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年经济与金融政策之我观

　　03年朱总理卸任时曾告诫下届政府要防止地产过热，但温总理上任后一直以政府主导的地产投资与基建来拉动内需，李总理继任后仍釆用温时代政策，长期的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内需致使经济结构畸形发展。

　　国企用人制度就得国有企业与国有金融机构内部形成公权力代表者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导致垄断金融机构在权力寻租下的投资偏移，使投资消费二者结构失衡，产生资源错配下的资源过度利用或浪费，这是国企产生不良债务的一个体制因素。行政机关与国企领导位置平级互换的这种用人制度必然导致国企以领导价值观为核心追求短期效益，使得国有企业集中大型投资，从短期来看，这种投资力要大于市场消费力，这种投资超出消费的部分即表现为国企不良债务风险，这也必将表现为金融机构不良债务风险，这种风险在垄断二元结构下转入民间金融，即出现民间债务危机，在二元垄断的金融管理体制中再采用非法集资工具强制清理这种债务风险，就会将风险直接转化成对民间资本的收割，造成对社会公众利益的损害。非法集资工具对民间资本的收割使得社会消费力被削弱，进一步扩大了宏观经济中投资消费结构失衡，进一步扩大经济危机，将得风险再传导致民企，国企也会受到这种宏观危机影响，使得国企与民企不良债务风险又扩大，二元结构下再次发生风险转嫁和对民间资本的收割，由此恶性循环，危机步步加深。国企改制中用人制度也需改变，在计划与市场并存的经济体制下，政府主导的投资会引发后续债务危机，不能有效管理政府投资行为，将不断衍生出系列债务风险，发展民间金融却不前置管理保护民间金融，民间金融就无法被平等对待，无法平等地与国家金融机构一起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金融风险管理有机整体，只会形成国有金融机构向民间金融机构进行风险转嫁，在民间金融活动中采用非法集资工具强制清理被转嫁的金融风险，最终造成金融风险失去有效管理，直接转化为社会危害，影响到基层民众财产安全，也大大削弱基层消费能力，影响到社会消费和投资消费结构平衡，不利于经济持续发展，就易导致经济与金融危机。而在经济与金融危机中，更应积极应对与处理这种二元结构风险转嫁，从根本切断风险转嫁，从源头上改变长期以来这种金融风险的机制。民间金融债务危机不宜采用非法集资刑事手段来强制清除民间债务风险，要用经济与金融调控的手段来化解这种债务危机，需要立即停止非法集资工具在民间金融领域的应用，要转变金融系统债务风险管理模式，平等对待民间金融，消除二元结构差异，对民间金融开放国家征信，对民间金融实施严格地利率管控，需要对民间金融实施前置规范管理，建立二元结构平等共担风险的模式，建立金融系统统一的债务风险管理机制来代替过去十多年的债务风险转嫁与非法集资刑事打击强制清理金融债务风险的模式。

　　在全国地产热的局势下，地产项目审批存在权力寻租、权力干预市场，腐败导致市场调控失灵、重复投资、资源破坏性投资、重拆重建投资，造成资源浪费。政府主导下投资基建与棚改，促进全民就业的同时，过度投资地产与基建造成产能过剩，银行的地产抵押放贷推动银行对地产业高杠杆放贷，投资结构失衡不断加大，产能积压日显使得银行不得不对地产业压缩放贷降杠杆。08年结构问题已日显，全球经济危机中为追求经济增长保就业，温总理用4万亿元投资计划刺激市场拉内需，政府主导性投资使投资消费结构失衡问题日趋严重，4万亿元投资一时拉动资源、能源、人力需求，虽暂缓危机问题却也为日后产能积压、库存无法变现导致银行不良债务扩大埋下隐患。

　　98年危机在03年后虽有所缓，但03年之后至08年温总理的政策导向与朱时期相反。温总理开放民间金融来搞活市场，却又放弃了对民间金融进行前置管理，没有改变国有金融机构与民间金融机构的不公平待遇，二元结构下国有金融机构垄断国家征信，拒绝将民间金融纳入国家征信系统来规避风险，不对民间借贷利率进行管控而放任其利率自由，又成立非集联席会议对民间金融机构中的融资性集资进行“非法集资”监测、认定和打击，这就不可避免民间金融被风险转嫁，非法集资对民间金融债权债务关系的强制清除使得民间被当作国有金融机构和银行不良债务风险转移化解之地，非法集资在08年经济危机后成为收割民间资本转移和化解国有金融机构和银行系统不良债务风险的工具。

　　2012年之后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导致投资结构偏移致使库存无法有效在市场变现，产生流通阻滞，银行不良债务风险因此加大，银监会逐渐开始利用非集联席会议机制、利用民间金融政策和非法集资工具转嫁清理金融系统风险。2008年至2012年是民间金融与非集陷阱日渐完善之期，2013年换届后李总理又持续了温时期经济政策，这种投资拉内需的策略使经济结构失衡更加严重，银监会非集联席不断转嫁清理国有金融机构不良债务风险造成民间资本被收割，影响到民间消费，使得去库存更加艰难，经济危机日趋严重，金融机构风险日增，非法集资转嫁清理风险与对民间资本收割也与日俱增，民间消费被日益削减，投资消费结构失衡日趋严重，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如果继续由政府主导以投资拉动内需，继续用非法集资工具转嫁金融风险，无疑将会使经济与金融危机持续恶化下去。

　　在过去10年间，非集收割民间8~10万亿（个人粗估数据，无法实证），约占GDP8~10%，按8万亿计，可去库存8万亿，而这8万亿正是因库存无法转化为货币而在银行产生的不良债务。所以，非集收割清理的8万亿不良风险原本可以通过市场与经济领域的调控以经济手段得以化解。非集收割工具就取代了经济管理与金融管理直接将经济领域的库存积压与金融领域的通货阻滞以不良债务风险形成由国有金融机构转嫁给民间金融机构，最后以非法集资打击转化成了对社会公众财产损害。实际上投资结构失衡情况下无法通过政府主导的投资来解决消费去库存，需从源头防控投资不平衡问题，正如03年朱总理所告诫要防止地产过热。今天的金灾正是过去十多年政府主导投资的经济政策下，不断用非法集资工具转嫁清理金融风险而产生的社会问题。

× 红歌会网 SZHGH.COM

感谢您的支持与鼓励！
您的打赏将用于红歌会网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传播正能量，促进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