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5世纪葡萄牙崛起为海上霸主探索人类文明之驱动力兼论郑和的航海功业
下篇
目录
一、葡萄牙初创西方殖民帝国模式—血腥的占领、屠 杀、抢掠、奴役
1、迪亚士的两大发现：通往东方航道、新大陆巴西
2、达伽马--打通欧印新航道
3、海上利器：坚船利炮
4、海洋富强之源
5、葡西瓜分世界海洋
6、葡帝国走向没落，西班牙代兴
二、明初中国的大航海家郑和横空出世
1、郑和的特殊历史机遇
2、驱动明成祖派遣庞大舰队扬帆远航的动机
三、结论
1、人类历史的四个基本驱动力与时俱进
2、大航海家亨利王子的历史功过评说
3、五百年而有王者兴--中国弯道绕过海洋文明、走自己的路
正文
下篇
一、葡萄牙初创西方殖民帝国模式—占领、屠杀、抢掠、奴役
本节之所以题名“初创”，是因为重点不在葡殖民帝国历经一 百多年之久（1415-1580）的兴衰起伏的全过程，而只是聚焦于 其初期几十年的发现新航路和随之建立足以垂范欧洲后来者的殖 民帝国的模式。至于它与西班牙争夺霸权的过程则非本文的旨趣 所在，故略而不论。
1、迪亚士的两大发现
发现欧洲通向东方的航路
1460年亨利王子去世之后，后浪推前浪，出了迪亚士、达伽马等新一代的航海家，继续踏着他的脚步，开拓扩张葡萄牙的海疆事业。
这时葡萄牙在地图上的非洲西海岸已经距本土远达4000公里。王子去世后的17年，1487年，出身贵族的航海家巴尔托洛梅乌·缪·迪亚士（Bartolomeu Dias，1450-1500）,受葡王若望二世委托，寻找从非洲大陆最南端，开辟一条通往东方的新航路。
于是，迪亚士与其兄长，率领两条三桅武装大帆船队和一艘补给船组成的微型舰队（与郑和舰队的规模相较，简直是零头都不如），沿着非洲西海岸向南航行半年后，船队突然遭遇了一次罕见的风暴。咆哮的海浪，呼啸的狂风，将舰队吹向南方，漂泊了13个昼夜之后，迪亚士果敢地命令船队掉头向东航行，继而向北航行。
这时（1488），他意外地发现，舰队已经绕过了非洲的最南端，来到了印度洋。但由于久航疲乏，粮食日用品殆尽，只好返航。返航途中又经过非洲大陆最南端当初遭遇风暴的地方，为纪念这次九死一生的传奇经历，迪亚士给这个海角取名“风暴角”(Cape Storm)若昂二世嫌其名不雅也不吉利，遂改为“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以示激励和展现航向东方美好的远景。迪亚士虽然已经发现通往东方印度的航线，可惜后来死于海难，未能及身完成这次航行，难免有壮志未酬身先死的遗憾！不过，像战士要死就死在沙场一样，迪亚士葬身他所奉献的大海，也可谓死得其所。
返航后汲取教训，将船舶改造为船体轻而圆的四桅三角帆或四角帆的新帆船（容量大、吃水深、安全可靠,经得起海洋的风暴），这是葡萄牙在15世纪后半叶能够远航南非来回之主要原因。
既然发现了好望角，只要再加把力，葡萄牙人就能到达梦寐以求的东方。打开这条商路，意味着香料贸易很快就要掌握在葡萄牙的手中了。所以，迪亚士的发现无疑是葡萄牙开拓海疆事业的又一次重大的突破，若望二世的好望角之祝愿，果然如愿以偿。
发现新大陆巴西
上面讲的是迪亚士发现好望角，他与同行一道还为葡萄牙发现了南美洲巴西。在发现好望角之后的12年，1500年，他和另外一位航海家卡布拉尔率领一支由13艘船和1200人组成的庞大舰队（但在郑和舰队面前，也是小巫见大巫，根本不在一个档次），远离非洲西南海岸，绕一个弧形向西南方向行驶，不想竟到达了南美大陆，发现了巴西，为葡萄牙的航海事业开拓了另外一片新天地。
然而，不幸的是，在返航途中绕过好望角时不幸又遇到了大风暴，其中四艘船船沉人亡，迪亚士也未能幸免，葬身大海。于此可见，与大海打交道，较之在大沙漠上探险，更为凶险；当然，也昭示人类要征服浩瀚的大洋，必须要掌握更先进的科学和技术，这是大海对近代欧洲也是人类提出的严峻挑战。
2、达伽马打通欧印新航道
王子去世37年后的1497年，葡萄牙国王若望三世派遣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 1469-1524）远征印度。这次远航使用装备了20门大炮的新帆船组成的舰队，绕过好望角于1498年到达印度的西南海岸，一座以纺织手工业闻名的商港，卡里库特（或译为卡利卡特），从而打通了通向东方印度的航道，突破了葡萄牙八十年来一直期盼的开拓海疆梦想，使葡萄牙成为真正的近代殖民帝国。回国后因建立殊勋，被尊称为“印度洋上的海军上将”。
3、海上利器：坚船利炮
