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刘继明老师的《黑与白》，真是被深深的震撼了，该部作品堪称史诗，结构宏大，构思巧妙。单单就人物塑造来说就很有特点——每一个人物，我们几乎都能在生活或我们熟悉的历史中找到某个人的影子：比如老厂长王胜利，使我们想到我们这代人熟悉的《三口大锅闹革命》中的主人公刘胜；宗达使我们想到瞿秋白；陈沂蒙的前改革明星，后又被人称为保守派代表（其实从书中的描写来看，他应该是始终如一的社改派），使我们想到了某个人，但他的个人和家庭经历又像另外一个人；东钢想到通钢；小产权别墅又让人想到了写日记的人；老一辈革命家韩英和红虎的形象，让我们感到了作者在向本省的红色经典《洪湖赤卫队》致敬。；尤其是书中的主要人物宋乾坤的参加革命杀己父的行为，让我们想到当年有人因为和父亲的小妾私通，被发现后逃进了革命队伍的情形（我还想到我们邻居有一个离休老干部，就是因为年轻时用枪打鸟儿误伤了人，以为人死了就逃跑了，结果参加了八路军，解放后成了干部。回村后却发现那个当年那人当只是受了点儿皮外伤。当然，这事儿听起来好笑，但是每个人参加革命的动机不同，很多并非是基于崇高理想，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而宋乾坤的杀己父夺人妻的狠劲儿（当然这个夺人妻是存疑的），也使人感觉到了“举重若轻”、“钢铁公司“、”横下一条心“的味道。
作者的精巧构思让人遐想，甚至当我看到宋晓帆的第一任丈夫的名字的时候，还觉得作者是不是又拿晓庆姐姐涮了一把。甚至在主人公王晟身上，我们这些六零后也能找到共同的心路历程。但是小说毕竟不是历史，也不是事实本身。书中的每个人物和我们熟悉的原型都有差异，是真正的“脸在山西，身在河北“、”熟悉的陌生人“、亦或”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是一个‘这个’“。就连年代都不能十分明确，解放前的有确切的年份，解放后的除了有一年我能确定在2001年以外，其余都说不准精准的年份。但也不是没有范围，比如王胜的毕业时间，我们可以确定为1986到1987年，这样可以挽回追溯他的岁数，但精准的年头儿不好确定。这又使我想起来了《红楼梦》的没有确切年代可考的”狡猾“之笔，不觉叹道：这才是真正的文学啊！是的，这才是真正的文学。真正的文学就在于，就在似与不似之间，是写出人人心中所有，人人心中所无的事物。
下面我就在作者描写的多个“这个“中间挑选几个略加分析，不足之处还请各位老师和同志们指正。
首先我想谈谈宋乾坤，书中很多情节都暗示宋乾坤是一个叛徒、变节者，但又没有一个千真万确情节来描述他的叛变。不但骆正的怀疑，就是前军统人员的回忆录，也没有完全肯定宋真正背叛了革命。倒是国民党的所谓“木马计划“让人觉得有些可能性存在，但如果是想让宋这一类人”灵魂深处爆发颜色革命或者爆发反革命“，那真的还需要什么”木马计划“吗？或者说他们头脑中那些足以蛀空我们红色江山根基的东西，还需要以“爆发”的形式呈现吗？他们只是不断蜕变就够了！如果没有”木马计划“，宋这类人也会“蜕变”，那老人家的”第二件大事“还是”错误的估计了形势“吗？六零后的我当年总是对1970年代初期电影中的某些叛徒的形象存有疑问：为什么一人一旦叛变，就对原来的敌人那么效忠？即使到了高位也要自觉地为对方服务。比如《创业》中的冯超，都爬到了油田会战副总指挥的位置了，还要千方百计的破坏会战，又没有人用手枪顶着腰眼儿让他去干。用现在的话说，不是脑子进水了吗？其实这只是相对于千姿百态的社会生活，艺术的表现手法相对贫困的现象而已：要把几十年上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思想发展脉络归结到短短的两个小时，达到用先进思想教育人民，确保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效果，真是勉为其难了。
