学中的规律。(张五常：《经济解释》)
(五)
资产者看到产品经常成为生产的条件。但是他没有看到，生产关系本身，那些他借以进行生产并且在他看来是既定的自然关系的社会形式，是这一特殊社会生产方式经常的产物，并且只是由此才成为经常的前提。不同的关系和因素不仅变成一种独立的东西，并取得一种奇异的、似乎彼此无关的存在方式，而且表现为物的直接属性，取得物的形态。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事人是生活在一个由魔法控制的世界里，而他们本身的关系在他们看来是物的属性，是生产的物质要素的属性。但正是在最后的、最间接的形式上(同时在这些形式上中介过程不仅变得看不见了，而且甚至变成自己直接的对立面)，资本的不同形态表现为生产的实际因素和直接承担者。生息资本在货币资本家身上人格化了，产业资本在产业资本家身上人格化了，提供地租的资本在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地主身上人格化了，最后，劳动在雇佣工人身上人格化了。它们作为这样一些在独立的个人身上(这些个人同时只是表现为人格化的物的代表)人格化了的固定形态，加入竞争和实际生产过程。竞争以这种转化为前提。资本的这些固定形态，对于竞争来说，是合乎自然，在自然史意义上存在的形式，而竞争本身在自己的表面现象上只是这一颠倒的世界的运动。就内在联系在这种运动中的实现来说，这种内在联系表现为一种神秘的规律。政治经济学本身，这门致力于重新揭示隐蔽的联系的科学，就是很好的证明。(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
(六)
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不再可以辩护的。康德贬低知识，是为了给信仰开辟地盘;新古典推崇知识，则是为了重新给信仰(经济自由主义)开辟道路。一切都是为了上帝的学说。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致命的研究缺陷是从物对象出发，以物象关系形成(资源配置和社会契约)为宗旨建立解释学，和生产关系对象上的研究相抗衡，又能够巧妙地把后者纳入自己的解释体系。对于这个体系而言，解释永远是一种理论，理解活动的本质即在于有效利用好解释对象——第三世界的现象客体，使之知识化，形成物象语言。基本手段包括：(1)运用虚假本体论解释技术，即资产阶级物象二重性，拟制自然——社会的发生关系;(2)确立物象的解释学目标——资本物象理论，从而，三位一体公式的出笼为资产阶级理论家最终找到“合意的社会工艺学”;(3)以全面推广“经济学家如何解释”为标识，科学哲学渐渐满足了资产阶级工作者此方面的吁求，因其便于将各门科学予以强行统一，而它的解释学路径恰恰是晦暗了。汇总起来，可断言揭露事实真相的工作恰恰在于：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的批判这样一门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本书作者)
(七)
理解是一种游戏……谁进行理解，谁就总是已经进入了一种事件，通这种事件有意义的东西表现了出来……因此，决不可能存在摆脱一切前见的理解……整个研究表明，由运用科学方法所提供的确实性并不足以保证真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精神科学，但这并不意味着精神科学的科学性的降低，而是相反地证明了对特定的人类意义之要求的合法性，这种要求正是精神科学自古以来就提出的。在精神科学的认识中，认识者的自我存在也一起在发挥作用，虽然这确实标志了“方法”的局限，但并不表明科学的局限。凡由方法的工具所不能做到的，必然而且确实能够通过一种提问和研究的学科来达到，而这门学科能够确保获得真理。(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
(八)
在经济学中，这种规范性方法论宣称，规则的制定者不但相信自己对于现有所有经济知识而言是行家，而且坚信自己对于未来的经济学也可以提供专家指导，它可以限制经济学的发展，使之符合哲学家们的至善理念。(D·N·麦克罗斯基：《经济学的修辞》)
(九)
我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评价并不高。当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对斯大林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转向西方哲学，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并不特别赞赏今天的资产阶级哲学，我必须甚至承认，我认为黑格尔是最后一个伟大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如果说今天美国的或德国或法国的报刊宣布X或Y是伟大的思想家，而对斯大林主义失望的人们以为他们能够譬如说用结构主义来补救马克思主义，那么请原谅我直说，我认为这是幻想，我们应该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我们应该回到它的真正方法上来，我们应该设法借助这种方法弄懂在马克思逝世后的时代的历史……因此我必须明确地说，我对这个向西方学习的问题的看法是高度批判性的。我希望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问题采取更加批判的态度，并且通过恢复马克思的真正方法对西方思潮进行真正的批判。(卢卡奇：《卢卡奇自传》)资产阶级物象二重性
资产阶级学学者普遍认为：经济学是从心理学结束的那一点上开始的，也就是从对物本身的关注的那一点上开始的。关于“物”，我国先秦经济思想家吕不韦早有精到看法，“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养物，则不知轻重也。”无独有偶，资产阶级经济学所执行者，正是这套“以物役身”工作路数(“惑者”方法)。从而，它无条件地接受了这一说法：存在显然不是一个实在的谓词，即它不是关于某个东西的概念，能够加在一个事物的概念上，它只是对一物或某些自在规定本身的断定。
(一)
决不能责备重农学派，说他们和他们所有的后继者一样，把工具、原料等等这些物质存在形式，脱离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出现时的社会条件，当作资本来理解，总之，不管劳动过程的社会形式如何，在它们是劳动过程本身的要素的形式把它们当作资本来理解;并因而，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变成生产的一种永恒的自然形式……这是物质规律。
马克思的这一声明传达了这一信息：科学在其历史出现的一开始即体现为对于存在者规定的争夺。科学的开端是对存在者进行揭示和把握。阿尔都塞恰当地将之看作理论斗争的表现：“从一个与旧的对象相对立的新的对象出发的批判，可以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存在本身的批判。”顺其思路，不管资产阶级经济学“宣称自己如何，在马克思看来，它没有任何存在的权利。”这可以概括为从理论对象上提出的问题。这种大写化的理论建构行动宣布一点：“如果说这样的政治经济学不应该存在，这里指的权利而不是指的事实。”
从这一概略的说明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如果《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我们所说的意义，那么它必须同时是这样一个对象的真正概念的建立，这个对象概念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其虚幻的要求中所追求的目的，这种对象的真正概念的建立会产生出马克思针对政治经济学而提出的新的对象概念。如果说，要理解《资本论》，完全取决于这样一个新的对象的概念的建立，那么，那些阅读《资本论》而不能在其中找到这一概念，或者说不能把一切同这一概念联系起来的人，就会陷入误解和迷雾：只注意到不可见的原因的“结果”，只注意到这样一种经济学的幻想物，这种经济学离他们如此之近，就像离“第一类认识”二百步远的太阳一样，而这种经济学离他们如此之近，又恰恰是因为它处在离他们无限遥远的地方。
这个对象是包括古典学派在内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全部体系所不具有的。这个对象即是生产关系。一切的资产阶级工作者不恰当地把以制造活动为对象的工艺学同以产品制造活动中的生产关系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加以混淆了。工艺学完全掩盖了政治经济学：人的需要也了唯一的目的，经济成了人的需要的历史和运动过程，需要或需求即成为目的，也成为手段，即作为动力源，也作为解释源。解释学体现为对于“存在”的预设。这种解释刻意混同工艺学对象(生产)和政治经济学对象(生产关系)，于是，产生折中“杂种”——物象关系的对象，可这是“以假乱真的”社会关系规定。
古典政治经济学预设物和生产的天然性。摆在面前的对象似乎只是物质生产，在这一基础上，新古典经济学预设理性的绝对在先性，将存在视为物的有用性，按有用性安排一切;新制度学家察觉到了新古典理性的不完备性，转而预设存在的绝对现实性，以实在概念替换存在，试图以此更加“贴近”理解。可见，资产阶级经济学整体上只具有由空间抽象寻求空间具体的理论。本体论适应这种学说，只是为引出虚假化的社会关系规定而统一的科学形式理论。资产阶级的物象二重性由此是有关于究竟抽象的存在(规定)。但不同于实体和形式的物理对偶结构，它是究竟实体和社会物象形式的虚假对偶，是物理形式在社会存在中对社会物象的伪饰。这样，它制造了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拟真对应。以把物看成是有用的态度(生产制造活动)，物质生活的常规化活动和物的结构预先设定了日常生活的物象秩序。这“证明”社会是自然之延伸，属于延展的自然空间秩序。社会本质上隶属于自然界规定。同样，人的意识最终符合自然理性。因此当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把商品说成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时，实际是提到两个空间：自然和社会。在这里，实体是物理实体，形式是自然空间及其社会形式，本质是物的秩序。这是工艺学用语的研究典型与表述。和工艺学路线的区别仅仅是：在财富生产上寻求物化的社会关系，在财富分配上寻求人化的物象关系。使用价值(形式)是各门以制造活动为对象(从人的需要出发)的工艺学的把握重点，本来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前提——使用价值(形式)始终是价值(形式)的一个永恒的运行和实现的约束条件，可现在，物的载体成了研究对象的本体，意味着工艺学要装扮成政治经济学的形式。在这里，存在和存在者的关系颠倒了，不是从存在者出发把握和限定存在规定，实际的做法普遍是相反。这样，工艺学的一些自足的、非批判形式伪冒为生产关系的存在形式，即仿佛：这真的是一门社会工艺学。
