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上来说，所有的的小说探讨的都是人的社会关系。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就无所谓道德正义权利感情和利益分配。高开的网络小说，立意都非常之高。文笔和叙事架构比绝大多数网络小说优秀只是基本的技术要求。更重要的是，它的思想内涵，这才是一部小说的灵魂。高开后低走甚至弃文的小说，无论作者用何种借口，比如没起大纲，审核限制，没有灵感了等等，真实的原因，其实都是因为作者挑战了一个几乎不可能的问题，一个古今中外几千年来连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如何实现公平公正的社会。
高开高走的小说们探讨的目光停留在过去和现在，而高开低走的小说作者们，心中的沟壑是人类的未来。作者们找不到答案，这不怪他们，因为目前为止，貌似也没有小说作者能做到。哪怕大咖刘慈欣，他的作品看起来科幻未来感很强，可是里面装的酒，仍然是丛林法则。
挑战失败，这几乎是从网络作家起笔时候就注定的。网络小说是平民的写作，是中国人民创造且独有的（这个话题可以另外论述）。小说是现实的折射，所有艺术都是当代史。我们身处在怎样的时代？当今世界生产力是人类史上最高的，物质及其丰富，但是却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新冠的2023年，贫富更加悬殊。明天会如何？平民的出路在何方？
1976年以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五十年即将过去，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自我怀疑。当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1%对99%资源的争夺。这是一个看似矛盾的世界。然而，矛盾是世界运动的动力。这一点在教员的《矛盾论》里已经有了充分阐述。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存在着至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就拿细胞来说，如果没有正负离子，就不会有细胞活动。电脑没有0和1，就不会运行。教员这本经典之作，是古代阴阳学说在政治哲学中的运用。阴阳学说脱胎于二元论，太极图之古远不可考，它最初是从先民对日影观察而来。这种相对论文字上最早见于科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老聃的原文。“万物抱阴而负阳，中气以为和。“，“天下皆知美，为美，恶已；皆知善，訾不善矣。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邢也；高下之相盈也；”“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人坚强，仞坚强。”“反也者，道之动也；弱也者，道之用也。”“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孰知其极？”…
阴和阳是世间万物规律法则“道”的基本体现。阴阳互相对立，渗透，转化。无数的相对事物和中间，过渡状态叠加混合，形成了变化万千的大千世界。顺便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出土的马王堆帛书老子，是和一直流传的唯心论，神秘主义的《道德经》是不同的。剥削阶级推崇唯心论，反对实事求是。
小说创造虽然不是在搞科学研究，但是若脱离现实基础，便成为无对象的空想，走向虚无。基于对现实的苦闷宣泄的激情写作，若不能对自己从生活中得到的感性认识进行判断推理的理性思考，又只能成为盲目的写作。绝大多数网络小说都不会在后世流传，艺术作品都是大浪淘沙要经历时间的洗礼。对历史进行虚假创作的包括金庸小说都不会流传后世。更何况已经在敲门的人工智能，会淘汰掉所有恰饭吃的作者。小说写作最后会成为真正的发自人类内心的创造。