这次远航中值得一提的是海上利器得到了改进。如上所述，早在1406，北欧海战中就开始出现了小型铁制火炮，用来杀人，不是毁船。百年后的1501年，达伽马在印度洋的巴拉巴尔沿海使用大型火炮，既杀人又毁船，威力大增，从而轻易地击毁驱散阿拉伯的单桅小帆船，史称海上第一次“隔离战斗”；也就是说，这次海战已经打破传统的隔空射箭或登船肉搏的模式，而是远距离隔空炮轰，从而改写了海战规则，为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开创了坚船利炮的新模式。
质言之，盖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方进入风帆火炮时代，传统海战是陆地冷兵器在海上的延伸，必须敌对双方军舰接近才能开始战斗，又可称之为“海上陆战”，而火炮的出现，使装备火炮的风帆战舰，可以远距离开火，改写了海战规则（三大改变：空间扩大、摧毁战舰、支援陆战）。
4、海洋富强之源
有了坚船利炮的锐利武器，1509 葡萄牙印度总督，击溃印度和埃及联军，确立葡萄牙在印度洋上的控制权，完全控制连接红海和亚洲南部（南亚）的海路，垄断欧洲在东方的贸易。继而两年后，占领印度西海岸果阿、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建立堡垒，设置重炮和战船，成为葡萄牙在东南亚扩大殖民地的主要根据地；继而又占领科伦坡、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和摩鹿加群岛，控制了梦寐以求的“香料之国“， 运回大量香料、宝石、象牙等物品，收获高达60倍的纯利，财富不断源源运回本国，国库爆满，葡萄牙的殖民商贸帝国，于焉形成。
由此，葡王给自己加了个奇怪的封号：根据上帝的恩宠，既统治葡萄牙和阿尔加尔维，又统治海洋这边和非洲那边的国王，还是对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和印度进行航海通商和征服的领主“，并获得教皇批准。
5、葡西瓜分世界海洋
受到葡萄牙大肆扩张海疆的刺激，其强邻西班牙当然也不甘落后，奋起直追。1492年，一当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女王将阿拉伯人赶出国境获得独立后，便立即步葡萄牙后尘，开拓海疆事业。女王采纳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的建议，命哥伦布直接向西横跨大西洋航行，原意是要绕过地球去印度，结果由于当时地理知识之落后，海图之不精确，却到达了中美洲巴勒比海的巴哈马群岛，发现了美洲大陆的新航路，开启了欧洲主导的地理大发现时代。于是，海上出现了两个霸主，葡萄牙和西班牙争夺海洋霸权。
亚历山大教皇为了平息葡西两国的海上矛盾，乃于1493决定在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100公里处划定一条分界线，以西授予西班牙，以东授予葡萄牙。次年，两国正式签订了《托尔德西利雅斯条约》，确定两国的海上势力范围，凡未经许可驶入这些地区的船只，都要被没收，船员要受到死刑或沦为奴隶的处罚，于是在世界历史上开启了两国瓜分全球海洋的先例。
葡萄牙依靠海权的迅速崛起，国富兵强，海外殖民地大为扩张，以致整个欧洲都嫉妒得红了眼，但财力、物力和人才的缺乏使所有的封建国王、贵族、商人们望而却步。但雄心勃勃的西班牙女王伊莎贝尔用了23年的时间缔造了统一的西班牙，现在她开始把目光从陆地投向辽阔的海洋，成为西班牙远洋探险的总赞助人。
西班牙古铁雷斯·梅利亚多学院的教授索尼亚·阿尔达·梅西亚斯认为，只有统一的国家才有足够的实力和决心，来资助哥伦布这样一场伟大的航行，诚哉斯言！
于是，继哥伦布之后，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命令费南多·德·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 1480-1521）在1519-21年，率领由5艘100吨的帆船的船队，经过南美的麦哲伦海峡，驶入太平洋，向北航行沿智利海岸，再转折向西北，经过180多天的航行，到达亚洲西太平洋的关岛，再到菲律宾。但麦哲伦不幸在与当地的土著一次战斗中死亡。
但随着麦哲伦将西班牙的势力引入太平洋，又引发葡西两国在太平洋上的霸权争夺。于是1529年两国再次签订《萨拉戈萨条约》，在摩鹿加群岛（今马鲁古群岛）以东十七度，划分两国在太平洋上的势力范围。当然是先斩后奏，也得到教皇的承认。于是海上一时出现了葡、西两个海霸。
6、葡帝国走向没落、西班牙代兴
本文之所以将葡萄牙和西班牙并列论述，是因为这两个邻国纠缠不清。十五世纪是葡萄牙称霸海洋的世纪，十六世纪则是西班牙的世纪，1580年西班牙更是用武力吞并了葡萄牙，接管了葡萄牙在海外的殖民地，成为海上的龙头老大。但好景不长，1588年英国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西班牙的海霸时代也随之走入历史，英国取而代之。