由于去掉时间蕴涵，劳动发展规定不能包含进来，便形成资产阶级所特有的物象沉默，《大纲·导言》刻画了资产阶级的这种工作结果，所谓“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形成一个正规的三段论法：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这当然是一种联系，然而是一种肤浅的联系。生产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分配决定于社会的偶然情况……交换作为形式上的社会运动介于两者之间;而消费这个不仅被看成终点而且被看成最后目的的结束行为，除了它又会反过来作用于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之外，本来不属于经济这的范围。”
在这种沉默中，古典经济学家的这些著名的抽象范畴，作为认识的出发点的这些抽象，对马克思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对他来说，这些抽象是从预先的抽象过程产生的(他对这一过程保持沉默)。在这种情况下，抽象的范畴可以“反映”现实的抽象范畴即现实的抽象，这种现实的抽象作为抽掉这些范畴的个性的抽象寓于经济世界的经验现象之中。我们还可以再用一种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最初的范畴(经济学家的范畴)始终存在，这些范畴虽然产生了“具体的”认识，但是人们看不到范畴的转化，似乎它们不会发生转化，因为它们一开始就存在于同它们的对象相一致的形式中，因此，科学工作所产生的“被思维的具体”可以表现为这些范畴的纯粹的具体化，它们的纯粹的自我复杂化，它们的可以被暗含地看作是自我具体化的自我构成化。因此，在明确的和不明确的论述中都可能存在着深默。马克思所做的理论描述都是形式上的，因为这种理论描述没有提出这些最初抽象的性质问题，它们同它们的对象的一致性问题，总之，没有提出这些抽象范畴在理论实践过程中的转化问题，从而没有提出包含在这些转化中的对象的性质问题。
但物象二重性说到底是试图对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性质加以认识掩盖(直接或间接地)，构造物的存在和特的精神现象工作统一，便于从中引出物象的纯关系的经济学对象规定。通过极力调和工艺学对象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本质差别，物被称作“自然存在”，其实是纯粹的物质关系——机械的、无声的物质运动，精神现象被称作“物的社会”，其实是人发生联系的各种物象——表象和认识。它们并不是人的关系本体，相反，恰恰由人的关系决定，毋宁说是肤浅地反映人的关系运动的物的关系构造。资产阶级经济学把有关于空间的认识(两重因素)混同和歪曲为“存在二重性”。例如，亚当·斯密一方面把劳动等同于物质生产条件，另一方面也直接把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视作“安宁、自由和幸福”的牺牲。其视为永恒性质上的自然客观，是试图消灭“运动”，进而为了彻底掩盖运动根据。
简单小结：(1)似乎，马克思最初仅提出价值和抽象劳动。从表面看，价值亦就是社会抽象空间，与经验无关——仿佛数学上物质共同性问题的求解，乃是为了解决具体空间的共象性。这是把马克思的物的批判变为了直接的物的建构。(2)“两个因素”在不同社会生产系统中具有不同的社会存在状况，——后来《资本的流通过程》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简单商品生产的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不尽相同。尽管如此，后得由前者演化而来，二者之间毕竟有着牢不可破的共同事实;历史的分析从空上共同事实开始，从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的进程开始，其实就是分析商品的存在，解剖商品存在的历史性质。由于商品的精神现象是慢慢养成的，——同时，历史涵养了商品的“形而上学本质”，对共同事实的解剖就要从历史的批判进程中予以把握。这其实已经是在判明一种特殊社会规定性的客观存在。为了彻底破除对真实认识的虚假化，分析就要首先面对这一进程!(3)出于对“财富的存在论”的拒绝和批判，马克思想必需要言明：不同于社会物象形式的虚假，抽象劳动是生理学上的真理;这是一个客观批判进路，实现道路则完全是社会特定含意的，是极为特殊性的历史化的现实形式，在不同历史阶段具有极不相同的发展内容。由此，价值当然是具有时间蕴涵的空间发展，这实际是完竣在《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当中的工作内容。可见这里，尽管仍沿用资产阶级逻辑说话，但如上所论，它因循和超越于“资产阶级沉默”。(4)要之，方法论和唯物主义对象的高度统一，使辩证法成为实践批判和革命的规定;它统一历史、存在和知识，也就最终废止了资产阶级虚假本体论以及形形色色的还打着唯物主义旗号的各种存在论，废止了与之契合的自足自明的知识形态。这种实践化的进程并不旨在重建知识论，相反，旨在建立起真正具有历史实践蕴涵的工作批判。
(二)
使用价值和价值并非单纯空间要素，乃是实体二因素，引申出了对运动和构造的探寻。价值是财产关系范畴。劳动二重性引出市民财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问题，也就引出了商品生产关系的规定性，由商品二重性进一步引出了价值形式的运动。往深层看，劳动二重性委实是说明“商品生产关系运动”的发生，商品二重性委实说明“商品交换关系运动”的发生。在对运动的发生现象的说明中，构造问题同时囊括进来。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实在的认识因素书写进来，效用关系作为了财产关系特殊表现的载体形式和实现手段，从而有了全面揭批商品拜物教认识(即实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客观基础。但是，马克思批判任务的深刻性在于把商品二重性(资产阶级工作者认定其为“商品存在二重性”)视作外在的经济规定，内在二重性(规定)是追询社会空间的生成。连接二者的工作是存在批判——对空间自足性进行批判。如此，抽象劳动就不能仅仅认定是单纯空间，更在于对主体人的时间发展规定的涵容与凸显。
可以显见，物象二重性(非批判)是劳动二重性(批判)的对立面规定。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没把物象二重性“言说”出来，原因是认为这不必要和它是不言而喻的。言说的任务事实上由资产阶级庸俗派所完成。马克思同样没有明确这一点，尽管他当时已经非常清楚庸俗学派将要干什么。毕竟，“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
然而，阿尔都塞接着说：“这不是对马克思提出责难，他不能……把一切都表达出来，而且在任何情况下，谁都不能一下子把什么都说完。我们倒是可以指责他的操之过急的读者没有听到这种沉默，从而陷入了经验主义。我们只有准确地确定马克思沉默的地方才能够提出这种沉默包含什么内容的问题，确切地说，也就是提出科学思维所加工的那些抽象的不同性质的问题。科学思维对这些抽象进行加工是为了在加工过程中得出与最初的抽象不同的抽象，而这些不同的抽象是在使马克思同古典经济学区别开来的认识论的断裂中得出的，因而这些不同的抽象也是全新的抽象。”阿尔都塞觉得，需要对马克思的这种工作沉默做更多的说明：
请读者不要误解这种沉默的含义。它是一种特定的表述的组成部分。这种表述的目的不在于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则和发生认识史理论的原则，而是要确定研究政治经济学所必不可少的方法论原则。这样，马克思就使自己处于一个已经建立的知识体系之中，而并不向自己提出它的产生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能够把斯密和李嘉图的抽象看作是与某种现实相一致的……对产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极其复杂的条件保持沉默……马克思恰好在这一点上保持了沉默……总之，我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来看待……沉默：或者把它看作是一种自发产生的沉默，因为它的内容就是居统治地位的经验主义的抽象理论;或者把它看作是一个界限和一个问题。这里所说的界限是指马克思的思想所达到的极限。
“马克思沉默”是故意留下的工作省略：一种特有的文字跳跃和文本空白。这样人们很容易就能够看到，马克思的作品充斥着非同寻常意义的跳跃和省略，往往预留下大段“空白”，或于字里行间谜一般地留下不加解释的一些“短句”。事实上，这也就是他面对“资产阶级沉默”，大多数时候保持“同样沉默”的缘由所在。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毕竟，在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尽可能地表现其“科学”的一面，由生产存在者向理性经济人的转换工作还没完成。马克思充分看到了这一发展结局：