有句广告说你负责想象，我负责实现。小说家们是社会中最具有想象力的群体，可以给人们提供各种可能性。文字是交流的产物，具有影响思维的威力。一个人赤条条来到这个世上，又赤条条走，他所拥有的最大的改造世界的力量，就是他的精神世界。人的意识（可以扩展为人的认识）分为无意识、潜意识、下意识、上意识、精密逻辑意识（即人的意志或人的思想主义）。然后是具体的逻辑过程。或者称为人的思维过程与方式。一个人，他的认识、学习、意志三个部分，构成了他这个人的思想动力。再加上他的行为实践，及其与认识、学习、意志的复杂互动，就构成他的全部活动。认识几乎会决定他的行为起点，学习几乎会决定他的行为的变化与调整，意志几乎会决定他的行为的取向进而方向。非不为也，实不能也。非不能也，实不为也。时也运也命也。
现在脱产者多了起来，玩文者有了一定空间，可是却又没有找到人的发展与全面解放的正确道路，只好回头去玩儒家了。那些脱产而自由者，本应该把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智慧用于开拓用于创造，可是现实的是，他们都用来干什么了呢！多是纨绔二世祖暴发户般的作为了。为什么不能正面积极向上的方式，而非要反面消极倒退的方式？他们否定人的分化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只会向后看并且机械顽固教条的使用旧的成熟却不符合新的变化了的事实的老套办法，不会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创造新的办法，因为他们方法论和认识论都有问题都是错的。
在国家形态出现以前，人们的核心内容是生育、存活、简单生产、简单生活。在国家形态出现以后，国家作为明确的系统了，然后作为系统，就有着系统内在的要求，主要是稳定和人口扩大的要求。人的分化则是作为系统的基底背景，也是人要解决的基本矛盾。人的分化，其实表现形态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具体表现出反面消极倒退和正面积极向上以及介于中间的状态的三大类形态。在基底背景上来产生并解决人的分化矛盾，又要满足系统的稳定和人口扩大的要求，于此，产生各种方法并至于各种理论、思想和主义。
黄帝到商周，是生产效能领先于人的生育生活的，人的反面消极倒退的一面，比正面积极向上的一面，要少得多。人际之间的矛盾要少得多。人的生育人口数量规模较快增长，使得脱产不用劳动，能不劳而获少劳多获的统治阶级数量和程度逐渐增多逐渐增强。到春秋时期开始超过了临界点，既超过了物理客观的临界点，也超过了人民的认识和心理承受的临界点，于是开始矛盾剧烈。在这里有一点非常能动性的是，人民的识字教育以及认识思维能力也是随之提升的，使得人民更加主动的反对统治阶级不劳而获的数量和程度。所以就显得矛盾更为剧烈。义乌桥头遗址把伏羲创立易经的时间往前推进到了9000多年前，里面的各种符号，可以说是文字的早期运用。到周朝汉字已经很成熟了，到秦始皇就统一文字了。凡是老百姓觉悟高的地方，包括心理觉悟、客观的受教育水平等高的地方，或者被启发鼓动煽动起来的地方，造反都是更容易的。所以，到春秋时候，就已经越来越不天下大同了，到战国就彻底大乱了。战国，是中华民族对于统一统治的道路，在进行选优。当然非常残酷。汉武帝初期，是统一统治确定了以后，国内的内斗，不再是国与国之间的。国内的内斗，就自然是为了争权夺利的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私欲了。独尊儒术，就是在内斗中为了满足维护统治地位需要而应运而生的。
人民总是靠自己劳动而劳而所获，不压迫剥削别人。再次，人民总是占人口绝大多数，是构成国家民族的主体；统治者却总是少数，并不是主体。先不说生产力本身即是人民的生产力，是人民的勤劳实践和主观能动所创造出来的，就单说无论生产力水平是低还是高，人民总是自己亲手劳动的。作为带领人民的人（就是现在的政治权力人物），他们的天道他们的德，是为人民的道路清除腐朽的障碍，甚至开创新的美好道路的。
不为人民生活生产的办法理论思想主义，而为内斗的办法理论思想主义，就是内耗弱化国家民族人民了。早期人们生活生产、军事政治，都相应的简单，所以统治者素质之贤能被更单纯的得以凸显出来了。在后期，统治者素质之贤能逐渐让位于权术厚黑政治手腕。早期，政治的任务是为生产为和平。汉武帝初期开始，政治的任务是为统治者私欲的维护统治地位，而不怎么管人民的生活生产。