这段海上争霸的历史，印证了马汉的海权论，即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也印证了西方历史中，国强必霸的修昔底德陷阱现象。
但必须强调，这是欧洲主导的历史规律，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规律，例如对遵行朝代循环规律的中国历史而言，就难以适用。
二、明初中国大航海家郑和横空出世
1、郑和的特殊历史机遇
如上所述，葡萄牙出了个大航海家亨利王子，中国明朝（1368-1644）初年也出了--应该说--一个更伟大的航海家郑和（1371-1433）。两人是同一时代的人，郑和只比亨利王子大23岁，东西辉映。这表明人类历史发展到1500年左右时，中国和欧洲，在生产力和文明的积累上都达到了人类将其活动空间，从陆地进向海洋的突破飞跃的阶段；郑和和亨利王子二人震古烁今的航海事业，正是这个历史阶段的典型体现。
但两人事业的贡献对当时自己的国家和人类产生的后续作用，却由于个人的情况和各自国家的文化和国情的巨大差异，却极为不同；郑和的航海事业及身而止，没有在他身后的中国留下深刻的印痕，他航海伟绩的有关珍贵资料或被刻意销毁，或被官方史家刻意隐而不彰；但亨利王子的海航事业却在葡萄牙、欧洲，大放异彩，广为流传，而且影响深远，开启了欧洲的地理大发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先河，而成为欧洲人一致推崇的大英雄。
两人的际遇和影响产生如此巨大的差异，值得史家深入比较研究；两人欣慰的是，在中国近现代特别是改革开放期间，开了不少有关郑和航海事业的学术研讨会，也出了不少这方面的史书专论，一致赞扬郑和对中国航海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从各个层面反思分析此后航海事业中断的前因后果，以便以史为鉴，汲取教训，策励将来。
就两人的人生经历而已，都是终生未婚，全身心地奉献海洋事业，当然郑和是个宦官不能结婚，而王子作为皇室的贵胄，却是自愿选择单身，更是难得；另外两人都与皇家有关，都深通军事，都是虔诚的教徒，都文武兼修，博学多才，都志向远大；两人都在战场上立下奇功；王子助葡王攻占休达，深得葡王宠爱；郑和在靖难之变中力助朱棣夺取皇位，所以深得帝心，视为心腹宠臣。
这都是相同之点，不同之点是，王子生在帝王家，权势地位与生俱来；而郑和则完全相反，功劳再大，毕竟只是个受人鄙视的卑微宦官，而且还是个回教徒，在理学和科举出身的儒臣当道的中国社会中，郑和能够跻身枢要，赋以重任，在中国历史上，像武则天女人称帝一样，显然是个异数。所以，对中国长远的海疆事业而言，是个不好的兆头。
但话说回来，虽然两人的贵贱身份不同，但都是身受皇命，推行国家的政策，都是得到皇家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但郑和与王子的在这点上的不同之点是，这时的中国，国力雄厚，是贫弱的葡萄牙绝对无法比拟的。
郑和的航海事业不是永乐帝的一时之兴，同亨利王子的一样，也是一项有计划的，有目的国策。所以，以当时大明帝国的体量、中国航海的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而言，郑和七次下西洋历时23年的船队，其规模之庞大，船舶技术、航海知识、海洋定位、海图制作之先进，船只吨位之大，航海人员（水手）之众，组织配备之严密，医疗以及生活供需之周到，航程之长，范围之广（远达非洲），船上生活供需等，其复杂的操作程度都是难以想象的。（七下西洋的全过程非本文主旨，从略）
单拿郑和船队的规模而言，虽然说法不一，但多次的人数都在两三万之众，例如第一次和第七次远航的规模的人数都在27，800上下；与航船只也多达三四百艘，其中宝船也常多达60多艘。反观这时欧洲各国的航海规模，亨利王子的船队少则两三艘，多则一二十艘，水手最多不超过百人；哥伦布的船队只有三艘，水手88人；达· 伽马的船队只有四艘，160名水手；麦哲伦的船队，只有五艘，船员265人。与郑和船队的规模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有天壤之别，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与此可见，在十五世纪时，中国的航海实力，遥遥领先世界各国，天下无敌。