在资本——利润(或者，更恰当地说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财富一般的各个组成部分同其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古典经济学把利息归结为利润的一部分，把地租归结为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使这二者以剩余价值的形式一致起来;此外，把流通过程当作单纯的形式变化来说明;最后，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把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归结为劳动;这样，它就把上面那些虚伪的假象和错觉，把财富的不同社会要素互相间的这种独立化和硬化，把这种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把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宗教揭穿了。这是古典经济学的伟大功绩。然而……束缚在他们曾批判地予揭穿的假象世界里，因而，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彻底性、半途而废和没有解决的矛盾之中。另一方面，实际的生产当事人对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些异化的不合理的形式，感到很自在，这也同样是自然的事情，因为他们就是在这些假象的形态中活动的，他们每天都要和这些形态打资产。庸俗经济学无非是对实际的生产当事人的日常观念进行教学式的、或多或少教义式的翻译，把这些观念安排在某种有条件的秩序中。因此，它会在这个消灭了一切内部联系的三位一体中，为自己的浅薄的妄自尊大，找到自己的不容怀疑的基础，这也同样是自然的事情。同时，这个公式也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因为它宣布统治阶级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并把这个观点推崇为教条。
鉴于上述情况，马克思很早地即在1844年手稿中这样来批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由于不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总是拒绝承认：“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所以，“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然而，“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
(三)
这表明，在规定上劳动二重性不仅作为物象二重性的对立面，二者更加是对立的实践。促成马克思从认识批判开始，从空间批判开始。从对商品的认识进行客观颠倒开始，是为了扭转认识的虚假，指明商品的实在因素也并不是什么“认识”，毋宁说就是“存在本身”和“存在者”。这样，对存在者进行辩证区分就不再是认识事件，而是主体行动。主体从自身行动出发，内在地要求把物的精神现象还原为人的关系。主体要了解由自身组成的社会，了解自己创造的社会产品的秘密，从而得以发现拜物教的“价值形式”背后的“价值”，价值(形式)脱离了抽象知识构图，还原为产品实体内容对于它的外在形式的工作批判的关系。对马克思而言，其工作任务即是理论禁止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物象关系的发生”的研究路径，转而探索“生产关系的发生”的研究路径。
然而，劳动二重性可算是“马克思的思想所达到的极限”吗?说的不错，但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在于批判地理解，还是仅仅把自身归入对手游戏。严格地说，“政治经济学”包含了马克思的说对手和说自己。二重性、物象二重性或者劳动二重性难道是天生的属性?据本有而来吗?具有资产阶级思维特征的认识恐怕倾向这么认为。即物质生产的这一“固有属性”(物象二重性)扭转为它的“批判属性”(劳动二重性)乃马克思理论所特设，是仓促安排的认识构造。且看霍奇逊迷津。
其总体认为：“仔细研究《资本论》能够发现，在论述之关键阶段，马克思经常依赖超历史和非历史的概念。最明显地，资本主义概念本身即援引了生产方式这个非历史的一般性概念。问题远不止于此……马克思讨论商品和交换时也引用了使用价值的非历史性概念。”霍奇逊不懂得生产方式是由历史学家工作身份引入的;并且恰好是忽略这一点，其所持历史概念只是演化的历史经验。不仅如此，霍奇逊也不懂得使用价值本身乃是一个纯工艺学概念，是从纯消费角度提出的“历史性概念”，——在这种意义上，就不属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围。正因为诸如此类的误解，霍奇逊认为马克思的分析思路存有缺陷：其一，“对生产过程的分析：一方面，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劳动作为一种活动渗透到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经济系统之中;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组织和过程的劳动。同样，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在概念上是相当一般性的。”其二，“马克思的两个孪生概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现在他的一般性和跨历史的理论中——这在他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被描述出来，这个理论表明，当生产力的发展超越陈旧的生产关系时，社会——经济就会发生变化。”其三，“的确，马克思分析中的劳动概念的一般性和普遍性，帮助他为一切社会——经济系统的生命血液——劳动进行了超历史的描述……虽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价值’进行分析时强调历史特性，但他在本质上依靠劳动这个非历史的和‘自然主义的’概念。”其四，“表明马克思的跨历史的社会劳动概念同样保证了个体的行为能按普遍的理性事先来进行计算……而且，值得一提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假设在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也占据显赫地位。”
以下提到的西美尔，也缺乏历史，严重依靠假设。他以“劳动价值唯能论”把人和动物混杂在一起，用纯粹生物学替换马克思的“生理学真理”批判。但实际上，西美尔的出发点是实在具体，他努力把它们对应为物象具体，努力寻找着社会物象的“自然基础”。
这种价值规定性所追求的劳动概念是对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均同等地行之有效的劳动概念，这样一来，其劳动概念实际上诉诸于体力劳动，把体力劳动当作首要的价值或创造价值体，它是作为整体意义上的劳动衡量标准发挥效用……(仿佛)就可以有一种普适的质量单位，以此为基础衡量人类活动的成就，则成就之间的一切价值关系都可以或大或小的纯数量值表示出来。这发生在所有领域当中，它意味着知识的转化，即知识的基础发展阶段，也就是说用一个对象衡量另一个对象之性质的阶段——相对而言这个知识阶段总是不那么确定，不那么精确——转化到了一清二楚的数量阶段，即确定了某个普适的内在单位以度量万事万物的阶段。该度量单位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同一的、不证自明的，在计算个别因素的相对意义时不必把它考虑在内。
西美尔不愿从事真正意义的生产关系研究，拒绝把生理耗费活动的特殊方式看成是社会特殊方式，从而不愿意正视资本的社会统治特征。据此，责难抽象劳动(概念)十足是“以纯粹无产阶级式的敌意和根本瞧不起的态度看待脑力思想成果”。他认为：如果存在劳动二重性，那么，它也应该像物象二重性那样自然客观和便于科学操作。
然而，如此一来跟该劳动理论相关的就只有一般性的劳动概念了，所以该理论所依靠的是一种十足的人为的抽象……是典型的幻觉，即存在所谓原始劳动和基础劳动之类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主要还是第二级的规定性因素，这一类劳动的具体特性进入到劳动里面，为的是由它们来规定劳动的性质。好像这些劳动的特性……并没有和它们剩余的规定性一道构筑起一个完整的整体，好像对劳动的每个区分和等级界定并非取决于一个随心所欲划出的人为的界线……这当然是一个普遍的错误，并已成了诸类社会理论的基石。以上劳动理论的所有论点中所牵涉的劳动概念实际上统统都是被消极地界定下来的，如此这般的劳动观就好比是从各种互不相同的劳动类型中排除掉一切东西后残留的东西。但事实上，这种残留下的东西决非对应着什么物能的概念——如一种诱人的类推理论所暗示的那样——物能的量恒定不变……物能的确可以用数字来表现，物能代表了所有这些具体现象当中的一般性，是对表现了这一基本事实的纷繁现象的抽象。但一般而言，人的劳动不会这么抽象，依然有确定的表现形式。一切劳动不过就是劳动而已，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这种说法是对劳动价值一视同仁的基础，它意味着某种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抽象空洞的东西，它类似于下述这样的理论：每个人只不过是一个人，所以人人价值均等，有资格担负同等的权利和义务。故而，假如劳动概念——迄今为止在劳动被认可的一般性中只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没有明确的内容指出劳动的含义——要有一个明晰的含义的话，那么在人们把劳动作为真正的劳动来理解的过程中就要求给予更大的精确性。
《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改密》中，马克思对这些“责难”的回答是：“如果我说，上衣、虎靴等等把麻布当作抽象的人类劳动的一般化身而同它发生关系，这种说法的荒谬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当上衣、皮靴等等的生产者使这些商品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麻布(或者金银、这丝毫不改变问题的性质)发生关系时，他们的私人劳动同社会总劳动的关系正是通过这种荒谬形式呈现在他们面前。”私人劳动所对应的现实关系正是价值形式和使用价值形式，社会总劳动所对应的现实关系则只能是价值(即是总价值，也是总使用价值)，从而，任何现实的劳动(个别劳动单位)均同时具有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两重属性。这是霍奇逊和西美尔所认识不到的，他们一味地从劳动个别性(或是价值属性，或是使用价值属性)上限定经济的特性。从而，无论他们怎样表白研究的公正性和标榜自身研究的科学性，也逃脱不了马克思对这种两面性工作(既承认物象二重性，也在前者的意义上承认劳动二重性)的总批判：“经济学家们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存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 物的解释学