于孔子而言，要解决人的分化这矛盾，用周礼这成熟的一套，当然来得简单，不用去创新方法论嘛。可是这旧方法不符合人的分化以及当时历史事实。孔子没有实事求是。孔子是一方面向为恶者的腐败统治者乞求。这不为奇事。关键的是，孔子同时更严厉的要求老百姓逆来顺受不做反抗，反抗就违背礼了。为了老百姓和平安宁，某人忍辱去乞求为恶者，虽然方法不对，总也算得上伟大。如果仅止于此，危害在他个人。可是同时要老百姓逆来顺受不要反抗，不就是危害更由老百姓来承受吗？所以，毛主席首先从方法论上就不赞同，主张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主张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主张造反有理。老百姓不造反，幸福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为恶者是不会施舍的。
在思想上，周礼是既成之旧法，即为统治阶级所立之法，有着统治阶级的暴力作为支撑。对于新的后人来说，既成的旧有的原统治阶级，大多都是桎梏是牢笼。桎梏和牢笼，必然要被打破，不是被自己主动打破，就是被新的后人打破。孔子信奉并坚守既成的旧有的原统治阶级所立之法，维护了桎梏和牢笼，自然是要被打破的。孔子不能与时俱进符合变化了的新的事实，更不堪的在于，他同时反对新的，那么新人怎么办呢？子孙代代之新人无穷已，旧人总要死的。皇帝不会万岁，人民才万岁。所以，毛主席才说造反有理。毛主席的“造反有理”，这造反是广义的造反，不仅仅指的是推翻反动派的革命斗争。广义的造反，指的是追求公平，造反手段可以灵活丰富，比如正面的合法的追求，比如革命的战斗的“不合法”的追求。
毛主席为什么要鼓励生育，因为新人才能对既成的旧有的进行“造反”。因为新人是一张白纸，才能更好的形成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新文化。因为改造旧人太难了，由旧人而去改造旧文化就更难了。新人总是断绝不了的，旧人特别是旧统治者自己，总是要死的。旧的统治者能够做到断绝新人的出生吗？或者杀光现有的被统治的人民吗？就算杀光了人民那么他又能统治谁去呢？难道自己统治自己，自己压迫剥削自己吗？面对新人与旧人这个最大的自然天道力量，任何人都是无能为力的。
“患不均”是天道的人之为人的正义，这里的患不均指的是针对社会分配原则和规则不公平的患不均，不是个人私欲下的扯平的斤斤计较。人生的社会性大不同，其实指的是社会分配大不同，也就是千古以来的不均之患。并不是生产力之患。生产力在一个相对时间范围内，大家都是差别不大几乎相同的，只有分配大不同。当过了一个生产力阶段到了下一个阶段，大家的生产力自然差别不大，大不同的依然是分配。
要不劳而获少劳多获，就必然有劳而不获多劳少获，这就形成一对矛盾了。而任何人，没有谁愿意被劳而不获多劳少获的。
这就像一个人的进步，不是靠创造的增量，而是靠压制甚至毁灭的减量。选择的是反面消极倒退的方向。这也是官僚文化的方法论根本，官僚往往喜欢的不是自己创造出多大的贡献，而总是喜欢踩在别人的身体甚至尸体上往上爬，用别人的献血染红自己的顶戴花翎。很多的人际关系职场斗争，这种现象很普遍的。有本事做出更大的贡献啊，可是为什么老要踩低别人自抬身价呢！归根结底，这是因为踩低别人而自抬身价，是种不劳而获少劳多获的轻松办法嘛！
以前老百姓多不识字的文盲，儒家就占这个便宜而已才显得唯有读书高，毛主席让大家都识字，他们就占不了便宜了。就必须亲自劳动自食其力了。这就是那些所谓知识分子伤痕文学的根本原因。现在则只要再掌握一点基本认识论和方法论，掌握一点哲学和学习方法，儒家就更占不了什么便宜。若是再掌握一些行业本领或专业技术，儒家就彻底没戏了。现在能占优势的，只能占信息不对称信息垄断权力垄断的优势，在经济上占优势。而在文化上，没什么人能占优势的。
毛主席就是通过普及教育，使得人们在文化上在人的主观能动性上，平等了起来。使得人之为人的人格，更加平等了起来。