与其说宋乾坤们是在“蜕变”不如说是“坚守”，因为在他们虽然人在“为人民服务”的旗帜下，但满脑子还是利己主义的思想，他们的世界观根本就没有改造好；他们参加革命的目的，不过是要向抢他心上人的老子报“夺妻之恨”，是一种“公报私仇”，其实骨子里他和他老子的本质是一样的（这一点有“木马计划”和骆正的怀疑他出卖了宗达和凤凰岛上的军区机关及其总医院以及他后来娶了宗达的外籍夫人安娜作为佐证），所以他对家族修订具有封建特色的“族谱”，并把他和他父亲都列入家族中可以炫耀的重点人物，没有表示丝毫的疑义。当他一旦身居高位马上就拆掉中学建起了有特权色彩的别墅区，供他们自己享受。这就让人想起了当年叶文福写的《将军，不能这样做！》，这首诗后来被批了，但它是以革命的语境来谴责某“当年惨遭‘四人帮’迫害的高级将领，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竟下令拆掉幼儿园，为自己盖新楼“的行为的；但后来作者的立场变了，语境也变了，成了自由化的诗人，而且还在诗中对老人家大不敬。把这个诗人及其同类推向对方阵营的正是当时掌握权力的宋乾坤们！值得回味的是，当宋乾坤从省长位置退下，虽然还住在他用前程换来的别墅之中，但境遇却是每况愈下，就连冬天的供暖都没有保障；而处在他当年的位置上的新贵们，当年可都是他的下属啊！但是他们却没人关心他的冷暖，这倒也符合他们这个集团的特征：不管你当年是黑猫还是白猫，如今你已经是一只过气的老猫，有什么不舒适就自己克服吧——这就是没有永远的上级，只有永远的利益吧（简单地说就是“人走茶凉”）！反倒是他对头“小个”的思想传承人陈沂蒙才给了他些许的关照，真是令人唏嘘。
宋乾坤就谈到这里吧。
我们再来看看武伯仲和杜威这对实际的父子。
当我看到杜威这个名字的时候，头脑中的第一反应就是胡适之先生的老师，美国实用主义大师——杜威。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庞杂宏大，但到了咱们这似乎就剩下了“（对我）有用即是真理”，“不管我偷吃不偷吃主人的鱼，但我抓住了老鼠，我就是好猫”——这就是中国杜威们的处世哲学，《黑与白》中的杜威更是把这一切发挥到了极致：为了个人的肉欲，他竟然想非礼朋友宗天一的妹妹顾筝；为了个人的前程，他又出卖了同学王晟；以至于后来他和他的生身父亲武伯仲一起气死宗天一、陷害王晟并将之送进监狱、强拆凤凰岛、隐匿梦菲母女、杀害聂长海诸多罪行以及各种融资投资、房地产开发、小产权别墅以及通过上述手段搞权钱交易的各种“业绩”，无不是他的实用主义人生哲学具体实践。杜威干起事来可谓心狠手辣，毫无底线，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有一个生身父亲兼教父的武伯仲，是武伯仲从他小时候起就用他那套极易操作的实用主义思想精心地教导和抚育了杜威，才有了杜威后来的所作所为。武伯仲，应该有“无伯仲”之意，但他究竟是要和谁“无伯仲”呢？我觉得应该是和宋乾坤和洪太行——一个是退休省级政要，一个是“地下组织部长”——他们都有很强的影响力，但武伯仲和他们相比却丝毫不逊色，甚至比他们更有传奇色彩——他有一些中医药的知识，治好过一些疑难杂症； 进而以此为此本开始装神弄鬼，骗财骗色；有了大量的动产和不动产以及大量的情妇和私生子，虽然表面上他是孤身一人，但实际上他是一个繁盛家族的老太爷，而且他身体一直非常强壮，没有什么毛病。如果没有表面看起来弱小却代表了正义的王晟和顾筝这两块小石头跃起一击，给他这口大水缸砸了一个窟窿，他被迫李代桃僵用生命保护自己的亲生杜威而坐化“灭盘”（对，不是“涅槃”是“灭盘”），他至今可能还在装神弄鬼呼风唤雨了（其实也未必，几十年来多少“大师”都进去了）。别来无恙否？天堂或者地狱里的武大师，您还好吗？地上有这么多您的基因传承者，但是有几人是继承了你的衣钵的？你还在信奉那种“人就应该分穷富贵贱，剥削压迫有理的”理论吗？你还认为人类社会只是循环往复，而最终还是私有制来终结人类社会吗？而我们则相信“人类的最后时代是喜剧，这个喜剧就是共产主义”，孰是孰非那就看历史的走向和人类的智慧吧！不过我也可以告诉武大师一个必胜的“秘诀”，那就是停止你们给自己的阶级培养掘墓人的吃人行径，让田青青和梁天们没有产生的土壤，可是你们这个阶级能做到吗？
既然已经提到了田青青和梁天，好像就该谈谈他俩了，但我们还是按照人物的出场顺序先谈谈洪太行和陈沂蒙吧。