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指挥操作这样庞大的船队，除了航海技术上严格的专业要求之外，还有后勤供需、人身安全和医疗卫生方面的考虑照顾。在长达23的航程中，郑和统领的庞大船队基本上都能够安全顺利地完成任务；相对于当时欧洲的船队，自亨利王子到麦哲伦的船队，无一可以办到，他们在航程中老是状况百出，而且还常死人。所以，将明初中国的总体航海实力，从科学技术、航海知识到指挥操作，誉为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海军强国，海上超霸，应该当之无愧。
2、驱动明成祖派遣庞大舰队扬帆远航的动机
详细论述郑和的航海事业不是本文的主旨，本文主旨在探讨明成祖为何不计代价要派遣郑和进行这样规模的远航。如上所述，郑和和亨利王子二人航海事业在各自国家的历史功过评说中，其差异如此之大，人们自然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当然原因很多，但本文认为，归根结底，应当归因于葡萄牙和中国明朝从事海洋事业的动机不同，更重要的是应归因于两国立国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国情的巨大差异。
那么不禁要问，中国当时何以要投入这么多的物力人力资源，建设操作这样规模庞大的远洋舰队；其次是，像具有这样无限发展前景的航海事业，这样精密先进的庞大海洋舰队，何以要主动肢解摧毁，嘎然而止，转而反其道而行，实行片板不得下海的闭关禁海国策，从此与海洋事业再见。
关于第一个问题，要从明成祖进行海洋事业的动机来看。就动机而言，《明史·郑和传》里大致共有四说：一是寻找建文帝下落，二是宣扬国威威德，三是利用阿拉伯和印度牵制蒙古帖木儿帝国，四是通过海外朝贡贸易获利。
关于第一说，理由十分牵强，因为郑和七下西洋，但就建造数百艘船舶一项而言，历时二十八年之久，所费不赀，简直是笔天文数字，如果单单只是为了寻找一个逃亡海外的建文帝，似乎太小题大做了，何况这时永乐帝的政权已经十分稳固了，根本无法撼动，加上建文帝（明惠帝）生性优柔文弱，素无雄心大志，很难成就夺回皇位的大事。
此说只能是由于向视篡权为大逆不道的读书人、理学家，如方孝儒辈，因抱有对建文帝的忠君思想，而编造他海外逃亡说，来发泄对明成祖篡权的愤懑和抗议。所以此说主要诉诸情感，难以成立。
国防考虑说比较靠谱。基于北方蒙古对帝国国防安全的考虑，让一个伊斯兰教信徒的回回人郑和，南下到印度洋，联络阿拉伯中东一带反蒙古的国家，以牵制消除北方蒙古对帝国的威胁，应当是应有之义。还有一个动机，就是利用庞大的水师舰队，剿灭沿海海盗的骚扰，并追剿张士诚逃亡海外与倭寇勾结的残部，就沿海保境安民而言，也可以成立。
朝贡商贸说也比较靠谱，毋庸置疑，中国当然可以从中外的通商贸易中获益（据估计带回黄金至少20万两，白银上千万两，宋元两代市舶司收入的十几倍，参看田培林，《郑和下西洋的性质与所获财富的估计》）。但从郑和整个七次的海外远航事业而言，总的来说，由于明朝实行的是朝贡式商贸模式，中国为了施恩于外邦，中国赏赐的物品总是要比外邦朝贡的多得多，所以是得远不能偿失（据学者估计，每次约花银600万两，约占国家年收入2，400万两的四分之一，七年共计4200万两）。即使民间从事贸易活动，也是补贴性的交易，完全不是欧洲宗主国与殖民地的那种强盗式的剥削和掠夺性的商贸模式，将土著的财物用暴力据为己有，贩卖人口，奴役屠杀土著人民。这是中国仁道主义的外交文化传统，与西方霸道的外交文化传统截然不同之处。
追根究底，中国的外交思想，毕竟源自自给自足、无求于人的农耕经济文明所折射的仁道价值观，与欧洲凭借对外扩张掠夺的海洋商贸经济所折射的霸道价值观，有天壤之别。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崛起、互荣互惠等外交理念，都是这种仁道外交价值观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所作的近代诠释。
但最靠谱的是宣扬国威仁德说。此说有权威的史料可据，而且也符合中国历史上大有为的君王如秦皇、汉武、唐宗，均曾为此而拓疆开土。而且除了宣扬国威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就是在国力声教覆盖的地方，确立华夏济弱扶倾、近悦远来的儒家王道的天下秩序。用明成祖自己的话说，“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朕赤子”、“朕君临万方，体天为治，一物失所，时予之辜”、“朕祗膺天命，君主华夷，体大地好生之心以为治，一视同仁，无间彼此”等儒家的外交思想；史书说，“成祖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用郑和的话说，“及临外邦，其蛮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其寇兵之肆暴掠者，殄灭之”等这类治理中外关系的思想，不一而足。