马克思建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既是关于客观对象的生理学，也是关于资产阶级制度的病理学，后者的规定当中显然包括了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假的发生学”的生理解剖。“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老子的话可以说实在太契合资产阶级的理解活动了，神鬼莫如!因为对其而言，解释或者说诠释活动本质上即等于解决问题的全部活动。这个道在本质上就是领会。从而，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是否就真的存有对立?难道对世界的每一个解释不都已经是对世界的改变了吗?对世界的每一个解释不都预设了：解释是一种真正的思之事业吗?“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对世界的每一个改变不都把一种理论前见预设为工具吗?于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视野中，“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规律都具有既定的、一成不变的、不可理解和不可把握的性质，人们在这些规律面前，只能作消极直观的反映，目的是为了适应它，服从它。”解释可解释的，理解能理解的，其余者皆可抛弃，设为神秘物自体。而这就是资产阶级学者引以为豪的物的解释学。它们丢弃的是这一点：“孔德之容，惟道是从。”“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一)
不同于劳动二重性是建立物质发展(物质内容的存在者)对劳动发展(社会内容的存在者)的工作对应关系，物象二重性乃是建立物质自身的物象工作关系，从而在不涉及整体的情况下，方便了把物质的方法同时说成是社会的方法，把物质的规定同时说成是社会的规定。可见，物象二重性的工作内涵是寻求物质内容和物质形式层面上的“物质”与“社会”意义的对接。实践之路是物化→物象化(在规定上，物象化是物化的继续);前者是将物质内容处理成“实体”，后者则将社会内容处理成“形式”。产生一种工作效果：物化对物的生产予以肯定，物象化为之拟像，促成拜物教认识。据此，物象化是对资产阶级“第二自然”的直接指认，是对社会物质生活的现象错识。物的解释是隐身的一个预定好了的工作规定，只仿佛存在的“显像过程”。
物的解释学的工作目标是建立资本物象理论，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在三位一体公式中，所完成的建构逻辑是社会物象关系的“资本分析”。与《资本论》确立社会生产关系分析即“资本批判”恰成鲜明对比，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功绩即在于，“在资产阶级视野以内对资本进行了分析。”“巨大功绩是，他们把这些形式看成社会的生理形式，即从生产本身的自然必然性产生的，不以意志、政策等等为转移的形式……错误只在于，他们把社会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规律看成同样支配着一切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但是，资产阶级(知识论)所删除者，恰恰是生产关系的社会存在规定，以此使社会生产沦落为无历史内容的纯生产规定——作为物质的条件和物质的形式。例如对斯密而言，可由此产生出这样的认识活动：“劳动的物的条件，都天生是资本;既然并且因为它们通过自己的物质属性在劳动过程中充当使用价值，它们就是资本。”斯密的说法其实是：“他的工人是生产性劳动者，他的牲畜也是生产性劳动者，在农业上，自然也和人一起劳动。”不过，工人仍旧像劳动奴隶，同动物们一样不能同主人共享幸福，“使用奴隶与使用家畜的确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因为两者都是用身体提供生活必需品。”由于回避抽象对具体的实践化的统一关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把资本看成永恒的和自然的(而不是历史的)生产形式，然后又竭力为资本辩护，把资本生成的条件说成是资本现在实现的条件，也就是说，把资本家还是作为非资本家——因为他还只是正在变为资本家——用来进行占有的要素，说成是资本家已经作为资本家用来进行占有的条件。这些辩护的企图证明他们用心不良，并证明他们没有能力把资本作为资本所采用的占有方式同资本的社会自身所宣扬的所有权的一般规律调和起来。”
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物象关系，解决物象关系的社会形成问题，据此关注共时的经济物量：运动规定是资源配置，构造是有用物和物形式，社会内容实体是契约关系。这势必引发对“生产方式”以及“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认识幻觉，产生“虚假二重性”。这是资产阶级认识生产固有的特点，“可见，最后连牛也成了生产劳动者。”马克思就此给出关于物质发展和劳动发展的议论：
李嘉图从他引用、赞同并因而复述的斯密论点中看到，追求各种各样使用价值的无限“欲望”，总是在这样一种[社会]状态的基础上得到满足……只要财富超出必需品的范围，绝大多数生产者就或多或少被排斥于财富的消费之外……但是古代人连想也没有想到把剩余产品变为资本。至少只是小规模地这样做过。{古代人盛行本来意义上的财富贮藏，这说明他们有许多剩余产品闲置不用。}他们把很大一部分剩余产品用于非生产性支出——用于艺术品，用于宗教的和公共的建筑……总的说来，他们实际上没有超出手工业劳动。因此，他们为私人消费而创造的财富相对来说是少的，只是因为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不知道拿它做什么用，才显得很多。如果说因此在古代人那里没有发生生产过剩，那么，那时有富人的消费过度……古代人中间的少数商业民族，部分地就是靠所有这些实质上贫穷的民族养活的。而构成现代生产过剩的基础的，正是生产力的无限制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的生产，这种大规模的生产的基础是：一方面，广大的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李嘉图和其他人为反对生产过剩等而提出的全部难题的基础是，他们把资产阶级生产或者看作不存在买和卖的区别而实行直接的物物交换的生产方式，或者看作社会的生产，在这种生产中，社会好像按照计划，以满足社会的各种需要所必需的程度和限度，来分配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力，因此每个生产领域都能分到为满足相关的需要所必需的那一份社会资本。这种虚构，一般说来，来自于不懂得资产阶级生产这一特殊的形式，而所以不懂，又是由于沉湎于资产阶级生产，把它看成一般生产。正像一个信仰某一宗教的人把这种宗教看成一般宗教，认为除此以外都是邪教一样。相反，倒是应该问一问：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每个人都为自己劳动，而特殊劳动必须同时表现为自己的对立面即抽象的一般劳动，并以这种形式表现为社会劳动，——在这样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不同生产领域之间的必要的平衡和相互联系，它们之间的限度和比例的建立，除了通过经常地消除经常的不协调之外，用别的办法又怎么能够实现呢?这一点在人们谈到竞争的平衡作用时就已经得到承认，因为这种平衡总是以有什么东西要平衡为前提，就是说，协调始终只是消除现存不协调的那个运动的结果。
资产阶级承认以前有历史，而现在没有历史，处在了“历史的终结”，因而无须回看历史。资产阶级以“平衡”总是强制性地发生着为发展条件观看历史，显示出物象关系的对象规定对于物的解释学提供有始源性的作用。“平衡”或“平均”当然是特殊的一种历史条件，代表物质发展上的特殊劳动发展关系的总体生成。这是马克思为什么在最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写出“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这样振聋发聩、发人深省语句的缘由。即强烈的历史感、扎实的历史研究、深邃的分析视野，使之从对物质发展驱动劳动发展的现象的思考中引出抽象劳动问题。正如资本从其直接母体——商品社会的发展中，汲取了养料和力量，从资本批判中，同样也可以发掘这种养料和力量。并且，从财产关系发展的角度看待社会史，恰恰使这种工作规定得以显明化。与之相反，用解释学路径——用物象关系解释财产关系的发展，恰恰是更加晦暗了。
伯恩斯坦兑现的正是晦暗的想法：劳动二重性类同于物象二重性，是这样的理论上的思想认识，仅是必要推想上的逻辑构图;它们工作混同，被同样看成是立于经验科学背后的“一种思想结构”。这样一来，价值就失去了可衡量性，成了纯思维的构想：不仅物质同劳动混同，物质发展同劳动发展也混同了，劳动除了通过物质来实现发展，还是通过物质来实现发展，这里并不会含有一个社会关系发展的工作原子。也就能够达到如此煽动无辜读者的目的：“据马克思说，在现代社会中，商品的价值在于花费在商品上的按时间衡量的社会必要劳动。但是在运用这一价值尺度时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抽象和还原。首先必须展示出纯粹的交换价值，就是说要把个别商品的特殊的使用价值抽象。其次——在形成一般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的概念时——必须把各个劳动种类的特性抽象掉(把高级的或者复杂的劳动还原为简单的或者抽象的劳动)。此后，为了得到作为劳动价值尺度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必须把个别工人在勤勉、能力和装备方面的差别抽象掉……这样一来，只要所考察的是个别的商品或商品范畴，价值就失去了任何可衡量性，成了纯粹思维的构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剩余价值’成了什么样子呢……可以明白，当劳动价值还只能作为思维的公式或科学的假说而要求得到承认的时候，剩余价值更加不过成了单纯的公式，成了一个以假说为根据的公式。”
由于根本否认劳动发展既体现在物质发展的规定之上，又必然地要体现在社会关系发展的规定之上，并且后一方面乃是发展的本质性所在，伯恩斯坦实际上唯一认可的“价值”即是实在的、肉眼可见的和可供一切生理器官消费的“使用价值”。而这种结果正是立在资产阶级价格背后的实存的规定，即认识拟像。