这就是新中国人民的尊严，有了这人之为人的人格尊严平等，才发挥出了翻天覆地的创造力。所谓生产力，也只有在人之为人有了人格尊严以后，才能被人创造出来。以前就是人民被打压，所以什么生产力也搞不出来，自然就落后了。毛主席就是开辟了这样的一条道路！所以毛主席下的人民，无论是军人还是农民工人，才那么伟大！国民党的军人，到了毛主席共产党下，就立刻截然不同了。毛主席带领的共产党和无数人民英雄，对于新中国的贡献，就是不仅清除国民党反动派、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压迫剥削文化思想，更开创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新文化新实践这新的道路。
历史是连续的，没有过去不会有未来。过去已经过去，不能改变。未来还没来，希望永在。人，重要的是面对未来要抱有希望、指引未来。但是未来建立在过去之上。如何指引未来，必然首先以过去正确有效的理论即“真理”为基础，为出发点。其次，必然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动力，即有理想。指引未来，依靠真理和理想，二者缺一不可，不可能只依靠其一。并且，理想本身就是在真理之上才能产生的。
“真理”之“真”，与“非真”相对。真或非真，是人的认识领域里的问题。而人的认识，是“历史的”、是“即在的”、是“实践的”。也就是说，人的认识，是“对”过去的认识，是“在过去和现在所能达到的认识”，而不是“在将来的认识”，因为将来还没来，“将来”还不是“认识”的对象，只是“预言”的对象。
真理，是已经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有效的理论。在未来，它是否仍然正确有效，“现在”不知道，要等到“以后”再说。但人在走向未来的时候，需要有指引。拿什么来做指引呢？在当下，只能拿已经被证明为正确有效的理论即“真理”来做指引。但不能被它机械教条死板的束缚甚至被它“决定”了。仍然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走向未来的时候，能够做到不需要指引吗？做不到！未来虽然不确定，但是完全不可知吗？也不是！未来一定从过去开始经过现在的延续，不是完全不可知。完全不可知，才不需要指引。真理能够指引未来，就是因为通过过去的实践而建立了信任和权威。但依然只是“指引”未来，而不是“决定”未来。
让我们来回望一下来时的路。
170万年前，元谋人已经掌握了工具制造和使用，还能使用火把。我们只能猜测他们是混乱的群婚关系。原始社会男女在劳动上的身体优劣并不明显，在群婚关系下无法辨别孩子父亲是谁，掌握了生殖权的女性由此占据了较高地位。大约二十万年前，丁村人处于血缘群婚阶段，这是有史以来家庭的第一阶段。紧接着到了搭伙婚，几个兄弟娶同一个妻子或者相反。这种形式边远地区一直保留着。《隋书·西域传》中就记载，“挹怛国兄弟同妻，妇人有一夫者，冠一角帽，兄弟多者，依其数为角。”
到最后有了对偶制,对偶制是母权社会的最后阶段，男女有了固定的同居关系，孩子生父可以确定，男方参加女方家生产劳动，一起抚养孩子，有了共同的经济利益。从仰韶文化中看出，从一万年前到五千年前的漫长岁月中，随着农业，畜牧业的发展，男性地位逐渐提升，在激烈的对抗中，母权制社会逐渐过渡到了父权制社会，从妻居变成从夫居，彩礼开始出现以作为男方对女方家的补偿。妇女逐渐以纺线织布缝衣做饭育儿等家务劳动为主。在这里开始私有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儒家所称的禅让被出土的竹年记书揭示从没发生过。围绕着部落领袖权的争夺，曾经发生过此起彼伏的杀戮。禹的财产没有交给氏族共有，而是传给了启，使得候皆去益而朝启。家天下就此形成。
夏被商朝取代，夏的一支旧部逃到了古蜀，留下了灿烂的三星堆文化，他们还曾经连同其他部落征讨过商。2023年完成的DNA测试也证实三星堆人是从黄河流域来到蜀地。夏的遗民可能还有部分逃亡到西北地区，长期与月氏，匈奴为邻，这个被称为大夏的政权曾在天下大乱的春秋时期，在西北草原称霸，并被齐恒公击败而西逃至中亚，并慢慢与大月氏融合。不单止夏朝，在中原战乱时候如春秋战国秦汉，就会有战败者往西寻找生存空间，并与其他部落民族渐渐血液融合。来自中国的逃亡者，在军事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上对草原游牧民族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在几千年时间里，大月氏，匈奴，突厥，西辽，元蒙等等的的竞争失败者又不断西逃，不断吸收沿途部落，慢慢到达了东欧，西欧。