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不应当被研究成让国家四处“拼命”的学问。毛泽东同志说：“‘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这就是说，拼命只是战役层面上的事，绝不能将它上升到战略，尤其是国家战略层面。1937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提出“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拼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则根本不干”的原则。由于坚持了这一原则，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中国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英国的麦金德，德国纳粹时期的豪斯浩弗，美国的凯南、布热津斯基等为自己的国家提供了一整套导致国家为争地盘而四处拼命的战略，结果他们的国家却倒在这些学者的眼前。
学者与政治家对地缘政治的认识有着重大的差别：学者注重并能较好的把握地理中的点与面的关系，以麦金德为先驱的西方的地缘政治学者还破天荒地为人们提供了从整体上认识世界地缘政治的全球框架，他们理论的缺点同时也是其优点的过度延伸。他们在纸稿上尽情浑洒他们天才想象的同时，又得鱼忘筌，注意了地缘却忽略了政治，结果写出的只是一部部优秀的“地理手册”而不是“地缘政治”。他们笔下的“形胜”没有一个是不重要的，他们书中那一个接一个的“枢纽地带”宛如一串动人的“塞壬的歌声”，诱使着他们的国家为争地而四处“拼命”，由此拉长战线、透支国家资源并导致国家的衰落。
卡尔·豪斯浩弗（Karl Haushofer，1869-1946年）说：“在地理上无知的代价将是巨大的。”可惜的是，豪斯浩弗本人的理论就过于深入地理而由此失去了政治。英国地缘政治理论学者杰弗里·帕克评价说，正是“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思想促成了1945年5月第三帝国的众神之日”。如将这个评价用于西方许多地缘政治学者及其理论也是合适的。1908年，英国寇松勋爵在他的《边疆线》一书中就疯狂主张：“沿着上千英里的遥远疆界，都将出现我们20世纪的边防骑士（Marcher Lords）。”结果，与20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凯南、布热津斯基的学说一样，寇松的地缘政治学说成了让英国为扩张利益无节制地四处拼命的学问。基辛格说：“凯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墙都已配置卫兵防守，他的观点对此有决定性的贡献。事实上，由于岗哨林立，美国可以大大自我批判。”
地缘政治不应当被研究成让国家四处“拼命”的学问。今天回首再看，英国的麦金德、德国纳粹时期豪斯浩弗、美国的凯南、布热津斯基等为自己的国家提供的就是这样的研究。与此相反，有成就的政治家们则在吸取和运用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认识不同地理空间的不同特点，较好地把握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能力的配匹关系，他们认识和提炼出的结论会使国家培养元气，行稳致远——而这恰恰是麦金德等地缘政治学者力所不及的。
毛泽东同志深知，远战当速、近战可久。比如，抗美援朝能打三年，因为朝鲜离我们近，部队和辎重随时可以补给和撤回。在西南对印作战则不同，那里路远势险，毛泽东用兵就是速战速决，不然后勤跟不上。“穷家富路”是老百姓都知道的道理。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扩张的幅度其实非常小，基本上就是把自己的版图和边缘地区控制住，这是因为他明白扩张越过极限就会走向反面的道理。莫迪上台前，调门曾经很高，什么西向红海，东向太平洋，进军南海等，还搞了一个所谓“新印度洋战略”。我们对此无需在意更不能当真，因为体重加引力场决定一个人跳跃的高度，看看印度那瘦弱的“身板”，就知道高调门是没用的。
中国学者当汲取西方地缘政治学对本国发展带来的恶果，研究出有中国特色并服务于中国人民的地缘政治理论。
【文/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红歌会网专栏学者。原载张文木战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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