(二)
劳动二重性之误识为“物象二重性”，具有深厚方法论根源。例如，内田弘模仿了资产阶级的工作语言，这样来界说马克思的方法：
所说的下降式方法显然是以下述黑格尔的分析方法为前提：“(人所进行的)有限的认识作用，把区别于它的对象当作一个先在的且与它对立的存在着的东西，当作外界的自然和意识(人)等的多种多样行为事实时，它首先假定有限的认识作用的活动形式是一般性的形式的同一性或者说抽象。这样的活动就在于分解被给予的具体内容，将分解后的各个差别个别化，然后赋予那些差别以抽象的普遍性的形态，或者以具体的内容作为根据保持原来的状态，而将那些被认为不是本质的特殊性抛开，借此揭示出具体的普遍、类或力和定律。——这就是分析的方法。”马克思指出，如果17世纪的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叙述方法，或会看到正好是黑格尔式的分析方法，因此，使用“从分析中”这样的用语是有特定所指的。18世纪的经济学家的著作采取的是与这样的分析方法相反的“综合方法”：“综合方法的运用恰好与分析方法相反。分析方法从个别的事物出发进展到普遍的事物，但在综合方法中，普遍的事物……成为出发点，普遍的事物经过特殊化而达到个别的事物。因此，综合方法就是触及对象的概念诸要素的展开。”例如《国富论》也算是依照这样的“综合方法”“上升式方法”而达成的体系……黑格尔把“分析的方法”规定为：分解被给予的具体事物，并且赋予它们抽象的普遍性的形态。马克思的“第一条道路”就是从具体事物向下进展到抽象事物的方法，表现为直观和表象的具体事物被蒸发为抽象的规定这样的过程。显然，马克思所说的第一条道路就是黑格尔的分析的方法。黑格尔将“综合的方法”规定为：将由分析的方法所规定的抽象的普遍事物作为出发点，经过特殊化达到具体的个别事物这样的“概念诸要素的展开”。马克思的“综合的方法”表现为从抽象的事物上升到具体的事物的方法。
据此，内田弘天真地进行方法史总结：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分为两种：一种是从具体事物渐渐向抽象事物下降的方法，另一种是从抽象事物渐渐向具体事物上升的方法……17世纪的经济学体系所用的方法一般称作“下向法”，与此相对，从单纯的规定向复杂的各种规定性上升的方法称作“上向法”。马克思认为使用下向法进行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威廉·配第，而使用“上向法”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
广松涉补充的辩护性解释是：“所谓‘价值’，只不过是人们的某种符合自己的社会共同活动被物象化作为客观的某种东西假象性地呈现出来的东西而已。”可是对这种“资产阶级的反观”，马克思却要大声地说：“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是具有客观真实性的理论形式……如果我们考察其他的生产形式，我们就会看到，在当前时期使劳动产品模糊不清的一切神秘性都立即消失了。”在这一点上，劳动二重性形成对物象二重性的实践批判。“因为它们反映着现实的社会关系，不过这些关系只属于商品生产成为社会生产这个一定的历史时期”，所以，“仅仅对于这种特殊的生产形式即商品生产来说，下述情况才是合理的：极不相同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就在于它们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并且这种特殊的社会性质采取一种客体的形式”，即“劳动产品的价值的形式”。必须认识到，这种形式决没有消除劳动的社会性质的物外观：“没有消除使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物的性质、产品本身的性质的幻象。”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因此，价值量由劳动的持续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这个秘密的发现表明，价值量并不像表面上可以看到的那样是偶然决定的，但是，这一发现并没有消除那种把这个量表现为物与物之间、劳动产品本身之间的量的关系的形式。”
(三)
全部实践的规定在批判，不在于一味地把经验现实装扮成实证科学，将经验主义提升为逻辑反面的实证主义。而对于后者来说，实际上，哲学的使命最终僭越了科学的使命。也即是讲：
哲学从现有的科学那里借来了适合于它的纯粹理性话语的模型……因而它服从于作为它的可能性条件的“实际科学”。然而在它自己话语的内部却出现了颠倒：哲学话语一改它对科学的屈从姿态，而把自己作为“哲学”摆在科学之上，僭取了高于它们的权力。
这里，方法被同构了，“每一种方法论也是如此：既有神圣命题，也有神圣的步骤。”“所以，经济学方法，甚至理论会独立于现实而有自己的历史，它们甚至还会独立于政治偏见，这一现象毫不奇怪。”
这里的表述显露：唯方法论和唯认识论说到底是主义不同的，准确地说，它们和而不同。然而，唯方法论的解释派究竟能够发挥什么样的潜移默化作用呢?恐怕外表上的独立只是一种理论形象，骨子里却始终透着唯认识论主义气息的。它们的同流合污却意欲在外表上表现出各异的色彩来，又不过是图引路人喝彩罢了。一本通行的新政治经济学教材举出这样的观点：“虽然政治经济学可以被视为一门自成一体的完整学科，但用标准的自然科学语言来表述其研究或许更加合适。”“在自然科学的分析传统中，解释通过法则和理论相联系，法则在解释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并且它们是科学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更准确地说，理论是层级组织分明的法则系统……非常接近于我们在政治经济学中遭遇的理论概念。”
因而资产阶级学者显然乐意接受这样的工作意见：
理解商品的困难在于……生产者使他们的产品作为商品互相发生关系……没有物这种中介，他们就办不成这种事。这样一来，人的关系便表现为物的关系了。对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来说，基督教，特别是新教，乃是合适的宗教。
布劳格为此抱怨说：应该给经济学方法论直接规划“科学哲学”名称，并加上限制性副题——“经济学家如何解释”，亦即促成经济学家想到：“‘经济学方法论’仅仅应该被理解为应用于经济学的科学哲学。”因为，具有资产阶级价值观倾向性的工作者不过是简单接纳了这一说辞：
因为他们全都说：这取决于……这全都取决于……这全都取决于你住在什么地方和你只能用什么来建造它。
(四)
上述这些话取自《小男孩和他的房子》。科恩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专门引用了它们，置于扉页位置，目的是告诫那些不懂事的男孩在直观事实之外，勿作非分之想。
如果实证主义作为科学哲学是站不住脚的，这在后实证主义时代就越来越显见了，那么资产阶级学者转而求助它的种种转化形式，也就是必然的。人们现在越来越相信解释学作为“普遍的哲学”(语言哲学和技术哲学)则是能够站得住脚的，那是因为它拥有了更加强大的解释技术和具有效力的言说技巧，从而貌似具有普遍的说服力。人们宁愿相信普遍适用的认识程序和语言技巧，因为解释本身就是语言魔力。
解释学逐渐由一项传统阅读技巧演变成单纯的解释技巧，占据了语言学本来的位置。后来和解释技术一起慢慢演变成一门“新科学”。资产阶级工作者限制以“物”名称，目的是使阅读一本书所需要特殊方式(解释方法)和客观世界的形成方式一致。于是现在，制作一件产品的步骤或程序同时是解释这件产品的方法或程序。简单地说，阅读一本书的方法同时就是制作一件产品的方法。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说、不能不说：这种科学恰恰是哲学本身，是哲学意志的实际化身。因为通过限定物的名字，于其中添置了新的工作含意：物象语言拟制。而这就等于说：“理解活动本质上就等于解决问题的全部活动。”据此实现：“人转化为物一般的存在，不以人的方式而按照物的世界的规律行动。”
本章楔子中，我们提到当卢卡奇被问及对资产阶级理论和方法的评价时，他毫不掩饰需要对其进行严厉批判的态度。无独有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美国左翼批评家和具有批判性的语言专家)也有此态度，在被问及理论是否已死、理论究竟何为时，直言不讳地说：
理解理论最简易的方法是将它理解为对于英美经验主义的攻击。无论何种理论都旨在质疑下述观念：存在着可规定的单纯“事实”;观念(甚至语词)是“物”，也就是说它们是与真理对应(或不对应)的种种再现。这些根本而言属于经验主义甚或实证主义的立场，忽略了“中介”或“表征”的观念。在我看来，所有形式的理论都是预设。但是，在思想方案与其语言形式或恰当观念形式的表述之间，存在着一个要经历所有“中介”或“表征”的过渡环节。因此，理论的任务在于展现这些中介或表征，并从其本身出发对这些中介或表征进行考察。
可见，这门新科学的学名就是“资产阶级解释学”，作为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或作为科学主义的实证主义，总之，是资产阶级工作者视为最高科学和最高哲学的那种规定。它满足在物的世界里，沉迷于对物象认识的空间分割游戏，尔后，带着十足满足感去宣布一项项由拟像关系编织起来的客观真理。尽管运用了近似完美的仿真技术，却始终是永远无法兑现的虚假知识。在工作形态上，资产阶级经济学继续以科学的名义进行着这种编织，煞有其事地从事主观批判和进行神秘主义的遐想，因为谎言既然启动，就需要千万个“永恒的知识”编织;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永恒的”，然而是永恒的理论遐想，是对永恒知识的玩弄。 资产阶级解释结构
当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为解释学撷取知识精粹的话语的时候，其已准备了科学解释的路线：即是理念为实现自身而需要的一种认识装置，提供的是技术性的统一，仅仅遵循理念产生的图型，就方法而言，它必须是按照原理进行的一种程序。所以对象即是原理：从物质生产对象到物象关系对象乃是天然的演进秩序，从而，经济学从工艺学中脱身出来仿佛是为了进行“物的解释学”。一切的理解都源自物象关系的对象规定。这样，古典政治经济学很容易把解释底座直接置放物质财富的生产对象之上，因为，一切关于生产关系“如何来”“为什么”“是什么”的研究都可以被放入在物象化的篮筐里。古典学派一直摇摆于财富生产对象和物象关系对象之间。后来的新古典学派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坚定地将解释的底座建基在物象关系对象之上。为此，它甚至也要求财富对象本身也具有“物象的”规定，这样即连通了物象和物象关系，实现了知识论意义的统一。如此，物象关系的“如何来”“为什么”“是什么”的研究彻底替换了生产关系的“如何来”“为什么”“是什么”的研究，形成一派物象风格的理论解释学。