在这些人到达欧洲以前，那里曾经有没有人已经无从知晓，但是从元史资料中可以看出当时广阔的欧洲人迹罕见。现在的欧洲人血缘混论，而且没有信史。直到明朝灭亡，从中国的知识，科技，文化，人才传到了欧洲，才有了后来假称的文艺复兴。大明鲸落，就像德国战败，苏联解体，他们的科技人才和各种资源被哄抢一般。后来满清落后，欧洲人自信心爆棚，给自己编造了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伪史，以掩盖自己知识的来源，崛起的真相。两三百年前的欧洲人开始有了国家的概念，这段时间相当于欧洲的秦国，强者统一了地区各占山头的几千个大大小小的领地主，建立了国家，从最早接受中国文化并且有了汉法词典以后有了第一本法语词典的法国，到跑马圈地的英国，独立战争的美国，再到俾斯麦的德国，西方国家纷纷统一度量衡，制定律法，制定语言，（以汉字含义为锚，创造了相似度很高所谓拉丁语系的表音语言），抢夺吸收来自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和财富，接收郑和的大航海时代在全球留下的遗产，比如贸易区和港口，开始了早期自由资本主义野蛮生长时期。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历史是现实的沉淀，两者都是实实在在的，不是虚无的。西方历史的虚构高大上，终归要暴露出来其如“史前史”般的真实而崩溃。西方现实的“科学”本领军事暴力，终归不能长期的自持自处而必将被超越。
没有信史的西方人是无根的、飘荡的，因而是不能自持自处的，需要“神”来做参照，或者“神”来固定自己的根，以求得西方人之现实生存并构成时间上的历史存在，也即，西方人的历史，必然是神的历史。西方人的历史的演进与分化，必然是神的演进与分化。西方人的矛盾冲突的历史，因而也就是神与神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历史——战争，也就成为宗教战争，虽然其中有着现实生存的利益，但这只是作为基础的物质需求，只起着微弱的作用。起主导作用的，是其保证和维持自身的自持自处的精神需求，即神的需求。基督教在西方仍然会把持很长一段时间。值得提出的是，西方传教士在明朝开始就一直从中国学习文化科技知识带回到欧洲，可以说的对欧洲的崛起立下汗马功劳，今天的中国大学的学士毕业服，就是来自传教士的僧侣服。
商业因商朝而得名。中国商汤时伊尹发明区田粪种，大大提高农作产量，出现余粮，因而激发贸易买卖的兴起，形成商业。商业的存在，促成货币比如做了特殊记号的贝币的流行，作为货物交换的媒介。至今和财富有关的汉字，都有贝字。但是中国最早的货币形态是源于结绳的“绳币”。结绳则是书契之前的契约机制和形态。《周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货币一开始出现时候就是一种信用货币。书契直到解放前在云南地区仍然可见。
商朝覆盖幅员辽阔，所以才有周武王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注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早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朝初期，大夏、月氏、匈奴便同时存在于中国的北部地区，并且纳入了商朝的朝贡国范围。因为商代商业发达，自商代起，民间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工亦逐渐定型，财富观念亦逐渐由拥有粮食演变成拥有钱财。同时权力的演变，亦由照顾社会的责任退化成致富的特权。富庶的生活形式开始出现，上下生活差距逐渐扩大。商朝内部等级分化十分明显，形成了严格的阶级分野，宗族制度也开始凸显。不劳而获的阶层开始出现，而且越来越庞大。那时的人其实还是很自然很自由的。越是这样对统治与被统治而且剧烈增强的趋势，是很不喜欢的，也有着适应困难症。《孟子·滕文公上》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夏代所谓“贡”，是平均年产量的十分一。周代所谓“彻”，即是井田制八户合耕的公田部分，商代的“助”与与其他两朝代不同。“助”，可说是借，意即是向人民借粮，是会还的。商代“十一而助”，天子是会发回货币给人民来清还借粮，所以《礼记·王制》亦说“古者：公田借而不税”。这样子，可以理解成商代人民享有十足收成，人民受益最多。