要达到这样雄心勃勃的目的，如果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武力，是完全无法实现的。所以，明成祖投入庞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建造庞大的海洋舰队，就顺理成章，完全可以理解了。这才是明初郑和七次远航的真正的历史驱动力，真正的深层原因。
以这样强大的海军实力，郑和才有能力打击了斯里兰卡锡兰山国亚烈苦奈儿的统治，消灭篡夺王位的苏门答腊君主苏干剌，惩治海盗陈祖义，在东南亚确立一个基于中华儒道政治文化理念的和平繁荣秩序。
此外，还有一个明成祖可能是不足为人道的个人心理上的考虑。质言之，明成祖之所以要在国王宣扬国威，可能是要以此政绩证明他篡夺政权的正当性，是个替天行道的真主，正如唐太宗在宣武门政变取得政权后，锐意经略图治，以证明自己才是顺应天道的真龙天子一样。
这种对外活动，无法用经济的供需律来解释，而是一种自我肯定的心理需要的心力在作用。所以一旦这种心理需要不存在了，大规模的对外经略活动也就失掉了动机。
至于为何明成祖和郑和相继去世后，明朝的航海事业也随之嘎然而止的问题，也有各种说法，例如有运河说，认为1411年，运河重开，粮食可由运河输运，无需海运；有政府短视腐化说，认为宦官利用船只和水兵运输奇珍异品，遭到文臣的激烈反对，以致兵部的一些官员将郑和的航海档案文献资料，全部销毁，让后人即使要恢复航海事业也无从着手等，不一而足。
固然这些都是原因，但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消耗国力过巨，“国库为之空虚”，难以为继，被迫只好停止了。例如明成化年间，兵部主事刘大夏就坚决反对再下西洋的举措，理由是：“三保太监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万计，纵得珍宝，于国家何益？”不少大臣竟冒着杀头的风险，纷纷上书，将郑和下西洋的举措称之为“弊政”，必须停止。所以，刘这样的舆论氛围下建议“旧案虽在，亦当毁之，以拔其根也”，也就不奇怪了。刘的反对意见，在以儒家为治国思想主流的传统中国社会，很有代表性。刘的这番高论，清楚地解答了为何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档案，包括西洋水程，被全部付之一炬。此后的明朝直到鸦片战争为止，中国再无下西洋之举。
但是还有一个最根本、最深层的原因，就是根据历史力学中心力物力的互动律以及物质是第一性的唯物史观，中国的地缘结构和地缘政治决定中国历史的走向。质言之，盖数千年来，虽然中国总体上是个超大型的农耕文明（北方旱耕、南方水耕），但北方由于长期受到好战的边疆游牧文明的不断侵扰，形成政治主导中国历史走向的基本格局；南方由于长期受到相对和平的海洋文明的影响，形成经济主导中国的文化学术思想的走向。
这就是有的学者例如费正清（《中国新史》）、李四光（《中国周期性的内部冲突战》，见《中国科学与艺术杂志》，1931）等主张，一部中国史，从地缘结构上看，就是两部分的中国，即北方的大陆中国，和南方的海洋中国，辩证地交相互动的进程。
所以在这样的大格局下，标志海洋文明的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无法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蒙古人入主中原后，曾经想把农田变成牧场，彻底改变中国的农业文明，但以失败告终；于此可见，要改变中国农耕经济的结构，是绝不可能的。这是郑和开拓海疆事业，只能是主体农耕文明的点缀补充，绝对成不了主流，也是中国近现代中国社会主义，之所以可以绕过海洋文明资本主义阶段的基本地缘结构上的深层原因。厘清了这个地缘结构性的原因，明成祖和郑和的航海事业也随着他们先后去世而嘎然终止，走入历史，就好理解了，不会觉得突然了。
三、结论：五百年的文明大循环周期
综上所述，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1、人类历史的四个基本力与时俱进
历史地看，漫长的人类历史循着无数大大小小的周期前进，有以年计的，有以十年计的，有以百年计的，甚至有以千年计的。人类文明的四个基本驱动力，生力、灭力、物力、心力，遵循各个时代的周期，随着人类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积累，也在不断循着量变质变的规律，向前发展，从而将人类文明向更高的层次上推进。