陈沂蒙与洪太行他们俩共同的特点都是红二代，一个”沂蒙”，一个”太行”，俩人的名字都是他们父母为新中国的建立战斗过的地方。虽然一个是山东，一个是山西，但我并不认为有什么“东风西风“之喻，那样岂不成了某些人研究《红楼梦》那样，进了考据学的迷宫了吗？因为无论是太行，还是沂蒙，都象征了革命血脉的传承。但是确实他们后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也都是双方阵营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他们成了”洪爷和“陈旋风“，虽然他们当年都是”强小兵“（描写北京知青内蒙草原插队的小说《铁旋风》中的男主角）。顺便说一句，当年三大直辖市都出版过描写自己城市知青上山下乡的小说：上海是《征途》，男主角是钟卫华（以金训华烈士为原型塑造）；北京是《铁旋风》，天津是《草原新牧民》，男主角叫赵清明。正像《黑与白》里的男主角儿王晟在监狱里给那个年代的图书造册所揭示的，那个时代文学作品并不贫瘠。本人就看了不下百十部小说，还有画报，连环画若干。接着说他俩，他们俩都是改革派。但一个是把改革作为自己聚集权力和财富的工具，一个是把改革当作造福人民的工程，即一个是资改派，一个是社改派。究其原因，十分复杂，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洪爷的思想深处，就是要想出人头地，要借祖上的余荫，让自己升官发财。文革开始时，他打老师，下乡后，他积极上进。甚至在能在零下30度的冰天雪地之中趴一个晚上，但关键时刻又总是不能坚持到最后。他的双腿失能，与其说是生理原因，不如说是心理原因。最后，他只能坐在轮椅上，在幕后“叱咤风云”。也预示了他所代表的那个利益集团，已经丧失了站起来的勇气和能力，只能依附在以白文为代表的外部势力的卵翼之下，靠人家的庇护，出卖自己的民族利益而讨点残羹冷炙。他成为不了曹操那样的”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只能是把上面的指导思想发挥到极端来浑水摸鱼，所谓”土改杀富农，跃进搞浮夸。反右扩大化（这个宋乾坤就干了），文革抢打砸。为了一己利，能卖爹和妈（狭义的爹妈是洪虎和韩英，广义的爹妈是人民，是老百姓）“。他表上是强大无比的“洪爷”，但不过是借助了父母的关系而将其发展到了极致，是他们这个利益集团关系网的一个节点：其他人都忙于捞取权力和金钱，而无暇疏通各方面的关系，而他因为坐上了轮椅不能直接奋战在“一线”，又有父母逝世后组织上没有及时收回九号院及里面的电话的便利条件，于是他瞅准时机用此发展了自己的关系网，成为了他们那个利益集团的太上皇、地下组织部长。但是他貌似强大，对待别人就像手中的棋子，实际上他何尝不是别人的棋子呢？别人对待他不也就是个利用吗？远的不说，他连自己的妹夫都不能从心里搞定，也不能让自己甚至自己父母的血脉有一丁点的传承，他内心的落寞可想而知。
而陈沂蒙的与洪太行的不同在于，他没有忘记初心，无论处于哪个年代，他都没有忘记自己乃至自己的父母是从哪里走来的，是谁养育了他们和自己。当然，作者没有人为的拔高这个人物，他只是在自己所能承载的压力下，负重前行，而且在主流阶层也是身单力薄，甚至连自己的妻子都不能管住。所以他也只能是“陈旋风”，力量还不能与洪爷的“飓风”抗衡，但是只要他能够换个角度，眼睛向下，就能在当今的社会里找到无数的梁天和田青青；就会一步一步地整合和积蓄健康的力量，实现自己的初心。如果再能够体会到老人家当年让他们“上山下乡”的苦心就更好了，陈沂蒙们毕竟是和工农群众结合过一次的，再结合一次也未必不可。
下面我们就谈来谈一谈田青青和梁天。
在谈青青和梁天之前，我们还要说一说田芳，田芳是主人公王晟的学生亦或初恋。她是那样的善良与无私，以至让人怀疑他是否属于这个时代。但这样的人虽然是凤毛麟角，但他们确实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之中。田芳是凤凰岛小学老校长培养起来的，而老校长又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有他传承给青青的《共产党宣言》为证，当然还有他出身经历和阶级基础（这里不展开了，看过《黑与白》的人都能领会，不能领会的去看《黑与白》）。所以田芳身上就有很多优秀品质。她吃亏在前，享受在后，为了他人的安全和学生的学业，不惜放弃个人前途，也不惜把自己置于危险境地。而在爱情方面，她不敢向心爱的人表白，而只能在日记里倾吐，这是她的女孩儿的羞涩。虽然最后她陨落了，但她那不是无谓的牺牲，而是一种“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升华——他的侄女田青青就是他和老校长精神的传承人。