商到周，更多是文化之社会性更替。周文王及前各周王，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着力最多，因而启发、引导甚至鼓动、诱导、煽动，把人民号召了起来，主动进行革命，所以才推翻了商朝。因起家为此，所以周朝立朝以后才于文化和意识形态上最为注意。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管控，导致周朝逐渐搞出庞大的礼，以至于形成“礼制”，而于后世演变成“体制”，使得“体制”几近等于“礼制。
周朝将宗族制度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分封制度。它的社会结构大体分为周王诸侯卿大夫士庶民等不同权力层级。阶级分化至此趋向完成。天下是天子所拥有的天下，土地及人民属统治阶层所拥有。封建制度是天子把自己所拥有的土地人民分封给诸侯，建立层级礼制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诸侯拥有的土地称“国”，即所拥有的地域。土地制度井田制是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总根源。铁犁牛耕的出现使荒地得以开垦，粮食和人口暴增，贵族们开始土地私有化，不再臣服于周天子。因为人口增长，血缘氏族社会开始解体，拥有权力的特权阶级数目增加，同时越来越多小贵族无法得到土地二沦为平民。亦因为礼制的出现，阶级观念更严重，基层人民地位更见低下卑贱。农民逃亡反抗，劳动力大减。贵族阶层滥刑情况大增。管仲因而提出立法，以规限特权阶级对人民用刑。管仲重申以人为本施政，重提权力的社会责任，尊重人民，保障人民的生活，维持安稳的社会，这样人民才会更加勤奋劳动，统治者收益也将更大，并以此论据来争取人民的生存权利。人民生活没保障便会作反，这便是管仲的“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管仲是法家的创始人之一，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的人。他的思想在春秋当代影响很大，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各国纷纷改革，削弱贵族阶层的势力，寻找新的生产关系。
政治的内容，一方面是意识形态上的“说”清楚，另一方面更多的是“做”好事。即具体的国防安全和经济民生了。而国防安全主要是军事和军人，经济民生则就是全民了。所以在和平年代的政治，主要就是经济路线与实施的事情。政治斗争也就是经济路线与实施上的斗争。经济即政治，政治即经济。当经济秩序出现问题时，首先是政治秩序出现紊乱。政治秩序可以用思辨和推演来修正，这正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体现。达到这个高度的人类社会必须要能够在经济利益中浴火重生，就是说公私这一对天然的矛盾需要政府的调节。“故天之道，损有余而益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
马克思的立场和方法，是和中华文明相似或相同的——即都是从劳动人民的立场出发，用实事求是的方法。马克思的许多文章和活动，都是在劳动者（主要是工人）和资本家的斗争中，才形成的。而中华文明的社会伦理（或叫做社会关系），最主要的也是在实事求是的劳动生产和与统治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上世纪七十年代，迫于社会主义阵营竞争压力和革命输出，欧美资本家不得不提高工人工资福利，施行更多公益性社会保障，严厉打击中下层官僚的贪污腐败，吸收社会主义先进制度，进行资本主义改良而延长寿命。