500年前，由于欧洲各国的资源相对匮乏，天生物力不足，折射为贪婪、好战、侵夺、扩张的心力；然后在葡萄牙的带领下驱动欧洲向海洋谋求生路，活路，成就了西方的商贸资本主义文明；反观东亚的中国，则为一种相当富饶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生态环境，折射为一种保守、和平、互惠、包容、先人后己的仁恕精神心力，成就了中国的重农轻商的农耕文明。这是人类文明正反辩证互动的基本结构。目前人类历史正在循着中美两个杠杆、中美俄欧盟四极构成的人类历史史场结构中，辩证地向前发展。
目前人类历史正处于另一个五百年周期的开端。在欧洲史场上进行的这场如火如荼的俄乌战争，正是在这个两个杠杆、四个极点的世界史场中，所进行的一场涉及多方面、多层次的激烈斗争。一石激起千层浪，俄乌战争激起的一系列变化，只是个开始，其后续的发杂变化，有待观察。详情已超出本文范围，从略。
2、大航海时代的先驱亨利王子的功过评说
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来看，首先是将海洋变通途，启动了人类历史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将千万年来孤立隔离的世界，联系起来的先驱者，无疑是中国的郑和和葡萄牙的亨利王子。
早前的几个世纪，已知的人类文明版图，是三块大陆——欧洲、亚洲和非洲，分别由信奉儒道、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三大文明，各自发展，其他地方，大部分的非洲、尚未被发现的美洲，都是未开化的蛮荒之地；美洲，对中国人和欧洲人而言，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
改变这个人类文明版图，绘制人类文明新版图的，在东方是中国的郑和开的头，但有始而无终，后继无人；在西方，是葡萄牙亨利王子开的头，幸运的是，后继有人，葡萄牙的迪亚士、达伽马和西班牙的哥伦布（意大利人）、麦哲伦（葡萄牙人）等，发扬光大，将全球的一体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当然，其后更有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不断代兴，从而成就了欧洲和西方长达500年的、航海事业和资本主义文明的、彪炳史册的辉煌篇章。所以，就这点而言，必须给予亨利王子和葡萄牙点燃这个文明火炬者的先驱之功。
这是正面的贡献，但其海上殖民地和帝国主义模式，则是负面的迹近犯罪行为，其甚者则为灭族的违反人类罪行，应当予以揭示，并严厉谴责。
质言之，就是葡萄牙的航海家们，在亨利王子的主导下，在贪婪征服的强烈欲望的驱动下，特别是近代化的船舰火炮，利用先进的航海知识、技术，挡者披靡，征服印度洋上的竞争对手，奴役、迫害、杀戮非洲大陆上土著民族；掠夺土地、香料象牙等资源、金银财宝，残酷地土著人民，建立海外殖民地。然后将战利品运回国内，积累资本和财富，供皇族和贵族们挥霍享受，从而进一步拉大葡萄牙与殖民地间的富裕化与贫困化的血与泪的恶性循环—一种人类历史上新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模式。
继之而起的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先后崛起，取而代之，并分别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和利益，为西方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也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西班牙在哥伦布的主导下，向西横跨大西洋发现了一大片新土地，南北美洲新大陆；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靠海上转运货物起家，建立欧洲近代信贷银行等机制的资本主义体系；英国、德国则分别发动了第一、第二工业革命，成几何级数地释放自然界的物质潜力，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创造人类历史上空前丰富的财富；法国则独辟蹊径，发动思想文化革命，提出标志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所谓的布尔乔亚的普世价值观；美国继而发动第三、第四次产业革命，又更上层楼；从而西方完成了自1500年以来长达五六百年的近现代欧美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进程，使人类文明脱胎换骨，形成崭新的面貌，也积下了累累罪行。