田青青和梁天是新生一代的先进代表，我在网上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到过几个这样的年轻人，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在宣传着公平正义，他们影响力很大，我很多邻居、同学、同事，很多故旧新交都或多或少的转发过他们的视频，而这些人原来基本上都是“养生爱好者“。又扯远了，再谈梁天和田青青。田青青是田芳的侄女，是田芳生前精心呵护的幼苗（提起“幼苗”，我又想到了1970年代谢晋导演的《春苗》中的田春苗 ，那“迎着风雨长，挺拔更坚强”的歌声又在耳边响起）。田芳遇难后，青青又在老校长的培育下成长起来了。老校长保存的《共产党宣言》，她已经耳熟能详，能大段的背诵，这才会在大学的”马会“里吸引了来自农村小镇的梁天。而梁天在她的影响下（尽管还显得幼稚）也是成长迅速。小说的最后，他们一起和梁天的姑姑顾筝去接出狱的王晟，预示着知识分子中的健康力量会进一步整合，会在将来的社会变革中起到不可预想的积极作用。当然，他们要想有所作为，还必须要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与工农相结合。这方面，田青青是他们中间的先行者：就像当年的恩格斯一样，她进工厂与农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不知现实中的田青青们今可安好，无能的我只能祈求他们平安），了解到了当今社会的”工人阶级的状况“，作者还在这里借女工阿英的《断指谣》写出了李成瑞老人的《千人断指叹》，让读者见识了什么是血淋淋的现实。
而在代表知识分子健康力量的几个人会面的同时或稍早，是”陈旋风“从东江省委书记的位置上调离了，”洪爷“也在策划着新的东山再起。好像一切都归于了沉寂，但一切不会归于沉寂。太阳有落有升，也会被乌云遮住。但太阳的能量永恒，永远不会在人间消亡。天上即使看不见，地下依然存在，地火依然（这是一位九五后女孩儿的视频号的名字），不舍昼夜，不分阴晴。
再说一说我对书名《黑与白》的理解，记得那场运动刚刚宣布结束的时候，许多在那场运动中的曾经紧跟形势的文人，开始又一次地“紧跟形势”，甚至在语言文字方面还“引领”了形势——他们提出原来的非黑即白的思维方法是不对的，人应该是多采多姿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而不是非彼即此的黑与白。他们那套理论确实也符合那个时代的特征：农村刚刚分田到户，几年不收公粮（吃以前的储存粮、战备粮），所以人不仅吃饱了，还喂了许多猪羊鸡鸭；城市工人工资之外也拿到了奖金，个体户们也东西南北地跑倒腾货物，看到自己每年的进项，都要“没事偷着乐”。李焕英们还能在厂里组织自己的排球赛，孙少平们还能和田晓霞们谈情说爱…….但可惜这一切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昙花一现，是上个时代的落日余晖。事物的发展规律不可阻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几十年后社会上又形成了黑白分明的局面，于是才有了这部小说。
以上就是我在快速阅读完《黑与白》之后的一些感触，及挑出小说中的几个人物形象来谈一下读后的感想，属于急就章，十分不完善。但我愿把自己的感受汇入所有爱读《黑与白》的读者的感受中。让我们对这部小说的热爱，去影响世上善良的人：让更多 的人知道有这么一部文学作品——它对人间的苦难没有背过脸去——从而感兴趣接触它，阅读它，并与之产生强烈的共鸣共振，让这些共鸣共振的机械能转变成热能、光能，让我们的社会温暖和光明起来。