战国诸国中以商鞅变法改革最为彻底，生产力得以提高，也最终帮助秦国获得胜利。“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韩非子·问田》）。氏族制瓦解，井田制废除，郡县制普及以扁平化管理，增强中央集权。郡县制相比分封制需要更大的对资源的组织能力，各个庞大的基础设施系统如国防，物流和信息的流通是需要巨量的社会生产剩余才能支撑的，其成本不能超过当时社会最大承受能力。至今中国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欧美，实行的仍然是郡县制。不止郡县制和律法，这个世界上军功制，宰相制等政治制度，都是受到秦朝制度的影响。也可以说西方国家在两三百年前有了国家概念以后，是借鉴秦始王的做法而建国的。
秦国田税制度诞生，土地私有被承认，地主阶级随之自然产生。以家庭为基本劳动单位的小农经济让男女劳动力差别更加明显，父权制度因此不断增强。这种情况直到工业时代才得到改变。妇女解放运动可以说是西方工业化大生产带来的。英国的工业革命，起步于妇女的传统强项纺织业。欧美人口稀少，在机器普遍可以代替大量手工生产的时候，越来越多妇女进入了劳动力市场，甚至慢慢被给与了选举权。后来在中国则有妇女能顶半边天文化输出国外。
为何古代中国无法实现工业化？这是古人有意选择的，且该选择是独特的。从汉朝建立以后，内斗和维稳成了政治主题。中国古代还是描述为农业社会，不能描述为工业社会的。因为中国古代农业占的比重太大了。但是工业虽然比重小，可并不是所有工业都没有工业化，还是有很多工业都“化”了的。另，即使有些工业没有“化”，但其点状之状态是已经具备了的——也就是说，该工业的技术是已经具备了的。在中国古代，人力资源是足够的，而近代西方人口少，反而对从明朝来的技术趋之若鹜，用机器工业来弥补人力的不足。当生产关系长期严重制约生产力的时候，新技术跑到了地广人稀的欧洲，得到了发展空间。这个过程中一直都有华人直接参与技术的讲解和改进，只是这个事实随着岁月不断被洗去。举一个我们能知道的例子，钱三强回国前是居里夫人的助手。直到今天世界霸主美国的科研实验室里，干活的大部分都是华裔。蒸汽机，西方人都不敢声称是自己发明的，而是称自己是改进者，虽然他们又编造了个“野史”，说最早是个奥地利人发明的。蒸汽机在明朝时候已经运用在船上。西方工业超越中国的时候，三千年未有的变局让国人认识到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的文明的火把第一次从中国丢失。普罗米修斯把火把盗走了。西风压倒了东风。
商业资金利润和地主剥削土地所有制高度结合，联合他们扶植的官僚资产阶级对中国最主要人口浑浑噩噩的农民阶级的联合剥削，中国始终根本无法成为有效扩大社会再生产的资金。毛主席深刻认识到中国想实现工业化、进入工业文明，实现现代化，最应该消灭的最大的内部障碍，就是乡绅地主阶级。于是，他探索出了将中国最农民阶级组织起来，让群众政治化，让整个中国组织起来，形成前所未有的社会大整合，有计划有步骤的集中组织中国进入工业文明。新中国在毛主席时代，国防军工的重工业和重化工工业是放在关键甚至首要的地位，这就是当时的独特选择，是有意而为之的。当然也可以说是被迫而为的。
并且在毛主席以来以及以后，更明确了领导人是人民的一份子，而不再是天子，权力来自于人民，而不是皇帝权力来自于天，臣子权力来自于皇帝。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代表大会，这是权力的基本盘，而中央委员会则是权力的骨干盘，中央政治局是权力的中心，政治局常委是权力的大脑和旗帜、发动机。中央人民政府（特称为政务院，政务院后来改为国务院），各级人民政府。政府是国家机关，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那么政府就是人民的办事员（公仆）。党是人民的一员，这“一员”是先锋队，由人民培养出来的，被人民推选出来的，受人民委托和期望的，被人民监督和奖惩、罢免的。即“贤能”。党代表人民来领导和管理国家。人民具体设置各类国家机关来办事，政府即国家机关之一（还有国家检查机关、国家审判机关、国家监察机关等）。毛主席搞的制度是这样的。