不过，无论人类文明怎么发展，自然规律的天条是无法违背的；根据生灭律，有生必有死，有盛必有衰，当事物达到成熟时必然走向衰败灭亡；葡萄牙、西班牙帝国各领风骚一百年，但毕竟基本上由于本国的人口、幅员的底气不足；更重要的是，统治阶级将掠夺来的财富资源，尽耗于奢靡享乐，没有用于再生产，创造新的财富，而难逃历史的生灭律，走上衰微。所谓成也帝国，败也帝国，诚不我欺！
再从资本主义的内部结构而言，其自残式的阋墙霸权争夺，引发了自我毁灭的两次世界大战；而且目前正在欧洲发生的俄乌战争，宏观地看，也是欧洲文明在新的核战恐怖阴影下，一种新的自我毁灭方式，无可避免地将促使欧洲和西方文明进一步衰退。
再者，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近现代欧洲乃至全球范围内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加剧压迫与反压迫、剥削与反剥削的改革与革命斗争；进一步暴露资本主义的制度、精神、思想、价值吃人的本质，从而加速资本主义走向衰亡的进程。
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进程，历史地看，源自资本主义社会裂变而产生的社会主义，目前仍然处于幼稚的初期阶段，距离成长、成熟阶段，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这正是中国社会主义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
3、五百年而有王者兴--中国弯道绕过海洋文明、走自己的路
中国史家已经公认，1840年败在当时海霸大英帝国手下的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也就是说，中国在海洋跌倒，从此使中华帝国陷入长期挨打、受西方海洋文明碾压的悲惨境地。所以，就中华振兴而言，在哪里跌倒，就应当在哪里站起来。质言之，就是振兴大航海家郑和面向大海、傲视海洋的雄风壮志，使中国再度成为一个海上的大国、强国！
这是近现代中国人的一个海上的强国梦，一个宏大的愿景、愿景！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军事建设的重点，已经从过去的陆军转向海
军和空军。君不见，经过二三十年的艰苦努力，目前中国建造船舰像下饺子一样的快速，在质和量上，都已直追超级海霸美国，成为公认的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海军强国；甚至对成为海军强国标志的核航空母舰，中国也在急起直追。
假以时日，中国肯定在不久的将来，即可向海军弱国告别！
不过，必须强调的是，中国这次在海上跌倒的不仅是海军，而是其支撑的中国的农耕文明；质言之，不仅是中国海军挨打，更是中华农耕文明在挨打，相对于西方的工商文明而言，它已经落后了，停滞了，老化了，僵化了。所以单纯的军事现代化，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进一步使中国的农耕文明转型，彻底的现代化，脱胎换骨，才能在海上真正地站起来，真正实现中华文明振兴的宏伟目标。
可喜的是，新中国自1949年立国以来，在中共的领导下，绕过西方利字当头的资本主义文明，在近代生产力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辩证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传统中和平、先人后己、克己奉公、济弱扶倾、天下一家的仁恕大同价值和理念，汲取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消除阶级剥削、奉行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的智慧，综合创造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具有中国特色和风格的更先进的新文明，即具有中国特色和风格、顺应时代潮流的新社会主义；其核心内涵是，在国内，奉行民主科学正义平等、工农商并重、共同富裕等价值理念；在国外，则标举和平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天下一家、互惠互荣、共同富裕等终极价值理念。
所以，从终极的价值和理念来看，它超越了资本主义，势将成为全人类追求美好未来的目标。