(一)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都为其理论研究预设一个参照系，以作为更好地分析和解释现实的标尺。”其实不然。摆在面前的历史道路是这么几条：一是经由物质资料的生产直接抵达人类社会实体，这将物质形态的发展和人文形态的发展直接合而为一了;一是经由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发展，形成现实基础，形成经济形态社会，以这个扬弃运动为基石，向人类文明形态过渡和进军;一是径直走上“自我扬弃”的所谓市民社会道路，它的一头连着物质生产，另一头伸向遥远未来——每个个人是“最发达的生产力”的社会(历史的终结)。
第一条道路是“本源共同体”给我们展示的发展情形。第三条道路则是“市民共同体”展示的情形。马克思实际谈到的只有第一条和第二条，并且第二条道路建立在第一条道路的必然解体的基础上。由此，他坚持经济形态社会的客观批判发展道路研究，揭明和用力指示资本形成的肯定逻辑和否定逻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太纲》货币章中，可以说，马克思是从经济形态上提示了完整的市民批判工作路径，即源头：劳动共同体解体→个人发展或异化的自我扬弃过程;基于个人力量发展的经济形态社会即产品社会和商品社会的历史共构→发展结局：劳动共同体重建——人的全面发展时态。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在最初的社会形式下，主体——市民批判主体(即独立个人)，是绝对不发展的;在第三个阶段，主体是绝对发展的;在第二大形式下，乃是个人能力相对发展的历史阶段。因此这段话中，全部有价值的理论实践的含义在于指出了：“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但第一个阶段的形态究竟如何为“第二大形式”提供基础，以及第二个阶段究竟如何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这是以后《资本论》重点把握和指明的内容。逻辑是“问渠”。这是对主体批判逻辑的揭示，目的是说明劳动发展——创造对抗的物质条件的发展，反过来引导了对抗本身的历史解决，即劳动规定及其二重性学说提示了人类生产的客观发展。
资产阶级知道利用市民观念的好处，从中抽取了工作逻辑：市民社会主义——从经济形态的规定上化出的抽象个人主义，复又以之为逻辑跳板，创设非法的经济形态的人的概念(经济人)作为理性的预设，所谓“西方主流经济学所预设的抽象假设，仅仅是为了解释的方便，不具有现实性和可实现性。正因如此——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蜕变为一种解释性的学科。”其既不站在物质发展立场上看问题，也不站在劳动发展立场上看问题;从而一句话，没有从批判的角度将劳动规定认定是物质发展与劳动发展本身的统一，这个体系始终固执于劳动是天然就有的人的自然规定这一庸俗成见。因此，准确的名称(学名)是市民社会理论建构主义。
(二)
问渠即是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理会这一点，也不试图由源头及工作规定。海里希(Michael Heinrich)在他的《价值科学》中认为，这实际地引发了马克思的话语革命：“马克思与旧的话语体系在以下四个方面决裂：(1)人类主义，(2)个人主义，(3)经验主义，(4)非历史主义。”“与‘人类学主义’(把一种特定的人类学当作‘自然的’来接受)的决裂，与‘个人主义’(企图经由个人来理解社会)的决裂。第三个决裂就是与‘经验主义’的决裂……所谓的‘经验主义’，指的是与(经验)资料的使用不同的、别的东西。它是这样一种论调：社会是一种清楚、透明的东西，只要你精确地观察，就能看得一清二楚。”“第四点……是古典以及新古典经济学的反历史主义。这些经济学家并不否认历史，他们承认有国王和战争的历史，但是把经济史简化为两种情况：要么是市场经济(对他们而言，这对人类来说是自然的)，要么就是非市场经济(对他们而言，这对人类来说是非自然的)。马克思指出……经济形式也有其真正的历史。在国王和战争的历史事件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历史，它比古典经济学家，甚至一些古典历史学家讨论的要丰富得多。”
马克思由“问渠”(即确定劳动规定和劳动范畴)开辟一种真正意蕴的经济形态的人的批判实践。“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概念，按照流行的形象，仍然被描述为遵循一条单一的狭窄路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一个总体就构成生产方式，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古代生产方式、封建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其他生产方式。这就是马克思思想的主要概念……对马克思来说，历史进程的特点就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即不同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相继出现。它们所以有一种特殊的暂时的历史性，因为它们的存在包含着既是组成部分又是必要条件的社会生产力的特殊水平及其发展形式……这样一种图式，自然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模式，它不能完全地代表历史。但是它是一种重要的启示手段，因为它剔除了使历史发展轮廓发生模糊的偶然附加物，从而有助于提示出历史发展所包含的‘逻辑’。马克思总是坚持这种方法。”等等。
这些看法重视的是经济形态社会与人类社会形态之间发生关系的研究。劳动替换人的规定，即是将人(发展)本身看成社会研究的集中性内容所在。对于经济形态社会本身而言，财产关系的生生灭灭运动乃是尺度物质——劳动发展的生成，以及反向的劳动发展对于物质发展的诉求的核心的研究对象。“所以，财产最初无非意味着这样一种关系：人把他的生产的自然条件看作是属于他的、看作是自己的、看作是与他自身的存在一起产生的前提;把它们看作是他本身的自然前提，这种前提可以说仅仅是他身体的延伸。”“可见，财产意味着：个人属于某一部落(共同体)(意味着在其中有着主客体的存在)，而以这个共同体把土地看作是它的无机体这种关系为中介，个人把土地、把外在的原始生产条件(因为土地同时既是原料，又是工具，又是果实)看作属于他的个体的前提，看作是他的个体的存在方式。我们把这种财产归结为对生产条件的关系。”“对于单个的人来说，这种关系是由共同体造成、并宣布为法律和加以保证的”，“同时也很清楚，这些条件是改变着的。”
(三)
资产阶级学者并没有对于这种母子生发、互动实践关系的深刻见解。海里希称，就严格意义来说：“马克思和李嘉图之间几乎没有共同点，而有太多的差别。”例如：(1)“李嘉图理解劳动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但是不理解这种劳动的独特性质——这种劳动必然导致一般等价物，导致货币的出现。但这正是事情的根本所在。”(2)“对此，我想补充的是：当李嘉图不理解生产商品的劳动的特性时，他就不理解整个过程。”(3)“由于政治经济学在19世纪末的边际主义转向，在20世纪的讨论中，马克思和李嘉图之间的差异被忽略或是被掩盖了。”(4)原因可能是，“在马克思写《资本论》的那个年代，以这种或是那种强调劳动与价值之间的关联是很平常的。但在经济学的边际主义转向之后，这种关联就被摧毁了。效用，或者更精确地说，边际效用取代劳动被作为基本范畴。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捍卫劳动与价值的关联，他们把自己的智慧能量集中在反对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经济学那里，却不太关注马克思与李嘉图这样的古典经济学家之间的差别。”
如果不顾实在仅仅是纯具体规定——相反把它弄成“抽象”，同样，物象仅仅是纯具体形式——相反把它弄成“抽象的具体”，一步步将其知识概念化，工作结局就是物的解释学;这样，甚至劳动也包括在物质规定之内。物象由实在所生产，内嵌在经济活动中的设施条件(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变成镶嵌在物象运动关系上的经济设施，变成物象化社会关系。物质对劳动的发展关系就被庸俗(化)了，物质产生劳动、劳动批判物质的工作规定消失了，余下物对人的简单平面关系。
物象风格浸淫全部的经济设施，使之变异为解释设施。竖立在生产的理解底座之上的是资产阶级的全部解释设施——资产阶级的知识和概念，而这同时是资产阶级的“理论”，社会对象进一步堕落为理论构筑的对象。理论生产的全部工作内容透明化为“解释”二字。例如，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乃是物象二重性中社会物象规定的人格化。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其实，经济人的历史上的原型是众多的商人形象，而又在市民阶级社会形成之际一度跃升为社会的总代表。但这些都是历史的昨日黄花，商人或抽象社会市民无不为现代的资本现实所取代。它最终化为阶级结构的上对抗关系，作为了社会生产关系的人格化代表。这是变形了的“历史发展一般”。所以资产阶级的“看不见的手”，即资产阶级所杜撰的经济形态的永恒的存在理性，其实是资产阶级社会理性，恩格斯说明它是“一种特殊”，是理性自己拟制的物象范畴和经济秩序。
资产阶级工作者全然不顾这些，以物象关系一统解释的基础设施和上层建筑，结果是，造成了思想和社会事实的严重对立。于是，为了铲除“矛盾”，就杜撰“硬科学”，试图最后取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分界线。伴随着解释科学发展的认识现象是：存在发展成为“解释者”，历史存在(对象)终究定格为理论解释对象。这种主观批判的客观结晶和资产者物象学的似客观结构建构是产物类似的，都是关于经济结构的纯粹想象。其立在预设者之上，以万能解释学的荣耀闻名当世，因而好像具有“客观结构”。这就是作为物象方式的“资源配置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作为物象生产关系的“技术关系”和作为物象交换关系的“交易关系”。科学物象法成为一个炼金炉，什么东西经由它的锻造、打磨和装饰，就立刻科学化了。