附记：
写到这里，文章本该结束了，但是我还有几句话想说，这就是读刘继明老师的《黑与白》，让我想到了路遥老师的《平凡的世界》。在我没有看到马社香老师的《前奏——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之前，我最喜欢的书就是《平凡的世界》。在我读过《前奏》之后，我的思想转变了，与《平凡的世界》的主题立场不符了。但我仍然不能将《平凡的世界》忘怀，它的人物，它的文笔仍然在感动着我：这是因为路遥老师那种对人间的苦难没有背过脸去的情怀是真挚的——他确实想为农民鼓与呼。在上述情感的驱动下，2009年左右我写了《写给路遥》，发表在《毛泽东旗帜网》和《乌有之乡》网上（可能别的网也转载了，结果乌有后来又从其他网站“转载“了一次）。前两年又写了一篇关于《平凡的世界》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的文章（原题目是《毛泽东时代的落日余晖》，发表时改了题目，其主要内容就是《平凡世界里》的人物之所以有高尚品德和美好情怀，就是因为他们青少年时期成长于毛泽东时代）发表于乌有之乡和红歌会网，还被乌有的公众号发表（下面还有很多人打赏），但没几天就被乌有网删除了（后来公众号也被企鹅屏蔽了，不知红歌会网上还存在否）。问人说是文章立场有问题，路遥不应被歌颂。其实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的主观立场虽然不与我们相同，但因其是现实主义作品，里面的内容却是有很多可以为我借鉴及引用的，如分田到户时一根牛绳”也要剪成几段儿“的现实，描述了此举对于生产力的破坏；分田到户后田四田五的困境；农村的二流子金富成了犯罪集团的“老板”；烧香拜佛的人多了以至于要建庙；孙少安为了自己的业务，在县城里请钱光明吃饭；本来是改革派的张有智却因为嫌自己的官儿小消极怠工，而本来是”余孽“的周文龙却勇于挑重担；同情四五运动英雄的女青年，改开后却玩起了婚外情。而曾经气质磅礴的诗人，成为了缩手缩脚的小市民。那个叫古风铃的公知，也只是一个玩弄女性的骗子和为了一把茶壶就给报社写了好几篇读者来信的猥琐男人。
路遥是1988年完成的《平凡的世界》，书中的结尾时间是1984年，路遥给出的解决农村乃至社会问题的药方是孙少安这样的“好财主“勇于担当。路遥让他建起了小学校，让他把弱智青年田牛儿弄到厂里干活，让他给父老乡亲安排着很多工作岗位。但现实中的”孙少安“们却并没有担当起这一重托：后来揭露出来的那些个黑砖窑，就是专门儿把弱智青年送到窑厂干活儿，只给一点儿食物，拼命压榨。几十年后农村凋敝了，而路遥也早在1992年去世，很多事情都没有看到。有时候我就会想到，如果路遥现在还活着，他将怎样看待这个”平凡的世界“，他对人间的苦难直面的性格，他会对这些无动于衷吗？而他的《平凡的世界》，难道就真的只有对流行的东西的赞美而没有批判吗？难道他关于纪念碑、纪念堂的一段描写真的是恶意攻击伟人吗？如果真的这样，那怎么理解他在描写伟人离开时，他笔下的主人公们的悲痛之情？那种悲痛之情难道是在表现他们的愚昧？这与全书的风格和主旨不合！当然，路遥已去，我们不能推测他若活到现在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但《平凡的世界》摆在那里，《平凡的世界》读者也在那里，我们难道不应该为了大部分是底层青年的读者而来仔细分析一下《平凡世界》的思想内容吗？难道我们不该揭示《平凡的世界》的主人公的高尚品质的源头吗？难道我们不该分析路遥老师的创作思想、创作方向吗？只是由于他1988年的思想和我们现在的思想不合拍就一棍子打死吗？如果那样，咱们都应该扪心自问：1988年的时候，我的思想觉悟是咋样的？
不再写了，省的人说我借写评论带私货，其实写读后感这类东西，或多或少都会有些私货，因为有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
【文/曲折与光明，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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