质言之，因为其主导思想，既像资本主义一样，依靠科技，创造财富，但更重视分配；既追求自由、平等、人权的价值，更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所以，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是迄今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
值得强调，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俄乌战争，是西方文明进一步衰退的征兆；最明显的标志性征兆，就是缺乏海洋文明、资本主义当初的活力和创发力；在这次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彻底打倒削弱俄罗斯，竟然倒行逆施，无所不尽其极地对俄国实行没有底线的制裁，竟然摧毁当初资本主义制度和机制赖以确立的金融信用、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等基本价值和信念；并逆流而动，悍然切断人流、物流（能源、商品的供应链）、资流的不可逆转的全球化大势。
这完全是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极端措施，兆示西方500年来建立的西方中心的霸道世界体系，正在以自残甚至自杀的方式崩塌；有破则有立，一个新的由中国主导的、共享人类文明进步果实的仁道世界新秩序正在形成之中，或将取而代之，引领人类未来文明。
诚如孟子所言，五百年而有王者兴，大哉斯言！从1500年至今正好五百年，该有新的王者代兴。 风云际会，这次的俄乌战争，从中国人观点来看，天佑中华，为中国继2011年911事件之后，带来以下又一次的大好战略发展机遇；一是饱受西方祸水的近现代中国，头一次看到祸水西引，战火在东欧大地上燃烧，很可能扩散至乌克兰境外；二是具有无限潜力的中俄两个大国，不仅北方无战事，把不愉快的历史恩怨情仇，暂时放在一边，进而在军事、经济（能源等）、金融（去美元化）等领域，紧紧抱团合作，以应对西方之打压挑战；三是西方（广义则包括俄罗斯、乌克兰）全面内斗内耗，例如俄乌的斯拉夫民族内斗，俄国与西方（包括美国）的内斗，欧盟各国的同床异梦，各怀鬼胎。而东方的中国则相对地无烽火硝烟之灾，平安无事。
但令中国人或许最感欣慰的一个最重要的国际格局的变化，就是俄乌战争是在一种崭新的—中美两个杠杆、中美俄欧四极（或两超四强）--的国际格局之下进行的；显示这是中国在近现代头一次真正依靠自己的整体实力（不是像在毛泽东时代单靠毛泽东个人的威望及其思想）走上国际政治舞台的前沿，从而享有足以左右国际重大事件的话语权和威望。
这就更加显示海权的重要性了；君不见，美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颐指气使、君临天下、为所欲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在马汉海权思想的指导下，仗着她拥有十一艘核子航母的绝对海权嚒。
历史地看，美国的霸权不过依然是延续500年前葡萄牙首先树立的西方海权的余威，并无新意。这个老旧过时的大国博弈的规律，必须打破，否则世界“苦美久已”的局面就永远无法扭转。
最后值得提醒国人的是，随着中国一跃而成为国际超强之际，中国人的心态却严重滞后，跟不上时代潮流，还残留着昔日半殖民地时代事事不如人、低人一等、逆来顺受的卑微买办心态，完全缺乏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已有西方媒体这样看待中国）国民应有的自信、自尊。以蔡英文、赖清德为代表的台独教父李登辉的徒子徒孙，就是不肖炎黄子孙之尤；没有出息、已经忘本的蓝党，在这点上，与绿党半斤八两，不遑多让。历史将会站在中华民族的高度，对他们做出公正的评说。
特别在此呼吁：端正国人的弱国心态，告别买办的日子，做个昂首挺胸、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此其时矣！
这种思想上否定自我的“革命”只是消极的作为，积极的作为应当是，海内外的炎黄子孙亟应奋起，把握好这个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为实现人类命运与共、互惠互荣、共同富裕、嘉惠世人的大同黄金时代的美梦，而共同努力，促其早日成为现实！从而告慰近现代无数为此奋斗的英烈于在天之灵！
202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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