因而在这里，人们发现了一位俨然大师：市民存在者。它一派物象风格，忠实于大资产阶级，普适于小资产阶级;它可以说是代表了一切市民阶级的利益。资源配置，技术，制度，这些理性术语闪亮登场，构成抽象的市民关系，构成所谓市民的抽象社会，并且是一个处于不断自我完善状态的文明规划的社会;这个统一社会因其具有自我理性修复功能，唯一的特征也就锁定在普世价值中。但这不过是“逻辑拜物教”。归根结底，“这门科学不考虑偶然性，只考虑本质。它的目的是理解普遍性，而它的程序是形式化的和公理化的。它看待行动和行动发生的条件，不是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它们的具体形式，也不是以其实际的背景，就像我们在每门自然和历史科学中看待它们的那样，而是把它们看作形式的构造物，它能使我们理解纯粹人类行动的形式。”
(四)
就真实含意的社会发展而论，生产力是物质手段，生产关系是真正社会目的;并且，生产关系的发展说到底体现在劳动如何耗费自身的方式的历史改进之上。因此，抽象经济人(关于经济形态的人的抽象知识)其实并不说明历史具体发展关系，尽管在形式上，它具有抽象→具体的认识演进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促进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但问题还不只是限于：在工人即活劳动的承担者这一方和他的劳动条件的经济的，即合理而节约地使用这另一方之间，存在着异化和毫不相干的现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它的矛盾、对立的性质，还把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压低工人的生存条件本身，看作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从而看作提高利润率的手段。过度劳动，把工人变成一种役畜……节约建筑物……不安装安全设备……有害健康的生产过程……总之，资本主义生产尽管非常吝啬，但对人身材料却非常浪费，正如另一方面，由于它的产品通过贸易进行分配的方法和它的竞争方式，它对物质资料也非常浪费一样;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使社会失去的东西，就是另一方面使各个资本家获得的东西。”就是说，它不理会真实价值关系的变动是由于：“如果我们单独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并且把流通过程和激烈竞争撇开不说，资本主义生产对已经实现的、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是异常节约的。相反地，对人，对活劳动的浪费，却大大超过任何别的生产方式，它不仅浪费血和肉，而且也浪费神经和大脑。在这个直接处于人类社会实行自觉改造以前的历史时期，人类本身的发展实际上只是通过极大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的。因为这里所说的全部节约都来源于劳动的社会性质，所以，实际上正是劳动的这种直接社会性质造成工人的生命和健康的浪费。”
也因此，即使李嘉图研究了价值量，本能地知道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但不晓得社会必要劳动量与劳动生产力的反向变动关系是商品经济形态社会的工作原则，需要最少的耗费实际是市民阶级关系的不断发展使然。它不是什么抽象理性，而是商品社会历史上的一个真实，是这个形态社会不断取得发展的条件和道路。李嘉图由于缺乏历史观点，就根本不懂得这一点。马克思批评说：“这实际上是从李嘉图的观点，从李嘉图自己的前提出发来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一切著作的最后的话。李嘉图不懂得他的体系中所论述的资本和劳动的等同，同样，这些著作的作者也不懂得他们所论述的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因此，是他们中间最出色的人物，如霍吉斯金，也把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经济前提看作是永恒的形式，他们所希望的只是消灭资本——这些前提的基础，同时也是必然结果。”
于此，我们要立刻举出一种误读来：所谓恩格斯对马克思的价值转化理论具有“认识误差”的指认，不过是为了售卖“科学实证主义特质”所需。盖言《资本论》是与物理学、生物学对自然界和动植物界的研究相类似的“生理学”，是把“解剖”物象化了，以至于认为，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线路，从而，二者合于“有机体解剖”。这种强制性地以“人体”思考“猴体”的手法，竟然试图将整个人类社会视为“生命机体”，很显然是对科学抽象法的极端误用。
看来，人们是误解了马克思“科学的任务正在是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的”说法，将“如何实现”认作是“如何逻辑实现”，而没有丝毫想到“如何历史实现”，只想到逻辑生长，而没有想到历史生长。因为认为，只有逻辑“懂得”生长，历史是“不懂得”生长的。一味地想到知识和公式，就忘掉了历史真实;只会拍卖思想史的历史逻辑，不晓得照顾经济史的历史感受。所以忘记了：在市民发展中，价值规律是一个总现象，而以客观批判方式进行生长;米克这才认定，由马克思阐明的价值规律发展乃是表明“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社会的一种特殊类型”。价值不过是商品生产实在的历史工作证据，可以讲，是商品生产的另一用语。商品生产的特殊类型即资本性质的生产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不是从绝对无到绝对有，它的充分发展是凭借近代产业革命;只是由于工业革命的伟大力量使之获得强大物质基础之后，才不可破地历史成长起来，形成其典型态。所以恩格斯提到了“商业利润的平均化”，作为产业资本出现前的一个史实，“这种利润率本来和剩余价值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在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生产之前，也就是在产业利润率成为可能之前，这种利润率早已从商业资本中产生了。”利润率平均是个客观发展规律，因历史条件而异;而产业资本的利润率所基于的条件恰好对应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成型的条件，这就有了李嘉图的表面上是价值理论实际是生产价格理论的学说诞生。充分表明了，“平均”由历史发展而来，不是思想史上的空穴来风，仿佛是马克思本人通过“思维革命”主观设置的。由于具有这种真实的史实背景支援，恩格斯才愿意进行以下概述：
总之，只要经济规律起作用，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对于整个简单商品生产时期来说便是普遍适用的，也就是说，直到简单商品生产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出现而发生变形之前是普遍适用的。在此之前，价格都以马克思的规律所决定的价值为重心，并且围绕着这种价值而波动，以致简单商品生产发展得越是充分，一个不为外部暴力干扰所中断的较长时期内的平均价格就越是与价值趋于一致，直至量的差额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可见，恩格斯指认价值规律起支配作用的历史时期长达5000-7000年，是讲明一个基本的史实：经济形态社会的发育是漫长艰巨的历史过程。这当然不是实验室技术培育的结果，对其认识把握，不能单纯依靠抽象思维，在深入探索上亦只能靠具体化的实践之路。
资产阶级经济学不愿意从历史材料中汲取有用成分，而一味满足在物(形式)语言体例里，以粉饰经济形式的谐和性，由理性进行推导，又由推导论证说明理性。米塞斯于是有了绝顶聪明的讲法，并且也必然会导引一种普遍性看法：经济科学“是先验的，而不是经验的”，“正如逻辑学和数学一样，它不是得自经验，它先于经验。它现在就像过去一样，是行动和事实的逻辑。”因此，“一个看来与经验并不矛盾的理论也决不能被看作是结论性地确证了的。”那么，如果证伪价值规律呢?“伟大的经验主义逻辑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不能发现客观价值论和经验事实之间有任何矛盾，否则他就不会正好在价值和价格理论急剧变革的前夜宣布，在与价值规律有关的范围内，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没有再留下什么东西需要解释;理论是极为完美的。他这样的人的这种错误必须永远作为对所有理论家的警示。”
这是资产阶级式样的典型狡辩。米塞斯其实是指责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不能够及时站立在物象究竟中观察事物，否则，他会看到绝对真理的形式——物理空间的社会物象形式。
(五)
所以对资产阶级工作者来说，建构即=现象学=非批判，以及=实证。资产阶级并不是不信仰历史，实际只信仰一种历史：抓住表面事实联系的和作为“非批判实证主义”的市场经济史，不是不研究历史，实际只研究特殊化的物象史，即把握物象形成史和物象发展史。这里的要害在于：“如果说一切资本都是作为手段被用于新生产的对象化劳动，那么，并非所有作为手段被用于新生产的对象化劳动都是资本。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马克思的论断中显然提到了“宗教世界只是现实世界的反映”，可见，“商品世界具有的拜物教性质或劳动的社会属性所具有的物的外观，使大部分经济学家产生了幻觉。”
但由于不顾“实践地批判”史实，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在资产阶级理论家的眼中看，其实就是物象化理论，是由商品出发寻求物象结构形式。