文明上升到国家民族政治阶段，西方是很晚的。那么单就政治而言，西方民族由于血缘混乱，文明的民族化程度很低。于是只较多表现为各股势力的生活生存型之争，较少表现为生产型之争。于生产型斗争上，西方人自身无力，则转向生产资料的掠夺。这是西方人文明史的主要内容和形态。当后来国家形态逐渐成熟以后，对生产资料的掠夺就成为了他们的文化传承。所以在国家层面上的政治，就是在掠夺中的各股势力的斗争，各股势力旗鼓相当，谁也不能战胜并统治谁，因而一盘散沙，也就“民主”的互相商量互相对峙互相妥协了，这就是西方的民主。
在这民主基础之上所形成的政治，也就是所谓的契约政治了。他的政治管理也就是契约管理或合同式管理。政治表现形式也就是违反合同遵守合同仲裁合同这种层次了。
他们是没有民族性的发展目标的，什么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为国为民这类的中华文化，他们是没有的。所以他们投票选举型的政党政治，就是只顾眼前了。但是由于财富和权力有着世袭的需求，为了个人及其家族这极少数人的利益，资本大家族还是有着一定长远的眼光。可是因为人少，他们的智慧和力量的持续性是不够的，远远不能跟我们家国同构的血缘亲人以至于全民族的合力相比。
资本大家族由于与人民的利益相违背，所以不敢公开掌握政权，怕被人民的怒火所消灭。因此无论是行事还是国家层次的政治，总是做不到阳谋，而只能阴谋。资本大家族所派出来的站在前台的代理人，就必然受制于阴谋。因此，西方政治管理的形式，就是契约合同范畴下的阴谋，虽然有着一神教的宗教外衣，但是总是不能长久的。
而我们中华则不同。中华的政治，是天道的政治。政治人物哪怕是虚伪，也必然不得不口头上遵循天道，否则他就混不下去。这是反面的情况。而更多的是正面情况，即政治必须以德配位。起主导作用的政治人物，在长时期时间范围内，总是要说为人民的。到了土地资源高度垄断，底层人民没有活路的末世，就会爆发战争。“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在沉默中爆发，在爆发中活着，无数次的杀戮。
西方政治是资本大家族和前台政客的事，新中国政治是人民的政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意思就是人民掌握了治的权力下，人民自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把握如何治的本领，继续去治，即继续革命。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事物运动是有客观规律的，规律性不是永恒不变的；人对事物是可以认识的，认识也不是永恒不变的。
拨开历史的迷雾，看清身边的现实；立足明确的事实，构想可知的未来。“执今之道，以御今有。”人们在寻找探索“道”的过程中，遇到太多难以琢磨的景象，然而，总是要向前看，以历史为指引，寻找解决办法。不同矛盾有不同解决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行动中要区分哪个是主导作用的主要矛盾，哪些是属于附庸地位的次要矛盾。当一个矛盾解决以后，新的矛盾也就诞生了，再想办法解决。如此，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让我们来读读我们的开国领袖在新中国建国不久的1956年关于中国的未来说过的这么一段话：
——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现在已不存在障碍中国发展的力量。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可是这已不是我这一辈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当然即便不好总不会像蒋介石时代那样黑暗，是辩证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
作家在寻找着人民，人民也在寻觅和呼唤着作家。在人工智能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的时候，某一个人在某个角落键盘噼啪的时候，也许一种的新的社会伦理理论诞生了呢。
【文/望友，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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