我们且沿着这条迂回曲折的道路跟蒲鲁东先生走下去。假定被当作不变规律、永恒原理、观念范畴的经济关系先于生动活跃的人而存在;再假定这些规律、这些原理、这些范畴自古以来就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里。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一切一成不变的、停滞不动的永恒下面没有历史可言，即使有，至多也只是观念中的历史，即反映在纯理性的辩证运动中的历史……假设只是为了某种上的而设立的。通过蒲鲁东先生之口讲话的社会天才首先给自己提出的上的，就是消除每个经济范畴的一切坏的东西，使它只保留好的东西。他认为，好的东西，最高的幸福，真正的实际上的就是平等……这个最高的假设就是平等……从此以后，肯定平等就是每个经济关系的好的方面，否定平等和肯定不平等的就是坏的方面。每一个新的范畴都是社会天才为了消除前一个假设所产生的不平等而作的假设。
价值天演论演变为价格天演论。“一些公式本来在额上写着，它们是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的，但在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竟像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其中的实质由恩格斯以犀利的语言明白无误地指示了出来：
我们……已经看到，为革命作了准备的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作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认为，应当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应当无情地铲除一切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恰好那时正在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理想化的知性而已。因此，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现实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绝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卢梭的社会契约在恐怖时代获得了实现……早先许诺的永久和平变成了一场无何止的掠夺战争。理性的社会的遭遇也并不更好一些……总之，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因此，广松涉指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于从“异化论”到“物象化理论”的自我扬弃路径，实在不止是错误之说，而是从地平线上重新升腾出海市蜃楼。主观批判毕竟只是批判的武器。按照知识论，对无产阶级科学进行规划必然不由自主地重新落入资产阶级陷阱。但是，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说：“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我们采用了它的语言和它的规律。我们把私有财产，把劳动、资本、土地的互相分离，工资、资本利润、地租的互相分离以及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念等等当作前提。我们从国民经济学本身出发，用它自己的话指出，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降低为最贱的商品;工人的贫困同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成反比;竞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积累起来，也就是垄断的更惊人的恢复;最后，资本家和地租所得者之间、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而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阿尔都塞指示：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个根本要点，他指出，科学的理论实践虽然不能不使用一般的概念……但这最初的一般同科学工作的产物却不相吻合;它不是科学工作的成果，而是科学工作的前提。这种最初的一般(我们称之为“一般甲”)是科学的理论实践将用于加工成特殊“概念”的原料，而这些特殊“概念”则是另一种“具体的”一般(我们称之为“一般丙”)，即认识……当一门科学刚建立时，例如伽利略创建了物理学，马克思创建了社会形态发展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它总是以现有的概念，即属于意识形态性质的“一般甲”为加工对象。它不“加工”纯粹的客观“材料”，也不加工绝对的“事实”。相反，它的工作是要通过对由以往的意识形态理论实践所确定的意识形态“事实”的批判，确定它自身的科学事实。确定它自身的事实，也就是确定它自身的“理论”，因为科学事实(不是所谓纯现象)只是在理论实践过程中才能够被确定。当一门业已建立的科学发展时，它加工的原料(“一般甲”)或者仍然是意识形态的概念，或者是科学“事实”，或者是已经过科学加工，但仍属于前科学阶段的概念。因此，科学的工作和生产就是把“一般甲”加工成为“一般丙”(认识)。可是，究竟谁在工作?说科学在工作，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暂且把人从这些生产资料中抽象出来，那么它就是我们称之为的“一般乙”，它由一些概念所构成……理论实践通过“一般乙”对“一般甲”的工作，产生出“一般丙”。
如果不是解释学自足，那么，这就代表着批判工作的开端。由于资本的自觉批判，它逐渐体认到：“社会不是从天国掉下来的。我们都在生产社会，但我们是以特定的方式进行这一生产的，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生产社会。科学分析必须从‘形式’开始，这不是因为‘形式’在时间上已经先存在着，而是缘于一种‘逻辑优先’：理解特定的社会形式就可以理解个人的典型行为，而从个人的行为出发并不能理解‘形式’。要不然我们就会把这些形式看成是理所当然的，而看不到这些形式本身必须得到解释——这正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干的事情：他们从进行商品交换的人们的行为出发进行分析，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商品形式本身就需要解释，他们把商品形式看作是一种自然形式(这正是马克思在‘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和《资本论》第三卷的末尾‘三位一体的公式’的标题下所作的分析的基本点)。”因此我们必须说，“马克思的商品形式理论，最根本的地方是他的理论成就远高于所有其他的经济理论家……从亚当·斯密到米尔顿·弗里德曼等经济理论学家仅假定商品形式，这促使定量理论不成问题;但排除了对数字如何获取上的考量，以便使它们与历史分析相联系。虽然马克思的商品形式理论或者是它的一个细化，对任何经济理论来说都是相当重要的，但这个理论是希望使人能理解深层次的资本结构或者资本主义历史。但一般来说，在北美或者在整个世界你会发现经济部门不会利用经济学教科书来介绍商品形式理论。不要对商品形式有任何疑问，或者换句话说，不要深入思考它是什么，以及因为它的原因资本如何运作;美国的霸权主义把商品和市场转变为意识形态，要我们只是接受却从来不用任何质疑。”
的确不错，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马克思从最简单且最明了的商品形式出发，运用逻辑，从一系列最基本的经济类型获得所想要的复杂的经济类型;并且，由于他坚持这么做，所以获得了彻底的成功。后来的经济学家希望模仿马克思，步其后尘。但是，他们这么做绝不是为了揭示商品形式背后掩藏的实质关系，而仅仅是为了学会“形式辩证法”，掌握逻辑技巧，学会将主观批判伪装成客观逻辑，以此猎取科学殊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已经充分认识到，商品形式是可怕幽灵。这是马克思的可供资产阶级学者“学习之处”。因此，为了战胜幽灵，必须首先服从幽灵，服从方式是通过数学和幽灵共舞。以形式对形式，或许是制胜之道。这大概是资产阶级后来高度形式化的经济数学(逻辑学)成功推进的思想灵感吧。从侧面说明资产阶级解释结构为了和历史发生规定工作对决，乃存乎于它的研究对象之不断创立中了。以下各章以“批判”(学科工作方法)为题，说明的就是资产阶级经济解释的各个发展阶段的状况，寻求其认识发生原理。
本章附识：资产阶级解释学的源头是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按照这个学说，人何以能“行动”，盖满足以下归因链条：人——享受物质生活的人(所谓“质料因”)——经济利益的人(所谓“形式因”)——具有商业理性(即5>3)和会计算的人(所谓“动力因”)——最大化行为的人(所谓“目的因”)。此种分析规划是对“性即是理”的颠倒，把物性和人性高度一统化(却都排斥“历史”，寻求所谓的变动不居之人性)。然则，现有两大经济学系统共有的部分是认可工艺学对象——财富生产，分歧之路在于各自建立从对象到研究对象的学说研究体系：一为物象关系到物象研究对象(否认人性是历史变动的)，一为生产关系到历史研究对象(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之总和)。但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对象果真能够和财富对象合而为一，从而实现和自然科学规定的一致性意义上的统一吗?物的解释学期望达成这一效果。事实却往往与愿望相违。可见，资产阶级由于不愿意正面审视社会对象(这一点即意味着它没有真正意义的社会科学)，也就不能够切近对自然科学的理解。其用于社会解释的三大法则——因果、功能和意图，说到底，为了寻求“统一物象观”罢了。
【本章判语·释者词】青鸟殷殷，软语细细;你侬我侬，算赋口赋;一块知识泥，塑了你，捏了我。将这方泥!捏一个你，塑一个我。蝶恋花，凭阑意;危楼伫倚无人会，蓬山此去无多路。把一块泥!重捏物性的你，再生物性的我。我侬你侬，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把栏杆拍遍，天际黯极!望断天涯路，春愁哪怕?分析综合，物理之水调和;归纳演绎，具象逻辑树。草色烟光残照里，概念扑朔。而今阅尽抽象术，欲将知识论全打破!
本文节选自《保卫<资本论>》(修订版)
【文/许光伟，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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